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古学者:120年来甲骨文已发现15万片、含4000单字

中考古学者:120年来甲骨文已发现15万片、含4000单字 世界新闻网 11/10/2022 甲骨文自从100余年前被发现已来,相关研究进展一直受到瞩目,中国考古学者指出,120余年来已发现15万片甲骨文、其中单字数量超过4000字。 据中国国家文物局消息,11月10日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专题通报河南安阳殷墟考古与甲骨文研究重要成果及新进展。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时介绍120余年来甲骨文发现与研究的重要成果,他指出,甲骨文发现总计约15万片,经科学考古发掘的有3万5000余片,单字数量已逾4000字。 冯时指出,通过释读甲骨文记载的日月食数据,结合天文学推演,考订了发生于西元前1161年10月31日的「乙巳日食」,证明了殷人已经掌握交食周期,对于甲骨文断代乃至地日运动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另外,在殷墟的考古最新成果上,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良高则指出,新发现宫殿宗庙区存在大型池苑、水道及相关建筑遗迹,改变以往对于宫殿宗庙区整体格局的认识。 同时,殷墟王陵区东区、西区周边各发现一条围沟环绕其外,是商代陵园制度与布局研究的重大进展。随着殷墟内部的道路系统不断被挖掘,部分道路两侧密集分布居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为进一步探索殷墟城市布局、族邑分布提供了重要线索。 而河南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孔德铭则介绍了殷墟外围区域多项新发现。这些考古成果包含,辛店铸铜遗址发现商代晚期铸铜作坊、出土「戈」字铭文铜器,显示该遗址可能是一处由「戈」族管理的青铜器铸造遗址;邵家棚商代晚期聚落遗址发现由1座「中」字体大墓、23座中小型墓葬和4座车马坑组成的墓地,出土刻「册」字铭文的多件青铜器,显示邵家棚遗址可能为晚商时期史官「册」族居住地。 铸铜遗址发现商代晚期铸铜作坊、出土「戈」字铭文铜器,显示该遗址可能是一处由「戈」族管理的青铜器铸造遗址;邵家棚商代晚期聚落遗址发现由1座「中」字体大墓、23座中小型墓葬和4座车马坑组成的墓地,出土刻「册」字铭文的多件青铜器,显示邵家棚遗址可能为晚商时期史官「册」族居住地。 Source 这处遗址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 10/15/2022 1930年,26岁的梁思永留美归来,加入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此前,他在父亲梁启超的影响下,于哈佛大学攻读了七年的考古学和人类学。 史语所考古组是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级考古机构。所长傅斯年在立所纲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明确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并要求该所同仁需“去扩张材料,去学设‘发冢校尉’,求出一部古史于地下遗物”。就在其成立的当年,考古组便在李济的主持下发掘了殷墟遗址,为新生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刚到史语所不久,梁思永即投入了“东北考古计划”。因为1924年时法国学者德日进曾在赤峰林西发现过一处新石器遗址,梁思永的首选目的地便锁定在了那里。就在整装待发之际,通辽一带突然暴发鼠疫,阻断了行程。恰巧此时,中东铁路的俄籍雇员路卡什金在黑龙江的昂昂溪附近又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梁思永立马决定改道,即刻北上。 在昂昂溪,梁思永发掘了约200块陶片、一座墓葬及10余件骨器,并从地面采集了100多件石器和1件陶器。加上路卡什金先前采集的石器、骨器、陶片等700多件,共出土标本1000多件。只是因为天气骤然变冷,发掘工作在进行了三天之后被迫停工。于是,梁思永取道通辽、开鲁、天山、大板,在38天里步行逾1000公里,一路南下,将工作计划重新拉回到了林西。 这是一趟极为艰难的跋涉,在后来的调查报告中,梁思永回忆道:“这惨黯的境况不但使我们精神感受极大的打击,并且增加了许多行旅的困难。一路上人食、马草、饮水、燃料、宿息的地方没有一天不发生问题。此外再加上贼匪的出没,气候的寒冷,冰雪的阻碍,白昼时间的缩短,我们的行走止息完全受了环境的支配,没有丝毫的自由。”纵使如此,他却没有动过一丝放弃的念头。早在20世纪初,位于赤峰东北郊英金河畔的红山就引起了国外考古学家的关注,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和法国学者桑志华先后到此进行过考古发掘,发现了80多处史前文化遗址。在哈佛时,梁思永仔细阅读过二人的调查研究论著,对该区域关注已久。 然而当梁思永终于到达林西,找到了被当地百姓叫作“哈拉海”的沙窝子地时,西北风也刮到了那里。突降至零度以下的气温将遗址地表的土层冻得非常坚硬,无法开掘,只能转而在赤峰一带进行地面的采集。 梁思永主要考察了红山东沙窝和英金河北岸的北沙窝两处遗址,采集了一批石器、细玉器、陶器,并绘制了地形地貌图。凭借这些收获,他在1934 年写出了《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将红山遗址上的史前文化划分为西辽河上游、热河及松花江以北地区的考古学区域文化,并阐述了这一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关系。这是中国考古学者书写的第一篇专论热河新石器的文字。 原本,梁思永计划着在这些新材料的基础上可以做进一步发掘。未曾想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他自己也患上了肋膜炎,一病两年。在那篇报告里,他无限伤感地写道:“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东北四省接连被日本军占领了,我国的考古工作者不应忘记我们没有完成的工作。” 长城以北这片土地上的古老文明,刚刚被掀起神秘面纱的一角,就这样再次淹没在了历史的风沙之中。 “玉笔筒”引出的大发现 在梁思永的东北考古因战争陷入停滞时,一位名为佟柱臣的凌源中学历史教员,凭着对考古的一腔热爱,利用工余休息时间,单枪匹马地在赤峰、朝阳进行了大量调查。1943年,他发表了《凌源牛河梁彩陶遗址》和《凌源新石器遗址考察》等文章,大胆做出预言:牛河梁地区必有大器出现。不过,由于当时山河破碎的动荡时局,加之这些文章又发表于日本报刊和伪满刊物,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