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古学者：120年来甲骨文已发现15万片、含4000单字
世界新闻网
11/10/2022
甲骨文自从100余年前被发现已来，相关研究进展一直受到瞩目，中国考古学者指出，120余年来已发现15万片甲骨文、其中单字数量超过4000字。
据中国国家文物局消息，11月10日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专题通报河南安阳殷墟考古与甲骨文研究重要成果及新进展。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时介绍120余年来甲骨文发现与研究的重要成果，他指出，甲骨文发现总计约15万片，经科学考古发掘的有3万5000余片，单字数量已逾4000字。
冯时指出，通过释读甲骨文记载的日月食数据，结合天文学推演，考订了发生于西元前1161年10月31日的「乙巳日食」，证明了殷人已经掌握交食周期，对于甲骨文断代乃至地日运动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另外，在殷墟的考古最新成果上，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良高则指出，新发现宫殿宗庙区存在大型池苑、水道及相关建筑遗迹，改变以往对于宫殿宗庙区整体格局的认识。
同时，殷墟王陵区东区、西区周边各发现一条围沟环绕其外，是商代陵园制度与布局研究的重大进展。随着殷墟内部的道路系统不断被挖掘，部分道路两侧密集分布居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为进一步探索殷墟城市布局、族邑分布提供了重要线索。
而河南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孔德铭则介绍了殷墟外围区域多项新发现。这些考古成果包含，辛店铸铜遗址发现商代晚期铸铜作坊、出土「戈」字铭文铜器，显示该遗址可能是一处由「戈」族管理的青铜器铸造遗址；邵家棚商代晚期聚落遗址发现由1座「中」字体大墓、23座中小型墓葬和4座车马坑组成的墓地，出土刻「册」字铭文的多件青铜器，显示邵家棚遗址可能为晚商时期史官「册」族居住地。
铸铜遗址发现商代晚期铸铜作坊、出土「戈」字铭文铜器，显示该遗址可能是一处由「戈」族管理的青铜器铸造遗址；邵家棚商代晚期聚落遗址发现由1座「中」字体大墓、23座中小型墓葬和4座车马坑组成的墓地，出土刻「册」字铭文的多件青铜器，显示邵家棚遗址可能为晚商时期史官「册」族居住地。
这处遗址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
10/15/2022
1930年，26岁的梁思永留美归来，加入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此前，他在父亲梁启超的影响下，于哈佛大学攻读了七年的考古学和人类学。
史语所考古组是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级考古机构。所长傅斯年在立所纲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明确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并要求该所同仁需“去扩张材料，去学设‘发冢校尉’，求出一部古史于地下遗物”。就在其成立的当年，考古组便在李济的主持下发掘了殷墟遗址，为新生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刚到史语所不久，梁思永即投入了“东北考古计划”。因为1924年时法国学者德日进曾在赤峰林西发现过一处新石器遗址，梁思永的首选目的地便锁定在了那里。就在整装待发之际，通辽一带突然暴发鼠疫，阻断了行程。恰巧此时，中东铁路的俄籍雇员路卡什金在黑龙江的昂昂溪附近又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梁思永立马决定改道，即刻北上。
在昂昂溪，梁思永发掘了约200块陶片、一座墓葬及10余件骨器，并从地面采集了100多件石器和1件陶器。加上路卡什金先前采集的石器、骨器、陶片等700多件，共出土标本1000多件。只是因为天气骤然变冷，发掘工作在进行了三天之后被迫停工。于是，梁思永取道通辽、开鲁、天山、大板，在38天里步行逾1000公里，一路南下，将工作计划重新拉回到了林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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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趟极为艰难的跋涉，在后来的调查报告中，梁思永回忆道：“这惨黯的境况不但使我们精神感受极大的打击，并且增加了许多行旅的困难。一路上人食、马草、饮水、燃料、宿息的地方没有一天不发生问题。此外再加上贼匪的出没，气候的寒冷，冰雪的阻碍，白昼时间的缩短，我们的行走止息完全受了环境的支配，没有丝毫的自由。”纵使如此，他却没有动过一丝放弃的念头。早在20世纪初，位于赤峰东北郊英金河畔的红山就引起了国外考古学家的关注，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和法国学者桑志华先后到此进行过考古发掘，发现了80多处史前文化遗址。在哈佛时，梁思永仔细阅读过二人的调查研究论著，对该区域关注已久。
然而当梁思永终于到达林西，找到了被当地百姓叫作“哈拉海”的沙窝子地时，西北风也刮到了那里。突降至零度以下的气温将遗址地表的土层冻得非常坚硬，无法开掘，只能转而在赤峰一带进行地面的采集。
梁思永主要考察了红山东沙窝和英金河北岸的北沙窝两处遗址，采集了一批石器、细玉器、陶器，并绘制了地形地貌图。凭借这些收获，他在1934 年写出了《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将红山遗址上的史前文化划分为西辽河上游、热河及松花江以北地区的考古学区域文化，并阐述了这一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关系。这是中国考古学者书写的第一篇专论热河新石器的文字。
原本，梁思永计划着在这些新材料的基础上可以做进一步发掘。未曾想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他自己也患上了肋膜炎，一病两年。在那篇报告里，他无限伤感地写道：“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东北四省接连被日本军占领了，我国的考古工作者不应忘记我们没有完成的工作。”
长城以北这片土地上的古老文明，刚刚被掀起神秘面纱的一角，就这样再次淹没在了历史的风沙之中。
“玉笔筒”引出的大发现
在梁思永的东北考古因战争陷入停滞时，一位名为佟柱臣的凌源中学历史教员，凭着对考古的一腔热爱，利用工余休息时间，单枪匹马地在赤峰、朝阳进行了大量调查。1943年，他发表了《凌源牛河梁彩陶遗址》和《凌源新石器遗址考察》等文章，大胆做出预言：牛河梁地区必有大器出现。不过，由于当时山河破碎的动荡时局，加之这些文章又发表于日本报刊和伪满刊物，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1955 年，考古学家尹达出版了专著《中国新石器时代》。根据梁思永的意见，书中以“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题撰写了一章补说，其中指出，红山后新石器时代遗址含有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两种因素，它的分布范围包括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长城地带，“可以名之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自此，“红山文化”终于有了一个正式的命名。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蜘蛛山、夏家店、药王庙、金龟山、富河沟门、南杨家营子、西水泉、三道湾等一系列遗址被陆续发掘，不断丰富着红山文化的内涵。不过，在当时考古界的普遍认知中，中华文明的源头仍在于黄河、长江流域。“红山文化虽然发现得很早，但是大家对它的印象还是北方地区的一种地方文化，可能受了中原的影响，但本身没有很发达。”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之一郭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79年5月，辽宁省启动了计划四年完成的文物普查，先从文物分布较多的朝阳市的朝阳、凌源、喀左三县开始，并召集全省各市、县、区派学员参加培训。普查中，喀左县发现了609处遗址点，并在其中24个点采集到了红山文化陶片，有几处采集到的陶片较为丰富，且多彩陶，兴隆庄章京营子大队下面的东山嘴就是其中之一。当年秋天，文物普查队对东山嘴进行了试掘，很快便发现了一片由方整石块砌筑的石墙。
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辽宁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郭大顺，是那次试掘工作的领队。看着逐渐露出的遗迹，他当即感觉东山嘴遗址不仅特殊，而且很不一般。“因为它南边是一个圆形的（建筑址），北边是方的，然后东西对称，有个中轴线，这很重要。”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彼时对红山文化的认识还只限于其是与仰韶文化同时期的母系氏族社会，但眼前的建筑布局不仅同仰韶文化的向心式完全不同，甚至与后世的建筑布局具有诸多相似特征：“这等于跨了好几步。”
除了石砌的建筑址，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形制各异的彩陶器，以及前所未见的人体陶塑像、双龙首玉璜、绿松石鸟形饰件。郭大顺意识到他们所捕捉到的分明是文明的信息，于是在年底普查总结汇报会上，他试探性地提出了东山嘴遗址与史前祭祀和文明起源的关系，这也是他第一次将红山文化与文明起源联系起来进行思考。
1981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始，郭大顺再次负责起建平县的工作。在时任朝阳市文化局局长宫殿东的组织下，他给全县32个公社文化站长做了一次普查前的培训，特意强调了寻找红山文化玉器出土地点的重要性。话音才落，富山乡文化站长赵文彦便在课堂休息时反映了一个重要信息：附近马家沟老乡家有一个“玉笔筒”。直觉告诉郭大顺，红山文化玉器更直接的考古证据可能要露头了。
第二天培训一结束，郭大顺就跟着赵文彦和文物干部李殿福一起骑了15公里的自行车赶到马家沟。在生产队队长马龙图家，他见到了那个“玉笔筒”，正是他们苦苦找寻的红山文化玉器中最重要的一类——马蹄状玉箍。继而他顺藤摸瓜，在挖到玉器的地方——建平与凌源两县交界处一座名为牛河梁的山岗上——发现了人骨，简单清理过后，一座东西向、长2米、宽0.8米的石棺墓葬露了出来。
墓主人头顶部的左侧，置有一件玉环，所有特征都与红山文化遗址常见的石环相同。墓上的深灰土层只有0.2米~0.3米厚，土层内存有彩陶筒形器残片。一切证据都明确地指向了红山文化，尽管在此之前红山文化还从未有墓葬被发现过。郭大顺至今清楚地记得，那一天的日子是4月8日，这个地点后来编号为牛河梁第二地点，这座墓则编为第一号冢第一号墓。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是郭大顺在北大读书时的导师。两年前刚刚发现东山嘴遗址时，郭大顺便写信告诉了他。彼时的他正在酝酿日后奠定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观念的“区系类型”理论，同时也在思考如何从北方寻找中国古史突破口。东山嘴的出现仿佛一道倏然降临的指向标，大音希声般地提醒着他，中华文明起源可能会在辽西找到答案。1983年，他踏上了东山嘴的土地，并在随后召开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专题座谈会上明确提示：要在喀左、凌源、建平三地交界处多做工作，会有更惊人的发现。“苏先生称这个交界地区是考古的金三角，促使了我们当年秋天（正式）开始发掘牛河梁。”郭大顺说。
惊人的发现的确很快呈现在了世人面前。首先是第二地点又挖掘出一座墓葬，出土了两件玉雕龙和一件马蹄形玉箍；接着，通过对墓葬群的进一步发掘，考古人员发现牛河梁的墓冢并不是其他史前文化那样的土坑墓，而是独特的积石冢，有石块砌筑的冢界，形状有方有圆，有双冢相迭相套，尤其是有封顶堆石和堆土压在墓上，结构较为复杂。此外，在第二地点和第五地点的墓冢之间还发现了祭坛，其中第二地点的祭坛是用一种红色的安山岩石并立砌筑，有如石栅，立石共有三圈，由外向内层层高起，所用的石块也逐层变小一个规格。
更加重大的发现是女神庙的出土。在距二号地点西北约一公里，牛河梁主山梁的中心部位，一个由主室、左右侧室、北室、南三室联为一体的多室布局遗址，在被清理掉50厘米厚的表土层之后显露了出来。由于遗址表面即散落着壁画和精致的彩陶大器碎片，加上在西侧室、主室、北室、南单室都发现了猛禽猛兽和人形的泥塑残件，可以确认这是一处供奉偶像的“神居之所”。它的南北长25米，东西最宽处9米，最窄处仅2米，比已知的史前时期房屋复杂得多。从炭化的木柱、被烧流的陶器分析，这座建筑上部曾被一场大火烧毁，仅保存了地下部分。
11月2日上午，在对主室西侧的挖掘中，一个仰面朝天、双目圆睁的完整人头塑像重见天日。头像存高22.5厘米，相当于真人大小，从背部断面看是以竖立的木柱作支架进行塑造的。高浮雕式的头像额部隆起、额面陡直、面颊丰满、下颏尖圆，耳较小而纤细，极富女性特征。“她”就是几千年前红山人的女祖，也是当初这片遗址上祭祀的对象。在后来的文字中，郭大顺这样描绘过女神的样子：“面部呈鲜红色，唇部涂朱，为方圆形扁脸，颧骨突起，眼斜立，鼻梁低而短，圆鼻头……上唇外呲富于动感，嘴角圆而上翘，唇缘肌肉掀动欲语，面颊则随嘴部的掀动而起伏变化，具有很强的节奏感和神秘感。尤其是眼球的处理上，在眼眶内深深嵌入圆形玉片为睛，使炯炯有光的眼神，一下子迸发出来，更是神来之笔。”
至此，牛河梁遗址的发现彻底震惊了考古学界。四十年前佟柱臣被忽视的预言到底被验证了，而梁思永的壮志未酬，也终可借由后辈同仁的求索得以继承与了却。
一场文明起源的大讨论
1983年底，牛河梁遗址的发掘材料被送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时任所长的夏鼐在看到女神庙和女神头像的照片后，立即委派了技术室负责人和科研处负责人赶往牛河梁，要求其对遗址的年代进行反复验证和科学测定。1985年3月，碳14测定结果确认，牛河梁是距今5000余年的红山文化遗址。
自1959年发现二里头遗址起，拥有实证的中华文明史就被定格在了距今4000多年前。牛河梁遗址的测定结果，直接将这一时间提前了1000多年。用苏秉琦的话说，这是“东方文明的新曙光”，是“中华文化的火花”。面对牛河梁遗址必然会引发的重要学术意义和社会影响，苏秉琦甚至还在1985年5月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上，提醒大家要注意一场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讨论即将开始。
“牛河梁遗址发现之后，的确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把整个讨论往前推了一步。”面对《中国新闻周刊》，郭明对牛河梁之于四十年前那场讨论的意义如是说到。其实早在1931年，李济在谈及山东城子崖发掘的意义时就说过：“现代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原中心论”都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即使有诸如良渚文化的发现，也被视为龙山文化系统的一部分。直到1981年，苏秉琦的“区系类型”说的正式提出，才以“满天星斗”的格局打破了原有观念。随着牛河梁遗址的发掘，1986年考古学家严文明也提出了“重瓣花朵”说，在承认各地区具有独特发展道路的同时，强调了不同文化之间“分层次的向心结构”。几乎与此同时，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指出各文化区平等独立又紧密联系，共同形成了“最初的中国”。
1986年7月24日夜，新华社发布了电讯，介绍牛河梁遗址的新发现，称“五千年前，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 次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又以三分钟的时长进行了播报，《光明日报》也在头版发表文章称：“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找到了新线索”。随后，港台地区及日本、东南亚等国纷纷加以转载并配有专家采访。“牛河梁遗址的发现，等于把整个的红山文化推到了全国全世界的面前。”郭明说。
除了对文明起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改写，牛河梁遗址之所以会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还在于它在多个维度上表明着一种中华文化的贯通与延续。
从20世纪初起，红山文化玉器就在海内外一些收藏家和著名博物馆中有所收藏。但这些玉器都来自民间，而非正式的考古发掘，因此其出土的墓葬情况以及地层关系都是未知数，断代年份也就一直无法破解。直到牛河梁墓葬玉器的出土，才使一切变得清晰起来，也经此展现出了红山文化“唯玉为葬”的特征。王国维曾解释过“礼”字是“象二玉在器之形”，又说创造“礼”时，有“以玉事神”的含义；历代礼制的滥觞《周礼》，也明确记载着：“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从这个角度看，红山文化玉器已具备了后世的“礼”之雏形，“惟玉为葬”的实质其实是“惟玉为礼”。
在建筑格局上，牛河梁遗址中被苏秉琦称为“海内孤本”的“坛庙冢”，也与传统城市规划有着诸般相似。首先，“坛庙冢”的布局明显有一条南北中轴线，而且庙在北、坛在南，这种“北庙南坛”的设置直到明清时期都一直保持不变。其次，“坛庙冢”的存在如同明清时期北京城天坛、太庙与明十三陵一般，无不显示着敬天法祖的意识与文化。最后，牛河梁的祭坛不同于东山嘴等其他遗址，坛基起三层，在形制上与明清北京天坛的圜丘坛极其相似。1992年郑孝燮、于倬云、朱希元三位古建筑专家在看到这座坛就曾感慨，此前所知古建筑起三台的最早实例是燕下都，现在看来要提早两千多年了。不久，于倬云在一篇论述北京故宫建筑制度的文章中，更是称牛河梁这座圆坛的作法，是中国古建筑三台的“鼻祖”。
正因如此，苏秉琦当年站在牛河梁的山岗上看着眼前的“坛庙冢”，才不禁赞叹：“它的光芒所披之广，延续时间之长是个奇迹。”
当然在学术范围内，对于牛河梁遗址作为中华文明起源之一的观点也存有一些争论。比如有学者便认为，“尽管牛河梁遗址有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的存在，但在五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还没有发现人类的居住遗址，在这种情况下尚难于全面地衡量它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像城市、文字、金属器那些基本要素，在这里也是完全缺乏的，因而像‘文明的曙光’ ，‘文明黎明’或‘原始文明’一类的提法，似乎还难以成立”。还有学者认为，“尽管红山文化出土了大型的祭祀遗址，但还不具备文明社会的主要特征，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
“我们看到的牛河梁是一个特殊的遗迹，它是祭祀礼仪性的。它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个的确是我们没有发现的。依据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觉得也很难发现等级、规模可以相匹配的一个大型的聚落群。”郭明承认这些争论和置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她同时觉得，在现有的讨论中可能忽视了一些地理因素和历史可能性：“牛河梁遗址所在是辽西的丘陵山地，最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沟壑多。虽然一面山坡可能是平缓的，但整个区域的面积很小。即便是现在，这个区域的村子分布也是在一个大的行政村下面包含十几二十个村组。所以当时的居住模式，可能也和现在相似。（此外）对于红山人来说，他们可能更偏重制度和精神领域的建设，常住人口有可能是为整个区域的特殊建筑服务的。”
而在郭大顺看来，未能发现的居住遗址或许恰恰说明了牛河梁文明的发达程度：“一般的生活遗址可能距离比较远，（因为）它的祭祀是独立的，不和生活区搅在一起。”他认为，牛河梁遗址不仅可以确信代表着文明，更应该是红山文化的中心：“它的北南东西都有红山文化遗址，它那个位置也是四通八达、交通中心。”
事实上，围绕牛河梁遗址的争论本质上依然系于“文明标准”的问题。长久以来，全球考古界都以冶金术、文字、城市三个要素作为判断文明的标尺。尽管越来越多的新发现，让当代考古学家开始反思旧学说，中国学者也尝试提炼出更具普适性的标准，但对固有体系的打破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更需要足够丰富且有力的考古成果作为加持。在这一点上，牛河梁遗址的文明起源地位若要真正实现举世公认、无可动摇，还得依靠其自身的进一步调查、发掘和研究。
新的启示与待解的课题
有关牛河梁的未解之谜其实还有很多。比如第十三地点的金字塔式巨型建筑遗址，其性质和内涵仍有待于进一步确定，对其原始结构造型也需要更为清晰的了解；再比如，女神庙当初只是做了试掘，一直没有正式发掘，整个遗址群范围内外尚未进行详细的普查，采石场、玉作坊、陶作坊之类遗址更是无从谈起。正如当初考古工作的技术顾问王序曾说，牛河梁遗址就像一张大馅饼，只刚刚咬了一口。
从1981年发现、1983年开始发掘，牛河梁遗址第一阶段的考古工作持续到2003年才结束，之后着手整理工作、编写报告。就在接下来的2002年，一个迄今为止中国考古领域规模最大、参与学科最多的综合研究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旨在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背景、原因、特点与机制。
2017年，牛河梁遗址重新开始发掘，郭明就是在那个时候加入到这项工作中的。这一次重启，不仅是辽宁考古力量接棒前辈的一次全新出发，也迎来了更为开阔的前景。
2020年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期研究启动，牛河梁遗址被列入了“北方长城地带文明进程研究”子项目；次年，“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也将牛河梁遗址囊括进来。这是各有侧重、互为补充的两个项目。前者关注文明化进程的普遍特征，重点是文明化进程的某一断面（某一个时间段）较大空间区域文明的特征和图景，以点带面；后者研究的空间范围明显较小，但时间范围涵盖红山文化形成、发展至衰落的这1500年时间，所涉内容更加全面、庞杂。但殊途同归的是，它们都昭示着对牛河梁的进一步探索不再是某个地区、某个部门的工作，而是更高层面上的一项持续性工作。
郭大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年他们一共划定了16个地点，挖了4个试掘了2个，其余都没动，后来陆续又发现了27个，整个牛河梁目前共有43个点。50平方公里的遗址群，至今的发掘只占到了1/8。
而据郭明介绍，近几年的发掘工作主要还是在第一地点进行，并且已在2号建筑址发现了6万多平方米的9座台基。这些台基呈现着由南向北、沿等高线由低向高逐级修建的原则，整个建筑址的最高点为编号TJ1的台基。在此之前，女神庙被认为是和附近的台基各自独立存在的，但根据新的发现，女神庙其实位于TJ9台基之上。并且他们推测，从目前发掘情况看，每个台基上应该都有建筑，而且可能比女神庙更为宏伟，只是具体的建筑形式目前尚且无从得知。
如果这些推测和设想能够得到考古证据的证实，无疑将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不仅可以表明当时的红山先民已经具备了大规模的动员和组织能力，还可以证明第一地点是牛河梁遗址最高等级的祭祀场所之一。“对第一地点的重新发掘给了我们一些新的启示，我们对牛河梁遗址的认识是在不断加深的。”郭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除了台基，关于牛河梁遗址的认知还有一些其他的更新，具体内容需等待国家文物局的对外公布才能知晓。未来几年，郭明他们准备继续将遗迹的调查进行下去，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到不同遗址点之间联络的方式。不过她也表示，相比之下，目前遗物的发现比较稀少，仍然需要继续总结。
“随着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越来越成熟，我们也希望可以利用这些技术获取更多的信息，比如对积石冢内人骨的DNA分析，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就可以知道埋在一处的这一群人，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进而认识到红山社会到底是血缘群体还是地缘群体。”
考古之外的许多问题，也在等待着郭明和她的同事乃至他们的后辈，用一代代考古人的力量去摸索和解决，例如关于遗址的保护。
1986年时，辽宁省人民政府第169次省长办公会议通过了将牛河梁50平方公里内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保护；1988年，国务院又将牛河梁遗址公布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国家文物局和辽宁省人民政府确定以牛河梁遗址8.3平方公里核心保护区为依托，正式启动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建设。但这并不意味着牛河梁地区的遗址保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有专门机构管理，牛河梁遗址保护区范围内要好一些。这个区域外面，我们新发现的一些遗址则面临一些问题，就是农村的平整土地和深耕，还有梯田。因为我们的调查发现是有限的，可能今年基于地表的保存情况没有发现，如果明年土地做了深耕，可能就会发现比较多的陶片，但是如果下一年再耕一次，这个区域就会被破坏掉，这的确对遗址保护是非常不利的。”郭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还有，我们面对的红山文化，是土质遗址和石构遗迹混合的这样一种遗迹类型，怎么保护这类的东西，我们也在做尝试。”
一切都没有现成的答案，无论是红山先民留下的千古迷雾，还是当下现实构成的种种挑战，都像是一道道需要精细分析、严密论证的课题。
（转自《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牛河梁遗址：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
4.39亿年前的化石重见天日 揭秘“从鱼到人”演化关键跃升
文章来源: 新京报
09/28/2022
地球上现存99.8%的脊椎动物都具有颌骨（上颌与下巴），统称为有颌脊椎动物或有颌类。有颌类的出现与崛起是“从鱼到人”的脊椎动物演化史上最关键的跃升之一。这一跃升具体发生在何时？又是如何发生的？
近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朱敏院士团队在重庆、贵州等地志留纪早期距今约4.4亿年的地层中发现“重庆特异埋藏化石库”和“贵州石阡化石库”，填补了全球志留纪早期有颌类化石记录的空白，首次为有颌类的崛起与最早期辐射分化提供确切证据。
团队采用新技术新方法对鱼类化石开展了详细研究，在有颌类最早期分化、重要器官和身体构型演化等重要科学问题的探索中取得新进展，刷新了传统认知。英国《自然》杂志于北京时间9月28日23时发表团队的4篇学术论文，集中报道了这批研究成果。
化石缺失曾使“有颌类”起源成谜
“颌”的出现，应运而生的是脊椎动物的“崛起”、没有颌，噬人鲨、恐龙都将无法捕食。人类的很多重要器官与身体构型都可追溯到有颌类演化之初。
有颌类的起源与崛起是脊椎动物演化史中最关键的跃升之一，然而，有颌类化石直到泥盆纪之初（4.19亿年前）才大量出现，而分子生物学资料证明，有颌类起源时间应早于奥陶纪晚期（约4.5亿年前）。因此，有颌类的早期演化存在一段至少绵延三千万年、横跨奥陶纪晚期和志留纪（约4.4亿年前-4.2亿年前）的巨大记录空白。
古脊椎动物学巨擘阿尔弗雷德·罗美尔曾经将其称为“古生物学史上一个顽固存在的重大空白”。由于这个空白的存在，尽管人们知道有颌类在志留纪已经存在，但对它们到底长什么模样、有多大、处于什么生态位、如何演化等问题一无所知，甚至不能确定志留纪地层中发现的零星棘刺、鳞片是否属于有颌鱼类。
化石实证的缺失使“有颌类的起源与崛起”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有颌类在其出现的前三千万年一直是“幽灵支系”。长期以来，学界仅能通过零散保存的鳞片与棘刺等，“盲人摸象”般地推测最早有颌类的身体构型。
重庆生物群带来“鱼类的黎明”
为了填补这一空白，近十年来，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敏带领团队踏遍我国志留纪地层二百多个地点，终于在华南志留纪早期地层中发现“重庆特异埋藏化石库”和“贵州石阡化石库”，找到了破解谜题的钥匙。
其中，“重庆特异埋藏化石库”的时代约为4.36亿年前，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保存志留纪早期完整有颌类化石的特异埋藏化石库，堪称“鱼类的黎明”。
“化石是在特殊条件下保存下来的，全球的同行都没有想到能发现如此古老和完整的化石。古鱼化石不仅数量众多、种类齐全，而且保存十分完整、精美。它们呈现了很高的多样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解剖学信息。”朱敏院士说，这是继澄江生物群、热河生物群之后，又一个在我国发现的世界级特异埋藏化石库，为探索生命之树演化重要节点提供大量关键证据。
这些化石是如何被发现并带回来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幼安用手机展示了一张图片，里面是像小山一样高的石堆，这就是科研人员的工作环境。化石在石头上像一小块黑污渍一样，科研人员要用“慧眼”和经验将它们分辨出来。“我们是手持地质锤将石块一个个敲开的，如果用其他机械或者大锤子，一锤就砸碎了。”一旦发现鱼化石，科研人员要将其拿回实验室修复，在显微镜下用细钢针一点点把鱼“剔”出来。“这个过程中不能划，不能锉，一针剔下的围岩最多也就一粒沙子那么大。”专业人员修化石十分精细，少则一周，多则一两年。
找到重庆特异埋藏化石库，也有一段故事。朱幼安说，科研人员首先必须知道哪里有志留纪早期地层，这依赖于上百年来，地质地层学者一步步将每个时代上下地层完全搞清楚。2018年，重庆新开了一条天路，通常新开的路上都会挖出新鲜的石头，中科院古脊椎所和曲靖师范学院联合培养的博士后李强就在附近开始寻找。当天下着雨，他找了一天也没有找到，正有点泄劲，突然从滑坡的落石中发现了一块完整的志留纪晚期有颌类化石。此后3年中，科研人员不断找寻并有新的发现，最终找到了大量志留纪早期的珍贵化石。
将完整有颌类的化石记录前推1100万年
重庆生物群的鱼类化石虽然保存完整，但鱼的个体通常都非常小，大多长3、4厘米，它们骨骼非常轻薄而且本身和岩石之间没有密度差，因为给研究带来了很大挑战，甚至连基本的照相工作都非常困难。
为此，团队历时近三年，使用高精度CT扫描、精细三维重建、扫描电镜元素分析、全光位图像、多元统计分析在内的多种手段开展细致研究和反复探索，使得这些化石“吐露”了大量珍贵的解剖学信息。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卢静说，此次研究首次将全光位技术应用到古脊椎动物研究中，能观察到标本更多的细微纹理和结构细节，并可以操作改变虚拟光源，可重复可检验地呈现化石立体图像。
“以往这种技术通常应用在法医鉴定和考古研究中，用于鉴定指纹、笔迹和铭文等细微痕迹。还有研究人员用它来研究昆虫的翅脉纹路。”她说，化石很小而且被压得非常扁，需要调整光源来不停地观察细微的结构。机器就像一个罩子，里面有一圈圆形的灯，在拍摄过程中会依次逐个亮起来。研究人员会获得一个虚拟的环境光，通过改变光的方向，更好地观察细节结构。她提到，以往论文中，研究人员通常仅提供一种光照条件下的一张照片，呈现的图像可能有可重复性和可检验性的问题。此次通过全光位技术，可以给其他研究者共享携带细微三维表面信息的数字图像，并让其他人自己操纵改变光源的方向和强度，检验形态信息及解释是否准确。
有颌类直到志留纪晚期（4.25亿年前）才出现较完善的化石记录。此次研究将完整有颌类的化石记录前推了1100万年，将若干人类身体结构的起源追溯到4.36亿年前的化石鱼类中。
这些化石中，无颌的盔甲鱼类灵动土家鱼为脊椎动物成对附肢起源提供关键化石证据；有颌的蠕纹沈氏棘鱼是迄今所知最早的保存完好的软骨鱼，确证了鲨鱼是从“披盔戴甲”的祖先演化而来。而另一种有颌鱼类奇迹秀山鱼则糅合了多个盾皮鱼大类的特征，为探究有颌类生命之树根部主要类群的起源和脊椎动物头骨演化提供了珍贵资料。
4.39亿年前的鱼化石，将牙齿的最早化石记录前推1400万年
十余年来，朱敏团队同时在贵州志留纪早期地层中开展野外工作。2019年，他们在石阡取得突破。“贵州石阡化石库”时代距今4.39亿年，含有数量多、保存好的有颌类微体化石。科研人员从野外采回的近4吨鱼类微体化石样品中，前后共发现23枚有颌类牙齿标本。
这些牙齿只有2.5毫米长，通过高精度CT、三维复原以及组织学切片等技术手段，研究人员对4.39亿年前的双列黔齿鱼开展了细致的研究，揭秘了最早有颌类牙齿的生长结构和发育特征。志留纪早期发现牙齿化石是非常罕见的，这是迄今为止有颌类出现的最早、最直观的证据，将牙齿的最早化石记录前推了1400万年。
系统发育分析，表明黔齿鱼隶属软骨鱼类全群，支持了早在奥陶纪生物大辐射时期（约4.85亿至4.5亿年前）就已经出现有颌脊椎动物的观点。
4.4亿年前，有颌类已经在华南地区欣欣向荣
朱敏院士称，“重庆特异埋藏化石库”和“贵州石阡化石库”的发现在古生物学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展示了志留纪鱼群特别是有颌类的面貌，揭示了早期有颌类崛起的过程。4.4亿年前，有颌类各大类群已经在华南地区欣欣向荣；到志留纪晚期，更多样、更大型的有颌类属种出现并开始扩散到全球，开启了鱼类登陆并最终演化成为人类的进程。
对“重庆特异埋藏化石库”和“贵州石阡化石库”的化石研究，将很多与人类相关的解剖学结构追溯到4.4亿年前的远古鱼类，填补了“从鱼到人”演化史上缺失的最初始环节，更新了对有颌类起源与崛起的传统认知，进一步夯实了“从鱼到人”的演化路径。
“重庆特异埋藏化石库”和“贵州石阡化石库”未来还将继续为解开围绕有颌类起源的重重谜团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