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分享： “我们全家都得新冠了。。。” By WeChat User 11/29/2021 我们全家都得新冠了，最近刚痊愈，聊一聊我们的经过，顺便说一下疫苗的体会。 我和我老公40+, 没有基础病， 家里有三娃，5 岁，8 岁，11岁。 我打了疫苗，我老公没打， 我家三个娃没打 。 我老公之所以没打，是因为他之前得过新冠（是的，他的人生完整了，居然得了2次新冠），他第一次得新冠 的时候，是轻症，约等于无症状，他当时觉得新冠没有想像中的可怕，而且他自认为有抗体了，就没打疫苗。 我是7月打的疫苗，当时考虑到3个娃不网课了，要进学校上课，风险大，怕传染给我，所以就打了（ 现在想来，是个多么正确的决定啊）。 我们是我家老三先得的新冠，然后传染给全家的。 我觉得老三是在学校被传染的，因为那几天他们班上好几个小孩因为“ sick”请假， 就是请假2天，然后好了又回来上课，学校又没有强制要求“sick”的小孩去测新冠，不测就不知道是不是得了新冠，然后就回来上课。真的觉得有些家长挺自私的。。。。。好吧我发个牢骚，因为确实这次得新冠把我搞得挺痛苦的。。。。 我家老三是11/2号 星期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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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岁台湾老兵回陆寻母: 15岁参军, 母亲苦等71年 文章来源: 今日头条 11/26/2021 穿过风雨，拨开云烟，故乡的明月会照亮游子归家的路；白云孤飞，魂牵梦萦，异乡的泪水会映射出父母的身影。 无论何时，“家”总是漂泊之人心中的港湾。 而对于一位朝枚之年的老人而言，“回家”是71年不曾遗忘的坚持，“母亲”是71年痛彻心扉的想念。 2008年，一位须发银白的老人在孙子的搀扶下踏上了大陆的土地。他颤颤巍巍地来到了相关部门，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希望国家政府能帮他寻找71年未见的母亲和妹妹。 这位老人是谁？他为何与家人分离71年之久？而最终，他见到自己的家人了吗？ 生不逢时，年少丧父 这位老人名叫谢春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才9岁；6年之后，“七七”事变爆发，他也不过15岁。可以说，谢春生的少年时期就是在战火纷飞中度过的。 当日寇的铁蹄无情践踏着华夏大地时，当同胞的鲜血浸透脚下的黄土地时，许多家庭开始了流亡生涯。无数人拖家带口、背井离乡，只为赢得一口喘息。 母亲看着逃亡的人群，忧心忡忡地问父亲，他们要不要也逃？ 父亲站在门前静默半晌，说道：“逃到哪里去呢？现在哪里没有小鬼子？逃出去也不一定能活啊，呆在这里好歹有个家！” 就这样，父亲、母亲、谢春生和妹妹，一家四口人留在了祖居的小村庄。一开始，他们还天真地以为，日军来过几次，抢完东西就不会再来了。 可是，魔鬼焉有怜悯之心？无恶不作的禽兽又怎么会轻易放下手中的屠刀。 谢春生所在的小村庄从此永无宁日，日寇一批接一批地来。抢完值钱的东西之后就抢粮食，抢完粮食之后没得抢了，就开始抢人杀人。 每一次在日寇进门之前，父亲都会把谢春生母子三人藏到地窖里去，独自一人和门外的恶魔周旋。 等日寇烧杀抢掠一番离开之后，父亲才会把他们从地窖里拉出来。出来之后他们入目的场景总是一片狼藉，仅剩的一点粮食也被劫走了。 母亲总是难过地落泪，而父亲则会安慰家人：“人活着就好，活着就有希望。” 父亲一如既往地乐观，也会经常教育15岁的谢春生，让他学会担当，以后如果父亲不在了，要照顾好母亲和妹妹。 谢春生听进去了父亲的教诲，但他从没想过，那一天会那么快到来。 这天，日寇例行的扫荡过后，父亲迟迟没有打开地窖的门拉他们出去。母子三人都隐隐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谢春生想溜出去看看，但是母亲一把拉住了他，让他和妹妹乖乖呆在地窖里，自己出去看看。 …
揭秘：1954年14000名志愿军战俘去台湾真相 来源：人民网 11/24/2021 许多战俘仍记得那些人在1952年4月7日-8日间的疯狂。冉宏图说，那一夜之间，仅他所知就有99人惨遭杀害，有300被割肉挖心。最终美方得到的甄别结果是，14000名战俘声称自愿去台湾。 1954年1月20日，早晨9点，前志愿军67军200师600团战俘冉宏图，混杂在14220名挥舞着青天白日旗、高喊“回台湾”的战俘中，离开了朝鲜板门店附近的联合国军战俘营。 扛着孙中山、蒋介石巨幅照片的台湾代表团迎上来，向战俘们表示热烈欢迎。有资料说，战俘们纷纷向孙和蒋的照片致敬。 在美军陆军第八军的护送下，530辆卡车把战俘送到仁川。在这里，他们转乘15艘美军运输船去台湾，美第七舰队和美空军第五军则一路随行保护。 在海上漂泊了88个小时后，他们才到达目的地—台湾基隆港，另有142名重伤病员，已先由军机直接送往台北接受治疗。 细心的人们留意到，领着欢迎人群站在岸边的蒋经国，正在擦拭眼中的泪水。作为国民党事实上的军情系统主管，他完成了一项影响台湾命运的任务。 同样心情激动的还有蒋介石。1月23日，接到伤病战俘先期乘军机平安抵台的报告后，这位败退台北后，饱受失眠症困扰的67岁老人安睡了9小时。 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实为今年来最安眠之一夜也。”在日记中，蒋介石把此事称为“五年以来精神上对俄斗争之重大胜利。” 这些前辈真的不易！ 命运的转折时刻 志愿军战俘问题专家、美国芝加哥大学加州分校历史系博士常诚认为，若蒋介石在朝鲜战争中袖手旁观，那么正如他在北京及华盛顿的敌对者们所预料及希望的，台湾国民党政权很可能已在1950年代崩溃。 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式宣布，美国对中国内战采取不干涉政策，不会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和军事顾问。同日，坚持认为“台湾从来不具有非常重要战略意义”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强调“美国将会继续供应台湾岛上所需要的化肥，并推进农村重建项目，但是……任何进一步增加军事援助和军事顾问的方式，都是不必要的。” 国民党政权失去大陆后，台湾沦为中美博弈中的弃子，正面临崩溃出局的绝境。蒋介石甚至已绝望地公开声称：“我政府代表必将被驱逐于国际社会之外，此乃成为已定之局。” 1950年5月17日，美国大使馆代办师枢安称，“台湾的命运乃已定之局。中共将于6月15至7月间攻台”。5天后，美国政府发布撤侨令：“所有美国人应当尽快撤离台湾”。 71年過去了，現居香港的抗美援朝老戰士楊抗生至今仍無法忘懷自己長眠於上甘嶺戰場的戰友，就像那瀰漫在朝鮮半島上長達三年的砲火硝煙，在歷史長河中亦久久無法消散。1952年，未滿16歲的少年楊抗生，偷偷將年齡改為19歲，加入中國人民志願軍第四十四軍。幾乎同一時間，土生土長的20歲香港青年蕭伯，也滿懷報國熱情，從香港來到廣東，加入了中國人民志願軍第三十八軍，兩位少年的命運由此刻開始改變。 这之前，艾奇逊在3月7日写信给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试图阻止25辆M – 4谢尔曼坦克和25架F- 80战斗机运往台湾，尽管这批军火是国民党自己掏钱买的，但是—“这批装备可能落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手中。”没有人怀疑新生的红色政权攻打台湾的速度。 “美国人相信北京会在1950年底以前取得台湾，北京将成为唯一代表中国的政府，美国随后将会承认北京的中共政权。”佛罗里达大学教授约翰W斯帕尼尔说。而美国与国民党蒋介石多年的关系，也将随着台湾易手画上句号。 偏居东南一隅的国民党政权看上去已朝不保夕，转瞬覆亡的命运似已不可逆转。然而，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 绝望的蒋介石看到了一线希望。次日，蒋介石就向麦克阿瑟表示，愿意提供3.3万名军人赴南朝鲜作战。 …
抗美援朝志愿军战俘去台湾后，过得好吗？ 来源：千里博客 11/24/2021 志愿军战俘是一个与“冰雕连”一样沉重的话题，关于这些战俘在战俘营的遭遇，战俘们的遭遇及无助、凄苦的表情让人终身难忘，难怪有些镜头被作为绝密资料尘封数十年。然而这些前辈毕竟为国殊死奋战过，他们不应该被遗忘。 据统计，志愿军战俘中有6673人回到了大陆，14334人到了台湾，另有12人到了印度。 这些战俘回到大陆后，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待遇，后又给予平反。鉴于这方面的资料较多，就不赘述了。那么去台湾的这14000多人，又过得如何呢？ 1. 赴台过程 1954年1月20日，早晨9点， 14000多名战俘挥舞着青天白日旗、高喊“回台湾”的口号，离开了朝鲜板门店附近的联合国军战俘营。扛着孙中山、蒋介石巨幅照片的台湾代表团迎上来，向战俘们表示热烈欢迎。不少战俘纷纷向孙和蒋的照片致敬。在美军陆军第八军的护送下，530辆卡车把战俘送到仁川。在这里，他们转乘15艘美军运输船去台湾，美第七舰队和美空军第五军则一路随行保护。 在海上漂泊了88个小时后，他们到达目的地 — 台湾基隆港，另有142名重伤病员，已先由军机直接送往台北接受治疗。 2. 回台伊始 台湾方面动用了极高的规格来欢迎志愿军战俘抵达台湾。蒋介石派了蒋经国、张其昀、谷正纲等到码头欢迎。站在岸边的蒋经国，甚至流下了泪水。欢迎场面之宏大，媒体报道之热烈，自不必说。上岸后，又分乘225辆军用大卡车，分成5个支队，由摩托车队前导，救护车、通讯车随行；另外还有国民党安排的广播车沿途播放歌曲散发传单。车队到达台北后，沿主要街道行进，沿途不断有人燃放鞭炮，一派喜庆气氛。 1月23日，心情激动的蒋介石接到伤病战俘先期乘军机平安抵台的报告后，这位败退台北后，饱受失眠症困扰的67岁老人安睡了9小时。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实为今年来最安眠之一夜也。”在日记中，蒋介石把此事称为“五年以来精神上对俄斗争之重大胜利。” 台湾还举行了盛大的欢迎集会，“行政院长”陈诚在会上致词。不久，蒋介石还派“总统府参军长”桂永清代表他前往各“义士新村”及各医院宣慰战俘们。2月4日，他又出面接见战俘代表三十余人，对他们“慰问勉励”。他说：“你们这次回到自由祖国的怀抱，就犹如被匪绑票日久的子弟，经过了漫长的挣扎和斗争，终于获致了今日，比父兄子弟团圆欢欣更为有意义，有价值，无比快乐和胜利。”他要求全体战俘“为三民主义而奋斗”。1955年1月23日，台湾当局为纪念战俘们到台一周年，又将该日定名为“自由日”，发起“条条大路通自由运动”。 3. 台湾的承诺及安置情况 然而喜庆过后，台湾方面“战俘去台湾后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不肯去台湾的，可以选择前往中立国”等承诺，并没有兑现。“行政院长”陈诚在视察大湖、杨梅等地志愿军战俘驻地时，曾虚弱地解释道：“国家的自由和个人的自由是分不开的，要争取个人的自由，必须争取国家的自由”。 欢迎活动结束后，战俘们立刻丧失了做“自由平民”的权利，失去自由，并被迫接受国民党方面所授予的“义士”的“荣誉”，被集体送往台北市郊的苦苓岭接受洗脑。台湾国军“总政治部”在这里设有一个叫做“心战总队”的部门。还施以密集课程，强迫‘义士’上课，灌输党国思想教育。台当局又发起所谓‘请缨从军运动’，强迫战俘签名附和。两个月的“思想训导”之后，台湾当局于1954年4月5日公开宣布：全体志愿军战俘“宣誓加入国军部队”。在编入之前，蒋经国领导下的“义士就业辅导处”曾对全体战俘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其比较关键的几项数据如下：战俘总数14334人，其中21-35岁年龄段者12229人；文化程度为大学者仅4人，无学历者6986人；军官、士兵比例为1：10。这些调查资料，直接影响到了台湾方面对战俘们的分配调拨。 “就业辅导处”制定的志愿军战俘“志愿加入国军”的门槛是：16岁以上40岁以下；体检合格；政治考察合格。结果，大约有12300人被编入国军，占战俘总数的86%；其余2000余人，有1000余人因为年龄不合标准而被淘汰，以平民身份另行安置；此外还有1000余人，究竟因何原因未被编入国军，则不得而知；其具体去向，也尚无统计资料披露。 为便于消化，每个军事单位只分配一个战俘。他们先是被编入新兵营接受基本的军事、政治训练，然后被“个个击破”式地分散分配到各个具体单位，原则是每个单位只分配一个战俘，如此来保证战俘们被孤立后能够迅速“融入”国军。至于部分被分配到军事单位，但始终心怀不满的战俘，则多被送往特设的“反共义士感训团”接受二次洗脑，待政治思想合格后再返回军队；仍不合格者则有可能被送往“火烧岛”监禁关押。 至于战俘们参军后的具体待遇，受自身文化程度的影响比较大。陈诚在台湾担任“行政院长”期间，很重视专门技术人员，为这类公职人员制定的薪酬比普通公职人员高出许多；军队系统也不例外。战俘们进入新兵营后，经常被鼓励去考取各种技术类的特训班以及各兵种的专业学校，有一定文化的战俘因此受益颇多。至于那些文盲、半文盲战俘，则大多被分配去当列兵、伙夫、马夫、勤务兵，虽然有按“年资加俸”的优待，但境遇与有文化的战俘比起来，就相差甚远了。尤其是退伍后，许多人只能干些底层的粗活，生活大都比较困苦。当然，最实际的，还是1954年10月5日通过的为国军士兵制定的《授田条例》，按照这个条例，每个退伍的战俘将被授予年产两千斤稻谷的田地。只是台湾田地本就很少，等轮到这批“义士”们授田时，已经无田可授，最后当局选择以发放与田地价值相当的现金作为补偿。 4. 战俘们的国际活动 1954年2月到11月，台湾当局组织各种“义士访问团”在岛内外到处活动。台湾当局非常看重这些战俘们所带来的宣传效应。所以，一方面战俘们被强迫参加国军，另一方面，台湾当局还组织了各种各样的“义士访问团”，到处“出访”。1954年2月到3月这段时间，“义士访问团”主要局限于访问台湾本地各县、市以及各部队；从4月份开始，“义士访问团”开始被陆续派往海外。参加访问团的战俘，主要是原战俘营里会英语的亲国民党骨干；这些骨干分子，部分是原国民党干部或士兵，部分则是台湾派遣进入战俘营的特务；而且各访问团均配备有台湾当局的情报人员作为“顾问”，以便监督。菲律宾、泰国、日本、越南、美国、古巴、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均曾多次留下“义士访问团”的足迹。 …
蒋介石最信任的团长，赴台时跳下军舰游回大陆… 文章来源: 真实战争故事 11/11/2021 从小，史一科就觉得父母不一般。 不仅母亲的发型不像其他阿姨，父亲走起路来也比别人精干。 但再具体的，她也说不上来。 直到有一天中午，她像往常一样去公司叫父亲回家吃饭。刚到门口，就人被拦住了。 果然，父亲骗了她。 人一生中有很多重要的日子，我印象最深是1959年9月的一天。 中午时分，我像往常一样，到家附近的百货公司，叫爸爸回家吃饭。 刚到公司门口，有熟悉的阿姨拉住我小声说，科科呀，你咋还来呢，你爸他都被抓了。 啊，坏人才会被抓，爸爸这么好的人，怎么会被抓呢？ 我想不明白，也不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 那年我刚8岁。 1 父亲告诉我，我们一家是解放前夕逃难到湖南郴州的。 刚到郴州不久，钱就花完了，不能继续住旅社，当时母亲又快要生二哥，只能先想办法解决住房问题。 父亲拉着大哥，扶着即将临盆的母亲，沿着郴江河畔，一路走，一路观察，寻找住处。 来回走了三天，终于在苏仙桥下发现了一茅草屋，这里不错，喝水、用水都不用花钱。父亲推开了草屋，发现里面住着一个独居老人。 无路可走，父亲只好将母亲扶过来，说一家人逃难到此，想在这里暂住一段时间，因为妻子马上要生小孩了。 心地善良的老大爷看了看母亲，马上说行，当即起身卷起铺盖就走。父亲无比感激，拿出两块光洋给他，没想到老大爷拒收了。 老大爷一个人去附近山上盖了间茅草屋，独自住了下来。这是父母来郴州的第一个大恩人。 二十多年后，老爷爷病故，父亲亲自为他办理了丧事。 父亲很能干，为了让身体不便的母亲住的舒适一些，他买来草料将茅草屋隔成三间，还改造成尖顶型草屋，屋四周扎着草坯。 因草屋靠在河边，父亲用6根木桩伸向河里，木桩上架成小木根和竹片，这就成为一个露天阳台，从台上可直接打水喝。 …
老兵回忆抗战：我最难过的是用大刀处决逃兵 来源：杭州日报 11/02/2021 人物简介：罗文波，祖籍广东开平，1923年出生于澳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考入黄埔军校独山分校，毕业后先后担任隶属国民党第九战区第十军的特务排长、连长，参加了长沙、常德战役。1944年6月，亲历艰苦卓绝为时达47天的衡阳保卫战。获颁精忠救国银质奖章，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题赠签名相片以资留念。内战爆发后，罗文波先生不愿打内战，主动要求退伍，回到故里后转道香港，在船务公司工作了40馀年，后来去了台湾，最后定居在加拿大。 对罗文波的采访时间：2010年3月16、17、20、24日。地点：Vancouver B C Canada。 阴差阳错，求学路上从了军 我原籍广东开平，1923年农历四月十五出生于澳门，上面有四个姐姐。父亲长年在祕鲁谋生，最后病死在那里。我小时候在澳门读小学，只读了四年书，因为家里没钱，就没得读了。后来，二姐姐在广东曲江五里亭“万国医务团”工作，可以供我读书，于是，只读过四年书的我报考广西桂林大学，结果被备取了。 我去桂林读书的时间大约是1941年。路过湖南衡阳时，没有了钱，在火车站逗留，忽然上来五六个当兵的，说要检查，他们以为我是姦细，关了10天后把我带到县政府。 审问我的人叫容有略，是黄埔一期学生，当时担任第十军参谋长。容有略是香山湾仔人，香山湾仔就在澳门的对面，他同我也算是老乡了。他先问了我有关澳门的一些事和个人情况，然后问我出来干什麽，我说打算到桂林读书，他就说这年头读书没用，你这麽聪明，还不如去读军校，出来当军官，打日本人。我说好的。 于是他们就送我到设在贵州独山的黄埔军校独山分校学习。学校约有三百多名学员，我们属第十七期，我们班五六十个人。在军校训练很苦，有位名叫彭光烈的四川籍教官，动辄体罚我，让我双手高举步枪，站在太阳底下，从上午到下午八个小时，连尿尿都不允许。 除了训练，还要去锯树，造房子，为下一届学员入学做准备。我训练很刻苦，教官让我与他对打，总被他打趴在地上。教官就用竹製的刀打我，让我爬起来再练。经过苦练，后来教官终于被我打败了。在军校时，爬山比赛我得了第一名，奖了五斤猪肉，第二名奖了三斤。 夏天、冬天都过了，我大约读了十一个多月的军校，出来后就加入部队，驻扎在湖南的常德、长沙、衡阳一带，与日本人打仗。 常德会战，先喝一碗壮行酒 你让我说我们驻扎长沙的情况吗？好的。 我参加了第三次长沙保卫战，由薛岳任湖南省主席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我们是他所辖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师长容有略。我在师部直属特务排，任排长。 常德会战，我们奉命增援，攻占德山。当时，我们往上冲，日本人机枪往下扫，死伤很多，攻占不上。长官让我们衝上去肉搏，部队在后面扫射，我们的许多人和日本兵被一道打死了。到了晚上，我们绕道悄悄摸上去，用枪打，用喷火器喷，下面的部队紧接著往上冲，终于把山头占领了。 我刚打仗时也害怕，还会尿裤子，后来就不怕了。小时候读书，就知道“九一八”、“五卅惨案”和“济南惨案”，心里就非常恨日本人！中国军队在上海四行仓库打响保卫战，很英勇，我很敬佩他们。 晚上打仗，心情很複杂，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活著回来，有些士兵就会喝一碗壮行酒。这种心情是现在年轻人体会不到的。第二天战友见面，很兴奋。“你还活著？”然后就是交流昨晚战绩，你杀了几个，我杀了几个。日本部队不一定都是日本人，里面还有朝鲜人和中国台湾人。 在战场上，随时都有可能战死。战友方子才，广东东莞人，当时在司令部当中尉副员（参谋），在常德会战中被打伤了，是我把他背回来的。一个副排长，受伤后我去背他，他一路呻吟，后来没声响了，身体渐渐发冷，放下一摸早已经死了。 有一个当出纳的战友，被日本人打死了，一百多万元钱归我管，因为我是排长啊，我就把一叠叠的钱给二姐夫和其他战友分带。我的姐夫把钱塞在上衣口袋里，日本人一梭子子弹射来，刚好打在厚厚的一叠纸币上，捡了一条命。 衡阳保卫战，挥动大刀杀鬼子 1944年6月衡阳保卫战打响，我所在部队就驻扎在衡阳城区。 …
何祚庥院士: 希望杨振宁李政道有生之年能化解恩怨 留一段历史佳话 来源：科学大师 10/11/2021 在杨振宁先生100岁诞辰之际，网易科技《科学大师》栏目邀请到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先生及其夫人、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和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庆承瑞老师，请他们谈一谈自己交往和接触到的杨振宁先生。 何院士今年94岁，庆教授88岁，他们夫妇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与杨振宁、李政道二位均有往来，也同是物理学界中人，称得上知根知底。何院士2017年90岁生日的时候，杨振宁先生还亲自前往何院士寿辰庆祝现场祝贺，欢迎他加入90岁俱乐部，李政道先生人在国外，则给何院士发来了贺信。 何院士虽然年事已高，行动不很便利，但听说我们想请他谈谈杨振宁先生，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 这一次采访，两位老师畅所欲言，谈兴甚浓，分别聊到了杨先生和李先生不为人知的一些往事，兼及中国科学发展的问题。对杨李二位先生，他们在言辞之中不吝赞誉，而对中国科学的发展，作为老一辈科学工作者，他们则持有热切的针砭，流溢着某种对国家科研事业扬鞭奋进赶上发达国家的迫切期盼心情。 继9月22日清华大学、中国物理学会和香港(专题)中文大学联合为杨振宁先生举办庆祝百岁诞辰之后，与李先生颇有渊源的中科院高能物理所、中国物理学会高能物理分会在10月10日也举办了李政道先生95岁诞辰庆祝活动。涉及到何院士谈李先生的相关内容，届时《科学大师》栏目会另外整理成一篇文章，单独发布，本篇只集中来谈杨振宁先生。 这是上篇内容。 1，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学术成就，影响了一代人的思维 《科学大师》：您很早就和杨振宁先生、李政道先生有关联了，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对吧？ 何祚庥：杨先生比我大5岁，从我们物理学领域来讲，算是隔了半代，10年是一代，李先生比我大一岁，我们属于同一代。 1946年，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杨先生有个堂弟叫杨振怀，后来当了我们国家水利部的部长，我们都是上海交大的学生，很熟，他那时候就跟我讲，他哥哥杨振宁怎么行怎么行，学习很好，是一位了不得的优秀学生。 杨振怀还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杨先生的父亲杨武之教授，是数学家华罗庚的前辈。华罗庚当然是才华横溢，后来居上，超过了杨武之先生。他们两位在清华打交道的时候，华先生可能说话时有点年轻气盛，在讨论学术问题时就说杨武之先生你怎么怎么不对，有时候说话不太客气。老杨先生就不高兴了，对华先生说，我这一辈子数学赶不上你，将来我儿子却一定要超过你。所以你就能知道杨振宁这个人是从小就已经久负盛名。 后来我也到了清华学习，跟当时物理系的助教郭敦仁（物理学家和物理教育家）关系很好，郭敦仁老师曾问我知不知道清华有四大名将：彭、王、林、杨。我问都是谁？ 第一位彭，就是彭桓武，后来的两弹一星功勋之一；又是我们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编者注：彭桓武是黄祖洽、周光召、何祚庥等人的老师）。早在彭老师回国以前，我就听到彭桓武的盛名。第二位王，是王竹溪（中国热力学统计物理研究开拓者，著名学生有杨振宁、陈篪人、徐锡申等）；第三位林，就是林家翘（中美三院院士，力学和数学家），他对流体力学、天体物理等领域有许多卓越的贡献，继杨振宁先生回国后，也在清华定居执教，教了许多学生。第四位杨，就是杨振宁。这是1948年就讲到的故事。那时杨振宁已经出国了，一提这个人，名声是如雷贯耳。 我的表姐和表姐夫王承书（中国科学院院士、核物理学家）和张文裕（中国科学院院士、高能物理学家）跟杨振宁相识。他们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时候，跟杨振宁多有交往。后来夫妻俩都到美国去留学和工作。1956年他们回国，我受中科院委派到深圳的罗湖桥头欢迎他们。一听说我是学粒子物理和理论物理的，他们就给了我一篇文章，是李政道跟杨振宁两位合作的《关于弱相互作用的宇称不守恒》论文的预印本，还没有正式发表的，也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我就成了国内最早读到他们这篇论文的科研人员。 王承书特别还给我介绍过杨振宁、李政道的一些研究工作，如杨振宁对π0→2γ的研究，李政道对李模型的研究等等。说他们的工作都是得到学术界承认的。“承认”两个字是很关键的，并不是说我写的文章我自己认为可以就行的，得学界普遍承认才可以。 1956年底，吴健雄（杰出的华裔(专题)科学家）通过实验证实了他们两位的宇称不守恒猜测，这个结果一出来，就引起热烈的反响，吴有训、周培源、钱三强老师们代表中国物理学会向他们两人发去了贺电。中国的科学当时很落后，这个事引起大家的关注，开了很多学术讨论会。当时国内真正懂的人可以说没有几个，正是这件事情，把很多中国年轻的物理学家引导到粒子物理的研究上去。杨先生跟李先生两个人的工作，可以说是影响了一代人。 很快1957年底他们就拿到了诺贝尔奖。这一下就更震动了，影响超出了学术界，也震动了国家领导人。大家都希望争取他们回国，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时候，中国还专门派了张文裕先生专程从中国去瑞典祝贺，也有希望通过张先生把他们争取回国的意图。 但争取他们回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处在建国初期，他们两位都有一些敏感的亲属关系，比如李政道家人都在海峡对岸，哥哥在那边还当着不小的官。杨振宁的岳父杜聿明，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当时还关在功德林，情况很复杂。为了争取他们，据我了解，中国政府就对这些人立即实行了特殊的政策，比如杨振宁一得诺奖后，杜聿明将军的生活待遇立即得到改善。 庆承瑞：那时候中美还没有正式建交，尼克松来访问后，说中国可以开放了，华人(专题)可以回国。但限于当时的宏观气候，国外的人不了解国内的情况，说华人可以回国，不等于华人就敢于回国。 杨先生第一个带头回来，但不是没有顾虑，一是恐怕中国方面让不让他回国，二是他怕回来后被扣住，不让他再回美国。因为前苏联就有过这种事，曾在国外工作并有卓越成就的著名科学家到莫斯科后就给扣下了。 …
李政道与杨振宁决裂事件 老兵读史 10/10/2021 由季羡林之子季承执笔的《李政道传》在西单图书大厦首发。季承曾为李政道助手12年，在本书30万字的篇幅中，季承全面系统地披露李政道与杨振宁决裂半世纪的学术恩怨内幕：名字排序之争。 时间背景 2009年12月10日，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在瑞典举行，同日，由季羡林之子季承执笔的《李政道传》在西单图书大厦首发。季承曾为李政道助手12年，在本书30万字的篇幅中，季承全面系统地披露李政道与杨振宁决裂半世纪的学术恩怨内幕：名字排序之争。 季承坦言，“我写他们的恩怨，是抱着客观的态度写历史，历述事实，不偏不倚，不做结论。”对于这段恩怨，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深以为憾，但各执一词。杨振宁虽然认为和李政道友情的永久破裂是他一生的遗憾，但是他最先对外公开“事实真相”。杨振宁还曾引用苏东坡与其弟诗“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不了因”，来表达他对苏轼兄弟情谊的羡慕，他说：“很遗憾，我和李政道没能做到这点。” 李政道是如何看待这段恩怨的？2003年7月李政道曾公开发表一封信，“我和杨振宁的分裂，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很大的悲剧，但它是事实，无法回避。”同时对真相作了公开说明，“我和杨振宁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在1956年我们合作发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中，有关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是谁首先提出来的。” 详细过程 初识 40年代，李政道正在西南联大读二年级。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觉得原子弹很重要，也要造原子弹。他找到西南联大的物理教授吴大猷、化学教授曾昭抡和数学教授华罗庚，对他们说，给你们十万美元，一个大礼堂作为工作场所，请你们造原子弹。 吴大猷他们说，造原子弹要先培养人才，建议选拔一些人去美国学习。 李政道被选中，于1946年来到美国。但由于美国并不开放原子弹制造技术，考察小组只能解散。据指示，他们可以用领取到的经费在美国深造。于是李政道就去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学起了理论物理。 那时杨振宁已在芝加哥大学当助教，他接到吴大猷的通知，给李政道他们在大学国际公寓预定了房间。杨振宁也是西南联大校友，但比李政道高两个年级。这是李杨的初次谋面。 同在一所学校，交往自然开始。二人开始联名发表论文，在生活上也成了亲密的朋友。 李政道入学后不久，由于他有双份奖学金，经济上比较宽裕，就买了一辆二手小轿车。1947年夏天，他和杨振宁、凌宁开着这辆车去西部旅行。除了在大峡谷遇险的故事外，书中披露，李政道还说起一个有趣的细节：出发前，杨振宁提议三人按比例出钱，把那部车子买下来，回来后再由李政道一人出钱买下车子。杨振宁的这个提议究竟意味着什么，后来李政道才琢磨过味来。他对杨振宁的精于算计颇有感触。 合作 博士毕业后，1950年，李政道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工作，担任物理系助教。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加州地方反华气焰嚣张，因而李政道在加州并不愉快。 此前，1949年秋，杨振宁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访问成员。他知道李政道在加州的情况，于是两人商量，李政道也来普林斯顿，可以一起作研究。 书中写道，杨振宁去找了院长奥本海默(美国“原子弹之父”)，请他给李政道发出邀请信。于是，1951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李杨两家比邻而居，两家人来往密切。杨振宁正在进行两维伊辛模型的磁化计算研究，他希望李政道加入。“这是他们合作的真正开始。”季承写道。 1951年秋，他们写了两篇统计力学论文，首次给出了不同热力学函数的严格定义。在此基础上他们发现不同的热力学函数在有相变的情况下是不可解析延拓的—这个发现揭开了统计力学研究新的一页。 两位年轻中国学者的论文引起了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重视。1952年的一天，二人受邀与爱因斯坦见面。谈话时间很长，爱因斯坦问得很多，很细。最后，他站起来同李政道握手，恳切地对他说：“祝你未来在物理上成功。” 两位年轻人在普林斯顿的合作及其卓越成果，以及他们个人和两个家庭之间的亲密关系，一时传为佳话。奥本海默曾说，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 …
何祚庥院士：望李政道杨振宁有生之年能化解恩怨 文章来源: 综合新闻 10/10/2021 杨振宁和李政道，这两人的名字很多人都知道，他们两合作在1956年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从而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而且当时获奖时，两人都还是中国国籍，所以说，他们两是最先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然而，后来大家都知道，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人分道扬镳，没有一起合作继续创造更多更大的成就。之后杨振宁在物理学领域做得风声水起，而李政道却似乎没有再做出更大的成就。这一切到底都是为什么？ 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说说两人之间发生的一些小事，以及后来为何会在学术上存在较大差距。 01 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人曾经都是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算是校友。杨振宁比李政道高两个年级，也比他大了4岁，由于都是学习物理，而且成绩都非常好，学霸之间的交往很自然就开始了，后来两人都赴美留学。 杨振宁从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后到普林斯顿工作，得知李政道在加州伯克利大学并不是很愉快，于是杨振宁找到当时的院长奥本海默（美国原子弹之父）帮忙，于是李政道来到了普林斯顿，两的合作也正式开始。 两个极具天赋的年轻人，每天一起学习工作，很快就做出了成绩。1952年，两人合作撰写的有关“统计力学”的论文，让很多人知道了这两位年轻人。当时物理学界的泰斗爱因斯坦也关注到了这两位年轻人，邀请他们到办公室当面交流了一个半小时。 02 奥本海默曾这样形容杨振宁和李政道： 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草地上讨论问题的画面，是普林斯顿最令人赏心悦目的风景。 然而，这样的风景并不长久，两人合作的科研正蒸蒸日上的时候，却发生了不愉快，而引发这样的不愉快，却仅仅是因为一件事，那就是两人在论文和科研成果中的“排名问题”。 在发表论文时，李政道认为应该是”李政道和杨振宁”，因为按照当时惯例，作者署名应该按姓氏英文首字母顺序排列。杨振宁认为自己比李政道大4岁，如果李政道不介意，他希望将自己名字排前面。 刚开始李政道对杨振宁的提法很惊讶，但为了不影响双方合作，第一次勉强同意了。但是，在第二篇论文时，李政道提出必须按照国际惯例自己名字写在前面。至此，两人关系彻底产生裂痕，后来两人在普林斯顿再也没有合作发表过论文。 03 李政道对杨振宁心怀不满，决定离开普林斯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原本以为两人不会再合作，但却在一次偶然机会里，李政道看到杨振宁的一篇论文中存在疑点，他联系杨振宁并指出了这个疑点，两人才再次合作并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这次合作为后来他们发现宇称不守恒奠定了基础。 在1956年合作提出了宇称不守恒定律，后来在吴健雄博士的帮助下并验证了这个理论，最终两人同时获得了1957年度的诺贝尔奖。然而遗憾的是，这次获奖却是两人决裂的真正开始。 （一）两人争夺最先发现权 这么重量级的理论，最先发现权当然是值得关注的。然而两人的说法却各执一词，李政道认为是他最先提出然后说服杨振宁一起研究出的成果，杨振宁说法完全相反。 （二）领奖排名顺序问题 在诺贝尔奖颁奖时，杨振宁提出希望按照年龄顺序在李政道前面受奖，而且他夫人杜致礼也希望在晚宴时让国王作陪。也就是说，领奖时杨振宁第一李政道第二，晚宴时杜致礼第一，杨振宁第二，李政道和夫人排后面。这让李政道非常不满。为此，杨振宁还特意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箬，秦惠箬觉得这么重要的场合如果发生争吵，实在太丢中国人脸了，才劝李政道勉强答应了。 （三）新闻报道中的排名 后来有美国记者写了一篇《宇称问题侧记》来记叙宇称不守恒的发现始末，报道此事。两人仍然因为报道中谁排前面的问题，闹得很不愉快。 …
杨振宁百岁诞辰提邓稼先：后50年我们千里“共同途” 9/23/2021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昨天在百岁生日研讨会上感怀50年前“两弹元勋”邓稼先写给他的信中提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杨振宁说，“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有自信地跟你说，我是后50年合了你‘共同途’的途，相信你也会满意。” 根据“清华大学”微信公众号，杨振宁出席由清华大学、中国物理学会、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杨振宁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贺杨先生百岁华诞”时回忆了自己1971年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感受和经历。 杨振宁说，自己是50年前第一次访问中国，那个访问是人生中非常非常重要的访问，因为使他对于中国第一次有了一点认识，这个认识对于以后50年的人生轨迹有着非常大的影响。那次访问，他见了参与中国原子弹制造、同时是自己多年好友的邓稼先。 杨振宁回忆说，中国的原子弹爆了之后，美国的报纸很快就有种种的消息，其中一项说是涉及中国原子弹的重要人物，就有邓稼先。他说，邓稼先是他的中学、大学、在美国的知心朋友，他们的关系不止是学术上的关系，也超过了兄弟的关系。 杨振宁忆述当时美国报纸称中国主席毛泽东派了个飞机到陕北，去找美国的一个叫做寒春（编者注：寒春的英文名为Joan Hinton，核物理学家，1921年10月20日出生在芝加哥，2010年6月8日去世）的物理学家到北京去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 杨振宁很想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对的，想知道中国的原子弹是不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因此在1971年访问尾声，就此询问了到机场送机的邓稼先。 邓稼先在和组织确认后被告知，没有外国人参加中国原子弹的制造，除了在最先的时候略微有一些苏联人的帮助，后来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做的。于是通过书信的方式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杨振宁。 邓稼先在信中还说，这次和杨振宁见面几次，心里总觉得缺点什么东西似的，细想起来是有“友行千里心担忧”的感觉。因此心里总是盼望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杨振宁说，当时没有看懂这句话，但想了想，知道“千里共同途”是一个很深的意思。 杨振宁接着说，最近看到他这封信发表在一本新书里（注：指2021年修订版的《晨曦集》），仔细看了以后，在时隔50年后想跟邓稼先说，“稼先，我懂你的‘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有自信地跟你说，我是以后50年是合了你‘共同途’的途，我相信你也会满意。再见。” Source 杨振宁百岁诞辰发表演讲：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9/23/2021 为庆祝杨振宁先生百岁诞辰，9月22日下午，由清华大学、中国物理学会、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主办的杨振宁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贺杨先生百岁华诞在清华大学举行。会上，杨振宁先生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为题发表了讲话，特刊登全文，以飨读者。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在杨振宁学术思想研讨会 (贺杨先生百岁华诞)上的讲话 杨振宁 各位首长、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各位亲戚： 我非常感谢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跟中国物理学会合办的庆祝我农历一百岁的生日。我没有想到你们请到了这么多人，跟我在不同的时候有过很多交往。我是整整五十年以前，1971年第一次访问新中国。那个访问是我人生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因为使得我对于新中国第一次有了一点认识，而这个认识对于以后50年我的人生轨迹有了非常大的影响。 那次访问除了看了住院的父亲以外，我还看见了很多亲戚和朋友，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我最亲近的朋友就是邓稼先。他1971年给我写的一封信，最近发表在一本书里头，这里头的故事是这样的，中国原子弹爆了以后，美国的报纸很快有种种的消息。其中一项我注意到，说是设计中国原子弹的人物里头有邓稼先。邓稼先是我中学、大学、在美国的知心朋友，我想他跟我的关系不止是学术上的关系，也超过了兄弟的关系，所以对于这个消息我当然非常注意。另外一个消息我也注意到，是美国报纸上说毛主席派了飞机到陕北把美国物理学家寒春接到北京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我认识寒春是因为我跟她在芝加哥大学同一个实验室工作了20个月，而且她还要我教她中文。她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一直到1948年3月她告诉芝加哥大学系里所有的老师、学生，说她要到中国去跟她的男朋友结婚，在陕北。 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很想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对的，很想知道中国的原子弹是不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没有经过外国人的帮忙。所以我在1971年4个礼拜的访问之中就非常想问这些问题，问寒春参加中国的原子弹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可是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所以我又不敢问。最后在北京几个礼拜后，我要到上海去，从上海再过几天就要飞回美国。在离开北京的时候，也是去飞机场的时候，邓稼先送我。那个时候北京的飞机场很简单，所以他陪我一直走到飞机的楼梯底下。我实在憋不住了，我问他寒春有没有参加中国原子弹的设计?他说他觉得没有，不过他说要跟组织上认证一下然后告诉我。 …
Meet Bob Wells and the rest of the real life nomads who inspired ‘Nomadland.’ Driven out of their homes by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
白人弃婴被中国夫妇收养，多年后成顶尖科学家，坚守新疆60年 4/28/2021 转载自世界华人周刊微信号（ID：wcweekly） 作者 牧龙闲人 他生于乱世，被洋父母遗弃在了中国。 一对中国夫妇将他收养，教导他不要忘记这片土地的养育之恩。 他发奋读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地质大学，主动加入援疆队伍。 勘察煤田，踏遍高山大漠，他扎根新疆，一干就是60年。 他把中国称为“祖国”，祖国给了他生命，他便将整个生命，都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中来。 他就是中国地质学的泰斗级人物——李忆祖。 战乱年代的“外国弃婴” 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一个白人婴儿在天津的一家教会医院出生了。 他是不幸的，他的父母弃他而去，没有留下任何身份信息，就连国籍都是一片空白。 他又是幸运的，一对善良的中国夫妇——李端甫、赵秀珍——收养了他，把他带回北京，对他视同己出。 他们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李忆祖，希望他不要忘了养育他的这片土地。 但很快，战争形势变得严峻。李忆祖“洋娃娃”的长相，给他和这个家庭带来了极大的危险，一家人整日过得提心吊胆。 即使如此，养父母也从来没有想过抛弃这个孩子，而是将他送到山东老家，和姥姥姥爷一起生活。 乡下民风淳朴，李忆祖不用再担心受到迫害，他在那里安全快乐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感恩的种子，悄然在李忆祖的心里生根发芽了。 “我不是老外，我是中国人” 抗战胜利后，养父母将李忆祖接回北京，李忆祖开始了求学之路。 高挺的鼻梁，深陷的眼窝，这副纯正的西方面孔，让他遭到了同学们异样的目光。他在同龄人的眼中是一个异类，常常受到孤立和排挤，他因此变得内向和自卑。 养母察觉到李忆祖的变化，告诉他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人，勇于面对质疑，活出男子汉该有的样子！ 养母的鼓励成了他精神上坚固的后盾，他勇敢起来，每当遇到不友善的嘲弄，他都会大声反驳： “我不是老外，我是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