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院士: 希望杨振宁李政道有生之年能化解恩怨 留一段历史佳话 来源：科学大师 10/11/2021 在杨振宁先生100岁诞辰之际，网易科技《科学大师》栏目邀请到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先生及其夫人、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和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庆承瑞老师，请他们谈一谈自己交往和接触到的杨振宁先生。 何院士今年94岁，庆教授88岁，他们夫妇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与杨振宁、李政道二位均有往来，也同是物理学界中人，称得上知根知底。何院士2017年90岁生日的时候，杨振宁先生还亲自前往何院士寿辰庆祝现场祝贺，欢迎他加入90岁俱乐部，李政道先生人在国外，则给何院士发来了贺信。 何院士虽然年事已高，行动不很便利，但听说我们想请他谈谈杨振宁先生，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 这一次采访，两位老师畅所欲言，谈兴甚浓，分别聊到了杨先生和李先生不为人知的一些往事，兼及中国科学发展的问题。对杨李二位先生，他们在言辞之中不吝赞誉，而对中国科学的发展，作为老一辈科学工作者，他们则持有热切的针砭，流溢着某种对国家科研事业扬鞭奋进赶上发达国家的迫切期盼心情。 继9月22日清华大学、中国物理学会和香港(专题)中文大学联合为杨振宁先生举办庆祝百岁诞辰之后，与李先生颇有渊源的中科院高能物理所、中国物理学会高能物理分会在10月10日也举办了李政道先生95岁诞辰庆祝活动。涉及到何院士谈李先生的相关内容，届时《科学大师》栏目会另外整理成一篇文章，单独发布，本篇只集中来谈杨振宁先生。 这是上篇内容。 1，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学术成就，影响了一代人的思维 《科学大师》：您很早就和杨振宁先生、李政道先生有关联了，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对吧？ 何祚庥：杨先生比我大5岁，从我们物理学领域来讲，算是隔了半代，10年是一代，李先生比我大一岁，我们属于同一代。 1946年，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杨先生有个堂弟叫杨振怀，后来当了我们国家水利部的部长，我们都是上海交大的学生，很熟，他那时候就跟我讲，他哥哥杨振宁怎么行怎么行，学习很好，是一位了不得的优秀学生。 杨振怀还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杨先生的父亲杨武之教授，是数学家华罗庚的前辈。华罗庚当然是才华横溢，后来居上，超过了杨武之先生。他们两位在清华打交道的时候，华先生可能说话时有点年轻气盛，在讨论学术问题时就说杨武之先生你怎么怎么不对，有时候说话不太客气。老杨先生就不高兴了，对华先生说，我这一辈子数学赶不上你，将来我儿子却一定要超过你。所以你就能知道杨振宁这个人是从小就已经久负盛名。 后来我也到了清华学习，跟当时物理系的助教郭敦仁（物理学家和物理教育家）关系很好，郭敦仁老师曾问我知不知道清华有四大名将：彭、王、林、杨。我问都是谁？ 第一位彭，就是彭桓武，后来的两弹一星功勋之一；又是我们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编者注：彭桓武是黄祖洽、周光召、何祚庥等人的老师）。早在彭老师回国以前，我就听到彭桓武的盛名。第二位王，是王竹溪（中国热力学统计物理研究开拓者，著名学生有杨振宁、陈篪人、徐锡申等）；第三位林，就是林家翘（中美三院院士，力学和数学家），他对流体力学、天体物理等领域有许多卓越的贡献，继杨振宁先生回国后，也在清华定居执教，教了许多学生。第四位杨，就是杨振宁。这是1948年就讲到的故事。那时杨振宁已经出国了，一提这个人，名声是如雷贯耳。 我的表姐和表姐夫王承书（中国科学院院士、核物理学家）和张文裕（中国科学院院士、高能物理学家）跟杨振宁相识。他们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时候，跟杨振宁多有交往。后来夫妻俩都到美国去留学和工作。1956年他们回国，我受中科院委派到深圳的罗湖桥头欢迎他们。一听说我是学粒子物理和理论物理的，他们就给了我一篇文章，是李政道跟杨振宁两位合作的《关于弱相互作用的宇称不守恒》论文的预印本，还没有正式发表的，也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我就成了国内最早读到他们这篇论文的科研人员。 王承书特别还给我介绍过杨振宁、李政道的一些研究工作，如杨振宁对π0→2γ的研究，李政道对李模型的研究等等。说他们的工作都是得到学术界承认的。“承认”两个字是很关键的，并不是说我写的文章我自己认为可以就行的，得学界普遍承认才可以。 1956年底，吴健雄（杰出的华裔(专题)科学家）通过实验证实了他们两位的宇称不守恒猜测，这个结果一出来，就引起热烈的反响，吴有训、周培源、钱三强老师们代表中国物理学会向他们两人发去了贺电。中国的科学当时很落后，这个事引起大家的关注，开了很多学术讨论会。当时国内真正懂的人可以说没有几个，正是这件事情，把很多中国年轻的物理学家引导到粒子物理的研究上去。杨先生跟李先生两个人的工作，可以说是影响了一代人。 很快1957年底他们就拿到了诺贝尔奖。这一下就更震动了，影响超出了学术界，也震动了国家领导人。大家都希望争取他们回国，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时候，中国还专门派了张文裕先生专程从中国去瑞典祝贺，也有希望通过张先生把他们争取回国的意图。 但争取他们回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处在建国初期，他们两位都有一些敏感的亲属关系，比如李政道家人都在海峡对岸，哥哥在那边还当着不小的官。杨振宁的岳父杜聿明，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当时还关在功德林，情况很复杂。为了争取他们，据我了解，中国政府就对这些人立即实行了特殊的政策，比如杨振宁一得诺奖后，杜聿明将军的生活待遇立即得到改善。 庆承瑞：那时候中美还没有正式建交，尼克松来访问后，说中国可以开放了，华人(专题)可以回国。但限于当时的宏观气候，国外的人不了解国内的情况，说华人可以回国，不等于华人就敢于回国。 杨先生第一个带头回来，但不是没有顾虑，一是恐怕中国方面让不让他回国，二是他怕回来后被扣住，不让他再回美国。因为前苏联就有过这种事，曾在国外工作并有卓越成就的著名科学家到莫斯科后就给扣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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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与杨振宁决裂事件 老兵读史 10/10/2021 由季羡林之子季承执笔的《李政道传》在西单图书大厦首发。季承曾为李政道助手12年，在本书30万字的篇幅中，季承全面系统地披露李政道与杨振宁决裂半世纪的学术恩怨内幕：名字排序之争。 时间背景 2009年12月10日，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在瑞典举行，同日，由季羡林之子季承执笔的《李政道传》在西单图书大厦首发。季承曾为李政道助手12年，在本书30万字的篇幅中，季承全面系统地披露李政道与杨振宁决裂半世纪的学术恩怨内幕：名字排序之争。 季承坦言，“我写他们的恩怨，是抱着客观的态度写历史，历述事实，不偏不倚，不做结论。”对于这段恩怨，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深以为憾，但各执一词。杨振宁虽然认为和李政道友情的永久破裂是他一生的遗憾，但是他最先对外公开“事实真相”。杨振宁还曾引用苏东坡与其弟诗“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不了因”，来表达他对苏轼兄弟情谊的羡慕，他说：“很遗憾，我和李政道没能做到这点。” 李政道是如何看待这段恩怨的？2003年7月李政道曾公开发表一封信，“我和杨振宁的分裂，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很大的悲剧，但它是事实，无法回避。”同时对真相作了公开说明，“我和杨振宁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在1956年我们合作发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中，有关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是谁首先提出来的。” 详细过程 初识 40年代，李政道正在西南联大读二年级。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觉得原子弹很重要，也要造原子弹。他找到西南联大的物理教授吴大猷、化学教授曾昭抡和数学教授华罗庚，对他们说，给你们十万美元，一个大礼堂作为工作场所，请你们造原子弹。 吴大猷他们说，造原子弹要先培养人才，建议选拔一些人去美国学习。 李政道被选中，于1946年来到美国。但由于美国并不开放原子弹制造技术，考察小组只能解散。据指示，他们可以用领取到的经费在美国深造。于是李政道就去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学起了理论物理。 那时杨振宁已在芝加哥大学当助教，他接到吴大猷的通知，给李政道他们在大学国际公寓预定了房间。杨振宁也是西南联大校友，但比李政道高两个年级。这是李杨的初次谋面。 同在一所学校，交往自然开始。二人开始联名发表论文，在生活上也成了亲密的朋友。 李政道入学后不久，由于他有双份奖学金，经济上比较宽裕，就买了一辆二手小轿车。1947年夏天，他和杨振宁、凌宁开着这辆车去西部旅行。除了在大峡谷遇险的故事外，书中披露，李政道还说起一个有趣的细节：出发前，杨振宁提议三人按比例出钱，把那部车子买下来，回来后再由李政道一人出钱买下车子。杨振宁的这个提议究竟意味着什么，后来李政道才琢磨过味来。他对杨振宁的精于算计颇有感触。 合作 博士毕业后，1950年，李政道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工作，担任物理系助教。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加州地方反华气焰嚣张，因而李政道在加州并不愉快。 此前，1949年秋，杨振宁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访问成员。他知道李政道在加州的情况，于是两人商量，李政道也来普林斯顿，可以一起作研究。 书中写道，杨振宁去找了院长奥本海默(美国“原子弹之父”)，请他给李政道发出邀请信。于是，1951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李杨两家比邻而居，两家人来往密切。杨振宁正在进行两维伊辛模型的磁化计算研究，他希望李政道加入。“这是他们合作的真正开始。”季承写道。 1951年秋，他们写了两篇统计力学论文，首次给出了不同热力学函数的严格定义。在此基础上他们发现不同的热力学函数在有相变的情况下是不可解析延拓的—这个发现揭开了统计力学研究新的一页。 两位年轻中国学者的论文引起了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重视。1952年的一天，二人受邀与爱因斯坦见面。谈话时间很长，爱因斯坦问得很多，很细。最后，他站起来同李政道握手，恳切地对他说：“祝你未来在物理上成功。” 两位年轻人在普林斯顿的合作及其卓越成果，以及他们个人和两个家庭之间的亲密关系，一时传为佳话。奥本海默曾说，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 …
何祚庥院士：望李政道杨振宁有生之年能化解恩怨 文章来源: 综合新闻 10/10/2021 杨振宁和李政道，这两人的名字很多人都知道，他们两合作在1956年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从而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而且当时获奖时，两人都还是中国国籍，所以说，他们两是最先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然而，后来大家都知道，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人分道扬镳，没有一起合作继续创造更多更大的成就。之后杨振宁在物理学领域做得风声水起，而李政道却似乎没有再做出更大的成就。这一切到底都是为什么？ 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说说两人之间发生的一些小事，以及后来为何会在学术上存在较大差距。 01 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人曾经都是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算是校友。杨振宁比李政道高两个年级，也比他大了4岁，由于都是学习物理，而且成绩都非常好，学霸之间的交往很自然就开始了，后来两人都赴美留学。 杨振宁从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后到普林斯顿工作，得知李政道在加州伯克利大学并不是很愉快，于是杨振宁找到当时的院长奥本海默（美国原子弹之父）帮忙，于是李政道来到了普林斯顿，两的合作也正式开始。 两个极具天赋的年轻人，每天一起学习工作，很快就做出了成绩。1952年，两人合作撰写的有关“统计力学”的论文，让很多人知道了这两位年轻人。当时物理学界的泰斗爱因斯坦也关注到了这两位年轻人，邀请他们到办公室当面交流了一个半小时。 02 奥本海默曾这样形容杨振宁和李政道： 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草地上讨论问题的画面，是普林斯顿最令人赏心悦目的风景。 然而，这样的风景并不长久，两人合作的科研正蒸蒸日上的时候，却发生了不愉快，而引发这样的不愉快，却仅仅是因为一件事，那就是两人在论文和科研成果中的“排名问题”。 在发表论文时，李政道认为应该是”李政道和杨振宁”，因为按照当时惯例，作者署名应该按姓氏英文首字母顺序排列。杨振宁认为自己比李政道大4岁，如果李政道不介意，他希望将自己名字排前面。 刚开始李政道对杨振宁的提法很惊讶，但为了不影响双方合作，第一次勉强同意了。但是，在第二篇论文时，李政道提出必须按照国际惯例自己名字写在前面。至此，两人关系彻底产生裂痕，后来两人在普林斯顿再也没有合作发表过论文。 03 李政道对杨振宁心怀不满，决定离开普林斯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原本以为两人不会再合作，但却在一次偶然机会里，李政道看到杨振宁的一篇论文中存在疑点，他联系杨振宁并指出了这个疑点，两人才再次合作并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这次合作为后来他们发现宇称不守恒奠定了基础。 在1956年合作提出了宇称不守恒定律，后来在吴健雄博士的帮助下并验证了这个理论，最终两人同时获得了1957年度的诺贝尔奖。然而遗憾的是，这次获奖却是两人决裂的真正开始。 （一）两人争夺最先发现权 这么重量级的理论，最先发现权当然是值得关注的。然而两人的说法却各执一词，李政道认为是他最先提出然后说服杨振宁一起研究出的成果，杨振宁说法完全相反。 （二）领奖排名顺序问题 在诺贝尔奖颁奖时，杨振宁提出希望按照年龄顺序在李政道前面受奖，而且他夫人杜致礼也希望在晚宴时让国王作陪。也就是说，领奖时杨振宁第一李政道第二，晚宴时杜致礼第一，杨振宁第二，李政道和夫人排后面。这让李政道非常不满。为此，杨振宁还特意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箬，秦惠箬觉得这么重要的场合如果发生争吵，实在太丢中国人脸了，才劝李政道勉强答应了。 （三）新闻报道中的排名 后来有美国记者写了一篇《宇称问题侧记》来记叙宇称不守恒的发现始末，报道此事。两人仍然因为报道中谁排前面的问题，闹得很不愉快。 …
杨振宁百岁诞辰提邓稼先：后50年我们千里“共同途” 9/23/2021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昨天在百岁生日研讨会上感怀50年前“两弹元勋”邓稼先写给他的信中提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杨振宁说，“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有自信地跟你说，我是后50年合了你‘共同途’的途，相信你也会满意。” 根据“清华大学”微信公众号，杨振宁出席由清华大学、中国物理学会、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杨振宁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贺杨先生百岁华诞”时回忆了自己1971年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感受和经历。 杨振宁说，自己是50年前第一次访问中国，那个访问是人生中非常非常重要的访问，因为使他对于中国第一次有了一点认识，这个认识对于以后50年的人生轨迹有着非常大的影响。那次访问，他见了参与中国原子弹制造、同时是自己多年好友的邓稼先。 杨振宁回忆说，中国的原子弹爆了之后，美国的报纸很快就有种种的消息，其中一项说是涉及中国原子弹的重要人物，就有邓稼先。他说，邓稼先是他的中学、大学、在美国的知心朋友，他们的关系不止是学术上的关系，也超过了兄弟的关系。 杨振宁忆述当时美国报纸称中国主席毛泽东派了个飞机到陕北，去找美国的一个叫做寒春（编者注：寒春的英文名为Joan Hinton，核物理学家，1921年10月20日出生在芝加哥，2010年6月8日去世）的物理学家到北京去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 杨振宁很想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对的，想知道中国的原子弹是不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因此在1971年访问尾声，就此询问了到机场送机的邓稼先。 邓稼先在和组织确认后被告知，没有外国人参加中国原子弹的制造，除了在最先的时候略微有一些苏联人的帮助，后来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做的。于是通过书信的方式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杨振宁。 邓稼先在信中还说，这次和杨振宁见面几次，心里总觉得缺点什么东西似的，细想起来是有“友行千里心担忧”的感觉。因此心里总是盼望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杨振宁说，当时没有看懂这句话，但想了想，知道“千里共同途”是一个很深的意思。 杨振宁接着说，最近看到他这封信发表在一本新书里（注：指2021年修订版的《晨曦集》），仔细看了以后，在时隔50年后想跟邓稼先说，“稼先，我懂你的‘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有自信地跟你说，我是以后50年是合了你‘共同途’的途，我相信你也会满意。再见。” Source 杨振宁百岁诞辰发表演讲：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9/23/2021 为庆祝杨振宁先生百岁诞辰，9月22日下午，由清华大学、中国物理学会、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主办的杨振宁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贺杨先生百岁华诞在清华大学举行。会上，杨振宁先生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为题发表了讲话，特刊登全文，以飨读者。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在杨振宁学术思想研讨会 (贺杨先生百岁华诞)上的讲话 杨振宁 各位首长、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各位亲戚： 我非常感谢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跟中国物理学会合办的庆祝我农历一百岁的生日。我没有想到你们请到了这么多人，跟我在不同的时候有过很多交往。我是整整五十年以前，1971年第一次访问新中国。那个访问是我人生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因为使得我对于新中国第一次有了一点认识，而这个认识对于以后50年我的人生轨迹有了非常大的影响。 那次访问除了看了住院的父亲以外，我还看见了很多亲戚和朋友，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我最亲近的朋友就是邓稼先。他1971年给我写的一封信，最近发表在一本书里头，这里头的故事是这样的，中国原子弹爆了以后，美国的报纸很快有种种的消息。其中一项我注意到，说是设计中国原子弹的人物里头有邓稼先。邓稼先是我中学、大学、在美国的知心朋友，我想他跟我的关系不止是学术上的关系，也超过了兄弟的关系，所以对于这个消息我当然非常注意。另外一个消息我也注意到，是美国报纸上说毛主席派了飞机到陕北把美国物理学家寒春接到北京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我认识寒春是因为我跟她在芝加哥大学同一个实验室工作了20个月，而且她还要我教她中文。她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一直到1948年3月她告诉芝加哥大学系里所有的老师、学生，说她要到中国去跟她的男朋友结婚，在陕北。 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很想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对的，很想知道中国的原子弹是不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没有经过外国人的帮忙。所以我在1971年4个礼拜的访问之中就非常想问这些问题，问寒春参加中国的原子弹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可是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所以我又不敢问。最后在北京几个礼拜后，我要到上海去，从上海再过几天就要飞回美国。在离开北京的时候，也是去飞机场的时候，邓稼先送我。那个时候北京的飞机场很简单，所以他陪我一直走到飞机的楼梯底下。我实在憋不住了，我问他寒春有没有参加中国原子弹的设计?他说他觉得没有，不过他说要跟组织上认证一下然后告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