“中产阶级”滑落为底层 为何如此容易？ 欧洲价值 8/18/2022 “阶层下滑”这个词，近期常常被人提起。 对于我这代80后来说，早已习惯了一种生活模式——只要努力，就有希望改变人生。从中考到高考，再到工作，只要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就能把小日子过好。阶层跨越的难度虽然也很大，但空间始终存在。一个大山里的孩子通过高考改变命运，成为大城市里有车有房有盼头的白领，在我们这代人中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可从历史上来看，这从来不是人类生活常态。它过于平顺，以至于让许多人忘记了还有“阶层下滑”这回事。 在过去十几二十年里，人们提起阶层下滑，往往集中于“因病返贫”之类的意外上，它属于个例，不具备普遍性。至于中等收入阶层，更是被视为能够抵御风险的群体。大家都没想到，阶层下滑其实很容易。比如原本收入优越的一线城市互联网大厂员工家庭，因为一次裁员而失去收入，同时还背负着每个月几万元的房贷，就意味着一夜之间的阶层下滑。他们的抵御风险能力，可能还比不上小县城里月入三千的编制人员。 当经济出现波动，一些行业停滞甚至消失时，人们会发现昔日最来钱的“风口”，会突然变成黑洞。那些原本享受行业红利的中等收入阶层，也会突然变成最无助的群体，他们的下滑速度往往比其他人更快。 Register NOW 如果要找原因，那么时代变得太快、中等收入阶层自身的脆弱，都是关键因素。毕竟，很多中等收入阶层的根基，是建立在行业的根基之上。行业享受荣光，他们也享受红利，行业一旦脆弱，在遭到外力干涉下迅速崩塌，自然也会让他们脆弱。 相比之下，老牌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因为行业的持久稳定性和社会整体保障，整体来说牢靠得多，但即使如此，“阶层下滑”也是存在的。 日本作为发达国家，曾有“一亿总中产”之说，中产阶层也被视为社会最稳定的力量。但在学者桥本健二看来，随着社会差距不断扩大，阶层流动减少，日本社会发生了极大的质变。非正规工人的增加形成了庞大的贫困层，导致贫困率上升，进而导致未婚率上升，三成人口最终因为经济原因无法组建家庭。 在《新型日本阶级社会》中，桥本健二通过对东京都中心半径50公里以内20—69岁居民的调查详细的数据分析，试图证明一点：随着日本社会不平等的加剧，过往的“差距社会”一词已经不再适用，呈现的是“新型日本阶级社会”模式。 何为阶级社会？桥本健二的定义是： “所谓阶级，是指因收入和生活水平，以及生活方式和意识等的差异而被分隔成几个种类的人群……各阶级间的差异巨大，而此差异又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即谓之阶级社会”。 桥本健二还对“一亿总中产”这个概念祛魅，认为它并非是指一亿日本人真实拥有中产阶级的物质生活水平，它只是反映了经济高速增长时代日本人的阶层归属意识：有一亿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 我们身边也能找到许多这样的人，甚至更多。只要经济还在增长，人们就有过上好生活的预期，预期会影响人的判断。比如很多居住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人，会认为自己身处的环境就是中国的全部，又比如知乎上的人均年薪百万，这些都是一种“归属意识”。 事实上，在经济增长时，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自己属于中间阶层，但经济放缓甚至倒退时，人们对生活水平的认知就会更“实在”，更能认清差距的存在。你看，现在很多人不就终于认识到自己的脆弱了吗？ 同样应该被祛魅的还有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在习惯认知里，写字楼里的高级白领，只要收入符合，那就应该被纳入中产。但老实说，无论是高级经理人，还是有机会通过股权致富的程序员，都不完全符合中产的标准。因为所谓“产”，不仅仅是指房和车，更是指生产资料。可是，无论是一个高级经理人，还是996程序员，都并没有拥有生产资料。换言之，他们的财富依附于自己供职的公司，连工作环境和工作用具都属于公司。所以，为什么很多中产特别容易坠落？因为没有生产资料的他们其实是“无产阶级”，压根就不具备真正的保障。一次炒鱿鱼，就可能是万劫不复。 桥本健二认为，新型日本阶级社会的一个副作用就是保守思维的兴起，比如更加排外，对多元化心存疑虑。我们对这一点应该也会有所感受“宇宙的尽头是编制”就是保守思维的一种体现。虽然数据上无法证明低学历低收入的底层年轻人正严重趋于保守化，但在桥本健二的分析框架里，仍可看出底层与排外主义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正如书中所言： “下层阶级与其他阶级相比并不一定更支持排外主义。但是，下层阶级有着其他阶级所没有的特征：即这一阶级当中对旨在缩小差距的收入再分配政策的支持倾向与排外主义结合在了一起。” 更让他悲观的是，“要实现缩小差距与消除贫困的政治路线着实让人费解。有利的阶级的人们容易安于差距扩大的现状，而不利的下层阶级对缩小差距的诉求又朝着错误的方向误打误撞。” 书中写道，在从事第一份职业时成为下层阶级的年轻人很难再流动到新中产阶级，许多人后来就一直停留在下层阶级，或者向正规工人、旧中产阶级流动。由此可见，就业冰河期对新中产阶级出身的年轻人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