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清朝五大臣海外考察 带回德意志帝国照片
来源：新青年必读
12/11/2021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成为了激荡中国近代社会立宪思潮的导火索。“穷则变，变则通”。朝中重臣袁世凯、周馥、张之洞等人在其他官员和立宪派的推动下，联名上书，请求清朝政府实行立宪政体，并提出了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其他国家宪政的请求。
清廷决定派王公大臣出洋，深入考察欧美及日本等国政治，归国报告后再做决策，于是就有了1905—1906年的五大臣出洋。 清廷所派考察政治出使大臣的人选几经变动，最初曾想派贝子载振、军机大臣荣庆、户部尚书张百熙和湖南巡抚端方，后因荣庆、张百熙不愿去，改派镇国公载泽、军机大臣徐世昌，不久又追加商部右丞绍英。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9月24日，正值使团在北京正阳门车站上车准备出发时，遭革命党人吴樾炸弹袭击。绍英等受伤，徐世昌兼任巡警部尚书也走不了，又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李盛铎。因此，最后真正出洋的五大臣是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铎，全部是高级别的一二品大员。
五大臣出洋还选调了大批随员，选拔标准是“必须择其心地纯正见识开通者，方足以分任其事”。随员不仅人数众多，而且级别较高、素质较好，不少人后来成为政坛和外交界的风云人物。他们先是奏调了38人名单，实际上后来分两路出发时，仅载泽一路在其日记上提到的随行或先遣人员名单已达54人。
考察团一路经日、美、英、法之后，于1906年3月6日半夜时分入境德国。7日早上到达柏林，德国将他们安排在皇家饭店。德国皇帝对考察团亦是欢迎备至；德皇还送给戴鸿慈和端方头等大十字宝星勋章。在参观余暇，考察宪政的大臣们也在享受着难得的休闲时光。
1906年2月25日，考察团尚未到达欧洲，德国著名的汉学鼻祖福郎克在《科隆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格外醒目：《中国访问团学习外国的国家管理》。他不仅介绍了考察大臣的情况，也全文翻译了光绪皇帝派大臣赴东西洋考察的上谕。
为了做好中国考察团的接待和安排考察活动，德国有关的部委和帝国的有关部门确实做了周到细致的工作。因为考察团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德国专门为他们编印了较宜理解而又详细的资料，并请带回给中国皇帝。
五大臣出洋所起的最重要作用是推动了清政府预备立宪基本国策的确定。他们一回到北京就直奔颐和园复命，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立即召见他们。前后计召见载泽、戴鸿慈各2次，召见端方3次，尚其亨1次。他们在召见时力陈“中国不立宪之害及立宪之利”，并一连上了好几份奏折，详加阐述。
其中最重要的是载泽的《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为解除慈禧太后对立宪的思想顾虑，着重指出君主立宪有三大利，即“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mǐ，平息）”，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开了一副包医百病的药方，令慈禧读后颇为动容。
蒋介石最信任的团长，赴台时跳下军舰游回大陆…
文章来源: 真实战争故事
11/11/2021
从小，史一科就觉得父母不一般。
不仅母亲的发型不像其他阿姨，父亲走起路来也比别人精干。
但再具体的，她也说不上来。
直到有一天中午，她像往常一样去公司叫父亲回家吃饭。刚到门口，就人被拦住了。
果然，父亲骗了她。
人一生中有很多重要的日子，我印象最深是1959年9月的一天。
中午时分，我像往常一样，到家附近的百货公司，叫爸爸回家吃饭。
刚到公司门口，有熟悉的阿姨拉住我小声说，科科呀，你咋还来呢，你爸他都被抓了。
啊，坏人才会被抓，爸爸这么好的人，怎么会被抓呢？
我想不明白，也不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
那年我刚8岁。
1
父亲告诉我，我们一家是解放前夕逃难到湖南郴州的。
刚到郴州不久，钱就花完了，不能继续住旅社，当时母亲又快要生二哥，只能先想办法解决住房问题。
父亲拉着大哥，扶着即将临盆的母亲，沿着郴江河畔，一路走，一路观察，寻找住处。
来回走了三天，终于在苏仙桥下发现了一茅草屋，这里不错，喝水、用水都不用花钱。父亲推开了草屋，发现里面住着一个独居老人。
无路可走，父亲只好将母亲扶过来，说一家人逃难到此，想在这里暂住一段时间，因为妻子马上要生小孩了。
心地善良的老大爷看了看母亲，马上说行，当即起身卷起铺盖就走。父亲无比感激，拿出两块光洋给他，没想到老大爷拒收了。
老大爷一个人去附近山上盖了间茅草屋，独自住了下来。这是父母来郴州的第一个大恩人。
二十多年后，老爷爷病故，父亲亲自为他办理了丧事。
父亲很能干，为了让身体不便的母亲住的舒适一些，他买来草料将茅草屋隔成三间，还改造成尖顶型草屋，屋四周扎着草坯。
因草屋靠在河边，父亲用6根木桩伸向河里，木桩上架成小木根和竹片，这就成为一个露天阳台，从台上可直接打水喝。
草屋的样式很好看，可惜只是个花架子，中看不中用。草坯扎成的墙壁并不牢靠，一旦刮风下雨，雨水就全进了屋。
最难过的是冬天，郴州也下雪，北风呼啸，冻得一家人缩成一团相互取暖。
尽管生活很苦，但一家人能在一起，父母还是感到很幸运。
那时父亲要守在母亲身边等待分娩，不能走远，只能在家门口想办法。
靠山吃山，近水吃水，父亲早晨打鱼去街上卖，下午再帮附近的农民挖地换些小菜、粮食，这样勉强应付一日三餐。
不久，二哥就在草棚里出生了，为表纪念，父亲特别给他取名：史一湘。
二哥出生第11天，也就是1949年的10月7日，郴州北湖区解放了。父亲赶紧来到刚成立的郴县人民政府登记。
父亲说自己叫史诚，是江苏镇江人，家人被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身亡，逃难到了郴州。
接待的干部很同情父母，不仅为他们落了户，而且还答应分配给公租房，让等着名额下来。
江边草屋虽然艰辛，倒也有些世外桃源的安静，一住就到了第二个春天。
茅草屋边种地的老人看父母不像一般人，上门询问后得知这对逃难的夫妇都识字，老农请求我的父母教他小孩学习，并愿意拿出钱来做学费。
父亲看对方很诚心，说小孩只要愿意学，随时欢迎来家里玩，我们可以教他，学费不要，你可以教我种地、种红薯吧。
原来父亲从小在江边长大，只会打鱼，还不会种地。对方一听十分高兴，不仅答应亲自教父亲种红薯，还答应给父亲一块地。
到了秋天，父亲种的红薯就收回600多斤，一下抵了半年多的生活主粮。
正在父亲想着如何加固草屋度过下个寒冬时，政府分配的公租房下来了，父母搬到郴州的裕和街，分到一间60多平方米房子。
终于有了稳固之住所，没想到却迎来更大的狂风暴雨。
2
父亲很聪明，搬到裕和街后，他很快发现了商机。
当时街上有三家浴室澡堂，浴巾的用量很大，于是父亲找人借钱下广州进货来卖，积累了一点钱后，办起一家浴巾厂。
父亲厂里的浴巾物美价廉，不仅浴室来买，个人、甚至周边很远的人也来买，一家人的生活这才稳定了下来。
这时期，我和弟弟、妹妹相继出生，因为上面两个都是哥哥，弟弟妹妹又小，我也成了最受宠的那个，每次父亲外出吃早餐，都只带我一个人去。
大家都说我遗传了父母的优点，我的母亲很爱美，和街上其他的阿姨不一样，她的头发总是弄得很漂亮，父亲也又高又帅，也和其他的叔叔不太一样。
我说不清为什么不一样，但就是觉得父母不一般。
到了1956年，国家出台了公私合营的政策，父亲所办的浴巾厂划归了郴州商场百货公司，父亲从私人老板变成了百货公司会计。
百货公司属于国营，很多人都想进这样的单位。
父亲因为有文化，工作兢兢业业，业务能力又强，在干部职工中，威信很高，管着好几个店的会计，父亲在当地的工商联界很活跃。
到了1959年，公司选领导班子，上级决定要我父亲担任一把手。
可没想到，还是出了事儿。
一把手的位置一直有人盯着，那是公司的二把手王大才。他之前找过父亲，说有一条发财路，想找父亲配合。
父亲不明白他的发财路是干什么。只见对方压低声音，悄悄说出了发财的计划。
原来王大才要做假账，将每天进货的衣服，每月报损两件，然后将这两件衣服由他去卖，可卖60元，每人可分30元。
父亲连连摆手拒绝，说自己绝对不会参与。
王大才很不高兴，俩人就此结下梁子。得知公司要提拔父亲，王大才向上级反应，说我父亲是个难民，而真实身份并不清楚，应该先调查他的身份，再做考虑。
上级同意后，王大才带着一名干事，亲赴父亲老家江苏镇江调查。回来后，上级认为王大才阶级觉悟高，当即被任命为公司一把手。
而王大才带回来的调查结果，对父亲来说，却是致命的。
一个星期后，父亲在上班时，被现场逮捕了，罪名是历史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随即被押往洞庭湖劳动农场劳改。
在这时，我才知道父亲曾是国民党的团长。抓捕父亲的布告就粘贴在百货公司显眼的位置。
8岁的我已经知道父亲的名字，但还弄不清国民党是什么。
我一边想父亲可能做过坏事，不然怎么会被抓去劳改？
但又一想，父亲太好了，我不相信父亲会做坏事，可能真像母亲说的，父亲是被冤枉的。
心里无数困惑，却不知道找谁询问。
3
父亲被捕时，母亲还怀着身孕，几个月就要分娩。
母亲没哭没闹，说父亲是被同事冤枉的，父亲是好人。
母亲又告诉我们，现在父亲不在家，但一家人要团结，姐姐要关心爱护妹妹，哥哥要关心弟弟，吃饭一定要让弟妹先盛。
为减轻母亲的负担，12岁的大哥不能继续读书，去上山砍柴卖柴火，有时一天可挣一元钱。这钱交给母亲时，母亲一转身就掉泪了。
我每天放学回家，都会先去菜市场捡烂菜叶子，偶尔能捡到几个辣椒和一个萝卜，我就非常高兴，离家老远对母亲欢呼，今天有菜吃了。
实在没有菜时，母亲就将盐放在饭里，一家人吃盐拌饭。
这些苦，都不算，最委屈的是被别人骂反革命的子女。一次我火了，回骂了一句，“我不是反革命！”
俩个同学就过来扯我的头发打，我哭着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却安慰我说，别人骂是别人的事，但你要记住，你父亲不是反革命，他是好人，总有一天会还他公道。
我也不知道反革命意味啥，但母亲总是这样对我说，要我记住父亲是好人。当别人又骂我时，我都忍住了。
父亲监狱里所有的情况，全靠母亲写信得知，当时劳改农场还不准家属探视。
这些信都是要层层审查，也只能关心关心父亲的身体，介绍一下我们的情况，让父亲安心改造。
记得母亲写信大都在深夜，在我们子女睡熟后，她一人挑灯熬夜。有年冬天，天出奇地冷，深夜母亲又趴在桌上写信。
我一觉醒来，发现母亲不停的用手帕揩眼泪，边揩泪边写，一会又趴在桌上抽泣，声音很低很小。
那时我只有10岁，不知母亲哭是为什么，也不知道该不该去问母亲，只能忍着。
一会儿母亲离开桌子，走到一腌咸菜的罐子旁，打开盖子，拿出一样东西，不停地看。
看完了，又放了进去，然后母亲就不哭了。
我感到很奇怪，腌菜罐里到底放着什么东西呢？
第二天下午我放学回来，之趁家里没人，我悄悄打开腌菜罐子，伸手进去摸着一包用纸包着的东西。
打开纸，里面是塑料纸，再打一看，是母亲和父亲的结婚照！
母亲穿着洁白的婚纱，父亲穿着国民党军装，好不威风。
我想一定是母亲想父亲了，看了照片就心情好了一些，于是我原封不动，又将照片放了进去。
这事至今我也没有对家人讲过。
我虽然不知道团长是个什么官，看父亲的照片，直觉父亲之前应该很有钱，也更加好奇父母是怎么相识的了。
但那时候不敢问，全家人都活在极度压抑之中。
4
1967年7月8日，我正在上学，二哥突然来学校叫我快回去。
平常爱说爱笑的二哥，此刻低头不语，脸色悲伤。问什么也不说，领着我一路沉默赶到医院，我以为谁病了，可二哥直接将我带到了停尸房。
看到大哥的遗体，我头嗡一下，双腿一软跪在地上，抱着大哥痛哭。
大哥出了车祸。
平常大哥对我最好，他在砖厂当临时工，每月发工资时，总要悄悄给我5毛钱买学习用品。后来去国营理发店做学徒，有了正式工作，母亲给他做了一条西装裤，他看我喜欢，也给了我。
大哥这一走，家里仿佛天塌了下来，我茫然不知所措，完全不知道怎么办。在我哭了半天后，一看周围有二哥，大姐和二姐，却没有看见母亲。
我问母亲呢，二哥说母亲已晕倒，躺在家里休息。
我匆匆赶到家里，只见母亲坐在桌上写什么，一边用手帕揩眼泪。
见我回来，母亲赶紧擦干了眼泪，说在给父亲写信，告诉父亲大哥去世的消息，想让他回来一趟，全家人都想他。
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么大的事，相信劳改队会批假的，母亲让我赶快将信寄了出去。
可一周过去了，父亲并没有回来，母亲忍不住跑到邮局，打电话问劳改队，对方回答说：“史诚是历史反革命，没有资格探亲。”
无奈，7天后大哥的遗体才安葬。
大哥去世后，家里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支柱。我安慰母亲说，这个家有我呢。
我和妹妹晓白跑到火柴厂领来火柴盒，专门糊火柴盒。一放学，我们就在家里糊火柴盒，常常糊到深夜，糊着有时就睡着了，一直到天亮。
年轻的我，根本想象不到，母亲是靠什么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
此时正值文革，我们家被勒令从公租房搬出来，换到一个25平米的地方。母亲之前那盘得很好看的头发，也被强制剪短了，说她是小资产主义思想，要改造。
为了养活我们，母亲什么都做，她给人织毛衣，踩袜子底，缝裤脚边，只要能赚钱的事她都不怕苦。
我们也尽可能帮助母亲一起分担，记得我上中学时，老师在上面讲，我的手就在下面织毛衣。特别是快过年的时候，白天、晚上都要加班到好晚。
到我17岁时，隔壁邻居说让我找个人家嫁了算了，这样我母亲也不用这么辛苦。但我不肯，我母亲也不肯，一定要我读书。
可我的家庭身份已经让我不可能继续升学了，我主动选择下放到农村去。
母亲不愿我去农村，她知道城乡之间有天壤之别，母亲担心我去了再也回不了城。
但我别无选择，买了个脸盆，用母亲一个烂皮箱，装上仅有的两件衣服裤子，就随知青下乡了。
我和哥哥走后，家里还有妹妹、弟弟。妹妹成绩也很好，但母亲突然不让她读了，说读初中要交学费。
妹妹去求母亲，说她可以去做事赚钱，妹妹那么小，就去帮别人推板车赚钱，自己去山上掏红薯吃，过得很可怜。
但母亲还是没有同意，妹妹开始不理解，后来隔壁阿姨告诉妹妹，这些年，母亲一直在卖血！
父亲被捕后，为了维持家里的生活。母亲几乎每个月就要去卖一次血，多次从医院出来直接晕倒在路上。
因经常去医院卖血，医院现在不要母亲的血了，说她严重贫血，血清淡不合格。
母亲是知识女性，对子女教育最为看重，她得到什么样的绝境，才会主动让妹妹停止学业。但即使这样，她也没有抱怨叫苦。
想起大哥去世时，我们几个哭得死去活来，母亲也只是在家偷偷抹眼泪，看到我立马收住了。
这些年，她的心得多苦呀。
5
在我下乡的第二年，父亲终于刑满释放。
直到我回家探亲，才知道父亲回家了，我进屋一看到父亲，眼泪就出来了。
记忆中的父亲做事果断，穿的衣服很精干，又年轻又帅气。而此刻眼前的父亲，满脸浮肿，头发花白，像八十岁老人那么苍老。
我几乎认不出父亲了，心酸得不得了。
父亲却很坚强，安慰我说没有什么，就是去劳动了十年。他还找出给我准备的礼物，洞庭湖里的捡回来的漂亮贝壳，用大号田螺做成号角，用牛角做的梳子。
父亲回家后被分到建筑工地上班，抬土方，工友都是和他一样出身不好的“黑五类”。
才刚上班一个星期，居委会的主任找到家里，说父亲虽然刑满释放了，但还是被管教的对象。
每天除了要报告上班的时间，与来往人员的接触情况外，清早还必须进行义务劳动两小时，负责打扫东街的环境卫生。
父亲虽然对这个分配不满，但不能反对，只能接受。
于是每天清晨父亲4时就要起床，义务打扫完街道卫生，再赶到工地上班。由于劳动强度大，又缺少营养，父亲患上了多种疾病。
一次在建筑工地，父亲挑着走100多斤重的砖块上架子，突然头晕眼花，连人带担子，从楼上摔了下去，昏迷了过去。
队友们急忙将父亲送往医院抢救，幸好摔下来时衣服挂着了架子，减少了缓冲力，只是造成脑震荡，手脚多处挫伤。
父亲住院10天后，又匆匆返回工地上班。尽管是带伤上班，发工资时，别人每月发30元，而父亲只发给20元。
父亲忍不住问经理，为什么他少10元钱？
经理回答，因为你是被管教的人员。
父亲回家忍不住发几句牢骚，母亲却安慰他，说钱多点少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家人能在一块，就是最大的幸福。
“设想，那年如果你去了台湾，真的，我最多等你一年，如见不到你，我没勇气生活下去，我也得死。”
母亲的话，让父亲彻底释然了。
6
父亲回来后，下决心不让年幼的孩子承受自己的苦难。
他总是要站在学校门口去接我的小弟弟，因为有大人陪着，同学们也不敢骂他是劳改犯的子女。
为了让弟弟不受欺负，父亲还特别买了酒和饼干去拜访学校班主任。他对班主任说孩子学习成绩第一，你们要实事求是的表扬，不能让孩子心灵受到创伤。
也许是父亲说得有理，也许是父亲送的礼物起了作用，之后，老师在全班和全校在大会上经常表扬他，要同学们团结友爱，说文明礼貌的话。
二哥本可以参军，但没有资格，被分配到了砖瓦厂。我本可以进歌舞团，可我没有资格，因为歌舞团要演红色剧。
虽然父亲影响了我们前途，但因为父亲实在太好了，我们内心很爱父亲。
记得一天下大雨，我睡着了，屋里漏雨了，父亲怕惊醒我，用塑料布顶住顶棚，再用盒接水，又用勺子舀水。
父亲没舍得吵醒我，直到天亮，我才看见父亲一夜没有睡。
每每这时，我也忍不住的遥想，照片中的那个团长父亲是什么样的人？
有一次，就我和父亲在家，我忍不住问出藏在心底多年的困惑，我很想知道他和母亲怎么认识的，更想知道他们过去生活是不是非常富有。
没想到，父亲一听，吓得赶紧用手捂住我的嘴，说：“傻丫头，不能提过去，你妈妈是分配给我的。”
看到父亲惊慌的样子，我也不敢再追问。
反革命的帽子，压得父亲无法做人，在劳改队，父亲就不断写申诉书。
父亲说自己只是当过国民党兵，并没有反对共产党，更没有做过危害社会的事，不能算是反革命。
父亲前后写过100多份申诉书，寄往郴州法院，结果石沉大海。
出狱后，父亲还是接着写。
一直坚持到1979年底，父亲终于接到法院的平反通知书。原单位恢复了他的工作，按职工退休，办理了退休手续，每月退休金25元。
全家人高兴的不得了，父亲穿上了新衣服，母亲特别把全家叫到一块，说有事商议。
母亲郑重其事地说：“我早就说过，政府会还你父亲一个公道的，你父亲是好人，不是坏人，这回你们相信了吧？”
我们兄妹欢呼：“妈妈，你真英明伟大”！
7
父亲平反后，第一时间就是与镇江老家亲人联系。
父亲的老家在江苏镇江，长江边上，祖祖辈辈靠打鱼和在码头当水运长工为生。
父亲从小生活在江边，游泳、打鱼都是好手。一到夏天，父亲人在江里能泡上一天，这样不是贪玩，而是能帮助家里多赚点搬运费。
一天傍晚，爷爷领着父亲从码头回家，边走边数钱，突然爷爷一跺脚，大叹一声：“唉，我怎么这么蠢！”
原来是商贩少算了10元钱给爷爷。年幼的父亲好奇问爷爷，为何会算错？
爷爷叹气说，自己没有文化，不熟悉加减乘除，常常被商贩蒙骗，少算钱。
当即，父亲拍着胸脯说，一定要做个会算数的人，他要读书！
见父亲决心很大，家里借了钱，没让父亲继续泡在江里，送他上了一所私塾学堂。
父亲读书很用功，从不迟到，学校成绩最好。可才读了6年书，父亲已满18岁了，只能回家了。
那是1936年12月底，记得先生教的最后一课时，说日本占领了东北三省，你们回去后，必须努力自学读书，奋发图强。
此时的父亲已经长成了英俊帅小伙，见父亲回家，爷爷高兴极了，说该承担家庭的责任了，要父亲换了新衣服去相亲。
刚到家就去成亲，父亲根本就没有思想准备，太突然了，大声说自己不结婚，等找到工作以后再说。
没想到爷爷眼睛一瞪，说6天之后必须定亲结婚，对方家有海运公司，姑娘又好，多少求婚者都无门，人家看上了父亲，这是咱家的福分！
于是，双方父母定于1937年1月18日拜堂结婚。结婚日临近，父亲闷闷不乐，上街买相亲的礼品。街上的海鲜干货店老板叫住他，把他拉到一边，说了一件他不知道的事。
原来自己的结婚对象，喜欢的是干货店老板的儿子，是父母没看上要主动拆散。干货店老板看看四周没有熟人，塞给父亲一迭钱，说你去考黄埔军校吧，将来有出息后再回来找个好姑娘。
他还告诉了父亲黄埔军校的地址，在离家很远的西安。
虽然不确定干货店老板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但父亲一听考军校，这是个不错的主意，马上同意了。
父亲回家写了张纸条，留给父母，说对不起父母大人，我要去考军校，混出个模样，再回来见你们。
打点行装后，父亲当天逃离了家里。
8
在郴州这些年，父亲无数次想回老家，但各种运动纷至沓来，父亲担心回去后会被认为是潜伏下来的特务，于是打消了回家的念头。
也担心连累家人，一直不敢和家里联系，直到百货公司去调查，老家人才知道父亲还活着。
出狱后，父亲不能自由出行，也无颜见家人，想家的念头也就藏在心底。
现在，父亲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回去了。父亲是带着弟弟一起回去的，虽然爷爷奶奶都已经去世，但见到叔叔、姑姑发展都很好，父亲很欣慰。
从老家回来后，父亲就像变了个人，天天哼着小调，他最喜欢京剧，马上买来二胡，每天都要拉几下，仿佛一下又年轻十来岁。
母亲仿佛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穿旗袍，穿新时尚衣服，后来自己开了一家服装店，每天换着新衣服穿。
当然，我知道母亲的服装店并没有赚到钱，母亲是为了展示新生活，更是把过去受委屈，没有享受的生活补回来。
母亲家是江苏做蚕丝生意的，虽说不是大富大贵，但从小生活得也很金贵。而且母亲读书很厉害，小时候都是跳级读。
我也更加好奇，他们俩是怎么相识的。
有一天，我与丈夫回家看望父母，我对父亲说，如今不搞阶级斗争了，十年前，你说是上司将妈妈分配给你的，该告诉我是怎么分配的吧。
这次，父亲也不隐瞒了，他告诉我，那是1947年2月，当时父亲是205师65团团长。
这个师是青年整编师，名为一个师，实有3个师，师长就是军长，他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嫡系。
父亲的任命也是经蒋介石批准，在大家的眼里，这些都是对蒋介石绝对忠诚的干部。
风声越来越紧，蒋介石加强了打内战的准备，不少部队都派往了东北及解放军所占领的地方，对解放区形成包围，与解放军的摩擦，每天都在发生。
奇怪的是，军长要求父亲所在的团，开往南京长江边设防挖工事，并每天进行泅渡训练。
父亲的团有6000多人，训练十分艰苦，从长官到士兵都不愿意再打仗，每天都有士兵逃跑。
虽然下令逃兵当场击毙，也还是防不胜防。为防止错杀，父亲规定凡待枪毙的逃兵，都由他亲自处理。
为了稳定军心，部队想出各种怪招。
1947年2月，上级突然下达一道命令：营级，特别是团级以上干部，最好就在附近江苏找女子尽快结婚。
父亲此时已29岁了，虽是光棍一条，但对上级要求找对象结婚却嗤之以鼻，没有当一回事。
他早已打定了主意，坚决不在部队结婚，他要回家。
9
电话不断催，师长、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轮番给父亲相亲。
父亲明白，上级是想以此将205师建成铁军，稳定军心，这有利于作战。
拖到7月2日，父亲又接到电话，称有长官在酒店要见他，父亲急匆匆赶了去。
参谋把父亲领进了一间雅座，推门一看，里面坐的是军长郑祥。军长说要交给父亲一个特别任务。
随即把坐在旁边的一个女孩叫到父亲面前，介绍对方叫陈祯，是自家侄女，今年19岁，镇江中专学校毕业。
“你们结婚吧！”
父亲一愣，这是自己第二次被逼婚，只是和第一次不同的是，父亲动心了。
父亲动心倒不是因为军长做媒，而是眼前的陈祯面容娇好，穿着一身粉红色的旗袍，显得很是青春活泼，而且还有文化，又是老乡。
父亲思索片刻，当下表态同意。军长又下令说，就这几天结婚。
这也太突然了，父亲结巴了半天，一时无法回答。
国民党惨败已成定局，父亲担心一旦国民党垮台，这么漂亮的娇小姐，会不会跟着别的男人跑了。
陈祯虽然年纪不大，但很有主见，她也一眼看中了父亲，也看出了对方的心事，主动说俩人先聊聊。
俩人聊了一宿，彼此认定是可靠之人，才在部队举行了婚礼，这是父亲从军十几年来，第一次感受到家庭的幸福。
婚后半年，父亲的部队没有任何调动，仍在长江沿线布防，一切趋于平静。但战场上，却是国军节节败退的消息。
就在国军前途暗淡的1948年，我的大哥出生了，父亲取名：史一桃。
一天深夜，见父亲辗转难眠，母亲问他想什么，说来俩人一起分析分析。
父亲说国军已没有希望了，被消灭只是时间问题。他担心蒋介石可能会带着嫡系部队逃往台湾。
听父亲这么一说，母亲也不淡定了，想了半个小时。最后母亲坚定说，就算天塌下来，俩人一起顶着，但有一条，不论走到天涯海角，生死不能分离！
母亲这么一讲，父亲也想开了，只要不分开，家还存在一切就有希望。
1949年7月26日晚上，父亲收到一份紧急电报：205师移防台湾，营以上干部家属先撤往台湾，务必在四天之内离开驻地，前往广州坐船。
父亲这才反应过来，上司这么操心大家的婚姻，就是为了今天绑架他们去台湾。
10
第二天天亮，军统特务开来10辆卡车，一辆车坐4家人。
命令不得不执行，父亲把两个警卫员叫到跟前，安排他们在路上必须照顾好妻儿。
车上的家属小孩和送别的军官，如生死离别，个个泪流满面，父亲也是强忍泪水，将妻儿送上车。
再见面，谁也无法预料会是什么时候了！
那时候我的大哥一岁多，母亲又怀了二哥。母亲上车后，父亲十分担心，将一把随身带的匕首递给母亲，让母亲用来削水果。
父亲压低声音交代母亲，尽管是官兵眷属，路上也不知会出什么状况，千万要保重自己。
自从母亲走后，父亲每天都提心吊胆，他掐着手指头算，已经离开半个月了，应该到达了台湾了吧？
这一路上兵荒马乱，身孕的妻子肯定晕车了，坐船肯定很辛苦。直到8月10日，父亲才接到命令，立即赶赴广州，从广州将坐船去台湾。
为了早点见到妻儿，父亲督促团里的车一路狂奔，6天后全团到达了广州，随即又急忙赶往港口，准备坐船。
夜幕拉开，港口码头的灯光忽闪忽亮。海上不时有国军的军艇巡逻，探照灯四处照射，防解放军或游击队偷袭。
父亲率领全团坐上了008号舰艇，该艇30米长，是15米宽，这是当时最先进的舰艇。
船上载有参谋长，电报员和一个警卫排，父亲坐在指挥台上，命令船长加快速度前进。
当时国民党的特务无处不在，父亲的船上也安插了一名特务，他对父亲很恭敬。父亲对他也不薄，一路上好吃好喝招待，目的是不要让他向上乱打小报告。
船大约行驶了一个小时后，这个特务来到父亲的指挥台，欲言又止。父亲以为他又要想喝酒，拿出一瓶酒给他。
他接过酒，悄悄对父亲说：“你对我太好了，我绝不会向上说你们的不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见旁边无人，只有轮机的轰鸣声，他凑近父亲的耳朵说，你们团的家属还在路上，被拦截在广东交界的湖南境内，根本没到台湾。
如雷轰顶！
父亲睁大眼睛望着他，急切问：“真的？”
他再次肯定地点了点头。
好在舰艇才开了一个多小时，父亲来不及多想，径直来到哨兵位置，要哨兵去休息，他来站岗。
哨兵一走，父亲整了整救生衣，又拿了个救生圈，纵身跳入了大海，向广州方向游去。
两人有言在先，生死不能分开！
11
父亲奋力游了四个小时，天快亮了。
这时国军的巡逻艇开着亮灯，四处照射，父亲灵机一动，将救生圈抛向远处，潜水游向岸边。
“哒哒……”巡逻艇上的哨兵开了枪，看到漂浮的救生圈，以为有解放军。
又游了一个多小时，父亲看到海上漂着一根木头，本想去抓木头，巡逻艇的国民党兵以为有人泅渡，又朝木头开了枪。
父亲迅速潜入海里，朝另一方向游去躲过了一劫。巡逻艇被调开了，趁机他顺利地爬上了岸上，躲进了一艘渔民的船里。
鱼船上有一位老人，他骨瘦如柴，面容漆黑。见父亲进去了，以为来了生意，笑着问：“长官，要用船吗？”
父亲拿出两块光洋给他，要买他的衣服穿。渔民高兴极了，马上找了两套旧衣服给父亲。
父亲化妆渔民，是担心路上遇到认识的国军部队。
当时父亲不知道母亲在何处，只能广州出发，走公路前往湖南郴州，希望沿途发现母亲的踪迹。
此时广州到处炮声隆隆，国民党与解放军在决战。公路上，到处是运兵的车，逃难的、找亲人的、赶马车的，一路浩浩荡荡，一路喧哗，一片嘈杂，一片惊慌。
父亲一边走一边观察走在路上的妇女小孩，一路询问打听。
可过了五天，也没有一点消息，父亲心急如焚，只能不停地走，晚上在公路边，村子屋檐下打个盹，天亮继续赶路寻找。
十天后，父亲走到了湖南郴州边界的白石度，还是没有看见妻儿。当时太阳已经落山了，父亲准备到车站旁的饭馆吃饭。
刚坐下来，看见两个男青年也在这里吃饭，一个戴草帽，穿中山装的，望父亲一眼后，目光迅速移开了；另一个穿胶鞋，也戴草帽的，似曾相识。
父亲连忙走过去，一把摘下那男子的草帽，惊呼一声，他们是护送母亲的警卫员。
俩人也这才认出父亲，赶紧将父亲拉到路边一片树林里。等不及父亲问话，齐刷刷跪在了父亲面前：
“团长，我对不起您……”
12
原来，运家属的卡车行驶在湖南郴州后，被国民党薛岳的部队拦下了。
他们要家属下车，自己走路或投靠亲戚，卡车要征用，改运国民党兵。
两个警卫员无奈，只好将我母亲安顿在郴州一家旅社，然后出来寻找国军的车。准备找到车再返回去接他们，护送往台湾。
可一直没找到车，正在这里不知如何是好。弄清情况后，父亲将俩警卫员扶起，给他们几块光洋，让他们赶快回家，不能再当兵了。
郴州不大，只有几千人，可大小旅馆，父亲找遍了，也没有发现母亲的身影。
停晚，父亲来到郴州裕后街的河边，打算洗个澡，再继续寻找。刚走下河边台阶处，就看见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妇女，领着一个小男孩，手里提着装衣服的篮子。
走近一看，正是苦苦寻找的母亲和大哥。母亲更是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只剩哭了。
因气候不适应，住在旅馆后大哥发了高烧，又拉肚子，母亲急坏了，到药店抓药吃了一个多星期，大哥高烧才退了下来。
就在母亲焦急等消息时，住处突然来了一个老头，头发梳得油光，穿着长袍，说看母子俩挺可怜的，让母亲嫁给他。
母亲说自己丈夫马上就来了，将其轰走。可第二天，老头不死心，拿出一迭钱放在母亲面前，死皮赖脸，坐了一天也不肯走。
情急之中，母亲突然从袋子里拿出那把匕首，对着自己的脖子，说你走不走？不走就死在你的面前！老头这才灰溜溜的走了。
母亲担心再被骚扰，换了家旅馆。父亲听后更是自责，发誓以后不管发生什么，再也不会将母亲单独留下了。
当时解放军已经包围郴州，母亲又大着肚子，父亲不可能带着母亲赶去台湾，只能先隐藏身份，装成难民留了下来。
这一留，就是一生。
13
父亲如果去台，肯定前途无量，他跳下大海，只想护家人周全。
后来统战部门曾来过我家，问父亲台湾方面还有什么亲戚？有没有和之前的老战友联系，希望多做维护两岸统一的工作。
父亲在郴州隐姓埋名，换了名字，台湾战友想联系估计也联系不上。倒是黄埔军校同学会经常来看父亲，你来我往，家里好不热闹。
特别是潘怀英法官在朋友介绍下，隔三差五来找父亲聊天，说要记录父亲的故事。
我们这才了解到父亲不仅是国民党落难军官，更是一个抗战英雄。
他的团长军衔，是在抗日战场上，用命换来的。
父亲第一次从家逃婚出来后，经过6天辗转来到了西安。很快，他在大雁塔旁一条小巷找到了黄埔军校报名处。
这天上午报名的年轻人有100多，考官问一些个人情况后，要每个人写上20个字的内容。当轮到父亲时，考官问了基本情况后，特别在备注栏里写道：可备用当海军。
然后考官让父亲写字，父亲提笔写道：绝不当亡国奴，坚决把日寇赶出中国！
考官满意地点了点头，父亲被录为黄埔军校第14期学员。
经过半个月的队列训练，开始进行军事科目学习，父亲学习特别认真，考核全校第一，最长步枪射击，弹无虚发。
抗战爆发后，形势越来越紧张，1938年1月中旬，父亲提前学习毕业，分配到第2军第31师警卫连当排长。
战云密布，3月初，父亲随部队开进台儿庄，上级命令31师死守台儿庄西北角。
台儿庄战役正式打响后，日军万余人的机械化部队，在空军的支持下，气势汹汹直扑台儿庄。
小小的台儿庄顿时飞机轰鸣，大炮的爆炸声，战车滚滚，硝烟弥漫。猛攻几个昼夜，中国军人虽以血肉之躯与敌坦克拼搏，终因难抵敌，日军冲入台儿庄。
4月1日，日军突入了31师防守的西北角。下午5时，父亲掩护师部撤退，连长不幸中弹，身负重伤，全连牺牲30多人。
警卫连不能再有伤亡了，否则，无法保证师指挥所的安全。父亲让副连长掩护师部撤离到安全地带，独自一人负责阻击。
副连长要他留一个班，父亲说不行，多了容易暴露目标。旋即，父亲提着一支步枪，携带6颗手榴弹，登上了一残壁城墙隐蔽。
只见100米处，敌人占领了车站，在得意狂笑。父亲强压心中怒火，瞄准一日军指挥官，“叭”地一声勾动板机，指挥官应声倒地毙命。
紧接着父亲又连开始几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日军被打懵了，不敢冒进。当父亲赶上警卫连时，师长说在望远镜里看到父亲连续击毙敌10人，好样的，当即宣布他为警卫连连长。
台儿庄一战，中国军队大获全胜。这不仅鼓舞了国人的抗战信心，也让蒋介石看到了希望。传令，对参战部队有功人员给予重用。
于是没有参战的部队纷纷到参战部队要人。父亲也被74军58师师长看中，要直接提拔他为营长，问他愿不愿意去。
父亲反问师长是否有仗打，师长说保证有大战打。父亲同意了，成了74军58师1团1营营长。
果然马上又要打仗了。
14
日军占领台儿庄后，得意忘形，要夺取武汉，打破国军的防御体系。
父亲随国军在万家岭一带设防阻击，双方激战2天，日军没有前一步，于是出动飞机轮番对阵地轰炸后，派出4个联队向阵地进攻。
日军武器精良，人数众多，一个联队涌向父亲团所在阵地时，双方拼了刺刀，寡不敌众，日军突破占领大部分阵地。
上级命令父亲，即使战至最后一个人阵地也不能丢。
此时父亲1营的3个连队已经牺牲203人，3个连长阵亡，多人负了重伤，真正能战斗的只有80人。
到了下半夜，父亲将80人组织成敢死队，头扎白毛巾，分三组，互相倚靠，悄悄接近敌阵地占领的张古山2号阵地。
父亲下令大家不许开枪，偷袭成功后与敌人拼刺刀。
2号阵有50米长，2米宽的战壕，有日军一个小队60人驻守。骄傲的日军做梦也没有想到敢有人深夜突袭，都在打旽抱枪睡觉。
当敢死队员全部到位后，父亲一声令下，随即一跃而起第一个跳进战壕，一番猛冲，猛刺，猛砍，半个多小时，除两个逃跑，阵地日军全部击毙。
天亮时，师长见父亲重回夺回阵地，高兴极了，又派出一个连队协助他们守卫阵地。
战斗进行到第13天，万家岭之战国军队全歼日军万余人，这是中国军队既平型关战役、血战台儿庄后又一重大胜利。
这战之后，父亲被提拔为副团长。随后，父亲不断转战山东、安徽、陕西、湖南，与日军作战。
湖南衡阳保卫战时，看到战友孤军作战，父亲和其他长官不断向上级请求赴衡阳支援，但上峰不知出于何故，一直没有派兵支援。
这以后，父亲对国民党渐渐失去了信心，有了要离开部队的心思。
等到日军投降后，父亲兴奋极了，第一时间以探亲假回到了老家镇江。这是父亲离家第一次回家，家人都以为他死了。
当父亲出现在家门口时，爷爷奶奶根本认不出他了。爷爷拉着他的手反复看，白发苍苍的奶奶摸着他的脸，反复确认耳朵下面的胎记，最后才颤抖着说：“这是我的儿子，真的是我的好儿子，老天保佑！”
爷爷说，这次回来就不准再走了。父亲回答好，他其实早就有解甲归田的打算，这次带回了自己的全部积蓄。
父亲当即把这些钱，分给了兄弟姐妹，又给父母亲留下了一笔钱，以示自己对父母的不孝。可父亲在家才住了10天，部队发来电报6个字：火速赶回部队。
仗都打完了，还回部队干什么？父亲没有理睬，将电报塞进了口袋。
15
没过几天，有两个黑衣男青年，突然出现在家门口。
他们把父亲叫到一家茶馆，出示了证件，两人是军统。父亲一下火了，趁其不备，一个反转，缴了他的手枪。
在战场真刀真枪干拼杀的父亲，最看不起的就是特务，而现在竟敢跟踪到家里，父亲气得想一枪毙了对方。
对方说自己是奉命行事，部队要重用父亲，让他们来调查，主要看是否与共党有联系。如果杀了他们，军统还会派人来的，这样对老家人可不利。
父亲隐约感觉到是为打内战作准备，如果不回去，又怕连累家人，更怕家人围堵，不让自己走。
便给父母写了张纸条，称部队有急事要返回，别担心，让特务将纸条送到家里，自己随他们返回了部队。
父亲再一次不辞而别。
父亲哪会想到，命运如此诡谲，再回家已是三十年后了。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他从老家回来后，又联系上之前工商联的老伙伴，一起做五金店，后来还开了童装厂，有五六台缝纫机，70多岁还各省去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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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末，父亲身体越来越弱，每个月都要去住院，他预感来日不多，交代我妹妹把他好一点的衣服都清洗干净。
然后让妹妹用轮椅推着他，亲自送去给之前建筑公司抬土方的老朋友。他们中也有很多的抗日老兵，和父亲一样曾被打在社会最底层。
但他们大多没能再走出那段阴霾，终身穷困。
第二年春天，父亲病逝。
临终前母亲拉着他的手，好久好久没放，母亲从不在人前嚎啕大哭，越到难过时，越沉默不语。
父亲当时已经说不出话，只有眼角泪流出。
四年后，正值父亲的生日，我们兄妹想去父亲的墓地看看，母亲也执意要去。
母亲在父亲的墓前说了很多，有往事，也介绍家里新添的人，儿孙越来越好她很欣慰，让父亲放心。
离开墓地后，母亲一下变得沉默了。当天晚上，母亲摔倒在卫生间，永远离开了我们。
这次，她和那帅气的团长，再也没人能让他们分开了。
我编辑稿子时，也和史一科阿姨详谈了几个小时。电话里，她哭了三次。
一次是大哥去世，一次是父亲回家，还有一次是母亲卖血养家。
经历这些事时，她还不到18岁，现在她已经是奶奶辈的人了。我很想抱抱她，可惜隔得太远。
口述史就是这样，有时挺残忍，当事人需要足够的勇气，才能带读者重新回到过去。
这些过去，是他们一家人的过去，更是我们国家一个时代的过去。
试想，如果换做我们，又有几人能做到像史诚一样，为国，可以和日军血战到底；为家，能纵身跳下大海不顾生死。
但就是这样的真英雄，也可能成为大时代的牺牲品，毫无选择余地。
而被无辜卷入的老弱妇孺，该用怎样的勇气，才能成为那黑暗中的点点萤火。
给冰冷的世界，一丝暖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