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宣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 外来势力欺负中国必头破血流
文 / 杨丹旭
7/01/2021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共建党100周年的大会上宣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他并警告，外来势力妄想欺负中国，必将“头破血流”。
庆祝中共建党100周年的大会，今天（7月1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习近平在长达1小时05分的致辞中，回顾中共历史成就，并以史为鉴展望未来。
他说，中共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共建党百年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随后回顾中共带领中国人民创造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2012年中共十八以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强调“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习近平致敬毛邓江胡
习近平致辞时，向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四代领导人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致敬。
他也说：“此时此刻，我们深切怀念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巩固、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
习近平在展望未来时提出，必须坚持中共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他说，中共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
习近平也表明中共带领人民为美好生活奋斗的决心。他说，中共“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他警告：“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14亿多中国人民也不答应！”
7/01/2021
习近平不点名喊话美国
提出“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展望时，习近平不点名喊话美国，对中国当前面对的外部压力作出强势回应。
他说：“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
习近平表明，中共将“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他说：“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同时，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习近平：确保中共不变质
中共建党百年、执政超过70年，已拥有超过9500万名党员。
对于中共自身建设，习近平要求，要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重申坚决粉碎“台独”图谋
在这场备受瞩目的讲话中，习近平也宣示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重申坚决粉碎“台独”图谋。他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他呼吁包括两岸同胞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要和衷共济、团结向前，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语毕，现场爆发长达20秒的掌声和欢呼声。
庆祝大会上午8时开始，由中共政治局常委李克强主持，大会时长1小时30分钟。
上午7时55分左右，习近平步入天安门城楼上的看台，79岁的胡锦涛在他的左后侧步入看台。在现场观礼的还有温家宝、李瑞环、贾庆林等中共政治局前常委。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以及前政治局常委朱镕基则未现身。
（记者是《联合早报》北京特派员）
7/01/2021
Jun 7, 2021
新文化催生了中国共产党
By Yong Bing
4/02/2021
新文化革命运动中先人们尝试和实验了文化改良、文化革命、自由主义、实用主义、互助主义、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不谈政治只做学问、医学治国、实业救国、引进共和、和平改良等等各种文化都无法改变中国。直到苏联的十月革命工人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才找到了可以改变中国的理论, 以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苏联成功的经验后, 才真正有了选择的道路和方向。
陈独秀和李大钊创党时期
１９２０年夏至１９２１年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作为两者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赴日、旅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立，建党条件基本成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建党骨干中开始酝酿。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会合。他们很快与陈独秀离沪期间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并交换了情况。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及早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李达、李汉俊在征询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并获得同意后，分别写信给各地党组织，要求每个地区派出两位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７月中下旬，设在法租界白尔路３８９号（今太仓路１２７号）的博文女校，陆续住进了一批教师、学生模样的青年人，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来上海参加这次历史性的聚会。代表们到齐以后，就便在住处开了预备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１０６号（今兴业路７６号）正式开幕。会址设在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住宅，大家围坐在客厅长餐桌四周，室内没有特别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重。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未出席会议，而在代表们心目中他们仍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状况和工作进程，并交流了经验体会。２日休会，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三天后，分别举行三次会议，集中议论此前起草的纲领和决议。讨论认真热烈，大家各抒己见，既有统一的认识，又在某些问题引起争论，会议未作出决定。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会议刚开始几分钟，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这次会议被迫中断。闯入会场的叫程子卿，他是黄金荣的把兄弟，利用这层关系进入巡捕房，任华人探长。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包围了一大会址，法籍警官亲自带人进入室内询问搜查，没有找到多少证据，威胁警告一番后撤走了。这次冲击虽然没有带来重大损失，毕竟一大不能再在原址进行了。转移出来的一大代表当晚集中于李达寓所商讨，大家一致认为会议不能在上海举行了，当时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不如到我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离上海很近，又易于隐蔽。大家都赞成，觉得这个安排很妥当。代表们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两位国际代表目标太大，李汉俊、陈公博也因经历一场虚惊，都未去嘉兴。１０时左右，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在鸳湖旅馆稍事休息后，登上事先租好的南湖画舫。这是一个阴天，下起了蒙蒙细雨，游人渐渐离去，秀丽的南湖显得格外清静优雅。１１时许，一大会议在缓缓划行的画舫上开始了。南湖会议继续着上海３０日未能进行的议题，先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１５条约７００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最后，一大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会议在齐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声中闭幕。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陈独秀、张国焘时期
出席会议的代表共１２名，代表全国１９５名党员。这些代表是：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的杨明斋，北京的罗章龙，山东的王尽美，湖北的许白昊，湖南的蔡和森，广州的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有一名代表姓名不详）大会根据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大会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是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党的最高纲领。为了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大会提出在目前历史条件下的最低纲领，这就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陈独秀、李大钊时期
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项英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４０人出席大会，他们代表了全国４２０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大会的主要议程有三项：一、讨论党纲草案；二、讨论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三、选举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陈独秀在报告中，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决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依据和过程。代表们就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先生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召开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胜利地举行了北伐战争，促进了中国革命的高涨。但是，大会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和军队问题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
陈独秀右倾时期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此后，工人运动逐渐恢复，农民运动日益兴起，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但是，国共合作并非一帆风顺，在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洪流中也潜伏着令人不安的暗流。1924年6月，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声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绝对不宜党中有党”。8月，张继等又抛出所谓《护党宣言》，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消灭国民党。
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中共中央于7月1日发出党内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活动。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连续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右派违背国民党一大政纲、破坏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反动言行。此刻，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重要问题是：在这场日益高涨的大革命浪潮中，共产党人是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为了国民革命运动去组织中国工人、农民以及青年，还是应当由共产党直接去组织群众？还没等中国共产党找到答案时蒋介石举起了屠刀开始杀共产党人。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严重失败。此后，全国形成了三个政权，即原来的北洋军阀政府，上海、南京的蒋介石反革命政权和武汉国民政府。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才能挽救革命。陈独秀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反而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代表们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瞿秋白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针对陈独秀报告关于统一战线上的错误，蔡和森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动摇，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毛泽东批评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和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因此，难以承担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而真正结束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是在3个月后的八七会议上完成的。 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消了他在党内的职务，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
李立三、向忠发時期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直至1930年秋冬，是中共中央历史上最为艰难的一段岁月。外部遭受挫折，损失惨重；内部思想混乱，纷争四起，中央陷入严重的领导危机。李立三目空天下，共产国际龙颜不悦。瞿秋白、周恩来奉命回国纠正，莫斯科还是不满。得风气之先的王明，再一次翻云覆雨。1930年5月，新军阀中原大战爆发。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来临，四处鼓动政治示威和武装暴动。他甚至制订了一个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革命目标。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急剧发展，超出了共产国际的容忍限度。7月下旬，共产国际派瞿秋白、周恩来火速回国，纠正李立三等的错误。
瞿秋白、周恩来时期
回到国内的周恩来，所见所闻是一连串残酷惨痛的事实。除苏区和红军遭受不同程度损失外，白区举行的同盟总罢工和武装暴动，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在6月底以后的两个月里，十余个省委机关被破坏。上海地区的党员人数由2000锐减到600，天津地区的500多党员只剩下几十人。看到党的六大后共产党人辛辛苦苦积蓄起来的一点力量如此轻率地被葬送，周恩来痛心疾首，对李立三、向忠发提出了尖锐批评。不几天，瞿秋白也回到上海。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一幢临时租用的洋房里秘密举行，瞿秋白和周恩来主持会议。李立三受到严厉批评，实际上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由于共产国际一再催促，他不得不于11月间动身前往莫斯科“接受改造”。周恩来是会议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总是把瞿秋白推到前台。因此，三中全会使瞿秋白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6月思想动员，7月行动部署，8月形成高潮，9月走向破产，“立三路线”的历程大体如此。六届三中全会之后，共产国际远东局把王明、博古找去谈话，要求他们不准反对会议形成的决议，王明不得不表示“拥护”。
中国农民哺育了中国共产党
By Yong Bing
4/03/2021
马克思把人群分为少数资产阶级和多数无产阶级, 而社会人类整个历史是以少数资本者剥削压迫多数无产者, 财富被少数人占用大多数财富, 被压迫被剥削者只有忍耐甘为奴隶的历史。因此马克思号召”造反有理”、消灭私有制。用议和的方法成立了”巴黎公社”, 但只存在几十天就被政府用暴力镇压了。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吸取了教训, 将工人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工人武装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中国的留学生们, 纷纷回中国组织工人武装攻打占领城市, 但迎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实践证明照搬外国的模式和外国的经验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说，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因此，他号召“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指出：“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毛泽东将中国农民问题的解决与中国革命的出路结合起来，将中国农民的翻身解放与中国社会的变革联系起来。他为中国农民开创了一条通向翻身解放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他把农村视为革命的主战场，把土地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把中国农民当作中国革命的主力军，领导农民去推翻不能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和铲除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过程中，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私有，变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为个体农民私有的政策方针。这种方针，既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方面的一大创造，也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
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毛泽东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土地改革从解放战争时期开始进行，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七百亿斤粮食的繁重地租，彻底消灭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
中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当时得到了爱国民主人士和起义将领的支持。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说：“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存在，阻碍了人民的中国走上工业化现代化的前程，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每一个参加单位，都以最大的决心，来完成土地改革这一历史任务。”爱国起义将领刘文辉说，“我就是一个大地主。拿四川话来说就是‘大绅粮’。我将无条件无保留地献出我所有的一切土地，分给农民，在没有实行土改以前，当然还要照章纳粮税。今天是川康所有‘大绅粮’应该觉悟的时候了！”爱国起义将领卢汉说，土改“关系今后建国的根本。”“自己原是一个地主，回到家乡，一定要多方解说，劝导，为实现土改而斗争，自己首先放弃过去地主享有的非法权益。”爱国起义将领邓锡侯说，“这样一个土地制度的改革，在我个人，我可以坦白地说，是和我本阶级（地主阶级）的阶级利益相冲突的”。“我愿诚挚的拥护这样的一个土地改革，我要坚决的放弃本阶级的利益，来服从全国人民的利益。”“我抱定决心，不仅做到军事上的‘起义’，而且更要做到阶级上的‘起义’。”
土地改革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农民的支持。毛泽东指出：“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说：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因为“共产党以工农大众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基础，在乡村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
土地改革使农民政治上获得翻身。韩丁的《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和克鲁柯夫妇的《十里店–一个中国村庄的群众运动》，分析了土改对农民的“翻身”意义。韩丁特别界定了“翻身”的意义：“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
土地改革重组了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在土地改革过程中，毛泽东非常强调“普遍发动群众”、“整顿基层组织”作为土改的第一个阶段和“一个最基本的环节”，反对恩赐，树立农民群众在农村中的政治优势，提高群众阶级自觉性，发动阶级斗争，使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实现“土地还家”。这种改革，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改朝换代”，不同于开明皇帝用恩赐办法，“均土地，抑豪强”，实行“让步政策”，而是通过推翻旧政权，代之于人民政权，彻底砸碎旧秩序，重构了中国几千年的农村社会结构，改变了“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全国一盘棋，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整合能力，对促进农村现代化具有重大作用。
获得翻身解放只是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第一步，为解决农民共同富裕问题提供了政治前提。站起来的中国农民，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又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开始解决共同富裕问题。毛泽东是通过实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来解决农民共同富裕问题的。在生产关系方面，通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现集体化，从制度上保证农民共同致富；在生产力方面，通过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和农村工业化，推进农村现代化，为实现农民共同富裕创造牢固的物质基础。“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是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毛泽东还提出实现农村工业化是农村伟大光明的前途。
毛泽东认为农村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解决农民共同富裕问题。早在1943年他就认为，在中国的农村中，“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入永远的痛苦。克服这一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在新中国成立前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他又明确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指出组织农民走集体化道路是解决农民共同富裕问题的唯一途径。“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 “发展农业可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让农民的命运掌握在地主、富农和投机商人的手里，极少数人发财而大多数人贫困和不断破产。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让农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掌握自己的命运，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我国过渡时期中将长期地存在，但是，由于农业合作化的基本完成，我国绝大多数农民已经摆脱了前一条道路，走上后一条道路。今后的任务是要尽力巩固合作化制度，同时继续反对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毛泽东一方面不断探索和完善农村社会主义制度，一方面反对各种资本主义道路倾向。
从1953年开始，在毛泽东的倡议下，国家按照自愿互利和示范的原则，把农民组织起来，走上了合作化道路。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农村在1956年普遍建立了高级农业合作社。粮食连年增长。农业合作化为农民集体致富提供了组织和制度的保证，实现了让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绝种的要求，消除了历史上个体农民分化的可能性，有助于所有农民实现共同致富。正是集体所有制为农村的社会主义方向提供了制度基础和现实保证。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农村的确立，开创了我国农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模式。
农村合作化运动，不仅是对农村和农民进行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改造，也是对农民进行思想上和道德上的改造。不仅要看到整个农村和农民经济上政治上的彻底改变，更要看到中国全体农民在精神上道德上所获得的历史性伟大进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由经济上政治上的社会改造所引发和造就了我国农民精神上道德上的伟大解放和伟大进步。在中国共产党有组织的思想启发和教育下，广大农民群众起来与自己身上千百年来的旧思想、旧道德展开各种各样的斗争，从中培养出了先进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中国农民的精神面貌同土地制度的改革一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又一个伟大历史功绩，对促进和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有着难以估量的伟大历史作用。
通过农业合作化，中国农村走上了通过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道路，避免了资本主义农业现代化之苦。资本主义根本解决不了农业问题。毛泽东认为农村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容易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越有利于保证农民共同富裕。所以他1958年又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并为探索人民公社的具体运行机制付出了无尽的心血。他在谈到为什么要从高级社过渡到人民公社时说：“人民公社化以前，很多地方都暴露了这类问题。合作社的规模小，土地不能统一使用，要修大中型水库，得利的在下游，受害的要淹掉一部分土地的在上游。明明应该建设这样的水库，但是由于这些利害关系，无法进行建设。广东的漳市社，山里有很多森林资源，但是劳动力不够，不能采集；山下有很多富余的劳动力，可是不能上山劳动；其他如手工业、运输业等等，也都不能统一安排，妨碍生产发展。成立大队、组织公社以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农村中原来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扩大和提高了，并且开始带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人民公社的规模比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得多，并且实现了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的结合，这就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既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持续跃进，又可以培养农民的集体主义观念、共产主义思想，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
“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由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中的改革将还是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并进。”“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按照毛泽东有计划的建设社会主义, 相信一定会强过不管黑白道摸石头过河让少数人先富的胡乱治国的走资派复辟的特色政府了。
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41年
By Yong Bing
4/02/2021
形形式式的新文化因被殖民和派遣留学生而纷纷涌入中国, 各色人等各取所需作为自己的信仰, 有人信自由主义、有人信实用主义、有人信基督上帝、有人信利己主义、有人信弱肉强食、有人信马列主义、有人信资本主义。然而细观如此多的主义信仰真正有利于大多数农民工人的主义, 恐怕只有马列主义了。马克思把人群分为少数资产阶级和多数无产阶级, 而社会人类整个历史是以少数资本者剥削压迫多数无产者, 财富被少数人占, 大多数被压迫被剥削者只有忍耐甘为奴隶的历史。因此马克思号召”造反有理”、消灭私有制。用议和的方法成立了”巴黎公社”, 但只存在几十天就被政府镇压了。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吸取了教训, 将工人们组织起来成工人武装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中国的留学生们, 纷纷回中国组织工人武装攻打占领城市, 但迎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王明、博古时期
此时在苏联的王明，却在政治生涯中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并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走向他政治生涯的第一个高峰。王明、博古向中央写信后，不但没有实现自己的目的，反而受到中央批评。并不意味着王明能掌控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帮助王明实现这一目的，另有其人，另有其事。国际代表奉命来华，第一件事就是召见王明。老师为学生铺路搭桥，呐喊助威；得意门生乘势而起，扶摇直上。两人上压下攻，将中央控制于股掌之中。正当党内出现领导危机之时，一个特殊人物来到上海，此人就是王明的恩师、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他此次来华的目的，就是要把瞿秋白赶下来，把王明扶上台。把王明推上前台的任务。这是一枚恶果，更是一枚苦果。王明是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扶植上台的。会后不久，他便受共产国际的召唤，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行前，他成立了临时中央，指定博古为总负责人。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正是通过博古等人推行贯彻，使中共蒙受4年之久的危害。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由于他不折不扣地推行“国际路线”，很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喜爱，他也因此节节攀升。1935年，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王明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这也就难怪他回国后，“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了。王明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派回中国。这位“钦差大臣”自恃有强硬的国际背景，根本不把中共中央放在眼里，在主持长江局工作期间，王明目空一切，屡屡违反组织原则，擅自发号施令，公然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
斯大林把宝全都押到国民党政府身上，不相信“农民领袖”毛泽东领导的人民武装。而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斯大林最为忧虑的。为避免这种局面，斯大林想到了王明，决定派他回国。在斯大林看来，王明是“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只有他才能“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让“独立自主”搞得太离谱。行前，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特意会见王明。季米特洛夫叮嘱说：“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所以在统一战线中，不要刺激国民党，提出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应当像法共那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王明口口声声表示，他所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言语咄咄逼人。有人回忆说：“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和方法。”
这个时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他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否认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要求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路线，主张攻打中心城市，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同时，“左”倾教条主义在组织上主要表现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军事上则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左”倾领导者博古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使红军在战略上完全陷入被动。当时红军的战法是“堡垒战、阵地战与短促突击”，和优势敌人拼消耗。这种打法只有军事实力对等的情况下才有效。蒋介石集全国的财力和军力于一身，而中央红军只有不到１０万人，加上苏区财力物力有限，劣势显而易见。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党和红军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由于中共中央执行了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使得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围剿”下处境十分艰难。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近十万红军最后只剩一万多人。
毛泽东时期
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经过贵州遵义时召开的沒有外国势力干扰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博古、王明、李德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问题的会议 。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力量遭受的严重损失，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纷纷要求改换错误的领导。同时，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对执行王明军事路线的一些领导同志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使他们很快觉悟过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西征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根据黎平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同志的努力促成下，红军占领遵义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截至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他们的支持。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也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也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而是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手！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屡遭挫折的红军从此有了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保证。
从1935年1月到1976年9月共有41年都是毛泽东时期。
华国锋过渡时代
1976年10月至1977年4月后被华国锋自己放出来的邓小平架空。数月后被禁被退被消失直至死亡。邓小平掌权。
邓小平篡权复辟时代
邓拱走华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是邓小平不敢直接上位最高权位而是在”垂廉听政”。扶植的第一个儿皇帝是胡耀邦。
邓小平垂廉听政下的胡耀邦时代
1981年6月，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央委员会主席。胡耀邦1981年6月至1982年9月担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9月至1987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87年元旦当夜，在鄧小平家裡，陳雲、薄一波、彭真、王震、宋任窮等中共元老，商议胡耀邦的去留问题。1月4日，鄧小平在家召開會議，鄧說應該同意胡的辭職，當時無人表示不同的意見。胡就下台了。
邓小平垂廉听政下的赵紫阳时代
1987年1月，被邓小平提为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1989年6月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被撤销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撤销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 。
邓小平垂廉听政下的江泽民时代
1989年6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2002年只留军委主席, 2004辞军委主席。
邓小平阴影下的胡锦涛时代
2002年至2012年和2013年相继担任总书记、主席、军委主席。
习近平时代
现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留学回国任校长翻译共产党宣言
By Yong Bing
4/08/2021
一百多年前有个留学生专程回到自己家乡的书房内安静专心埋头搞翻译, 拿着妈妈送来的粽子把黑墨水当红糖水吃得满嘴乌黑的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天，一个小伙子在家里奋笔疾书，妈妈在外面喊着说：“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他说：“吃了吃了，甜极了。”结果老太太进门一看，这个小伙子埋头写书，嘴上全是黑墨水。结果吃错了，他旁边一碗红糖水，他没喝，把那个墨水给喝了，但是他浑然不觉啊，还说：“可甜了可甜了”。这人是谁呢？就是陈望道，他当时在浙江义乌的家里，就是写这本书。于是由此就说了一句话：真理的味道非常甜。”这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
1919年，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陈望道应《星期评论》杂志之邀翻译《共产党宣言》。为了专心致志完成这个任务，1920年2月，陈望道特地回到家乡义乌分水塘村，开始心无旁骛地潜心翻译《共产党宣言》。本来就对社会主义十分憧憬、对马克思主义充满敬仰的陈望道以日文版为依据，同时与英文版相互对照，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终于在当年4月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翻译。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正值中国共产党筹建时期，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纷纷成立。《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出版后，受到工人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从此，这本只有28000多个汉字的小册子，成为中国共产党创造革命信仰的思想起点。
陈望道六岁时即开始读《大学》《中庸》《论语》。陈望道早年留学日本，1915年留学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是日本修辞学的摇篮。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从日本回国后，1920年9月他刚到复旦大学任教时便开设了修辞学课程，并开始撰写《修辞学发凡》。旧稿曾由田汉、冯三昧、章铁民、熊昌翼等先生拿去试教。陈望道之所以要研究修辞学，是为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据他自己所说：第一，当时西学东渐，有些人一味崇洋迷外，认为外国的什么都好，中国什么都不行。他听到有人说中国语文没有规则，比外国语文低一等，非常气愤，决心驳斥这种谬论，从而决定研究修辞和文法，以探讨中国语文的规则。第二，当时旧的被否定了，新的一时还未建立起来。许多学生确实不知道白话文文章该怎么写。有的人造句时只会写“花是红的”这类句式。因此向学生讲授作文和修辞的规律就成了当务之急。为了撰写《修辞学发凡》，加深这门学科的基础，陈望道同时还研究邻近的相关学科，撰写了文章学、美学、逻辑学等著作。他认为，修辞学与多门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回国后积极提倡新文化运动，任《新青年》编辑，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原民盟中央副主席。1914年进杭州之江大学读书。1915年留学日本，1919年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同年回国后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在该校曾负责主编《浙江第一师范校友会十日刊》，被誉为五四时期浙江的一颗明星。
1920年，他在上海与陈独秀等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时，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这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此同时，陈还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工作，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陈是早期成员之一。是年11月，他还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内部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的创刊工作。12月，担任《新青年》月刊(当时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公开的机关刊物)主编。同时，陈和邵力子将《觉悟》转变为中共的外围刊物，这两份刊物成为中共的重要舆论阵地。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11月，成立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陈望道担任第一任书记，至次年6月辞职。以后因党内意见不合而离开组织。直至1957年2月，根据陈望道的要求，经中共上海市委请示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参加中国共产党。之后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陈望道早年投身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学、白话文。1923年至1926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务主任等职，并参加国民革命。1929年创办中华艺术大学，任校长。还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1932年任上海著作家抗日会书记，后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活动。1934年参加发起大众语运动，创办并主编《太白》半月刊，团结在鲁迅周围，进行文化战线上的反“围剿”斗争。同时，先后任安徽大学教授、广西大学中文科主任。
1937年6月又回到上海，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工作。次年，在中共地下组织主办的夜大学社会科学讲习所讲课，发起组织上海语文学会、上海语文教育学会等。主编中共地下组织所办报纸《每日译报》的《语文》周刊，主持上海新文学研究会等，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
1940年秋，陈望道赴内地，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1942年任新闻系主任，代教务长等职。抗战胜利后回沪，负责大学教授联谊会工作，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等民主运动。
新中国建立后，陈望道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后改称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长，华东高教局局长，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校长，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上海语言学会会长，上海文字改革学会主席，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语言组副组长，《辞海》编辑委员会总主编等职。他的重要著作与译著有《修辞学发凡》、《文法简论》、《美学概论》、《苏俄文艺理论》等书。
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历任民盟中央第二届中央委员、常委。1958年民盟中央三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他还任民盟上海市支部第二届常务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员会第三届副主任委员，第四、五、六届主任委员。他主持上海民盟工作多年，重视集体领导，充分发扬民主，重视盟员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工作，在盟内协调关系，搞好团结，鼓励盟员努力做好岗位工作。他认为党派工作在强调共产党领导的同时，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积极发挥自身的作用；中共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根本目的，是要发动更多的人士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实现多党派合作；民主党派成员应不但勇于参政，而且敢于负责。
1949年9月，陈望道作为特邀人士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以后他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1950年10月，陈望道被选为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后来又被选为第三届代表。他还是第一、二、三、四、五届市人大代表，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市政协副主席。
1956年元旦，毛泽东主席在上海亲切地接见了陈望道，并对他的文法修辞研究表示重视和关心，陈望道为此受到极大的鼓舞。这时他正在筹备成立复旦大学文法、修辞、逻辑研究室（后改名为语言研究室），并确定研究室的方针任务是：（1）根据学术与教育的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一步研究汉语的话法与修辞的理论与实际。（2）在语法修辞研究中随时注意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研究与运用，以期能更快更多地认清条理、阐明规律，充实现有的科学内容，提高现有的学术水平。研究室分为语法、修辞、语言学理论三个小组，每周进行学术交流一次。陈望道为学术研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除按时出席例会外，还经常来研究室畅谈他的学术见解。后来，他的这些谈话内容被整理编辑成《陈望道修辞论集》。
1957年6月，根据陈望道本人的请求，经中共上海市委报请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直接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至此，他又重新回到党内，实践了他“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陈望道重新入党后，党中央考虑到他的历史情况以及当时的具体政治环境和工作需要，没有公开他的党员身份，直到党的十大召开时才予以公开，并被选为十大代表。
60年代初期，陈望道的学术思想有了较大发展，他提出了“语言研究必须中国化”的观点，反对语言学研究中不注重汉语实际、不概括汉语事实的不良倾向。并利用一切时机在沪、杭、宁等地进行宣讲。1961年他在上海语文学会作了《谈谈修辞学的研究》的报告，同年10月赴南京大学作了《我对研究文法、修辞的意见》的演讲，1962年1月到华东师大作了《修辞学中的几个问题》的学术讲演，1964年4月到杭州大学作了《关于语言研究的建议》的学术报告。他在这一时期的系列演讲，表明他对修辞学研究的对象、任务、性质、范围、作用、态度及方法等一系列基本理论，均作出了更为明确、更为清晰的解答。这对建国后修辞学理论的建设和健康发展，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960年冬，《辞海》主编舒新城逝世后，由陈望道继任主编。他以高度负责和一丝不苟的精神，团结和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来共同完成重新编写任务。1962年初出版了《辞海·试行本》十六分册；进一步修改后，于1965年出版了新《辞海·未定稿》。他还亲自为该辞典题写了书名。陈望道先生一生坚持不懈地从事学术研究，到《文法简论》完稿，算是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建国后的数十年间，陈望道在社会工作方面倾注精力最多的，就是他担任复旦大学校长这件事了。1949年8月，陈望道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委员是张志让。由于张志让不久即赴北京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因而未到校任职。陈望道便挑起重担，配合军管会做好各项工作。1952年秋季，毛泽东主席亲自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长。此后，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贯彻党的教育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团结全校广大师生员工，为把复旦大学建设成为新型大学而鞠躬尽瘁，历时达25年之久。他是复旦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之一。
陈望道特别重视加强学校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领导。建国初期，他即在校务委员会上号召教师积极从事科学研究：“我们一定要为中国共产党争气，要对文化有所创造，不能把别人的东西翻来复去地讲，教师一定要从事科学研究，要进行创造性劳动，否则文化事业就不能发展，教育事业也不能发展。”1954年校庆时，陈望道在祝贺词中写道：“综合大学应当广泛地经常地结合教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为祖国建设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