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作者称朱令父母将成立基金救助患大病学生！澄清有关传闻
来源: 南方都市报
1/15/2024
清华大学铊中毒案当事人朱令去世的消息持续引发关注。1月11日，南都记者注意到朱令传记作者李佳佳日前发文帮助朱令父亲澄清网络传言。她特别提到，朱令父母会推动成立一个以朱令命名的救助基金，专门用来帮助遭受意外或不幸大病的学生。“希望朱令身上的事情再不会发生”。
朱令和她的父母。
南都此前报道，2019年，李佳佳历时数年采访了大量当事人完成的书籍《朱令的四十五年》出版，被评为“首部关于朱令案最全面的一本书”。朱令去世的消息传来后，李佳佳曾告诉南都记者，她始终相信，“记录和发声是有意义的，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个人关心和帮助这个家庭。希望我辈有生之年，能等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日前，李佳佳再度在其社交平台为朱令父母发声，并澄清了不少网络上的不实传言。李佳佳表示，网上流传朱令的姐姐吴今与朱令同宿舍的女生孙维的哥哥在北大认识，吴今丧生时孙维的哥哥在场，吴今的书包不翼而飞等等。朱令的父亲吴承之对此澄清称，上述消息不实。吴今确实是意外离世，她与孙维的哥哥素不相识。吴承之与孙维父亲的单位是两个不同的研究所，也并无交集。
此外，朱令去世的消息传出后，面对网友的关心，朱令的父亲吴承之曾语气平静地向南都记者表示，“没感觉（正义缺席），很正常吧，医院也尽力抢救了。”李佳佳对此表示，吴承之的回应并非有朱令家谅解、不再追究之意。吴承之解释，他的意思是案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是投毒、是谁干的等等都很明白清楚。他对于正义最终到来依然乐观，因为“时代是在不断进步的”。相信信息公开、案件重审都有可能得到推动。他表示，“按照法律来，投毒未致人死亡，要判刑”。
此外，李佳佳透露，朱令父母会推动成立一个以朱令命名的救助基金，专门用来帮助遭受意外或不幸大病的学生。社会各界对朱令家的捐助将会用于此基金，规模小就先帮助清华的学弟学妹，未来如果规模大了还会进一步扩大。“希望朱令身上的事情再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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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9, 2024
朱令案中止侦查是否合法？一律所向最高检提起法律意见书
界面新闻
1/06/2024
2023年12月22日，清华大学“铊中毒”案受害者朱令在北京去世引发社会广泛关注。12月30日，北京市友邦律师事务所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关于请依法启动审查朱令案的法律意见书》（简称《意见书》），呼吁启动朱令案监督侦查程序。
《意见书》显示，北京市友邦律师事务所认为，启动朱令案监督侦查程序，查清该案侦查程序是否合法，该案中止是否合法，该案是否存在人情案、关系案、人为因素的干预，十分必要。
2024年1月2日，北京市友邦律师事务主任赵光向界面新闻表示，此次就该案向最高检提起意见书，是想为弱势群体发声，希望社会大众避免情绪化反应，也希望能进一步推动相关司法机关启动审查，给社会大众和死者家属一个交代。
《意见书》称，启动监督程序不仅可以安慰死者、告慰亡灵，给其家人亲属一个交代，也给国内外的亿万关切此案的民众一个透明且正式的结论，向社会展现司法机关依法打击犯罪，惩恶扬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良好形象，还可以向世界展现我国政府依法治国的信心、理念和力度。
朱令中毒案近年来在中国互联网上引发广泛关注。她原是清华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和仪器分析专业92级学生。1994年，朱令出现中毒症状，第二年病情严重，最终被确认为铊盐中毒。
1995年5月7日，北京警方对朱令被投毒一案正式刑事立案，直至1998年8月25日决定“结办此案”。2013年，北京警方曾发布通报称，由于案件证据灭失，尽管办案人员尽最大努力，但案件仍未能侦破，并表示办案“未受到任何干扰”。
曾于2013年受朱令监护人委托担任朱令代理律师的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春光此前表示，公安机关既已认定朱令案属于刑事案件，在没有明确本案没有犯罪事实、不能确定本案也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能确认犯罪嫌疑人已经死亡等情况下，证据不足等原因不能成为侦查机关以“撤案”方式“结办”此案的法定理由。
李春光强调，朱令案依法应追查到底。他指出，现行法律并没有对已经“结办”的朱令案如何恢复，在制度上给予任何安排。被害人是否在世，与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是否终结侦查，没有法律上的联系。此外，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在公安机关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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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铊中毒”受害者朱令去世，刚刚走过50岁
12/30/2023
Dec 23, 2023
2023年12月22日22时59分，朱令去世。朱令父亲吴承之称，女儿“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刻”，一直没有放弃，一直在努力。 一个月前的11月24日，朱令在病床上迎来50岁生日。铊中毒后，朱令今年又查出脑瘤，病情危重，家人称“已经做好了准备”，不再对她做伤害性治疗。
1992年，朱令考入清华大学，并于1994年、1995年遭人两次蓄意用致命化学物铊下毒，致全身瘫痪、脑神经受损。由于证据灭失等因素，朱令案最终无法侦破，真凶并未落网。对于此案，朱令父亲也坦言“已经放下”，“ 我们不在了，社会也不会抛弃她。”
但在一年中黑夜最长的冬至，朱令还是离开了我们。我们纪录了朱令一家在她50岁生日前夕的影像，谨以此片纪念朱令。
On December 22, 2023, at 22:59, Zhu Ling, a former student of Tsinghua University, tragically passed away. Her father, Wu Chengzhi, expressed that Zhu Ling displayed remarkable resilience, persisting with determination until her final moments.
One month prior, Zhu Ling commemorated her 50th birthday, a poignant milestone reached amidst her battle with severe health challenges. Years after suffering from thallium poisoning, she was diagnosed with a critical brain tumor. Her family, confronting the gravity of her condition, decided against further invasive treatments, prioritizing her comfort.
Zhu Ling’s ordeal began in 1992, following her admission to Tsinghua University. She was the victim of two deliberate thallium poisonings in 1994 and 1995, which left her paralyzed and caused extensive neurological damage. Despite extensive investigations, the case remained unresolved due to the loss of key evidence, and the perpetrator evaded capture.
Her father, reflecting on the case, acknowledged the necessity of moving forward, emphasizing a belief in societal support beyond their lifetimes.
A video documenting her family’s experiences leading up to her 50th birthday has been recorded, serving as a solemn tribute to her life and enduring spirit.
“朱令案”嫌疑人邮箱被破解，证据直指团伙作案，下毒动机首曝光
网易
12/29/2023
30年前，清华大学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铊中毒”案件，被害人朱令就因为漂亮有才华，就遭到了他人嫉妒，进而被两次投毒，终身致残。
2023年12月22日，刚过完50岁生日的朱令，走完了人生全程，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个寒冷的冬天。
然而，直到她离开这个世界，也没能等到凶手归案，在父母的撕心裂肺的痛哭声中，此案的嫌疑人去远在国外逍遥，过着衣食无忧的安稳日子，她就是朱令的室友——孙维。
关注此案的人，几乎一致断定孙维就是凶手，可随着网友的深扒，大家渐渐意识到，这件事也许并没有这么简单。
比起个人作案，团队作案的可能性似乎更大。
有网友公布了孙维的社交平台账号，在提起“朱令案”时，她说了这样一句话：“又不是孙维一个人干的。”
当时网友都觉得奇怪，为何她说话的态度如此笃定？她难道是本案的知情人。
结果在网友细扒之下发现，这位名为“卷心菜没有心”的网友，竟然就是孙维本人。
孙维见身份败露，火速注销了账号，但不甘心的网友，又顺藤摸瓜，扒出了她在澳大利亚卖家装材料的账号。
从孙维的这些生活轨迹中可以看出，这些年来，她经济条件优渥，夫妻恩爱，孩子活泼可爱，与生活不能自理、智商仅为6岁的朱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年，朱令中毒后，几乎所有线索都指向了孙维，而她也被贴上了“朱令事件嫌疑人”的标签。
不过，在调查开展3年后，公安机关始终没有找到关键性证据，证明孙维就是凶手，只能撤销了对她的指控。
随后，孙维化名孙释颜，与丈夫远赴澳大利亚躲避风头。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孙维在国内开了一家公司，公司名字叫“两把钥匙”，这个名字听起来奇怪，但其实暗藏着深意。
这是因为，“朱令案”发生后，清华大学一直强调自己对实验用品管理严格，想要拿到铊，需要两名同学两把钥匙配合，才能成功入手。
联想起之后孙维的那一句话“又不是她一个人做的”，不禁让人细思极恐，难道孙维一直在暗示自己不是唯一嫌疑人？
据朱令父亲称：他曾经在案发后的十几年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坦言朱令因影响三位室友休息，被集体投毒，但大家的目的不是要她的命，只是希望她生病休学转到下一级，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是室友们始料未及的。
从这封信的口吻上来看，很可能是参与者之一，因为通篇没有惋惜和忏悔，反而一直在指责朱令父母教女无方，是她人品太差，如今的恶果就是她咎由自取。
有网友猜测：这封信是嫌疑人故意为之，目的就是把水搅浑，淡化自己的罪责。
不过，这封信的内容也并不是全无可信度，朱令室友对她的冷漠，连当时采访的记者都感到震惊。
据记者陈童称：当时她去114宿舍采访时遭到冷遇，她一进门就发现室友将朱令的杂物和部分行李堆在了她的床上，在自己说明来意后，室友当场拒绝“我很忙，没有时间给你讲朱令”。
朱令的优秀可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难道嫉妒真的会让人面目全非？
时过多年，随着朱令的离开，更多尘封的往事也再度被人深扒，黑客甚至破解了孙维的邮箱，将她与同学的通信邮件曝光了出来。
其中一封信是李汗林写给孙维的，他在信中明确说道：“看来现在形势不妙，他们挖出了我们的一切，我担心王琦和金亚也躲不了多久了，反正我们大家都要做最坏的打算。”
如此看来，朱令被下毒一案，确实可能是团伙所为。
只可惜现在所有当事人都远在国外，时间又过了这么久，想要重启调查找证据，估计再无可能。
对此，朱令的父亲说:“我已经放下了追凶这件事。”
这句话，有释然，也有无奈。
在朱令的葬礼上，父亲轻抚着朱令的脸庞，与女儿做最后的告别，他要把女儿的样子，刻在心里……
虽然朱令案很可能成为悬案，但“人在做，天在看”，做了坏事的人，终究会受到惩罚。
孙维近况曝光：澳大利亚上万华人请愿驱逐孙维，上百万房产被挂网拍卖
新浪网
12/29/2023
冬至那天，朱令过完了她那悲惨的一生。
如今，最大嫌疑人孙维（改名为孙释颜）移居澳大利亚，过着人人喊打的生活。随着朱令去世，这桩悬案可能永远都没办法破解了。
真相和正义，这一次可能就真的等不来了。
三十年过去了，大家对这桩悬案耿耿于怀。网络上有不少声音再次质疑室友孙维就是凶手，猜测是因为显赫的家世让她能够保持自由。
有知情人透露，孙维的家族中有不少身居高位的人物，都是红色后裔。有人甚至直接点明：以这样的家庭背景，很难想象她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红衣为孙维，蓝衣墨镜为朱令
再一个，如果孙维是被诬陷的，凭他们家族的背景分分钟让造谣者进去踩缝纫机；让人奇怪的是，面对如洪水般的舆论，他们家始终保持沉默，这让人感到十分费解。
在这一事件上，孙维有很多问题需要向世人解释清楚。
事发后没几年，不知是什么原因让孙维决定去美国。在2013年，有15万北美华人请愿，要求美国移民局把孙维驱逐出境。
此后，孙维再也没有拿到过美国签证。
没办法，孙维只能转战澳大利亚，并一直留澳至今。期间，就连母亲去世都没敢回北京送葬，可见心虚至极。
据了解，孙维目前居住在澳洲珀斯，与老公谢飞宇从事建材生意，还有房地产产业，两人生活的十分惬意，完全不会受到国内任何舆论的影响。
当朱令去世的新闻冲上热搜，有眼尖的网友扒到IP是澳大利亚的某ID，疑似孙维登录了国内某社交平台。
孙维评论：又不是孙一个人干的。
听这口气，要不是当事人，要不是知情者。就是这句话，让网友们开启了福尔摩斯般的侦查工作。果不其然，在一番搜寻过后，ID背后的人物被彻底扒了出来。
这个ID对应的其它平台账号显示，sunshiyan，孙释颜，名字对上了，网友们也太厉害了。
接着，有网友通过工商信息扒出了孙释颜的房产资料。从资料上可以看出，孙释颜和谢飞宇拥有同一栋物业。
这栋房产购置于2015年7月14日，位于2145 the bucketts way，booral nsw 2425。
再接着，这栋房产的费用也扒出来了，949,999澳元，也就是450多万人民币。
看来，孙维手里还是有钱的。
不仅在澳洲买了房，孙维还成为了房地产开发商，自己名下另一套房子正在拍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地址被曝光，担心有网友上门找她麻烦。
随着爆料的信息越来越多，孙维在澳洲华人圈遭到了非常大的抵制。
有华人建议，应该去澳大利亚国会签名请愿，把孙维驱逐出澳大利亚，就像上次美国那样。
如果真的可以那实在是太好了。
截至目前已经有上万名华人签名，就看澳洲当局会不会采纳了。
咱们华人还是很团结的，对于那些不公平不公正的事情，都能保持一致，坚决抵制。
笔者相信一句话：善恶终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朱令虽然走了，但是我们应该谨记：公平跟正义，才是这个世间原本的样子。这笔账，我们迟早都要跟真凶算一算。
最后，不管做过什么事情，不可能是天衣无缝的，再心思缜密的人都会犯错，有疏漏。孙维但凡有点良心，想舒舒服服的生活，就应该主动自首，后半生做善事赎罪。
朱令过世后，朱爸爸再次提到孙某，一声叹息！当年的真相，老两口一直很清楚，但无可奈何！
Dec 26, 2023
朱令和她的三个清华室友
博客天下
12/28/2023
朱令走了，她到底还是没有等到“那一天”。
——题记
这是一段被反复提及的青春，尽管当事者已经或即将进入人生的第50个年头，但人们一次又一次把她们拉回到近三十年前的那个现场——
4个清华女生，一间宿舍，如诗的年纪，如梦的大学时光，如歌的同学友情……
如果不是一起铊投毒案，这将是她们人生中最为美好的回忆之一，可残酷的现实改变了一切。
活着但已失去了曾经的姣好面容和聪明伶俐，取而代之的是大脑萎缩、基本语言能力丧失、双目近乎失明以及100公斤体重的朱令，以及，这些年来则屡屡被强大的民间舆论所包围她的三位室友。
4人的青春镶嵌在民意汹汹的时代里，伴随朱令案的每一次发酵，不断显影。每一个人都在竭力寻找真相，却从未离真相更进一步。
笔者历时一个月，近距离接触朱令案中十几位知情者，为我们还原了多年前尘封时光中的交集悲欣。
（一）
1992年9月的一天晚上，29位清华大学物化2班新生席地而坐在校园内荷塘边的草坪上，新生们开始自我介绍。
这很可能是孙维和朱令第一次一起参与集体活动，这是看不清人脸的一夜。
来自北京的学生张利记得，老师让每个人用家乡话介绍自己从哪里来。从内蒙古迁来北京多年的张磊顺口说了句“丫挺的”，孙维立刻说：“这是骂人的话！”
这是孙维第一次在全班同学前亮相。
“孙维很耀眼。”这是张利对这位北京老乡的最初印象——那天晚上张利没有记住跟孙维同宿舍的另一位北京老乡朱令。
在自我介绍前，物化2班学生在清华校园内的主楼广场举行了开学典礼，当天的校报记载，他们听一位新同学代表全校师生做了一场关于如何做好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发言。
当天白天，这群92级新生刚刚完成了他们的开学报到。
郑智化的《水手》和《星星点灯》在新生入学的过程中循环播放，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听这样的流行歌曲，多年过去，张利仍用“哭腔”形容这两首不断滚动播放的歌。
这一年的上半年，***刚刚完成了对南方的视察，而更早一年，一群从大学出来的知识分子下海经商：
失意者俞敏洪离开北大英语系，酝酿创办“新东方”；冯仑和合作者则分头借钱，筹得3万块，成立了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公司。待这批人取得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后，他们被统一冠以“92派”这个称呼。
在当年清华2143名报到的本科新生中，陕西宝鸡的王琪、新疆昌吉的蒙古族女生金亚、北京的朱令和同样来自北京的孙维，在缴纳完5年的住宿费125块钱并领到一床新被褥后，终于来到了她们将要生活5年的寝室——清华6号楼的114寝室。
据去过寝室的朱令母亲回忆，推开114的宿舍门，两张双层架子床靠着两面墙。北京女孩孙维和朱令都选择了上铺，新疆的金亚住在孙维的下铺，陕西的王琪则最终选择住在朱令下铺。
朱令在床铺上支起了一个小架子，经常参加文艺表演的她会在架子上摆放各种化妆品，例如一支口红。
这间寝室靠窗的位置摆放着一张桌子，朱令有时会把她的水杯放在桌上；进门右手的长桌上摆放着寝室里4位姐妹使用的洗澡篮；朱令的隐形眼镜小盒则放在进门左手的公用架子的最上方。
这间寝室的4位女生并不知道她们将因这场汇聚而改变命运。
（二）
在未成为室友之前，这4个女孩以各自的方式度过人生的花季。
朱令和孙维出生于1973年，王琪和金亚要稍小一点儿，出生于1975年。
接受采访时，朱令母亲朱明新解释：“北京小孩上学卡得比较严，不到7岁不让上学。不像外地的孩子，可能早一两年就上学了。”
而这也成了朱令后来选择上清华而非北大的原因之一，因为自己感觉年龄偏大，朱令很难接受1990年代初期北大长达一年的学前军训。
与父辈相比，“文革”对她们的影响可能并不深刻。她们的童年恰好处于一个国家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转折时期，蒙冤者逐渐得到平反，人的价值与尊严重新受到重视，经济复苏，百废俱兴……
放眼四顾，到处都充满了向上的力量和一种从头再来的豪情。这为她们成为那个时代的“好学生”铺下了底色。
朱令在北京光明小学的同学王晓丽，如今是“帮助朱令”基金会的志愿者之一。她对小时候的朱令印象深刻：
特别聪明，自主学习能力很强，讨老师喜欢。“老师对别的同学以批评教育为主，但总是劝朱令多休息，多去玩。实际上，朱令学习不是特别用功，她效率高，该玩的时候就玩。”
王晓丽说，小学时的朱令还当过班干部，但具体什么职位不记得了”。在王晓丽的记忆里，朱令数学成绩尤为突出，且“游泳很好，还有证书”。
她还记得在一次手工作品展上，朱令做了一个日晷，“跟故宫里的一样，可以根据太阳的光影变化来确定时间，这让同学们都觉得朱令不一般，她的想法比我们多”。
朱令的初中和高中都在北京汇文中学度过。朱令上大学时表现出来的多才多艺也许与这段就学经历有关。
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所教会中学，始建于1871年，最初为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设立教堂时附设的“蒙学馆”，1952年被新成立的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市立第二十六中。在一批汇文老校友的努力下1989年又重新恢复校名，并挂上了早期汇文的英文铭牌PEKIN GACADEMY。
这是一所带有浓厚西方现代教育理念的中学，素有重视“全人教育”的传统，校训上写着“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为北京大学原校长蔡元培所题写。
朱令的姐姐吴今（随父姓）曾经也就读于这所学校，并以当年崇文区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大物理系。和朱令一样，吴今在音乐上颇具天赋，且喜欢跳芭蕾舞，曾是北京大学校舞蹈队的主要成员。
网上一篇名为《朱令家庭小传》的文章这样描述姐妹俩：
“姐姐更漂亮一点，妹妹身材高一点，两人各有千秋，都是人见人爱的女孩儿……至今我还记得当年到她们家玩，姐俩在一架钢琴上合奏的样子。
当时演奏的曲子是小猫小狗圆舞曲，曲风诙谐幽默，那时他们一家人充满了欢笑，是令人神往的美满家庭。”
这个家庭在1989年春天被命运打开了一个缺口，正上大二的吴今在学校组织的一次野外游玩中，不幸坠崖身亡，那年朱令在读初三。
这件事给了朱令很大打击。
一位朱令的中学同学说：“我还记得当时朱令在食堂边上的小花园里面栽了一棵树纪念她姐姐，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了。”
在距离汇文中学不到10公里的西城区西皇城根附近，是北京市的另一所百年老校——北京四中所在地。就在朱令失去姐姐的几个月后，孙维进入了这所学校的高中部。
诗人北岛是这所学校的校友之一，他曾在《北京四中》一文中如此表达他时候对北京四中的憧憬：“四中是北京乃至全国最好的中学之一，对我来说就像天堂那么遥远。”
这所学校之所以有名，还在于它在“文革”期间被称作“红墙子弟云集之权贵学校”，很多高官子弟都曾在此就读。
孙维同样有着不错的家庭背景。
父亲孙大武是民革中央委员，北京市地震局下属的某公司第一任法人代表；爷爷孙越崎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是中国能源工业创办人和奠基人之一；伯父孙孚凌（孙越崎侄子）历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高中时期的孙维究竟是什么样子，由于缺乏确切的细节和描述，很难还原。一位自称是孙维邻居的网友曾在天涯社区非常笼统地用3句话概括了他所知道的孙维：“从小学习不错，北京四中毕业，考上清华大学。”
在这之前，还有一位自称是孙维高中同学的网友用“活泼开朗”来形容那时的她。
对孙维来讲，3年的高中生活有重要意义，她不仅从这里考上清华大学，还在这里遇到了后来的丈夫谢飞宇，他们是同班同学。
（三）
和朱令、孙维两个典型的北京家庭一样，王琪和金亚的家庭也带着那个时代的浓厚印记。王琪的父母是在陕西宝鸡支援国家三线建设的工人，金亚则来自新疆建设兵团所在的一个小镇。
青少年时代的王琪在邻居眼里是一个活泼、聪明、有礼貌的女孩，走路连跑带颠，遇到叔叔阿姨会主动问好，且记忆力超强，成绩出众，人称“小电脑”。
“别的孩子学习时，抱着课本死记硬背，王琪从来不这样，家里书本扔得到处都是，她随便捡起哪本就看哪本。”刘宽民是在王琪刚考上大学时搬来和她家成为邻居的，他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
在王琪就读的小学，记者遇到了她曾经的体育老师——如今是学校的门卫。他对王琪最深的一个印象是“像个男孩”，这一点和刘宽民的感觉一致。他看到过留着短发、戴着眼镜的王琪一边吮着冰激凌一边蹦蹦跳跳地下楼，还看到过她穿着一双漏出脚趾头的破袜子度过了整个暑假。
现年73岁的徐云利是王琪家当年所在单元的组长，听到“王琪”的名字时，她很快便想起了王琪父亲的名字。在她和另外几位老人的勾勒下，王琪一家人的情况开始浮于眼前：
父亲来自山东，母亲来自河南，两人在支援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建设时认识并结婚，婚后育有二女，王琪和她姐姐；姐姐一样学习很好，性格偏静，后来考上了西安的一所大学；几年前，王琪的父母搬到了西安她姐姐家，为她照顾小孩。
另外，一位王琪中学的老师说，高考前王琪本已保送清华大学，但她放弃保送资格，执意参加高考，最终考取。
这个宿舍的4名女生中，金亚的经历最不为人所知。她来自新疆昌吉。1992年，从新疆昌吉直达北京只有一趟T70次旅客列车开通。直到2012年为止，这还是唯一一列从新疆直通北京的列车。
与宿舍里其他两位舍友相比，朱令与同为北京人的孙维走得更近。两人加入了同一个社团——民乐队。
民乐队里一位骨干李伟对高个儿女孩朱令印象深刻——在这之前，清华大学民乐队曾组织过一场冬令营，当时还在上高中的朱令也报名参加，她填写的特长是古琴。
“当时学古琴的少，我们对她很有兴趣。”李伟说，“但是那一次因为朱令高中老师说朱令水平不行，朱令自己赌气放弃了机会。”这一次，朱令如愿以偿。上大学之后，朱令主动找到了清华民乐队，表示希望加入。
因为积淀深厚、琴艺出色，她很快被批准加入，并迅速成为乐团骨干。1990年代初，清华里有民乐基础的人并不多，很早就学习古琴的朱令因为基础深厚脱颖而出，除了担任古琴独奏，还担任其他演出的乐器伴奏。
《老虎磨牙》是清华民乐队的传统曲目，进入民乐队后，朱令从上一届学长们手中获得了这一合奏曲目中的一个角色——负责小鑔，这是一种流行于西南少数民族的互击体鸣乐器。
除了古琴和小鑔，民乐队还派给了朱令新任务——学中阮。朱令更愿意把时间投入到古琴学习上，而不是简单易学的中阮。但跟以往她做的事情一定要做好那样，两年后，在民乐队在“一二·九”专场演出中，朱令已经成为民乐队的中阮首席。
除了别人的琵琶独奏、二胡独奏她不参加外，只要有乐队在伴奏，她都在场。
大二时，朱令参加了民乐队在清华西阶教室的演出。演出结束后，大家都在收拾乐器，这时孙维站在朱令旁边，朱令跟大家说，这是自己的寝室同学，她很喜欢民乐，非常想参加乐队。
此前，孙维参加过一次民乐队考试，没能通过。李伟为孙维又安排了一场考试，这一次孙维通过了。
据李伟回忆，孙维第二次考试成绩一般，但大家觉得她既然对民乐如此喜爱，“就让她加入好了，专业技术可以通过努力来提高”。
因为没有民乐基础，孙维的民乐队生活是从学习中阮开始的。
中阮是一种伴奏乐器，音色柔和，独奏曲比较少，但门槛较低，适合初学者。这对同寝室好友在大二期间时不时一起参加表演，在民乐队另一位表演者陈琳印象里，当时清华民乐队规模不算小，光中阮的表演者就可以坐两三排。
但跟朱令不同，孙维在里面的表现并不出众，陈琳对孙维有印象，是因为民乐队的乐器都属于学校，一届一届往下传，自己用过的中阮上有孙维的名字，她才依稀记得这个人。
一位民乐队骨干说，孙维喜欢参加乐队的各种文艺活动和Party，在乐器练习方面投入的精力不多。
在母亲朱明新眼中，这对室友在民乐队的相处并不快乐。那段时间，朱令曾经问母亲朱明新：“为什么一个好朋友即使好到特别亲的地步也总有不好的地方呢？”
“朱令开始慢慢觉得孙维没把她当好朋友，老是使绊子。”朱明新说，朱令在民乐队的活动本来就多，很少参加班级的活动，这让她心里很有压力。
据她描述，有一次，民乐队的活动临时取消，朱令就去北太平庄上古琴课，练完后回学校上自习，但孙维告诉班上同学说，当天乐队没活动。
“这样一来，同学更会认为‘就是乐队没活动，朱令也不愿意参加班里的活动’，这件事让朱令感觉很别扭。”朱明新这样认为。
朱明新还描述说，另外一次，乐队请了一位老师来教中阮弹奏，孙维说朱令有基础，不用学了，把朱令挤到了后面一排。
但这些细节都未能得到孙维的证实。
11年后，2005年12月30日晚上，孙维在她的第一次声明中，将自己的性格解释为“直爽、心直口快且嘴有点‘损’”。
她拒绝承认自己小肚鸡肠和好嫉妒，认为宿舍的气氛并不像媒体形容的那样冷漠，“5年来，我们几个舍友从没红过脸，至今仍是好朋友。”
而当时朱令也并未在意，只是对母亲朱明新说“孙维有点儿不懂事”。
1994年下半年，大三上半学期，孙维“因为功课紧张”退出了民乐队。
“孙维走，我一点印象都没有。”李伟并不记得孙维是什么时候离开民乐队的，“如果是骨干离开的话，我会知道，而且可能还要做些挽留工作”。
在这位民乐队负责人的印象里，在民乐队，这对室友似乎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亲密。
多数时间，朱令对民乐队的记忆仍然是明亮和欢乐的。朱令曾经多次跟母亲提起自己对民乐队的感情，“每天在食堂吃饭，碰到民乐队队员就挤在一起吃”。
朱令的爱情也收获于在民乐队期间，她的男友是比她大3岁的学长，《老虎磨牙》这出节目里的“老老虎”。
1990年代，位于西大操场西南的音乐室是清华民乐队的活动地点。每个晚上，音乐室里都会传来琴声。
那是朱令和她的民乐队的同学们在练习——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每周都会聚集到这间教室里排练。
草坪上还活跃着另外一支音乐力量，日后风靡校园的水木年华主唱李健是清华校园流行音乐派的代表，这是与民乐队完全不同的一支力量，他们逃课，用歌声挑逗女孩，弹吉他，唱老狼、高晓松们带点颓废的歌。
朱令所在的民乐队则代表着传统，她时不时要参加一些意义重大的演出。
1994年底，为纪念“一二·九”运动，民乐队计划在北京音乐厅举办以“韵我华夏，爱我中华”为主题的专场音乐会，还邀请了很多校领导和民乐界的前辈参加。当晚，朱令将弹奏古琴独奏《广陵散》。
《广陵散》是朱令最拿手的曲子，也是她在公开场合最后一次演奏的曲目。这首关于刺杀的悲剧乐曲又被叫做《广陵止息》，带点悲怆地意味着人生落幕。
1994年11月24日，朱令21岁生日。为赶“一二·九”的演出排练，她打算与父亲尽快吃完晚饭便赶回乐团，却因为肚子疼得太厉害，什么也吃不下。没过几天，她开始掉头发。到12月11日正式演出那天，朱令已经腹疼难忍。
演出结束后，民乐队的成员在清华南门的一家小餐馆庆祝，大家哼唱着刚刚演出的曲调，所有人都很兴奋。但他们事后回忆，发现朱令没能参加。
“之后才听说朱令当时已经3天没吃饭，完全靠意志完成的演奏。”清华大学民乐队一位老队员回忆。
演出结束的第二天，朱令回家，她告诉母亲朱明新已经“疼得受不了”。一个月后，朱令的头发彻底掉光。在同仁医院住了一个月的院后，疼痛仍在加剧，但医院却始终没有查出任何问题。
因为担心考试和功课，朱令不愿在医院浪费时间，随即回到了清华。
环境系女生张博，曾经和朱令一同上过“视听练耳”课，曾意外地看到朱令“剃了个光头，戴着顶帽子”，心里嘀咕着：“真是特别酷！同班的物理化学课代表陈忠周回忆说：“那时很多同学都觉得她脸色有点苍白，但没想到已经病得那么严重。”
女儿越来越弱的身体让朱明新很不放心：“我每天下了班就到学校去给她送中药、送面包，看一下她情况怎么样。”看到朱令时，女儿已经连从床上下来、到床底下拉出纸箱子都很吃力了。
去照顾朱令时，朱明新和寝室里的孙维有过一次照面，孙维劝告朱明新：病来如山倒，劝朱令多回家休息。
这给朱明新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我对朱令说你说人家不懂事，我看已经懂事多了。”
“一二·九”音乐会结束以后，朱令已经大三，她打算退出民乐队，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和同寝室的姐妹们后来的选择一样，那时的朱令也有着一大堆计划，她想选修计算机和其他课程，她甚至还计划着选修清华的双学位，并攻读研究生。
复学一个礼拜后，朱令的病情有好转，走路时疼痛也稍许缓解，虽然朱令回家还带着实验报告，但其实她连写实验报告的力气都没有了。
那年寒假陈琳和朱令在清华校园里匆匆见了一面。那是开学前的某一天，朱令穿了一件大的羽绒服，戴了一顶帽子——可能因为头发都掉光了。陈琳迎面打招呼，问身体好点了吗?朱令回答“好多了”。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朱令。
大约三个月后，朱令第二次出现中毒症状。此后，朱令的病情迅速恶化，由于呼吸不畅，在3月22日那天接受了气管切开手术。
朱明新把自己的朋友请到家里来，给朱令做全身按摩、用盆水泡，但都无济于事。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李舜伟曾怀疑是“铊中毒”，但当时协和医院没有条件做进一步的化验。
朱令的获救最终得益于当时兴起的互联网，在今天看来十分平常的网络诊断，当年的媒体报道却称之为神奇，《南方周末》在报道此事时用的标题是《神奇的网上救助》。
1995年，电脑、网络对于国人来说都是陌生的，甚至连Internet一词也没有确定的翻译，直到后来才定译为因特网，国内只有北大、清华和中科院联了网。
朱令中学同学贝志城和他的同学蔡全清利用北大力学系机房的电脑连入Internet，为朱令发出求救信。在随后的十多天里，贝志城等人共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1000多封Email。
大量的英文信涌来让贝志城等人措手不及，他和他的同学在北大发动二三十名同学义务翻译邮件。
日后，几位朱令的接近者之间的矛盾也因网上会诊而生。
孙维曾提到，1995年4月底北大的一名同学来到114宿舍告诉她们朱令可能为铊中毒，他们收到太多的电邮回信，希望可以帮忙翻译。
孙维和另外两名同班同学马上去报告了系领导，并和其他几位女生连夜翻译。
然而，“连夜翻译”的说法被贝志城驳斥：
“请问你们何时翻译过？我和我的同学一个字也没看见。最后，我的同学再次去时，一位男同学勉强收下了部分邮件打印稿。”
贝志城的北大同学曾找到物化2班的团支书薛刚，希望他发动班里同学帮助翻译，贝志城称：此后，他每次催要，都得不到任何翻译的结果。
薛刚解释说：他们并没有打印稿，而是自己去北大取回存有电邮的磁盘，使用实验室的电脑打印后，由包括孙维在内的班里同学连夜翻译。第二天，所有的翻译和分析结果全数由系领导转交协和医院，系领导是物化2班与协和医院所有联系的中间渠道。
4月28日，再也等不及协和医院做出回应的朱令家属，拿着互联网传回的援助信息，将自己收集的朱令的皮肤、指甲以及血、尿、脑脊髓液等样品，一起送往北京职业病防治所，终于确诊是铊中毒。
但为时已晚。此前充满朝气的朱令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瘦弱的、浑身插满管子、陷入深度昏迷的朱令。
1997年6月30日，清华大学92级毕业典礼，天下起小雨，物化系的31人中，共有28人在那一天领到了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在这张不完整的名单中，除了因病休学的张利外，另外两名缺席者分别是114寝室的朱令和孙维。
身中铊毒的朱令已经无法毕业，而孙维在毕业前夕被确定为向朱令投毒的犯罪嫌疑人，4月2日被北京市GA14处以“了解情况”为由从实验室带走，讯问了8小时。此后，清华以被GA调查为由，拒绝发放孙维的毕业证书。
毕业典礼当晚，中央电视台在清华大礼堂前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音乐演出。一位当天参加那场晚会的学生在水木清华BBS上留下了这样一段记述：
“到了正式演出那晚，大礼堂前草坪上是人山人海，大家都坐在草坪上，演出以大礼堂为背景，中央台直播。因为是庆祝香港回归，所选的歌曲大多是激扬奋进的。
我记得有刘德华的《中国人》，罗大佑的《东方之珠》，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毛宁、杨红莹的《365天》，屠洪刚的《霸王别姬》，群星的《1997永恒的爱》。”
当晚演出，这片朱令、孙维、陈琳、李健都曾演出过的草坪被踩坏了。
由于身体原因正躺在医院里的张利没有参加这场晚会，他说当时自己正处于人生最低谷，不想见人。
毕业典礼那天的小雨浇着这些年轻人，5年同窗后，他们即将踏上各自全新的人生旅程。
1992级物化班是物化专业最后一届5年制本科生班。当时出国很时髦，92物化的大多数同学都出国了。
“只要是出国的，基本就没打算回来。”张利说，当年球场上踢前锋的女孩金亚在清华读完博士后也去了日本。
（四）
毕业后，寝室姐妹王琪和同班同学潘峰举行了婚礼，并共同进入基金行业。
多年后，潘峰在基金界一战成名，成为清华物化系进入金融界的典范被师弟师妹膜拜。潘峰常叫上张利一起去探望朱令。
张利说，大学时期的帅小伙儿潘峰现在憔悴了，有点驼背，头发也少了。
2003年，张利也离开了清华，用他自己的话说，“干起了个体户”。
他最后一次见王琪是2002年，最后一次见金亚是她在清华读博时，最后一次见孙维则是在更早的1998年。
之后，关于她们的现状再也没听谁说起过。
到了今天，很多人收获了成功的事业、美满的家庭，但他们中曾经的一员——114寝室的朱令却与这些永远无缘。
因铊中毒损伤的不可逆转性，即便多年以后，朱令的智力、视觉、机体和语言功能都没有得到恢复，留下永久的严重后遗症，目前，朱令的生活仍然无法自理，智力只相当于7岁的儿童。
对这个曾经优秀的北京女孩来说，她的人生被定格在1995年。
而对114宿舍的另外3位女生来说，这也成为她们此后再也未能摆脱的阴影。
毕业后的孙维正如缺席当年的毕业典礼一样，也缺席了这个班级里本就少有的几次小聚会。没有人公开提起她1997年后的生活。
关于她毕业后的经历，网上流传了多个版本。有人说她1997年因被列为朱令案件嫌疑人，所以出国未果，后与一名海归结婚。
也有人说她嫁给了一个美国人，已经出国，并获得绿卡。
还有人声称她在2003年前后就职于诺基亚中国有限公司，后辞职离开。
但这些都只是坊间的传闻。这些年，孙维消失了。
2005年11月30日，一则题为《天妒红颜：10年前的清华女生被毒事件》的帖子在天涯社区引起反响，帖子描述了朱令中毒的旧事，并直指孙维是投毒者。
多年前的事件再次激起波澜，朱令和孙维的名字也重新回到舆论焦点。
那一年，时值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又一个春天。百度在纳斯达克上市，微软MSN、谷歌登陆中国，土豆、豆瓣、赶集等Web2.0网站开始崭露头角。
在那个没有微博、微信的年代，BBS是公共讨论的最主要平台。每天同时在线人数超过数十万人的天涯社区，成为最具影响的公共空间之一。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截至2005年6月30日，中国网民首次突破1亿，宽带用户数也首次超过网民用户的一半。
网民数量的激增及网络形态的不断升级，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媒体生态，芙蓉姐姐、流氓燕、天仙妹妹等最早的一批网络红人应时而生。
这一次，在面对互联网上众多质疑时，孙维决定为自己辩护。
她在天涯社区的天涯杂谈版块以ID“孙维声明”发表了一份声明。
声明中，她表示自己曾在1997年到1998年前后多次要求GA对自己进行测谎，均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愿。
孙维声明发表后，有几位物化2班的同学迅速用真名或化名在回帖中发言支持孙维，有网友发现，“最快的千字帖子在孙维发表声明后4分钟之内贴出”。
“她绝不是大部分人印象或想象中的‘高干’子弟。”一位名叫“太阳正暖”的网友说，这个ID自称是孙维的清华大学同学。
物化2班原团支书薛刚也中途参与了进来，亮明自己的身份后，他对孙维及整个班级成员表达了自己的信任：
“至于我们的班级，我还是可以坚定地说，我们至今还是引以为荣……我们坚定地在一起支持孙维的勇气，支持让能思考的人们能更多了解方方面面的事实……
为什么仅仅抱住个别的言论，而完全忽略这里这么多同样是朱令和孙维同学的声音呢？”
在这次天涯的热议中，孙维大四、大五的物化2班团支书潘峰2004年在同学录的聊天记录也被网友找了出来：
“就我所知，我们已向GA提供了所有已知的线索以帮助破案，到目前为止并无结果，因此在查明真相的问题上，采用沉默是无奈的选择。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能依赖GA，而不是众多的网络侦探和推理家；何况网络上很多时候不怎么讲道理的，消息真假难辨，纷繁复杂，我们也根本应付不过来。”
多年以后，他在回复笔者的短信中确认，这确实是他本人的发言和观点。
事后证实，这是清华物化2班部分同学一次约好的集体回应，但后来有更多的同学参与了进来。
揭秘者是一名黑客，他破解了孙维的信箱，然后将其发给了朱令的中学同学贝志城。
据被曝光的邮件显示，孙维2005年12月18日开始计划到天涯发帖，她告诉几位要好的同学：
“我这些天很不好。我很难再保持沉默，我在考虑澄清。我现在把我所有的闲暇时间都用来起草这个澄清了。在发布前，我想发给你们看看，你们到时有时间看吗？”
之后，她给几位同学分配好了回帖内容及注意事项，如“多ID，多IP”、“千万不要被记者的花言巧语迷惑”等。
在这些被黑客破译掉关于“孙维和同学间探讨声明如何表述”、“同学如何加入跟帖”的电子邮件中能够感受到，她们之间并没有因为朱令事件而疏远，仍保持着大学同学的友谊。
孙维和大学同学在网络上的表现，被贝志城形容为“强烈的集体主义”。
他说：“这是一个重视集体荣誉超过一切甚至同学生命的班集体。”
2006年1月13日孙维发布第二份声明，孙维对第一个声明中自己误将音乐盒当成窃听器的错误表示道歉，提到自己已经向GA提出了重新侦查的请求。
这条声明发出后，在汹涌的质疑和猜测中，孙维再次选择沉默。
朱明新称曾接到孙维的母亲来电：“她当时就是想要我们帮她澄清。但通过孙维的声明，我们认定就是她（投毒），不会理会这样的要求。”
2006年，物化2班同学童宇峰发起一次公开信联名，“请求GA重新侦查该案”。
张利负责收集签名，他对笔者说：“2006年5月，收集到海外同学7份签名，国内同学6份签名。”
在他印象中，国内的女生，包括王琪等都没有在公开信上签名。
童宇峰在媒体上透露，征集签名时，金亚、薛刚、潘峰等人都曾在校友网上要求修改公开信中提到的各种细节。
公开信的联署和发布因此推后，而高菲、金亚、薛刚等人最终也没有参与签名。这封公开信始终未能面世。
2006年，张利用网名“百合之春”参与了在天涯上关于朱令案的讨论，这场迄今为止最热烈的朱令案讨论终结在2006年1月19日。
在天涯管理员发布了《暂停“朱令铊中毒事件”讨论的通知》后，相关讨论开始受限。
当时天涯的两名负责人对媒体回忆，暂停讨论是因为接到了有关方面的通知。
据讨论中的相互印证，以及张利的回忆，共有31人的物化2班，至少有包括孙维在内的12人参与了这次天涯讨论，“王琪、薛刚、金亚都参与了”。
此时，记忆中的大学时光已经不再美好，因阴谋、构陷、谋杀等种种未经证实的指责蒙尘。
这一年，当朱令案的讨论在天涯网上分外喧嚣之时，孙维和家人答应了凤凰卫视“鲁豫有约”栏目的邀约。
凤凰卫视的工作人员近日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称，当年他们通过“孙维声明”的ID联系上了孙维哥哥。
在一家咖啡馆里，孙维的哥哥诉说了家庭受到的困扰：几乎无法继续生活，即便搬家、换电话仍然不断被骚扰，半夜被打电话、家里半夜被塞进信。
经过几次前期接触后，孙维在人民大学附近的“鲁豫有约”办公室和节目组见了一面。
据在场的人员回忆，孙维给他们的第一印象是“瘦小”，跟网络上贴出的微胖照片很不一样，“她身穿灰白色上衣，深色裤子，没有化妆，跟着哥哥进来，感觉非常瘦小。以至我怀疑网络上她的照片是不是真的”。
这次见面持续了3个小时，孙维再次强调了她以及家庭受到的骚扰和冤屈。
“她气场很强。讲述时语速很快，也很平静。我记得她说，很多人打电话去她爸爸的办公室，以至于她爸爸为了躲避铃声躲到椅子下面。
她自己也有几次试图自杀。有一次因公出差到了一个海边，她就想跳海死了。她很详细地描述了海滩的氛围，她如何在海边徘徊。”一位凤凰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说。
但这期节目最终并没有录制。2006年，在接受《青年周末》采访时，《鲁豫有约》执行制片人曹志雄透露，孙维不接受采访是担心这种情况下出来说话会与网上形成一种因果关系：“你逼我，我就出来说话，那你逼我不就有成效了吗？”
而与之相伴随的，是网上几乎一边倒的舆论压力，这甚至波及到了凤凰卫视的工作人员。
在孙维要上“鲁豫有约”的消息传出去之后，他们中有人收到大量电邮、电话、短信，持续不断，言之凿凿地称孙维就是凶手，“你会感到一种很强的诉求扑面而来。这股力量是很吓人的”。
节目的夭折，从侧面印证了朱令案的复杂与纠结。一方面是民意汹汹，一方面是取证机构保持沉默，案情由此更显得云雾重重。
7年后的2013年，一起发生在复旦大学的投毒案又将朱令案带回公众视野，一家中央媒体的记者邀请孙维接受采访，后与孙维母亲见了一面。
孙维的一位家人谈及这位记者和孙维母亲见面情况时说：“孙维还是颇有顾虑，她不喜欢媒体先入为主地把她当成嫌疑人来问话。”
孙维在2005年的声明中提及，1998年8月26日GA宣布解除对她的嫌疑，在市GA14处领导和主要办案人员都在场的情况下，她再次提出要求进行测谎，被立即拒绝，说“没有必要了”。
在孙维的声明中，她提及自己甚至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搜集和研究关于测谎仪的知识，她认为，测谎仪虽然准确度上有风险，但在案件没有侦破情况下测谎是能还她清白的最好办法。
“我实在不愿意不清不白地生活，因此尽GA从未提出过，但我仍然主动要求对我进行测谎，却未被接受。”孙维在声明中这样说。
当2013年4月，复旦投毒案又一次将朱令案激活的时候，微博已经取代了8年前的BBS，成为最重要的公共讨论平台。
但这一次，孙维和她的同学们没有出现在战场上。虽然他们当年在天涯社区上使用过的老ID还在发言，但此时已无法证实这些ID的使用者是否他们本人。
这一次，网友宣称孙维改动过身份证信息，她的哥哥以及丈夫微博信息也相继遭到曝光，丈夫谢飞宇是她高中时的同班同学，本科同样就读于清华大学。
4月18日，“孙维声明”的ID在天涯发布了帖子《这么多年，和很多人一样，等待真相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这一次，帖子里只有简单的一行字：“去去醉吟高卧，独唱何须和。笑骂由人。”
在此后一个多月时间里，这个ID不时回帖跟网友交流，时而表现得严肃认真，称自己“恨事情没有发生在今天，埋没了真相”，“比任何人都想将真凶绳之以法”；时而语气调侃幽默，使用一些热门网络语言，并自称“铊姐”。
但这个ID的使用者是否依然是孙维或其家人，目前无法确定。
在5月8日回复笔者的私信中，孙维的哥哥称：
“孙维有关此案的所有答复请参看天涯论坛2005年12月30日的声明及随后关于‘窃听器’的道歉，我们对声明及道歉两文中的文字负全部法律责任。”
他并未提及这个ID发表的其他言论的真实性。
当年114寝室的姐妹之一王琪和丈夫潘峰，也正在遭遇暴风雨般的网络搜索，网民针对他们所在基金公司发起了“随手拨”行动一一
即不断打电话给他们的基金公司，让其电话销售彻底瘫痪，一些网民甚至呼吁做空这对夫妇所在的基金公司。
此前在日本做客座研究员的金亚如今已彻底消失在公众视野中。
有人在2011年看到她出现在日本爱媛大学，网友质疑金亚是帮凶抑或凶手的邮件，挤满了她的导师和该学校另一位教授的邮箱。她的导师拒绝了采访请求。
2007年，“帮助朱令”基金会的何清到日本见过金亚。他到学校实验室正好碰见一个小个子女孩，刚好就是金亚。
何清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回忆，金亚对她的来访并不是很乐意，但还是一起去附近的咖啡馆聊了一会。
谈话是在何清保证“客观”，并表示不会将谈话内容发表到网络上后进行的。
“金亚说，这个案子非常复杂，牵扯到很多人，GA都没有结论，我们怎么知道谁是凶手呢？
我对金亚说，这件案子对我们来说很简单，并不复杂。金亚说，那是你只看到一个分支，但这件事情有很多条分支。她用手指在桌上画了棵树的形状。”
“最后金亚说，GA有我们所有的问题记录，我们在每页上都有签名。当有人再来问我这案件时，我告诉他们，去跟GA谈。如果GA要重审这个案件，我很乐意自己买机票飞回北京协助调查。”
这么多年过去，物化2班从没有举行过集体聚会，只是还在北京的男生会偶尔组织一场，在广州工作的潘峰偶尔会赶来参加。
张利记得，聚会席间，大家有时会提起朱令，聊到她现在的身体情况。
在聚会时，大家曾试过帮朱令找医生，当时考虑找中医，后来觉得不靠谱，就放弃了。
“基本每次聊，都是一带而过，因为多说无益，又能怎么办呢？”张利说。
另一个生活被朱令案紧紧缠绕的是她曾经的男朋友。他至今工作在清华校园，这些年来，他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
在互联网上，围观者强烈指责他弃朱令而去，在案情上也从不公开发声。
但这种指责并不公允，据李伟和古琴老师介绍，在朱令中毒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和朱令的家人一直轮班照顾她。
李伟说“当时他们的关系也仅是朋友，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觉得他已经做得很好了。”在结婚后，他和夫人一直热心于“帮助朱令”基金会事务。
114寝室4姐妹自从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聚到一起，她们错过了若干次机会。在孙维第一次声明中，她说自己曾两次提出跟朱令家人沟通，但都被GA拒绝。
朱明新并不认可孙维的说法，她说：“我一直想和孙家沟通。”
毕业之后，王琪只有一次跟朱明新提及希望到北京看看这位生病的昔日室友，但这个希望并未实现，她的丈夫潘峰则是去朱令家次数最多的人。
王琪告诉记者，她正在向警方提出信息公开申请。
潘峰也说，这件事最缺的是透明，透明的最好办法也是警方对当年办案的信息公开。
对网络上的指责，朱令的这些大学同学表示无奈。所有被网民怀疑跟朱令投毒者有关联的人都被网络搜索过千百次，他们的名字、身份证号、车牌、人生履历都被人一遍遍翻出来。
现在，潘峰仍坚持2005年自己所持的观点，他对本刊记者说，故意散布谎言或不真实信息，这不能完全用“偏见”来概括，“用正义的名义做事，更具欺骗性”。显然，这代表了他对网络的态度。
朱令的家位于南三环一个1990年代的小区。
笔者到访的当天，七八个记者正在采访朱令的父亲吴承之，他坐在沙发上，握着遥控器，面前的电视机正在不断播放2007年央视“东方时空”纪录片《朱令的12年》，这是央视一个团队历经一年多，拍摄的朱令中毒后到2007年间的生活情况。
影片比较重要的地方，吴承之就按暂停，对在场的记者讲解。
节目中播出了清华女生朱令刚入校的样子，在层叠的山峦的背景里，朱令一身深蓝的夹克、一条黑色的裤子，孙维则身着艳丽的橙色夹克和蓝色裤子，照片中，两位女生就像美丽的公主。
在这一系列照片中，还有这样一张——孙维和朱令戴着墨镜，朱令抬着孙维的一条腿，另一位同学托着孙维的一只手臂，两人面带笑容。
另一张照片中，朱令牵着孙维的手，两人眼睛朝下看，应该在探路。朱令摘下了墨镜，露出带着婴肥的脸，嘴角上扬。
张利对同班两位女孩的青春照片也记忆深刻，坐在地铁站附近的茶馆里，他立刻回忆出她们的样子：
“照片很土。”
“你看，孙维身上的夹克明显比她大一号。”
“现实中，她们比照片上的更好看。”
……
在当年为数不多的照片里，她们常会像姐妹一样紧紧搂抱。
不知道孙维有没有想到，这位至少和她拍过两次合影的大学室友朱令，会和她此后的一生紧密地缠绕到一起。
现在，朱令已经失去了照片里的青春面容和姣好的身材，她的体重达到100公斤。
因中毒全身瘫痪，随之而来的是大脑萎缩、双目近乎失明、基本语言能力丧失……生活全靠年迈的父母照顾。
照片上的另一位女生孙维，一度被作为朱令中毒案中的嫌疑人审讯，尽管警方一再宣布解除了对她的嫌疑，但她如今仍被搜索、诠释和指责。
没有人能在现实空间中找到她，5月24日晚上，“孙维声明”这个ID再次发言，无从了解这个ID此刻的使用者是否孙维。
该ID以孙维的口吻表达了跟她的反对者同样的担心：“司法不独立，重审，不过是用伪证证明我是凶手而已。”
张利已经多年没有回清华看看了，如果他回去，也许会怅然若失，他们曾经生活的印迹已荡然无存。
1992年朱令所在的宿舍6号楼，后来被推倒、拆毁，铁皮围着的高墙上头，有一棵树冒出头来，树顶的枝叶全被砍去，只剩光秃秃的树干和大枝桠。
清华铊中毒案 李昌钰：亲近者才有机会投毒
早报网
12/25/2023
清华大学铊中毒案受害者朱令在冬至当天逝世，媒体近期翻出国际知名的华裔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多年前受访讲话，称清华大学铊投毒案要侦破困难很大，并指出只有亲近者才有机会投毒。
清华大学上星期六（12月23日）在官方微博发布朱令逝世的消息。综合《南方都市报》《凤凰周刊》等报道，朱令的父亲受访时说，朱令在上星期五（22日）晚上10时59分去世，将安葬在北京。
清华大学校友朱令疑似在1994年被人蓄意投毒，今年冬至当天在北京离世。这起历经了近30年的投毒案至今还没找到凶手。
李昌钰2013年接受《南方都市报》访问时说，他们将多年未破的案子称为“冷案”，要侦破朱令案难度很大，但如果能有原始案卷和物证“仍有机会”。
李昌钰说，以他的经验，要侦破涉及毒物的陈年旧案，要先追查毒物来源，有谁能接触到毒物，并与被害者有交集。其次是根据血液中毒物的含量测定中毒具体时间，找出谁在那段时间与被害者一起，“这种投毒案件，通常要跟她接近的人才有机会”。
他也说，要追查投毒途径，可从被害者生活物品中找到凶手的蛛丝马迹。另外要调查谁投毒的动机，被害者是否与他人发生争执或矛盾等，同时也对嫌疑人测谎。
另据极目新闻报道，朱令遗体告别仪式星期天（24日）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朱令生前亲友、同学前往八宝山为她送别。告别仪式选择的哀乐，是朱令21岁时曾演奏过的《广陵散》，这也是朱令中毒后，最后一次弹奏这首曲子。
朱令案 | 凤凰卫视对孙维的专访：我哪知道有毒
非虚构故事
12/24/2023
因为朱令案的特殊性，有关文章广为流传，或许对受害者及家属多少会有所帮助。这样也算略尽绵薄之力，同时也便于广大网友查阅。
至于文中所述内容的真实性，以及对案件的理解，大家见仁见智，请自行判断。
一、凤凰卫视一职员的发帖
我是凤凰卫视的一名职员， 有幸和孙维在北京见面了4个多小时。
那次和孙维预约采访，一见面，她就要求签“保密协议”。大家来前，也略微了解了一些，所以不是很惊讶。
然后，就开始了“聊天”。
公平地讲，孙维蛮随和的，怎么看，也不像那种能杀人后无动于衷的人。
起初，我们还是比较同情孙维的，因为她的确显得很无辜，而且说得很有条理，激动处还开始哭泣。
但我们总觉得怪怪的，觉得哪里不对劲，但一时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劲，反正觉得她像是在演戏，有点生硬。
慢慢地，我们发觉了，只要和案件无关的情况，孙维回忆得非常详细，甚至她在几年前一次心情不好去了什么地方，当时的天气是什么样子，休息的大树什么样子，都很细。
但是一涉及案情，孙伟就理直气壮，例如剧组最关心的是到底谁能接触到铊，孙维就含而糊之地说：那一瓶子溶液就放在桌子上，谁都能动，而且我哪知道那是有毒的啊……
到最后，我们剧组所有人都感觉孙维就是凶手。
她也发现了和我们话越来越不投机，最后拒绝继续接受采访，并要求刚才的谈话不得公开， 随后便和哥哥、丈夫匆匆离开了。
二、网上的一个评析
凤凰密谈：孙说，我哪知道那是有毒的。
1994年春，物化2班在分析化学课上知道了铊的毒性。
物化2班同学“倾斜的边” 曾发贴说：
“物化2班是在分析化学课上知道铊的毒性的，应该是大二的第二学期（1994春）。
在讲重金属离子的分析时，授课的郁老师提到六十年代清华曾有过一次铊中毒事故：
当时有个学生在打扫一个闲置很久的通风柜烟道时，吸入了少量铊的氧化物，当晚就死亡了。
他当时只是提醒学生在实验室工作时要注意安全保护，并没有讲任何铊中毒的症状，相信他对之也不甚了解。”
孙从事铊研究一点没研究过铊的毒性， 谁信？
孙维
三、孙维兄妹留下一封信
在这段喧嚣的时间里，孙维和家人还曾一度答应了凤凰卫视《鲁豫有约》节目的采访邀约。
据媒体报道，节目工作人员通过私信天涯网上发表孙维声明的ID发出邀请，一天后就收到对方的回复，表示愿意接受邀约，但前提是节目组的支持。
“其出发点很明确：我要证明清白，必须是为我证明清白。”这位工作人员回忆。
后来证明，这个ID的维护者是孙维的哥哥。
他选择在一家咖啡馆与节目组工作人员见了面，倾诉这个家庭多年来受到了怎样的谩骂和攻击，“即便搬家、换电话仍然不断被骚扰，半夜被打电话，家里半夜被塞进信。”
也是在此时，孙维哥哥提供的信息第一次描述了孙维毕业后的确切情况，他跟编导说自己的妹妹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诺基亚，“并主导研发了诺基亚的一款用智能笔书写的手机。”
这之后，孙维也与节目组见了一次面。
相关工作人员的印象是“瘦小”，但是一开口，气场很强，语速很快，在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委屈和家庭的困扰。
一位工作人员回忆：
“记得她说很多人打电话去她爸爸的办公室，以至于她爸爸为了躲避铃声躲到椅子下面。她自己也有几次试图自杀。有一次出差到了一个海边，她就想跳海死了。
她用了很多书面语，很详细地描述了海滩的氛围，她如何在海边徘徊。”
但与之相对的是，在三个多小时内，她的言语中没有涉及任何关于朱令的细节。
见面结束时，孙维兄妹留下了一封信，要求转交给主持人陈鲁豫，这是一封十来页的长信，“说是孙维妈妈写的，希望她能好好看看，给他们一个支持的态度。”
然而最终，孙维家还是退却了，这期节目并没有成为现实。已经成为“孙释颜”的孙维，从此几乎再没有在公共场合出现过。
直到2013年再度被网络空间千夫所指，她才又一次登陆天涯，留下一句“去去醉吟高卧，独唱何须和。笑骂由人”，便又消失了。
——摘自《朱令的四十五年》
注：“去去醉吟高卧，独唱何须和。笑骂由人“这句话是不是孙维本人所发，没有得到任何证实。反而有传言说孙维的ID后来被盗。
四、网友“长安街的红灯”曝料
呵呵，临睡觉最后一帖。
孙维，麻烦你告诉大家，去年二月份你全家出动，去GA14处干什么去了？
无非是想了解些对你有利的证据，你拿到了吗？
你说GA对你作出解除嫌疑人的决定，GA对你的评价是无耻，睁着眼睛说瞎话。
书面材料大家都催了你很长时间了，你拿不出，因为根本就没有，而且没人愿意给你出，原因等着你自己说。
你在14处刚坐稳就拿笔和本开记，写了密密麻麻一大堆，有什么用吗？还记得GA怎么对你说的吗？——记什么记，最后出门前都得经我们审查。
你记住了，你没有警方给你开的解除嫌疑人书，而且没人会给你开，因为你干的缺德事，因为你不要脸而且太嚣张。
感谢“东方时空”节目组对朱令的报道，向节目制作人员致敬。
而且驻华大使馆第一时间收看了节目，大家等着你再次被拒签。睡觉去了，会继续关注案件。
一文回顾朱令案: 她是怎样被投毒的? 是否有人….
三联生活周刊
12/23/2023
朱令与母亲朱明新在家中（摄于2009年）
朱令是怎样被投毒的？
朱令第一次出现中毒症状是在1994年11月24日，那天正好是她21岁生日。这天晚上，朱令和父亲吴承之在校外吃饭时，出现了腹痛。12月5日，朱令除腹痛外，腰、四肢关节开始疼痛。12月8日，症状进一步加剧，朱令不仅吃不下饭，而且开始掉头发。但为了不耽误“一二·九”文艺演出，朱令没有去就诊，也没有回家休息。直到12月23日，母亲朱明新才将朱令送至北京同仁医院，入消化内科。此时，朱令的头发已经掉光。
朱令第一次中毒的症状与发作时间非常符合铊中毒的特点。时任北京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教授陈震阳是铊中毒研究专家，根据我们对陈震阳的采访及他的论文（《严重铊中毒3例的启示》），恶心、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是铊中毒初期的非典型症状。急性中毒在经过5～10天的潜伏期后，开始出现典型症状，包括皮肤异常感和肢体疼痛，疼痛通常由脚底、脚趾开始。另一项研究（周清平等：《铊的应用及对人体的危害》）指出，铊中毒10天左右开始出现脱发。
1995年1月23日 ，朱令担心学校落下的考试和功课，病情稍有好转就坚决要求出院。这年2月20日，新学期开学，朱令坚持要上学。此时她已经长出了短短的头发。陈震阳据此判断，朱令体内的铊已经基本自行排除。
此时朱令仍旧很虚弱。根据朱令家人的描述，她只上过三次课，大部分时间都躺在上铺，包括吃饭也是从食堂买回来在床上吃的，此外就是每天到乐队同学宿舍加热中药。这一点与朱令同学后来的回忆略有出入，一位同学在邮件中曾谈道：“朱令首次出院后上课次数，我和一些同学共同回忆过，肯定不止三节课……”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段时间朱令的活动空间基本上以清华校园和宿舍为主。
朱令的家庭生活情景之一：母亲在为其梳理头发，父亲在准备早餐（摄于2009年）
朱令母亲后来告诉我们，朱令新学期上课的第一周内就出现了身体不适，第二个周一（2月27日）就出现了比较剧烈的双脚疼痛。3月7日，朱令再次去医院就诊，此后病情加重，一直住院。陈震阳由此肯定地认为，朱令经历了两次中毒。那么第二次中毒很可能发生在返校第一周内，即2月20日至2月24日。
朱令中毒过程是分析案情的重要出发点，关系到投毒者的划定范围与确切描述。目前可以较为确定的是，朱令是急性铊中毒，而非慢性，经历了前后两次被投毒。2006年，嫌疑人孙维与其同学的通信被黑客盗取后披露。在这些信中，孙维多次委托其他同学寻找国外相关铊中毒的案例资料，而且是中毒后1～3个月没有治疗的案例。这样做似乎是希望证明朱令存在一次中毒的可能性。假设朱令是一次性中毒，那么其偶然性就会较大，从而减轻自己的嫌疑。但从通信内容看，她并没有找到这方面的相关案例。
朱令早期照片
陈震阳认为，根据后来的化验结果也无法反推出“少量多次被投毒”的情况，因为化验本身无法做到如此细致。由于朱令的腹痛、肢体痛以及脱发、视力受损等表现，都是铊急性中毒的症状，因而，并不能证明，投毒渠道包括隐形眼镜水和洗发水的介质。罪犯未必是通过这些私用性较强的物品进行投毒。
投毒次数越多、投毒方式的私人性越强，则罪犯与朱令的关系越近，生活彼此交织的空间也越多。朱令被投毒是否能确定是在宿舍内？是否存在其他地方被投毒的可能性？投毒者与朱令的交往密切到何种程度？这些也还需要更直接的证据揭示。
躺在病床上的朱令依然带着笑容
1995年2月20日至3月7日之间，朱令身边和宿舍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何异常情况？朱令的室友及同学至今也没有给出有价值的信息。今年5月10日，朱令同学童宇峰在接受凤凰Uradio电台采访时说：“我那时（指2006年）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说大家（班上同学们）一起促进公安办案，大家一起回忆把事情搞清楚，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当初搞了个联名信息，打算2月份递交上去。我开头把稿子写好后，他们就说，‘你的稿子这里信息不对’。他们又提出了好多版本，最后截止日期过了都没有提交。”
我们也曾先后联系到多名朱令班上的同学，包括她的室友、当年的班干部，遗憾是，他们中没有一人愿意接受采访，都采取了回避态度。
为什么怀疑孙维？
朱令宿舍还有另外三名室友，同为北京生源的孙维，以及来自新疆的王琪和陕西的金亚。她们住在6号楼114室。在朱令身边的人中，只有孙维是当时唯一能“合法”接触铊的人。所谓“合法”，是指孙维当时参与一个课题使用了铊。这一课题由化学系老师童爱军、李隆弟负责，孙维也因此一度被警方列为嫌疑人。
2005年底，孙维曾在天涯网站以“孙维声明”的身份首次对朱令案进行了回应。她坚称自己清白无辜，同样是这一案件的受害人。在声明中，孙维并不否认她接触了铊，但她说接触的是铊溶液，而不是固体铊盐，而且绝不是学校里唯一能接触到铊的人。
“我绝不相信自己是唯一能接触到铊的学生，因为我帮老师做实验使用的铊溶液是别人已经配好了放在桌上的。为此我查阅了文献，事实上，化学系在实验中使用铊试剂有很长历史了。仅我查到的论文就有若干篇，收稿日期分别为1991年10月16日（那时我还没入学），1994年12月20日，1995年8月16日，1995年10月2日，1995年11月8日和1996年2月16日。直到1997年公安部门开始调查，化学系才禁止使用铊。此外，系领导后来也说除了化学系，其他系实验室也有铊。最重要的是学校对于有毒试剂没有严格管理，铊溶液和其他有毒试剂在桌上一放就是好几年，实验室有时也不锁门。很多同学课余时间下实验室帮老师做实验，实验室也对外系学生开放。做实验的时候，同学们互借仪器药品也是常有的事。这种情况多年来一直如此，即使在朱令中毒确诊后也没有太大改善。”
如果孙维没有撒谎，接触的只是“铊溶液”，那么是否有可能通过液态铊投毒？
陈震阳4月28日的化验单显示，朱令指甲中的含铊量超过了22毫克/公斤。而且这并不一定是峰值含量。假设朱令的体重是50公斤，那么她体内的铊超过了1000毫克（1克）。具体是多少？陈震阳坦言，由于初期没有进行化验，所以自己只能做出定性判断，无法做出更精确的定量分析。而从比较的方法，他也得出了相近的结论：“北大的案子具有非常强的对比性。因为北大投毒案的凶手自己承认投了600毫克，那么受害人的临床症状反应比朱令轻很多，说明朱令的量比600毫克大。朱令的摄入量应有1000毫克以上。”
协和医院所做论文《铊中毒五例临床分析》中，就包含了朱令的病例，其中引用国外文献数据——铊的致死量是8～14毫克/公斤。显然，超过1克的剂量足以使体重正常的人致死。
铊是自然界存在的典型的稀有分散元素，是一种伴生元素，几乎不单独成矿物，目前只在贵州省兴仁县境内发现了世界上唯一的主要由红铊矿组成的独立富铊矿体。其对人体的毒性超过了铅和汞，近似于砷。实验室使用的铊，一般为碳酸铊和硝酸铊，它们是白色粉末，溶于水。而碘化铊为黄色晶体，不好溶解。
孙维所参与的课题，很可能是童爱军在1996年发表在《化学通报》上的文章：《一种奇特的流体室温磷光现象——无保护性介质水溶液中丹磺酞氯的RTP发射》（作者李隆弟、陈永丽、童爱军）。其中提到使用了硝酸铊溶液，作为重原子微扰剂，其浓度是0.05摩尔/升。若含有1克铊则需要约100毫升的实验溶液，相当于1/3听可乐。如果算上投毒损耗（假设1∶0.5），大概相当于半听可乐的剂量，直接掺入咖啡或茶水中都有较大难度。
那么孙维是否接触到了浓度更高的母液？孙维是否说谎？她是否能够接触到固体的铊盐，从而可以轻易地获取致死剂量？她在课题中担任怎样的角色？对于有毒化学品，清华大学化学实验室当时是否有领取登记记录？清华大学是否有实验室管理不善的责任？
我们联系到了当时课题指导教师童爱军，但她拒绝接受采访。同时清华大学也直接回绝了采访申请。事实上，在18年的时间中，清华大学从未说明过实验室的管理状况，也从未提出过承担任何责任。
另一个问题是，铊的可及性有多大？是否容易获取？2005年底，一名孙维的同学（网名太阳正暖）在天涯网支持孙维：“关于实验室的管理问题。我在1997年做毕业设计的实验室和孙维在1994年课余做实验的实验室是在同一栋小楼里，这时候的实验室管理应该比1994年规范和严格，但距滴水不漏也还差着很远。”
她的同学薛钢也在同一帖中说：“事后得知储存有铊的实验室就在我做毕业设计的同一楼内。所有化学药品当时并无危险品管理措施，每日工作时间（至每晚10时许） 实验室并不上锁。同时该实验楼担负各系仪器分析实验课程。所谓孙维是唯一可接触铊的指责有失公允。”
薛钢后来在同学间的邮件中对实验室的情况有了更细致的说明：“李隆第的存放试剂的实验室的确是在走道进去左边，在罗国安小实验室的隔壁，公共实验室的对面。我记得实验课的样品配制都是在那里进行的，对‘内间’没有太多印象，在分析中心的同学可以帮忙回忆一下。如我先前所言，1997年前我也不知分析中心有铊。是刘佳从邓勃处得知的，而且据邓老师所言，铊就和其他化学药品一起放在架子上。因此我不认为‘孙维是学校唯一可以接触铊盐的学生’属实。我不知道咱们班还有谁确实接触过铊，但我不同意把怀疑就限定在咱们班。”
但如果考虑到宿舍内投毒的可能性较大，孙维自然受到了更多的怀疑。她是朱令中毒期间，宿舍内唯一合法接触到铊的人。她不仅有投毒的便利，也有获取投毒药剂的可能。不过，这其中也存在着变数，即是否有其他投毒场所，是否有其他获取铊的人作案。
在作案动机上，孙维由于与朱令同在民乐团，曾被怀疑她们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但孙维后来解释说：“朱令弹的是古琴独奏（而不是古筝），同时也参加中阮伴奏。古琴我根本没学，进民乐队后才开始学习中阮，更重要的是中阮只是伴奏乐器，民乐合奏的时候几个中阮是一起上台的，不分主次，更谈不上争上台机会。”
为何延误了治疗？
1995年3月9日，朱令前往北京市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专家门诊就医。神经内科主任李舜伟给朱令看病，他感觉朱令的症状很像60年代同样发生在清华的一例铊中毒病例。
朱令在神志清楚的时候否认曾接触过铊，因而不存在误服的情况。李舜伟曾向清华大学化学系询问，请求出具书面证明。化学系老师出示了学生接触化学药品的清单，肯定朱令并无铊盐接触史。此事被记入病历。
在发病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朱令并没有得到科学诊断，延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反观1997年北大投毒案的两名受害者，因得到及时正确治疗，用药后症状很快消除，且不留后遗症， 所受痛苦小。用普鲁士蓝驱毒从肠道排除，无副作用，用药一个月后体内铊毒基本除尽，可以停药，脱发后不经治疗能很快长出新的头发。
朱令的误诊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医生与患者主观上都没有意识到被投毒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清华大学的化学品清单又加剧了误导。在18年的时间中，清华始终没有对此进行说明或澄清：清单上列入了哪些化学品？就医院而言，也没有认识到事件的复杂性。铊中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没有明确的铊接触史的人不能随意排除铊中毒的可能，必须经过科学检测。而朱令却成为主观臆断的牺牲品。
1995年3月23日 朱令中枢性呼吸衰竭，接受气管切开手术，并做了气胸手术。3月24日，协和医院对朱令开始的血浆置换疗法，前后8次，每次均在1000CC以上。尽管协和没有做出正确诊断，却保住了朱令的生命。陈震阳后来在一次采访中说：“大量的换血和呼吸机的使用使她得以活命。否则，神经系统因为剧烈的疼痛导致的麻痹会使其呼吸停止而死亡。”
3月26日 朱令被送进协和ICU（重症监护）病房，靠呼吸机生存。1995年3月28日，朱令陷入长达5个月的深度昏迷。
4月5日 《北京青年报》报道了朱令中毒事件，引起了社会关注。陈震阳的夫人崔明珠是毒理学家，曾专注于铊的研究。她在看了报纸后，就认定为铊中毒。在与陈教授商量后，去找了朝阳医院的大夫（她所在的研究所其实与朝阳医院是一家单位），询问情况。曾参与朱令会诊的大夫说，已经排除了铊中毒，于是崔明珠只好放弃，没再坚持。
意想不到的是，朱令的中学同学贝志诚带来了转机。他在探望朱令后，通过互联网发电子邮件求助，描述朱令病情，希望得到专家意见以确定病因。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贝志诚发动身边同学帮忙翻译。4月下旬 贝志诚希望朱令班级同学一起帮忙翻译收到的电子邮件。但据贝志诚后来说，此事并没有得到朱令班同学的响应，反而以“五一”出去玩为由而拒绝。但时任朱令班团支书薛钢否认了贝至诚的说法，他后来在网络发文反驳说，朱令班男女同学当时都连夜参与了翻译，并把译文交给了负责学生工作的系副主任薛芳渝。因为薛芳渝是班级与协和医院间的联络人。
由此，一直推动朱令案的贝志诚，开始怀疑朱令同学的态度，并认为班干部为了班级荣誉而掩盖真相。
朱令父母是在无奈下才找到北京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教授陈震阳的。4月28日，由陈震阳确诊朱令病因缘于铊中毒，且是两次中毒，不是自杀就是他杀。接到陈震阳的报告后，协和医院才开始用普鲁士蓝化学剂排毒，一个月后朱令体内的铊含量基本排除。
这一年的8月，朱令苏醒过来。但她的神经系统因受到长时间伤害，出现永久性的功能丧失，遗留有视神经萎缩、双下肢瘫、肌萎缩、智能障碍等后遗症。1995年11月，朱令从协和出院，清华大学为她支付了60万元医药费。
1999年，朱令家起诉协和医院延误诊治造成医疗事故，此案件经两次审理，均以朱令家败诉告终，仅由协和医院补偿朱令家10万元。
2006年，朱令的母亲朱明新、朱令代理律师李海霞一道前往协和医院，要求复印朱令全部病历，遭到院方拒绝。协和称：“病程记录都是不让看的。除非上法院打官司，要求封存病历，到了法庭上才能打开。”
警方做了什么？
在朱令确诊为铊中毒的当晚，1995年4月28日朱令家通过清华校方报了警。案件由主管高校治安的市公安局14处负责，清华大学派出所协助。第二天，朱家找到薛芳渝要求校方封锁现场，迁出其他同学。但校方以不好安排，马上校庆以及其他女生外出旅游等原因拒绝。然而5月7日，朱令父母被清华大学派出所叫去做笔录，并被告知宿舍在“五一”期间发生了盗窃。朱令部分私人物品丢失，包括隐形眼镜小盒、口红、洗发液、浴液、水杯。很多物证因此而“灭失”。警方随后取走了朱令其他物品。
关于朱令的杯子后来有多种说法，或从孙维床下找到，或在孙维箱子中发现。2006年，孙维的室友“太阳正暖”则以亲历者身份否认了这些说法。她在帖子中写道：“不错，派出所来取走朱令东西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着，还‘帮忙’来着——告诉他们哪些是朱令的东西，而且在场的还有别的同学。当时没告诉我们是‘搜查’，也没有出示搜查证，所以我不知道这叫不叫‘搜查’。在整个期间根本没有‘从孙维的箱子里找到朱令的咖啡杯’这回事，我的确记不清楚咖啡杯在哪里，但除了朱令的东西，派出所的人没有‘搜查’其他人的东西，开箱子的事从何说起？说‘因为发现杯子被清洗过，问孙维，孙维说怕落了灰……’更全属杜撰。这些我都可以和派出所的同志对质，相信他们有记录！”
在公安立案后，朱令的社会关系——班级同学、室友、乐团同学等——都相继接受了警方的问询。最后孙维被列为嫌疑人。
但警方对孙维的询问，却直到两年后才应朱令家的要求开始。孙维在声明中这样回顾：“想不到1997年4月2日，在即将毕业的前夕，我突然被公安局14处以‘简单了解情况，只是换个地方’为由从实验室带走讯问，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要求我在印有‘犯罪嫌疑人’字样的纸上签名。在经过了8小时的连续突审后，他们通知家人接我回家。我以为公安还会再找我询问一些问题，但是他们从此再没找过我。”
在直接证据灭失的情况下，口供对于破案就变得尤为重要。但是孙维在这8小时中说了什么，至今仍不得而知。在这18年中，警方不曾向公众披露任何办案进展和信息。朱令案如同一个黑匣子，被层出不穷的谣言所裹挟。
1998年8月，孙维被解除了嫌疑人身份。此前一年，她被清华扣发毕业证书。孙维不服，多次与校方交涉。她在声明中讲述了讨要毕业证的过程：“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8月下旬，校党委、校办及系领导等再次在校招待所（丙所）接待我们。我们表示，学校扣发我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是没有任何依据的。校党委领导竟然说：‘现在有两条路让你选择：要么要学校承认错误，要么解决你的问题。’又说：‘你想让清华认错，是绝对不可能的！’谈话不欢而散。之后，我们又给党委领导打了两次电话，坚持要求：学校如不发证书就应该给我们一份不发证书的书面通知。9月29日，系领导打电话通知第二天去学校领取证书。”
朱令一家本以为破案在望，却迟迟等不来结果，于是通过政协委员向公安部查询。2007年9月公安部给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信访局回函，告知“朱令令案”因“证据已经灭失、案件终未侦破”，已经在1998年8月25日办结此案。中央领导对此案进行了批示，时任北京市相关领导专门召开了市高院、市检察院和市公安局的“三长会议”，形成了这样的决定。
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当月，朱令家即向北京市公安局递交申请，要求公开朱令案的进展情况。5月30日，警方提供给朱明新的《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告知书》，拒绝了公开信息的要求。随后朱家提出行政复议。2009年3月，北京市政府在就相关法律问题向国务院法制办请示后，下达《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警方此前下发的《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告知书》。
朱令家于是陷入了一场文书游戏中，既没有被拒绝“告知”情况，也没有被提供任何信息。直到2013年复旦投毒案发生，再度引发公众对于“朱令案”的关注。北京警方发了一个极为简短的回复，简单介绍了走访调查范围，但没有披露调查的进展，也没有解答为何两年后才对孙维进行询问？孙维又说了什么？在“回复”的最后，北京警方希望“社会公众能够理性客观看待，尊重侦查工作规律，理解支持公安机关依法办案”。
是否有人掩盖真相？
2005年底，孙维在网上发布声明希望澄清谣言。随后她的几名同学跟进发言，现身支持孙维，不仅提供了部分“事实”，也为孙提供了一定的人格担保，尽管他们并没有打包票说孙维不是凶手。这是朱令班级——物化2班，作为第一当事人首次直面公众。
孙维及其同学的出现掀起了轩然大波，不久后黑客入侵了他们的邮箱，盗取并曝光了他们之间的通信。从邮件看，孙维与这几位同学之间还保持着学生时代的亲密关系，女生间以“娘子”和“小猪”相称。孙维将她的声明发给同学们看，征求意见，同时希望帮助寻找更多铊中毒案例。
最引人注目的是，邮件中有一份“回帖纲要”。孙维和她的同学们用多个ID多个IP对话题进行了引导，不同内容的言论有不同跟帖方式。彼此呼应，希望以此扭转舆论。某种程度上，孙维希望披露对她更有利的事实：“如果有关键性的事实（和案件相关的）年久失修记不清了的千万要先和我确认，如果记不清宁可不写，但一定不能自相矛盾！千万千万！”
孙维特别在意的是她的出身，希望同学们能强调：“孙维家庭根本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高干家庭’，她生活朴实，上学从来都是骑自行车，学期开始和结束时也不例外。当时班上一些外地同学寒暑假都有家里派小车接送，孙维却从来都是大包小包自己驮。”
孙维的父亲孙大武为民革中央委员，母亲为医生。祖父孙越崎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煤炭工业部原顾问。其堂伯父孙孚凌历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和常务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孙维知道，人们怀疑她的高干背景直接干预了司法公正。他们相信，破不了的案子背后一定藏着一个黑幕。
她的声明在正式发布前进行了修改。对照原稿，改动最大的就是关于她祖父孙越崎的描述。原稿中大段内容讲述了祖父孙越崎的经历，尤其是解放前率领资源委员会起义，“文革”期间被批斗，以及“晚年在三峡论证中顶住巨大压力，94岁高龄亲自进行实地考察，坚决反对三峡工程”。这些内容后来都被删掉。孙维可能认为，过多颂扬之词由她自己说并不合适。而正式文字中着重强调了祖父于1995年12月9日去世，她自己则在1997年作为嫌疑人而被警方8小时问询，以证明祖父没有为她提供庇护。
孙维与同学的“发帖纲要”曝光后，网络舆论加深了对她的质疑，尽管这些通信中并没有显示他们串通掩盖真相。事实上，其他几名同学的加入，一方面源于对孙维的信任，另一方面则在于对班级荣誉的维护。
曾担任团支书的薛钢在回帖中说：“至于我们的班级，我还是可以坚定地说，我们至今还是引以为荣。不是因为我是支书，不是因为所获荣誉，而是因为我们一同走过难以磨灭的日子。今天，在论坛里有我们现处世界各地的同学。我们坚定地在一起支持孙维的勇气，支持让能思考的人们能更多了解方方面面的事实。……为什么仅仅抱住个别的言论，而完全忽略这里这么多同样是朱令和孙维同学的声音呢？这也正是我诚恳地希望您能平静地审视一下你自己，避免先入为主，偏听偏信的原因。”
从小就是叛逆少年的贝志诚则对这种集体荣誉进行了讽刺。他引用了另一封自称朱令班同学的来信进行反驳：“物化2班在大学5年中拿了不少荣誉，至于是否名副其实，仁智共见。班里的矛盾从一开始就是很大的。甚至到了毕业，可能还有一些矛盾没有解开。……种种矛盾只是被掩盖在荣誉虚幻的光环下。而至于为何‘大家’维护着这一个‘荣誉集体’，我的一个同学说其实是因为这是那些干部的荣誉。我的观点是物化2班与其说是一个大学生的班集体还不如说是一个高中生的班集体。”
朱令案发生后，朱令班级受到了比较多的指责。罪犯可能就是班内同学，仍逍遥法外；而朱令却终身残疾，断送锦绣青春。两相比较反差极大。另一方面，班内同学并没有提供出指向性的线索，所以公众怀疑他们包庇罪犯。
但朱令班的同学却认为自身无法承担这种公众赋予的责任。朱令同学童宇峰在一封答复信中的说法很具代表性：“要物化2班的人站出来指认谁谁谁是凶手，真是幼稚的想法。连警方都没有找到过硬的证据，你让朱令的同学出来说：‘啊，××很可能是凶手？’至于网上有人胡乱猜测，甚至去骚扰UC Davis一位和朱令的同学同名同姓的女生，更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他认为女生无法回答公众提问主要是因为心理阴影，而男生则是不了解情况。童宇峰的实际想法是：“网络本身是虚的世界。对于来自这样一个世界的提问，不回答是不是也可以？”
然而不久后，童宇峰与其他支持孙维的同学发生了争执。童宇峰认为，其他同学没有尽力提供信息帮助破案，他在信中说：“你们信誓旦旦地为另一个同学打包票？然而问当年的主要事情你们却又都记不清了？这是为什么？……还是那句，空洞无言的保票只能给同学帮倒忙。我们大部分同学连失窃案都不知道，凭什么说你们班干部了解的不比同学多？”
童宇峰还提到，朱令案发后，系里老师和班干部曾开“秘密会议”，把很多信息压了下来。此外，朱令家曾写信给班干部，希望发动同学提供破案线索，但这封信也被班干转交到系里，普通同学并不知情。
薛钢、潘峰等曾经的班干部对这两件事矢口否认，称纯属“子虚乌有”。薛钢回应说：“从始至终，我都不认为任何我们的同学在‘掩盖事实’……自始至终我们并不是为了为谁辩护，而是为了说出我们所了解的事实，以正种种不负责任的谣言。我们无法证明孙维是清白的，但我们看到目前指控孙维的很多依据是道听途说，与事实相悖的。我不认为任何我们的同学在‘掩盖事实’，恰恰相反，大家正是以每人之所知来澄清事实！”
但不管如何争执，朱令的同学都不愿意面对媒体，都采取了回避与不信任的态度。就像孙维在“发帖纲要”中所强调的：“如果万一将来有记者要求采访，千万不要被记者的花言巧语迷惑，至少现在看起来最好的办法是拒绝。也许Ｎ年后会不同，只能到时再议了。”
对于网络，他们更多的是无奈，以致无法言说。如潘峰所写的：“就我所知，我们已对公安机关提供了所有已知的线索以帮助破案，到目前为止并无结果，因此在查明真相的问题上，采用沉默是无奈的选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能依赖公安机关，而不是众多的网络侦探和推理家。何况网络上很多时候不怎么讲道理的，消息真假难辨，纷繁复杂，我们也根本应付不过来。”
清华大学铊中毒事件受害者朱令去世
早报网
12/23/2023
清华大学校友朱令在中毒29年后，于2023年12月22日去世。（互联网）
清华大学29年前发生的铊中毒事件受害者朱令星期五（12月22日）去世。
清华大学星期六（23日）上午在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该校1992级校友朱令于2023年12月22日在北京去世。
清华大学在微博上写道：“朱令多年来与病痛顽强抗争。在朱令的生命中，一直有众多校友、社会各界和学校的关心、支持和鼓励。我们对朱令的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朱令的家人致以诚挚慰问。愿朱令此去有琴声相伴、一路走好。”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朱令父亲吴承之星期六回应媒体时说，“没感觉（正义缺席），很正常吧，医院也尽力抢救了，会安葬在北京。”
今年50岁的朱令是清华大学化学系92级本科学生，1994年12月因身体不适住院治疗，1995年4月28日被确认为铊盐中毒，同年5月5日清华大学向公安局报案。
与朱令同宿舍的女生孙某，当时被认为是唯一能够合法取得铊盐并接近朱令的人，但此案未能侦破。
朱令的智力、视觉、机体和语言功能自中毒后没有恢复，近30年的生活都由年迈的父母照料。
2013年，复旦大学投毒案告破，再度引发舆论对朱令案的关注。一名美籍华人当时向美国白宫网站请愿网页（We the PEOPLE）要求调查朱令当年的室友、目前移居美国的孙释颜（原名孙维），获得超过13万人联署。
北京市公安局同月作出回应，称因从朱令出现中毒症状到公安机关接报案件，时间已近半年。相关场所没有监控设施，犯罪痕迹物证已经灭失，尽管办案人员尽了最大努力，采取了当时能够使用的各种刑事侦查措施，仍未获取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证据，此案最终无法侦破。
北京公安局强调，专案组始终坚持依法公正办案，未受到任何干扰。但也确有一些案件受侦办条件限制，碍于证据灭失等客观因素，最终无法侦破。
今年11月18日，朱令脑瘤发作，颅压过高，瞳孔放大，高烧至39度，陷入重度昏迷。
朱令: 不幸的人生下, 活到了50岁
冷杉RECORD
11/24/2023
朱令病危。
在我们原本打算为她送上50岁生日祝福的前几天，得到这个消息。11月18日，她的脑瘤发作，颅压过高，瞳孔放大，高烧至39度，陷入重度昏迷。家人称“已经做好了准备”，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希望她能撑到11月24日，过完她的50岁生日。
朱令案是我们多年来持续关注并报道的案件。她此前的很多次生日，我们也曾送上过祝福。为什么朱令值得关注，借用她的清华校友张黎利的话说，“因为它触动了太多人的良知。只要朱令活着，我们每年还能祝她生日快乐，就非常有意义。”
我们祝愿朱令挺过这次危机，而不管她能否挺过，朱令案也始终值得关注。我们从未遗忘，也不会遗忘。
“令令现在很危险”，电话那端，朱令父亲吴承之声音疲惫。
脑瘤终究还是将朱令带到了悬崖边上。11月16日，她脱离了呼吸机，卧床近两个月后第一次可以喝水，还喝了半杯她喜欢的酸奶。第二天晚上，她突然出了一身汗，紧接着血压升高，18日开始，高烧到了39度，陷入深度昏迷。此后几天，她身上插着4个泵，3根输液管，努力维系生命。
实际上，早在几个月前查出脑瘤后，朱令就被宣判，“可能活不过10月了”。
可她挺进了11月。这段时间，她终日躺在病床上，身上插两根管子，一根连着鼻子和营养液，一根连着呼吸机和脖子——2011年，她的气管被切开后，就没再合上，氧气通过气管，直达肺部。北方的秋冬干燥，她的嘴唇有些干裂脱皮。每隔一两个小时，护工会用镊子夹着棉花蘸上纯净水，朝她嘴里挤几滴，好润润嗓子。实在不行，就再往嘴巴上抹点香油，免得裂开。医生禁止她吃饭喝水，只能用这种方法让她舒服一点。
慢慢爬上两鬓的白发，意味着朱令正一步步迈入老年。她的眼睛已近全盲，像是蒙了一层薄雾；气管切开后，喉咙也无法再发出声音。日常起居主要由父亲吴承之和母亲朱明新照顾。
卧床的时候，朱令手里也捏着握力球锻炼
朱令案为何值得关注
我是在2013年复旦投毒案后开始关注“朱令”这个名字的。散落在网络上的信息大致可以拼凑出以下内容：朱令，原本在清华大学化学系读大三，1994年和1995年先后两次被投重金属元素铊，毒素侵入她的大脑、神经系统、消化系统等，造成终身残疾，嗓子再没法发出声音，智力也退化到了孩童阶段。
彼时朱令案已结案，但真凶并未落网，被列为中国几大悬案之一。朱令成了一个符号，每隔几年会再度出现在舆论场，网友们抱着极大好奇和愤怒追讨真相，也试图帮助朱令。每年的11月24日，都有人记得她，祝她生日快乐。我好奇为什么时至今日还有那么多人关注朱令，在无能为力的事实面前，这些投向朱令的目光意味着什么。为了找到答案，秋末冬初的这段时间，我几次走进位于北京六环外的疗养院探访朱令和她的家人。
我到的那天，朱令意识到房间里来了生人，努力将面部肌肉向上拢到颧骨处，像是在微笑。
“令令跟你打招呼呢”，顺着护工的目光，能隐约看到她的左手稍稍抬起，微微晃动，食指上的血氧夹也跟着轻轻晃了两下。秋日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斜着照进来，落在她被加热过的石蜡包裹着的双腿上。因为长时间不能站立，腿部已经萎缩到胳膊般粗细。2011年，她的气管因肺炎被切开后，经历过数次肺部感染，又先后患上了糖尿病、肺部肿瘤，直到这一次发现脑瘤，直接被宣判。
往年朱令的生日，父母总要为她准备一小块无糖蛋糕，但从不跟朱令提及这是多少岁生日。近几年，连生日也尽量不提了，“怕她觉得自己年龄这么大了，又触发伤心的东西。”
“能过50，还可以”，吴承之一连说了几遍“还可以”，“两次被投毒，她不单能活下来，还活了30年，这些都是奇迹。”而在清华校友张黎利看来，朱令的50岁还有另一层意义，“她活着本身就是在抗争，也在提醒大家，不要遗忘。”
11月19日，张黎利在大洋彼岸得到了朱令病危的消息。吴承之告诉他，“已经做好准备”。
而就在前一天，他才刚刚录制了祝朱令生日快乐的视频。
新的不幸
朱令最近一次上热搜是在2023年年中。
她查出了脑瘤，被看作“命运又一次给这个家庭的残忍一击”。
这个家庭确实遭遇了太多不幸。吴承之和朱明新原本有两个女儿，姐姐跟父亲的姓，叫吴今；妹妹随母姓，取名朱令令。两个女儿同样优秀——吴今精通芭蕾、钢琴、英文，曾以北京市前十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却在1989年4月，和同学在野三坡春游时，失足坠崖离世。相比沉稳的姐姐，妹妹朱令更活泼灵动。她从小学到高中一路保送，直至上到清华。她是北京市二级游泳运动员，擅长古琴。铊中毒后，朱令幸存下来，尽管终日卧床，但已经是父母仅存的寄托。
去给吴今扫墓时，两位老人总要告诉大女儿，“你放心吧，令令现在很好”。
朱令一家，左起分别为吴承之、朱令、吴今、朱明新
《朱令的四十五年》一书作者李佳佳将这一家三口比作“铁三角”，“不论在精神上，还是身体上，他们都靠着彼此支撑，跨过一个又一个坎。”
写书之前，李佳佳先后采访了一年多时间。这一年多的接触中，朱令父母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特有的平和，从未表现出大悲大喜。一次吃饭时，朱明新讲了一句，“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就是幸运，有的人就是不幸”。李佳佳记得，她是面无表情讲出这句话的。
新的不幸来得突然。今年4月，家人注意到，朱令总摸后脖颈。朱明新问起，她用口型解释说是脖子不舒服。于是她被带去拍颈部CT，因为她躺不好、总晃，医生干脆连头部一起照了CT。结果显示，脖子没问题，脑子里意外地被查出有几个瘤子。
之后，她又被带去友谊医院做加强核磁，确诊了脑瘤——大脑皮层下多发高密度结节，大者位于右顶叶后部，大小约1.8cmX2.3cm。至于是良性还是恶性，还要做进一步活检。
医院很紧张，四处请专家会诊。“医生讲，到这个程度就很危险了，随时可能出状况。如果突然出现脑水肿，人就不行了，抢救都来不及。”朱明新向我转述医生的话，“可能都活不过10月”。
朱令的家人拒绝开刀做进一步活检，他们选择了中医保守治疗。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他们只想让女儿过得舒服点儿，“不想做任何伤害性治疗了，又穿刺又化疗的，整个跟活死人一样。”
整个10月在平静与提心吊胆中熬了过去。朱令并没有出现医生起初判断的呕吐、吃不下饭或是突然昏迷，她每天脱机（脱离呼吸机，自主呼吸）的时间甚至还从一两个小时延长到了四个多小时。但脑部CT显示，肿瘤还在一点点长大，再结合越来越衰竭的呼吸和消化，医生从未松过口，“一直很危险，瘤长大了，压迫到神经的话，人会突然不行”。
这个家里，82岁的吴承之总是那个要乐观些的角色。他觉得，女儿虽然躺着不能动，但表情大多时候是放松的，精神挺好，跟人打招呼也乐呵呵的，“她觉得挺舒服，这不就可以了吗？”
想要让朱令过得舒服且体面，需要极其细心的护理——她下不了床，就要掌握好她的小便规律。大概到时间了，得赶紧把尿垫换掉，不然容易生褥疮。平时每周洗一次澡，夏天两次，最近不能下床，身体每天下午都要擦洗一遍，保证清洁。
吴承之身体也大不如前，长时间行走需要推着轮椅
在我采访的这段时间，吴承之总会细心地把板凳和水放在轮椅上，推出来给我，喊我坐到湖边的阳光下聊天。他不擅长拒绝，也说不出什么重话，但会非常明确地禁止媒体在病房里拍摄朱令的任何照片和视频，因为“令令现在不太好，不想让大家看到她现在的情况”。
李佳佳在书中也提到，尊严这个词，对于这个三口之家是一条始终隐隐存在的线，“两位理工科知识分子，把悲伤和痛苦小心地遮盖好，体面而不卑不亢地保护和支持女儿体面而不卑不亢地生活”。
每次见面，吴承之都会告诉我，令令的状况又好了一些，比如脱机时间比上次多了一个小时，可以尝试着将定量的盐水糖水通过胃管输进去。甚至有一天，她没有用开塞露就能大便了。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慢慢恢复的过程”。
至于脑瘤，吴承之觉得，“就看她自己的生命力了，顺其自然。”
吴承之自己身体也不那么硬朗了。2020年，他在老年医院体检时，发现右肾有一个大囊肿，医生建议做肾脏切除手术。他带着厚厚一沓CT照片、病历和一包洗漱用品去了友谊医院，得到了医生“保守治疗”的建议，他也就“没再管它”。
“我都80多了，肿瘤长大的速度和人衰老的速度，还不一定哪个快呢。”吴承之的原则是，能不做手术就尽量不做。后来碰到当年老年医院的医生，对方告诉他，如果当时将右肾拿掉，能保证存活5年。如今三年多过去，肿瘤还在慢慢长大，但吴承之似乎也感觉不到。
他会把自己这段经历拿来和朱令的比。“跟我的肿瘤一样嘛，一点儿感觉都没有，干吗要挨那一刀呢？”他进而又谈到人的生命，“就像一棵树，从来没有笔直光滑的树，都是这里歪一点那里凸一点。人也一样，没有完美的生命”。他觉得，朱令靠着自己的生命力挺过了一次又一次生死关头，这次也能挺得过去。
“忍着”
在吴承之的记忆里，这30年，所有事都是以医院为坐标发生的。讲述起某件事时，他总会以“在XX医院的时候”作为开头。他算了算过去30年经历的大事，都跟疾病有关——非典和新冠，朱令的几次病危，自己经历的一次脑梗、一次肠梗、一次药物中毒，朱明新经历过的一次脑出血，“想想30年也很快，都过去了。”
对他们来说，一切又彷佛停滞着，生活一成不变，他们至今也没等到铊中毒案在法律上的真相。朱令的身体状况反反复复，经常是刚有起色，又被一次肺部感染打回原地。
最近的这次卧床快两个月了。
这缘于另一场危机。9月底降温，朱令感冒了。一场高烧后，血液里二氧化碳含量直接飙到80%，人基本处于昏迷状态，呼吸和消化都“不太行了”。对她来说，即使是普通感冒，都可能致命。2013年以前，她因为肺部感染，屡屡被下病危通知，几乎每年一次。
朱令在病房（来源：公众号“朱令我们在一起”）
住进疗养院的这10年，吴承之和朱明新的生活全部围绕朱令的时间表展开，日复一日，一成不变。他们没再回过位于北京方庄的家，用吴承之的话说，“令令在哪里，哪里就是家。”
前阵子朱令还能进食和康复的时候，每天早上七点，要帮她咳痰、小便；接着煮饭喂饭。她胃口很好，每天早上喝一包牛奶吃两个鸡蛋白。上午八点，到对门的康复大厅做锻炼，躺在器械上蹬半小时腿；接着回病房，利用清华校友捐赠的外骨骼机器人设备“走”半个小时。之后，按摩师会到病房给她的肌肉按摩20分钟，接着是康复大夫来训练她用口型讲话。
她可以说话，只是发不出声音，需要凑近读她的口型，但只有熟悉的人能读得准。我第二次去看她的时候，护工告诉我，她在跟我说“你好”，还表演了30秒内算出1000以内的加减法。
接下来的午饭时间，在朱令还能进食的时候，她一般会吃半个馒头，100克肉，加了一点油和盐的蔬菜。她爱吃饺子，一顿能吃15个；也爱吃鱼，每次吴承之都吃鱼头和鱼尾，把最鲜嫩的部位留给女儿。自从朱令卧床不能吃饭后，吴承之也便没吃过一餐鱼。
下午时间一般用来晒太阳和康复，就这么忙忙叨叨到晚上九点多，护工会给朱令戴上一个小型呼吸机，好让她睡得舒服些。凌晨十二点和两点，朱明新会和护工起来帮她翻两次身。
这些平淡枯燥的日子，对朱令一家来说尤其珍贵。这意味着，朱令的身体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处在平稳期。平稳日子过了好几年，朱令也的确有了些肉眼可见的进步——可以在医生的帮助下，从站立姿态慢慢坐到医生腿上，然后重新站直；她逐渐能控制住自己的大小便了，头脑也清醒了些，会乐呵呵地动动嘴唇，跟人做些简单交流。
吃是朱令的一大乐趣，她尤其爱吃甜食。因为她有糖尿病，头几年，老两口就先给她喂降糖药，再让她享用甜食。后来，担心食物进入气管导致肺部感染，医生禁止她吃饭。为了让女儿生活质量好一点儿，父母把饭菜打成糊，像照顾孩童一样，一勺一勺喂给她。
尽管智商也退回到了孩童时期，但朱明新能感觉到，“令令变得懂事了”——最近，她不吃不喝地躺在床上，还能状态饱满地和进病房的人打招呼，笑眯眯地回答各种问题。以前可不这样，她不乐意或者难受了，会哭，会不搭理人，会晃动床栏杆发脾气。
她的记忆似乎也停在了出事前。刚生病那几年，她发脾气时会问，“我的书呢”，还惦记着要回学校做实验。有一次，朱明新跟她聊到大学同学出国了，朱令突然情绪失控，声音嘶哑着喊，“真是莫名其妙，活见鬼了，我不活了”。有时候听到从前听过的音乐，她也会哭。
朱明新觉得女儿现在是在“忍着”，她心疼这份“懂事”。也因此，他们尽量避免在她面前提及过往，怕触及她伤心的事情。即便是每年的生日，也可以忽略不过。
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吗
50岁的朱令更像一个小孩，大家都叫她令令，拖长了尾音跟她讲话。知道她爱美，护工给她取了个昵称，叫“小美”。她听了就乐，但又拒绝接受，“我是朱令令，不是小美”。
曾经的朱令，是人人都会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她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国家地震局高级工程师，母亲是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高级工程师。从小生活优渥，她又聪慧，从学习到音乐再到运动，样样出类拔萃。在尖子生云集的清华，她成绩优异，还是民乐队的台柱子。
化学系学妹赵婷（化名）在1994年新年晚会的舞台上见到过朱令，当时她披着长发，用古琴弹了一曲《阳关三叠》。“音乐和她都太美妙了，一点不夸张，就是女神级别的。”
大学时的朱令
一年后，赵婷在学生食堂再碰到朱令时，她戴着棒球帽，没了头发。当时大家只知道朱令得了怪病，突然开始大把大把掉头发，视力模糊，吃不下饭，但没人知道背后的原因。直到2005年，天涯论坛一篇名为《天妒红颜：十年前的清华女生被毒事件》的网帖出现，指称朱令疑似被同宿舍的孙维投毒所害，这件事情才被更多人知晓。
从朱令第一次发病，到确诊为铊中毒，历经了6个多月。1995年春天，她又发了一次更严重的病，浑身剧痛，头发掉光，人完全陷入昏迷，住进了协和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中间全身换了8次血，也未能查明病因。
那是一个互联网尚未普遍启用的年代。朱令的中学同学贝志城拿着她的病历复印件，在北京大学的机房，向全世界发出了求助邮件。几天内，来自各国医学界的邮件雪片般发来。在朱令父母记载的日志上，这样写道，“在三百九十五份中，有二百六十六份认为是中毒，其中一百零六份明确提出可能是铊盐中毒。不断收到‘请尽快为朱令检测铊’的邮件。”
这是早在朱令就医之初，便被排除掉的病因——清华大学提供的朱令在校期间重金属接触清单中没有铊，且协和医院也没有能够检验铊含量的仪器。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后，朱令父母再次提出恳求，他们将朱令的各种身体组织成分送到了北京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的研究员陈震阳处，检测结果显示，朱令体内的铊含量已经超过了致死量的40%。
从朱令第一次被门诊怀疑为铊中毒，到最终被检测报告确定，整整过去了52天。
病因明朗后，吴承之花40多块钱，买了10瓶对症的解药普鲁士蓝。而此前大半年，朱令住院检查治疗的账单已经累计到了50多万元。用药后，朱令体内的铊毒解除，保住了性命，但由于错过了最佳救治时间，毒素对她的大脑和神经系统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
确认为中毒后，朱令家报警，案件被定性为刑事案件。
1995年年末，警方告知朱令家人，“已经有了嫌疑对象，开始短兵相接，窗户纸一捅就破了。”他们还透露，唯一嫌疑人，就是朱令的同宿舍室友孙维，她也是化学系唯一能够合理合法进入有铊实验室的本科生。
但朱令家人至今没能等来案件实质性进展——朱令的宿舍两次失窃，她的洗漱用品和其他可能有关的证物全部丢失，而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无法给嫌疑人定罪。
20多年后再提及当年，朱令父母的表情中没有愤怒、沉重或任何与悲伤相关的情绪，“事情捅到头了，已经是这个结果，还有什么办法？”吴承之淡淡地说。那段时间，为了给女儿讨公道，他们不断接受媒体采访，去信访部门上访，给最高法院院长写信。吴承之所说的“捅到头”，是指2007年公安部给政协委员的复函——当年，国家地震局前局长、时任全国政协委员陈章立与另外二十余名政协委员递交联名提案，重提朱令案件，要求信息公开。政协随后转交公安部处理。最终，公安部在回复中提到，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北京市委政法委曾召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三长会议”，会议认为，鉴于直接证据不足，案件继续侦查难度大，最终“经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结办此案”。
再提到嫌疑人孙维，吴承之的语气也是淡淡的，“这些年，我估计她的日子也不好过吧。”
相比吴承之的淡然，朱明新偶尔会抱怨两句女儿的性格，“她第二次中毒前，躺在宿舍，人家打来的水她就喝，也不管人家高不高兴，没心没肺的，好像就缺那么一根弦。可能就是因为缺了这一块，才造成了她的悲剧。”
朱明新之前说过，自己有两个心愿，真凶归案和朱令康复。对于前者，她不抱希望了。至于后者，眼看着朱令一次次病危，她只希望“能少一点儿痛苦送走她”。
只要还能祝她生日快乐，就有意义
而更多网友和朱令的同学们没有放下此事，李佳佳记得，一个一直关注朱令的网友给她留言，“从未遗忘，不敢遗忘，希望有生之年看到真相”。
张黎利是朱令的清华校友，也是孙维的初中同桌。2013年，他在报道上第一次得知此事，当晚，他梦到自己在清华上自习，孙维拿出零食放在桌上给他。他猛然惊醒，一身冷汗。
那之后，张黎利找到吴承之，详细了解了他们的需求，并在一个小范围的校友群中呼吁大家成立了华霖基金会，在资金、技术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支持朱令一家。每年，他会将朱令一家的现状详细记录下来，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上。微博账号@帮助朱令也有10万粉丝，也会发布朱令近况和公示捐款明细。捐款留言中，不断有人祝朱令平安。
每逢朱令生日、父亲节和母亲节，吴承之和朱明新的手机上，也会收到网友们发来的问候。在吴承之看来，大家对朱令的挂念，已经成为一种朋友间出于感情上的关注。而过去30年，由于朱令事件在中国互联网迭代中反复掀起波浪，朱令一家的命运也随着网络舆论浮沉。
最初，世界各地的医学专家，通过电子邮件给出“铊中毒”的答案，救下了朱令的命，她的故事也被当作中国第一例互联网求助全球会诊报道。志愿者何清在1996年的《读者文摘》上读到了有关朱令的文章后，开始长期关注。2004年，帮助朱令基金会在美国成立，由朱令的大学同学童宇峰和何清等人管理，他们在海外举办音乐会为朱令筹款。
2005年，天涯网帖引爆舆论后，孙维本人亲自发帖澄清，并引来其余室友和部分同学的跟帖。网友们昼夜不停地发帖分析案情、站队、争论，甚至骂战。随后，央视花了一年多时间采访朱令一家，拍摄了专题片《朱令的十二年》，前后修改了40多版才过审播出。此后，更多人知晓了朱令的遭遇。
何清至今对朱令33岁生日的场景印象深刻——网友们在群聊的空间加上了音乐，有一首是朱令专题片结尾的那首歌。歌名她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自己泪流满面，为朱令难过，也为网友们为她撑起的一片小天地感动。
朱令再一次成为舆论焦点，是因为2013年的复旦投毒案。同样的宿舍投毒事件，不同的是，凶手林森浩迅速被锁定并认罪。朱令的事也因此被再次提起。彼时，在方庄那套房子里，吴承之和朱明新接待了最多一拨媒体，光记者的名字就记了半个笔记本。记者来了，市里的领导也来了，在听了朱令一家的诉求后，市里敲定了安置方案，安排朱令到友谊医院进行体检，又召集了专家会诊，最终将朱令一家安置到如今这家疗养院。在这里，她的名字改为“吴令”。
为什么30年过去了，人们依然在关注朱令？在张黎利看来，“大家绝不是看热闹，而是因为它触动了太多人的良知。像朱令家这种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如果他们家都不安全的话，还有谁是安全的？只要朱令活着，我们每年还能祝她生日快乐，就非常有意义。”
赵婷是在2005年关注到朱令的，当时她只是觉得“朱令太可惜了”。等到2022年，她突然意识到，当年的同情是居高临下的，看客式的，“她需要帮助和爱”。于是，她开始每周一次去探望朱令和她的家人，和她聊学校的事，给她唱歌。她每次去，都是病房里笑声最多的时候。
朱令的病房里的确时常传出笑声。有一次，我刚进去，护工就分享了一个消息，“令令刚放了个屁”——这是好事儿，她消化不好，放个屁能让她痛快一点儿，也说明消化好了一些。护工随后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护士和吴承之，大家讲起朱令放屁的糗事。躺在床上的朱令也跟着咧嘴乐，随后又缩了下脖子。“你看，还不让说了，害羞了。”护工在一旁逗她。
吴承之和朱明新最担心的就是自己比女儿先走——2004年，朱明新从椅子上摔下去导致脑出血，头顶补上了一块巴掌大的钛合金板；吴承之则经历了一场肠梗阻、一场脑梗和一次被下了病危的药物中毒。前一段时间，他腰疼到走不了路，最近才能勉强推着轮椅溜达溜达。
吴承之朋友圈唯一发过的照片
之所以选择不做肾脏切除手术，保守治疗，也是担心手术失败，走在朱令前面。“她在这儿，我们能照顾她，也等于生活全部的寄托都在这儿了，是她在用生命陪伴我们。”朱明新轻轻叹了口气，“现在情况已经这样，就慢慢送她走吧”。
吴承之在朋友圈只发过一张照片。那是一根废弃的火龙果棒子，他养在走廊阳台好几年，都快长到天花板了，突然在2019开出一朵红色的小花。当时是冬天，窗外草地上落满白雪。
27岁麻省理工华裔博士身亡，校友称“很大可能是自杀”
橙柿新闻
11/23/2023
辛天思麻省理工校内研讨会的截图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系一名华裔在读博士Xin Tiansi（音译辛天思），在11月16日去世，年仅27岁。
麻省理工官方对于辛天思的死因还没有明确的说法。根据专门转发讣告的网站emlaksatan.com称，辛天思是因为实验室发生爆炸而去世。但是随后北大未名BBS和知乎上的麻省理工校友都在帖子中澄清，辛天思的死亡地点并非在实验室，而是在寝室，死因也有很大可能是自杀。
由于现在是美国时间晚上，因此麻省理工学院新闻办公室没有人接听电话。
根据此前麻省理工学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金伯利·艾伦的表示，辛的死因要等待法医的最终结论。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辛天思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系的成绩相当优秀，从2021年开始至今已经发表了5篇论文。他对无机和有机金属化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被赞为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化学家。
辛天思还是磷化学领域著名专家Christopher C.Cummins领导的Cummins小组的成员，致力于研究新型含磷分子的合成，以及其在催化、材料和生物学方面的潜在应用。
2020年9月1日，辛天思获得麻省理工大学化学系的杰出教师奖。
据报道，辛天思毕业于北京大学，2019年到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深造，即将博士毕业。
目前，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化学系官网上，有关Tiansi Xin的资料已经被撤下。
一中国留学生因涉巴以冲突涂鸦遭法方强制遣返，中方回应
观察者网
11/22/2023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网站11月22日消息，据法国媒体报道，近日，一名旅法中国留学生因在墙上涂抹呼吁“停止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标语而被法国地方警察拘押，并有可能被强制遣返。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从一开始就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及时向该学生提供领事协助。我们赞成本案主审法官不予立案的决定和当事人律师、学校的意见，即该学生仅仅是谴责以色列政府的政策，对公共秩序绝对不构成威胁，警方不应过度执法。我们将持续关注本案进展，全力维护中国公民合法权益。
中国政府对本轮巴以冲突的立场是：当务之急，一是冲突各方要立即停火止战，停止一切针对平民的暴力和袭击，释放被扣押平民，避免更为严重的生灵涂炭。二是要保障人道主义救援通道安全畅通，向加沙民众提供更多人道主义援助，停止强制迁移、断水断电断油等针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三是国际社会要拿出实际举措，防止冲突扩大、影响整个中东地区稳定。各方应该将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有关决议要求落到实处。
中国政府认为，巴以局势发展到今天，根本原因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生存权、回归权长期遭到漠视。解决巴以冲突循环往复的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恢复巴勒斯坦民族合法权利，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不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中东就没有持久的和平稳定。中方呼吁尽快召开更具权威性的国际和会，凝聚国际促和共识，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哈马斯证实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感谢两个国家
凤凰网
11/21/2023
以色列内阁11月22日凌晨批准了与哈马斯达成的“人质换停火”协议，哈马斯随即也发表声明证实与以色列达成协议。
哈马斯发表声明称，经过多日艰难和复杂的谈判，哈马斯与以色列达成了为期4天的人道主义临时停火协议。哈马斯还感谢了卡塔尔和埃及。
声明指出，在此期间，双方都将停火，以色列军队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哈马斯将释放50名人质，主要是妇女和儿童。作为交换，以色列将从监狱中释放150名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
声明还透露，双方将允许载有人道主义物资的车辆进入加沙地带。
与此同时，卡塔尔方面宣布，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人道主义停火将在未来24小时内开始。
据《以色列时报》早前报道，以色列内阁22日凌晨通过了以哈“人质换停火”协议，大约有50名人质将会被哈马斯释放。
报道指出，协议的细节并没有完全向公众公布，但以色列政府官员21日早些时候对记者说，根据协议，预计将有50名以色列公民获释，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每天释放12至13人。
作为交换，以色列同意停火至少4天，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停火。
以色列还同意从监狱中释放巴勒斯坦妇女和未成年人，让他们返回家园，主要回到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
以色列还同意允许更多的燃料和大量的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
《以色列时报》称，首批人质或于11月23日被释放。
21日早些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表示，接受与哈马斯的释放人质安排，“是一个艰难但正确的决定”。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称哈以冲突不应以亏欠的心理来评价 土以断交是否一语成谶？
凤凰网
11/21/2023
摩萨德前长官：以方盲目自大导致情报失误
凤凰网
11/19/2023
以哈据报达成临时协议释放人质换停火五天 美称仍在协调
早报网
11/19/2023
报道引述阿拉伯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称，以美哈三方在卡塔尔多哈经过数周谈判达成了协议大纲。图为以色列11月18日轰炸巴勒斯坦飞地时，烟雾滚滚。（法新社）
消息人士称，以色列、美国和哈马斯达成一项临时协议，释放在加沙被扣为人质的数十名妇女和儿童，换取战斗暂停五天。美方则称仍在努力推动以哈达成共识。
《华盛顿邮报》美东时间星期六（11月18日）晚上引述熟悉相关协议条款的消息人士报道，如果不在最后关头节外生枝，这项释放人质行动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开始，以色列和哈马斯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激烈冲突也将迎来首次暂停；人道主义救援也能更大力度地进入受围困的加沙飞地。
报道称，以色列、哈马斯和美国三方达成的这项协议长达六页。根据详细条款，冲突各方将在至少五天内冻结作战行动，同时每24小时分批释放至少50名人质。高空监视器将监控地面上的行动，以维持秩序。
据信有239人被关押在加沙，目前尚不清楚其中多少人会根据协议重获自由。
报道引述阿拉伯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称，以美哈三方在卡塔尔多哈经过数周谈判达成了协议大纲。但直到现在，以色列会否同意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暂停进攻加沙，仍是个未知数。
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星期六晚些时候说：“我们不会对人质事件的任何方面发表评论。”
报道称，一名知情人士匿名透露，接受这项协议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以色列国内对总理内坦亚胡施压，要求人质获释；但与此同时，也有人要求政府不要以释放人质作为交换条件。
以色列政府则在近期的公开讲话中保持着强硬态度。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海格比（Tzachi Haegbi）星期五（17日）说，以色列战时内阁一致同意，只有在“大规模释放人质后……才能实现有限的停火”。
海格比强调停火将有限且短暂实施，之后，以色列“将继续努力实现我们的战争目标”。
不过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沃森（Adrienne Watson）星期六晚上说，以色列和哈马斯尚未就临时停火（temporary ceasefire）达成协议，美国正继续努力争取让双方达成共识。另一名美国官员也说，协议尚未达成。
现场激烈争论！以色列官员遭美主持人连续质问
凤凰网
11/18/2023
数百人步行逃离加沙希法医院
早报网
11/18/2023
以色列军队攻进加沙地带的希法医院，使得院内人员处于恐慌之中。11月12日的照片显示，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使用的帐篷和庇护所矗立在医院院子里。（路透社）
法新社记者在现场看到，数百人徒步撤离加沙地带最大的医院希法（Al-Shifa）医疗中心，此前医院院长说，以色列军队下令清空医院。
一名法新社记者在现场报道，以色列军队星期六（11月18日）通过扩音器下令人们“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内”撤离希法医院藏身处。新华社也引述巴勒斯坦电视台的报道说，以军要求希法医院内人员在一个小时之内撤出。
哈马斯管理的卫生部声明说，该设施内仍有120名伤员以及数目不详的早产儿，并补充说正在与红十字会就这些婴儿的情况进行联系。官员们说，一些医护人员留下来照顾那些无法转移的人。
一队队伤病员（其中一些是截肢者）、流离失所者、医生和护士，徒步向海滨方向走去。
医院院长穆罕默德·阿布·萨尔米亚（Mohammed Abu Salmiya）告诉法新社，以色列军队指示他确保“病人、伤员、流离失所者和医务人员疏散，并要求他们步行前往海滨”。
以色列军队否认下令院内人员撤离。以军声明称，军队“同意希法医院院长的请求，让更多希望撤离的院内人员离开”。
联合国估计，在以色列军队星期三（15日）攻进医院之前，有2300名患者、工作人员和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在希法医院内避难。
以色列指责哈马斯从庞大的医疗中心下的藏身处发动袭击，统治加沙并拥有武装派别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则否认使用医院作为战斗人员的基地。哈马斯反指以军在医院内放置武器，栽赃嫁祸。以色列军队还在搜查建筑物，寻找支持其说法的证据。
哈马斯卫生官员指出，加沙北部激烈的战斗造成燃料短缺，导致医院停电，数十名患者死亡。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言人阿什拉夫·齐德拉（Ashraf al-Qudra）发表声明说，希法医院目前处于“灾难般的”人道主义状况，医院内人员无法得到食物和饮用水供应。
以色列军队11月18日凌晨对加沙地带南部汗尤尼斯市多处建筑发动空袭，照片为其中一栋成为废墟的公寓楼。（路透社）
另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8日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对加沙地带南部汗尤尼斯市（Khan Younis）多处建筑发动空袭，造成至少26人死亡，另有至少23名伤者送医救治，其中多人伤势严重。
哈马斯媒体办公室17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已造成1万2000多人死亡、3万余人受伤。
巴勒斯坦难民：支持哈马斯，正义比和平更重要
凤凰网
11/16/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