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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021 河豚鱼计划 （在中国大陆安置犹太难民的计划） “河豚计划”是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后提出的一项计划，希望采取扶植、亲善犹太人的政策，来巩固他们在“满洲国”的统治，并影响英美的对日态度。 简介 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日本军国主义者曾经计划在中国大陆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这个被称做河豚鱼的计划最后因为英美的阻止和中国人民持续的顽强抵制而流产了。河豚鱼计划之所以命名为河豚是因为，河豚虽然是美食，但是有剧毒。日本人借河豚比喻犹太人移民的一方面有利可图，一方面又很危险，好比河豚，要去其“毒素”后再食其美味。 [1] 背景 这个事件要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时代说起。当时全世界范围内的反犹太高潮持续不断，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一位名叫雅各布·希夫的美国金融界犹太巨富出于对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仇恨（1903年4月6日在俄国基希涅夫小镇发生的反犹暴行中，犹太人死45人，86人残废，500人轻伤。有1500家住屋和商店被掠夺和毁坏），筹集了2000万美元贷款，主动向日本提供援助，使日本在战争中取胜。明治天皇破例在皇宫内邀请歇夫共进午餐。他们相信，从纳粹手中援救欧洲犹太人，将会使日本得到美国犹太人坚定和永久的支持。 [2] 世界范围内愿意接纳犹太人的只有英国的阿拉伯殖民地和中国。最初中国东北的犹太人大部分来自俄罗斯，迫使他们离开家园的是苏联的大规模排犹运动。来到中国东北后，比俄罗斯更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得他们大部分在此定居下来。 他们将带来的巨大财富投资于日本人在东北的军事和工业建设中，使得当时日本在东北军民工业飞快的发展。这种情况，也引起了日本的注意。对日本人来说，“犹太人”成了易于取得和掌握大量财富的同义词。二战期间，日本官方民间一些热衷于犹太研究的人们开始提出吸引犹太人资金，既可以大大的增加东北的开发进程，又可以通过犹太人的影响使美国不对日本开战，以达到打胜侵略战争的目的的设想。1934年，钢铁业大企业家鲇川义介在外交刊物上发表题为《一项邀请5万德国犹太人来满洲国的计划》的文章，以后，就有了所谓“河豚计划”。1938年12月5日日本内阁召开著名的“五大臣会议”，就河豚计划达成了一致意见。 [1] 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犹太人这时候正在全球遭受迫害，急于寻找一块环境优越的土地建国，如果日本人愿意提供这个条件的话，中国大陆正是最佳的选择。于是，河豚计划出炉了，日本许诺对犹太人不采取歧视政策，并给予他们一块土地复兴犹太国，犹太人则用他们的财富帮助日本人在东北和以后被侵占的土地上进行投资，并影响美国的对日政策。 战略意义 日本积极推销河豚计划，其战略用意显而易见。 第一，许多日本官员都相信《犹太人贤士议定书》的谎言，认为全球犹太人阴谋控制世界经济和政治。这些信仰使得一些日本权威人士过高地估计了犹太人的经济和政治权势。于是他们利用在世界金融界占重要地位的英美犹太人的资金，开发广阔的东北平原。 [2] 第二，借着与犹太人共同建设“亚洲新秩序”的招牌，迫使英美等国接受既成事实，渗透“满洲国”建国的合法性和必要性。至此，日本人“善待”犹太人的真实动因昭然若揭。日本完全是为了获取其最高国家利益，才如此“温存”犹太人的。 实施过程 1922年，两位被派往西伯利亚帮助白俄抵抗红军进攻的日本军官——安江仙弘和犬冢惟重回到了日本。在西伯利亚，他们第一次听说了《犹太人贤士议定书》，立刻对所谓犹太人的权势极度着迷。在整个1920年代，他们写了许多关于犹太人的报告，并且到今天的以色列国（当时的英属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旅行，研究犹太人，并与犹太人领袖哈伊姆·魏茨曼和大卫·本-古理安交谈。安江仙弘甚至将《犹太人贤士议定书》翻译成日语。安江仙弘和犬冢惟重设法使日本外务省对犹太人产生了兴趣，要求每一个日本大使馆和领事馆密切关注所在国犹太人社团的活动。外务省收到了许多报告，但没有一个报告能证实确实存在所谓的全球阴谋。 就在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的九一八事变的前夕，两位所谓的犹太专家加入了军队“满洲系”，许多日本军官希望日本扩张到满洲。这个派系的首领是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他们在吸引日本人定居和投资满洲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于是被河豚计划所吸引。但是，河豚计划在开始执行之前，就遇到了第一次重大挫折。1933年，哈尔滨犹太人西蒙.卡斯帕遭到诱拐、拷打和杀害，于是已经在该市定居的大批犹太人，不再信任日本军队，大批逃往上海，将这恐怖的故事告诉周围的人。1937年，安江仙弘与哈尔滨犹太人领袖谈话以后，使他们确信日本人已经改邪归正，于是成立了远东犹太人大会，随后数年中举行了多次会议，讨论在哈尔滨市内和郊外建立犹太人居留地的问题。 [2] 为了实施“河豚计划”，日本侵略者早已开始与哈尔滨犹太人的领袖交朋友。“犹太问题专家”安江仙弘大佐经常来哈尔滨访问，与考夫曼医生建立了友谊。在日本人的鼓励和同意下，1937年12月，在马迭尔旅馆召开了第一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与会代表有的来自上海和日本神户。而安江和在东北和华北的日军军事机构官居要位的樋口喜一郎也参加此会，樋口还在会上叫嚣：“日本人没有种族偏见，日本人民珍视它同犹太人民的友谊，日本正准备和犹太人民合作……保持密切的关系。” 也是在这次大会上，那些受到中国人民厚待的犹太人通过一项送给世界上每一个重要的犹太组织的决议：“我们，出席这次民族性的会议的犹太人，在这里宣布，我们在国家法律之下享受种族平等和公正，并将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以建立亚洲新秩序。我们向我们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要求帮助以平等对待和在东北建立犹太国承诺为条件。” 1938年召开了五相会议：日本的5位最高官员聚集讨论“犹太专家”的这个计划。他们是：首相近卫文麿、外相有田八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和通产大臣池田成彬。大臣们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方面，日本与纳粹德国结盟，任何帮助犹太人的做法都会危及这一同盟。另一方面，水晶之夜事件以后，犹太人对德国产品的抵制，显示了犹太人的经济实力和全球一致，如果日本希望得到犹太人的好感，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因为许多犹太人逃离欧洲，正在寻找避难的去处。由于日本内阁当时需要一致通过，而不是多数通过，这次会议成为内阁最漫长、最复杂的会议之一。但是最终还是达成了一致意见，政府批准实施河豚计划，但是任何行动都不得有损与德国的关系。 [2] 1938年，在五大臣会议召开后数星期，在哈尔滨又召开了第二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樋口和安江在会上仍然提出同样的要求。 1939年3月，出于日本人的倡议，列夫·齐克曼向另一个在上海的日本海军军官、“犹太问题专家”犬冢惟重大佐提出：有没有可能将200名皮革工人及其家属移居到“满洲国”某一郊区小镇他本人愿意提供一些款项，此外他可以通过美国犹太人大会设法从美国人那里取得20万美元。 日本人非常兴奋，犬冢说：“3000人更好。”在上海频频开会。犬冢、安江及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石黑在6月份提出一个长达90页的报告《关于引入犹太资金的研究和分析》，并亲送东京，最后日本提出安置3万犹太人所需资金一亿美元的计划（当然要犹太人组织来付钱）。报告包括考虑周密的种种细节，只是在犹太居留地设在“满洲国”还是设在上海稍有争执。 1939年5月，安江为哈尔滨犹太人领袖考夫曼医生安排了对东京的正式访问。考夫曼在日本逗留的一个月时间里，访问了内阁各省，受到一次比一次更殷勤的招待。并在回哈尔滨之前被授予帝国勋章。 [1] 但是，该计划从未正式付诸实施。1939年，上海犹太人请求不要再允许犹太难民进入上海，因为他们的支持能力已经达到极限。当时，美国犹太人社团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史帝芬怀兹(Steph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