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2-17 01中国互联网巨头们最害怕的事，终于还是来了！ 前几日，市监总局一纸公告，挥出了国家反垄断大刀，点名直指互联网平台“二选一”、“大数据杀熟”、“搭售”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这一在坊间已流传数年的互联网反垄断在此刻落下，显得很不寻常，很多人的第一反应，监管此举还是奔着蚂蚁来的。看看最近半个月互联网圈发生的几件大事：马云当众炮轰金融监管系统； 四大顶级监管机构请马云喝茶； 网络小贷新规直击支付宝命门； 蚂蚁上市被紧急叫停。“二选一”天猫又是主角，突然从天而降的反垄断大棒，的确结结实实的打在了阿里身上。但看看最近，股价一同暴跌的美团、腾讯、京东，谁跌的最狠，谁就最肉疼，自然也最害怕。 显然这不是在针对蚂蚁或是阿里，而是在座的所有中国互联网平台，11月6日被三部门召集开会的27家企业，包括字节跳动、滴滴、百度、贝壳等，在各自领域内都被认为具有垄断能力。一场比网络小贷新规更大的风暴，开始席卷整个互联网界，而一切才刚开始。其中，无独有偶，在此将“大数据杀熟”、大数据推荐、和大数据算法推上了风口浪尖。 作为以高科技为代名词的某些大互联网公司，用其精准的算法、智能推荐，不断侵犯着，用户的隐私权、消费用户，诱导用户，肆无忌惮的将用户的习惯、个人信息进行收集打包，二次售卖。但到今天，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野蛮生长，疯狂贩卖“ 用户信息 ”博取暴利的时代，终于结束了。 0211月10日早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一份公告：《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就是这份文件，一下子卷起了9级飓风！有人或许会问：国家在反什么平台垄断？ 说到底，就是咱们所有人，都能感知到的这几个痛点：1、店大欺客，虚假营销。比如，大数据杀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对用户实施差别待遇。机票想不想买，想买？来来来，杀个熟你能奈我何？专车想不想坐，想做？来来来，既然是熟客，每公里加n块大洋。你以为你的所有操作都是你的自由选择，其实都是在平台的安排之下，享受着大数据对“特别优待”。在一些平台眼里，你可能仅仅是被科技圈养的肥猪，如此而已。2、抽成太高，挤压实体。此山由我开，此树由我栽，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钱。这可不是黑旋风李逵剪径时喊的话，而是一些平台企业，正在干的事。就拿“双11”大获成功来说，2017年，天猫“双11”销售1682亿！2018年，天猫“双11”销售2135 亿！2019年，天猫“双11”销售额2684亿！ 今年再次刷新记录，突破4900亿!!!但在平台赚得盆满钵满的背后，某种程度上，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平台费、坑位费、直通车、广告费、销售佣金……一些雁过拔毛的电商平台，甚至成为了许多商户敢怒不敢言的”地主老财”！就说这次跌得最多的美团，众多餐饮业的小商家，也不无怨言。要知道，美团现在对商家的抽成大概在20%左右，每一个美团单子，不管商家赚钱不赚钱，美团都要拿走至少20%，而且还有保底抽成。骑手的费用也并不包含在这里面。20%是一个怎样的概念？普通的餐饮业商家，他的利润在去除了房租水电、人力成本、物料成本、营销成本、自然损耗等等以后，有几个能说自己的利润还能超过20%？有人甚至说，美团、阿里股价连创新高，背后是一茬又一茬的实体商家在输血，交给平台的流量支出，简直比交线下房租还要狠！最后大家好像都成为了“ 打工人 ”。为平台打工！！3、压制创新，搞得大树底下不长草。竞争是创造力之源。当年为什么这些互联网巨头，可都是赤手空拳杀出来的屠龙少年。但是，现在，随着他们树大根深，有些却正在慢慢蜕变了。现在，小的互联网企业融资发展，基本上都迈不过去巨头这道坎，要不就要收过路费，要不就得出让股权，让他们横插一杠子收编。垄断的没有生存压力和创新精神，创新的又没空间成长，说小点这会严重阻碍未来5G通信应用的创新落地，说大点会阻碍我们在下一场科技革命竞赛的竞争力。这一格局，不变真的不行了！ 当一个企业巨大到几乎垄断一个行业的时候，危害有多么巨大；上面所阐述的“ 吸血行为 ”其实仅仅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做为目前全球最顶级的经济体；西方国家欧美那一边，为了抑制“ 一家独大 ”，更是早就已经开始行动！！20年前，微软在美国如日中天；打遍美国科技界无敌手！压制得所有美国科技公司喘不过气。。为了抑制微软完全垄断美国的互联网；吸血全美人民！更为了美国科技整个行业的创新活力！美国法院在2000年6月，作出将微软一分为二的判决。史上最大科技公司直接一分为二； 如果没有当年微软的分拆；今天美国绝无可能出现越来越多的伟大公司；包括Facebook、苹果、谷歌，等等后起之秀！！不仅是美国，欧洲也吃够了“ 大公司垄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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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15 国家要对互联网巨头们动手了！ 12月8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说：“大型科技公司利用数据垄断优势，阻碍公平竞争，获取超额利益。” 12月11日，中央公开表态： 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12月11日晚，人民日报发文，劝诫互联网巨头： 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不要痴迷于急功近利、不热衷于短期变现；在科技创新上要有更多担当、有更多追求、有更多作为；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其实更令人心潮澎湃。 这一切的信号都标志着一件事，那就是互联网巨头们的社区团购业务，将迎来政府的重拳整治。搞个生鲜卖菜业务而已，还是低价卖，为啥非要管?因为互联网巨头搞的这个生鲜社区团购，对国家而言有害无益。生鲜社区团购可以搞，但不是现在互联网巨头的这种搞法。疫情后的商机 过去几年被屡屡证伪的生鲜电商，在今年的疫情中得到了市民的广泛认可，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令人刮目相看。中国人买菜必须要去菜市场的习惯，被疫情给硬生生的改变了。而这一切，被互联网巨头给敏锐的发现了。 4月，滴滴下场，成立生鲜电商部门。 6月，国美电器入场。 7月，美团入场。 8月，拼多多入场。 9月，阿里巴巴入场，副总裁侯毅直接任负责人，被CEO张勇定为阿里的1号项目。 11月份，连字节跳动都要下场了。 互联网巨头们简直都疯了，无论有没有电商和生鲜基因，都要来抢这个市场。为占领市场，他们给出了0.99元/袋的蔬菜价格，一个社区小贩永远给不出的价格。因为这个价格，比他们的进货价还要低，甚至比他们上游的批发商的进货价还要低。巨头们上哪搞来的货源，居然这么便宜，卖这么低价他们有钱赚么？当然没钱赚，卖一袋亏一袋，而且亏损非常严重。 滴滴的CEO程维宣称： 投入不设上限，全力拿第一。 烧钱换市场，打垮所有竞争对手后依靠垄断地位再提价获取暴利，这一招已经被证明为是一条简单粗暴可行的赚钱道路，资本特别的喜欢。实际上，自2010年之后，中国的互联网领域的成功者靠的都是这套玩法。不成功的人，也是这个玩法。还记得1块钱打车的网约车大战么？还记得点外卖不要钱的外卖大战么？哪怕失败的蛋壳公寓，其高收低租的亏钱玩法，其实也是同出一脉。烧钱抢市场，垄断后再提价。也就是蛋壳玩砸了，不然过几年后大家就可以看到房租疯涨的奇观了。当所有的竞争对手都被淘汰，市场上只剩下3个以内的寡头时，垄断就出现了。今天的你，还能享受到低价么？ 滴滴和美团当年给的补贴，你还拿得到么？不被大数据杀熟收个高价就不错了。 外卖越吃越贵，餐厅越赚越少。如今，巨头们把手伸向了你我的菜篮子。 中国有反垄断法，但几乎没有对本国企业用过。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一直是支持本国企业做大做强的。因为和国外巨头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实在是太弱小了。企业小，代表无法形成规模经济，代表没有实力参与那些大资本才玩得起的科研创新。所以中国不仅在鼓励企业做大，甚至直接推动各种兼并重组。比如说，中国南北车合并，形成了中国中车。比如说，宝钢和武钢合并，形成了宝武钢铁。企业越大，规模经济越明显，而市场经济就是一个大鱼吃小鱼的过程。所以大企业，巨头企业的出现，是明显有利于中国经济的。中国欢迎大企业的出现，但反对垄断。规模经济和垄断的定义是很相似的，两者的临界点非常模糊。所以巨头企业就是一柄双刃剑。用的好，它就是规模经济；用不好，它就是垄断经济。评判的标准只有一个，你的存在是不是对国家和人民有好处。而那种这种低价倾销，灭掉所有竞争对手再提价的手法，很明显是双刃剑里恶的一面。这一套，早在100年前就被资本主义国家给玩烂了。 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中诞生出来的垄断企业就是一个怪物，连资本主义国家都不能接受这样的怪物。在随后的100年里，美国对于垄断的定义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但一切的出发点，还是为国为民。正是因为对于垄断组织的严厉打击，导致美国的资本通过垄断赚钱成为了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好不容易花费巨大代价干掉了所有竞争对手，还没来得及提价收割用户，就被美国法院给干掉了。冤不冤啊。没办法通过垄断赚钱的前提下，资本就只能通过科技优势来获取竞争优胜者地位。如果没有科技优势，那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资本的利润会被打压到无限趋近于零。出于对利润的追求，美国的资本只能被迫的涌入了高风险高回报的科研行业。但中国这边就不一样了，国家三番五次引导资本去搞创新，但资本就是不去，弄一些皮毛科研应付了事。企业不愿意搞很正常，资本唯利是图，只听从利润的指挥，这是他们的本性。如果通过垄断就可以轻松简单的获取大量利润，那我为什么要去搞科研创新？换你是资本，你也不会去。美国企业最喜欢打的是科技战，通过科技的优势，把成本几毛钱的芯片卖你几十块。而中国巨头最喜欢打的是补贴战，通过不断的烧钱搞死所有竞争对手后，统一提价30%，坐地收租。一样可以赚大钱，那么麻烦的搞科研干嘛呢。 时代的改变 曾经的中国，确实不适合搞科研。因为太穷，人才也太少。很多企业刚崛起的时候，整个厂的研发部里，没几个本科生，甚至连人都没几个。别说自研，有本事山寨就已经很不错了。绝大部分企业，只能山寨别人的山寨产品，甚至还要靠挖山寨厂的技术员，才能获得山寨技术。而欧美国家，也对中国的研发环境进行全方位的打压。西方有一个瓦森纳协定，对中国的技术进行了全方位的限制。限制分为两部分，首先是禁售，清单之内的技术和产品，如果中国没有研发出来，那么一律禁售。如果中国研发出来了，那么这个技术和产品就会被移除出瓦森纳协定，欧美企业开始对中国进行疯狂的低价倾销。低价倾销的目的，是让刚研发出这个产品和技术的中国企业赚不到钱，从而没有能力进行技术更新，甚至破产。这两个维度的绞杀，让中国的研发环境变得非常差。花费巨大代价，冒着巨大风险去搞高科技。如果研发失败了，那么整个公司破产。如果研发成功了，那么还是赚不到钱。 通过扎扎实实做科研发财的企业，真的没几个，也就华为杀出了重围。而因为搞研发而破产的企业，数不胜数。只有高风险，没有高回报，还有谁愿意去做这件事呢？中国不能只靠一个华为。以前的中国太落后了，具备极大的后发优势，所以哪怕不靠科研，中国经济也能迅速腾飞。但那是以前的时代了。如今的中国，必须要考虑自己的科研问题。搞科研，压着企业去搞是没有用的，唯一办法就是搞好科研环境。而搞好科研环境的第一步，就是让认真搞科研且成功的企业，能赚到钱。第二步，就是让不搞科研的企业，赚不到钱，至少是赚不到大钱。而那些通过危害社会利益赚大钱的行为，更是应该被严厉打击。 贫富差距和社会稳定 搞个生鲜团购业务而已，怎么就危害社会利益了？互联网巨头的介入，虽然没有创造什么核心科技，但至少会让这个领域更有效率。这话确实没错。某种意义上，提升效率也是科技的一种体现，所以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喜欢称自己为科技公司，这个称呼其实也没错。但互联网巨头的科技所带来的效率提升，本质上都是通过压缩人力来实现的。本来1万个人干的活，如今100个人就可以干了，然后收1000个人的钱。这本来也不算坏事，某种意义上还是好事，毕竟当年的工业革命发明的机器，干的也是同样的事。但我们考虑事情，不仅要考虑长远，也要考虑眼前，做一件事必须要配合时代的背景。什么叫时代的背景？疫情后，总理为了保就业，提出了地摊经济，千方百计的保护低端人口的饭碗，这就是时代背景。还有中国的扶贫，耗费了巨大代价去提升低端人口的生活水平，这就是时代背景。如果单纯从效率上考虑，那么我们是没必要搞什么地摊经济的，也没必要去扶贫。优胜劣汰，不行的人直接淘汰，资源应该给那些优胜出来的精英。但如果真这么搞，就会出现巨大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都需要政府来买单。社区生鲜电商真搞成了，这些小摊贩的饭碗就全都没了。 如果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我们还搞地摊经济和扶贫干什么呢？更别说巨头资本压根就没打算和这些小摊小贩来搞正常的市场竞争，而是通过低价倾销，利用资本的优势把这些弱小的摊贩给统统直接碾碎。我可以亏钱卖一年，但小摊贩你能一年没有收入么？你下个月的房租还交不交了，孩子的学还上不上了？恶意低价倾销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底层民众的利益，不仅仅是损害了小摊小贩，还损害了那些买菜的普通居民。因为资本是要逐利的，而不是做慈善的，他今天亏出去的每一分钱，垄断之后都一定要赚回来。通过垄断，在明天的涨价里，从你的口袋里硬生生的掏出来。等你门口的菜市场被资本给彻底玩死，方圆3公里之内都没有菜可以买的时候。我每斤提价5毛钱，你买还是不买?菜价在极低和极高之间反复切换，会带来市场的混乱和剧烈的震荡。这种恶性竞争是纯粹的社会内耗，没有给中国带来一丝一毫的价值。资本做大之后，不能只想着赚钱，还只想赚最轻松最简单的钱，而不想负担自己的社会责任。这种行为连资本主义国家都不会允许，更何况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只想靠垄断地位赚钱的资本巨头们，早晚都会付出代价，巨大的代价。你们已经赚了那么多钱了，能干点正经事么？ 原文链接>>
王永志在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飞机设计专业。1961年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 1964年6月下旬，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导弹“东风-2A号”即将发射的时候。 “东风-2A号”导弹是一枚中近程火箭。当时，地处沙漠的酒泉发射基地的气温骤升，甚至高达40多摄氏度。众所周知，气温上升之后，火箭推进剂的体积就会膨胀，而且气化严重，燃料贮箱内所能容纳的火箭推进剂就会减少，导弹就达不到预定的射程，打不到预定的目标。怎么办呢？要加大火箭的推力，惟一的办法就是增加火箭推进剂。但是燃料贮箱的体积有限，装不下那么多火箭推进剂。 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虽然专家们谈了不少补救方案，但是都不合适。于是指挥部召开扩大会议，听取意见。32岁的中尉军官王永志也被“扩大”进了会议。 王永志在会上听到的都是如何增加火箭推进剂的方案，站起来发表截然相反的意见: “我主张应该泄出一些燃料，减少了导弹的重量，才能提高推力，加大射程。我经过计算，要是从火箭体内泄出600千克燃料，这枚火箭就会命中目标。” 王永志的意见，遭到了众人的反对。火箭不能命中目标明明是推进剂不够，怎么可以再往外泄掉推进剂呢？王永志知道钱学森正在酒泉基地，便鼓起勇气敲开了钱学森的门。钱学森仔细倾听这个小伙子的意见，马上说“有道理”。钱学森马上把火箭的总设计师请来，指着王永志对总设计师说:“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 “东风-2A号”果真提高了射程，命中了目标。 由于钱学森的举荐，王永志在1986年担任“863计划”载人航天工程研究组组长。1992年11月15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王永志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Source: http://mitbbs.com/article_t/Military/58921507.html
2020-12-08 二战结束后，苏联为了挑战美国霸权，谋求全世界领导者地位，同时为了推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第三世界开展了大规模的援助行动，尤其到苏联后期，进行了超出国力范围承受的不切合实际的援助，投入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可以说超过了同时期的美国。苏联在获取一定战略主动权的同时，也成为国家沉重负担，多数资金都有去无回。 一、苏联援助到底花了多少钱 二战结束后至斯大林逝世，苏联即开始对社会主义阵营12个国家大力开展援助。随着苏联国力的增强以及战略野心的不断膨胀，赫鲁晓夫时代，开始向“非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三世界提供援助，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时，受援国已经增加到27个。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进一步加强全球战略攻势，在第三世界广泛培养亲苏势力，到1981年苏联援助国数量达到64个，几乎涵盖了所有的重要的第三世界国家。 那么，为了支撑这么大的援助规模，苏联花了多少钱呢？这个数据是当时都是保密的，政府虽然也正式公布一些数据数据，但都是被严重压缩的，比如根据1973年苏联政府统计公报，1967年至1972年的对外经济援助每年在1.94亿美元至8.65亿美元不等，这仅仅是实际数据的十分之一左右。 直到苏联解体之前，面临民众“公开化”的压力，苏联政府第一次全面公布了对外援助情况：截止到1989年，苏联共向12个社会主义国家和49个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858亿卢布贷款（按照美元汇率约1490亿美元），这个规模大致相当于苏联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总量的8%左右，远远超过美、英、法等国对外援助与国力的对比。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全部债权，到90年代末至2010年前后，俄罗斯与受援助国达成了债务协议，这些债务国情欠债数量分别是：古巴320亿美元、朝鲜110.96亿美元、伊拉克120亿美元、蒙古112亿美元、阿富汗105亿美元、叙利亚98亿美元、越南94亿美元、利比亚46亿美元、阿尔及利亚47亿美元、埃塞俄比亚48亿美元、也门53亿美元、莫桑比克20亿美元、巴基斯坦50亿美元，南斯拉夫43亿美元、坦桑尼亚20亿美元以及赞比亚10亿美元。 虽然这些债务数额里面包含苏联解体后的利率（约2.5%），然而扣除利息，基数也是很庞大的。另外，这仅仅是部分国家的债务情况，绝大多数东欧和拉美国家都没有算进去。 由于援助规模很大，以至于苏联的援助在很多国家的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甚至成为一些国家赖以生存的生命线。据统计，苏联的援助项目和贷款占据了印度工业产值的17%，叙利亚经济总投资的15.3%，阿富汗工业投资的30%以上，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埃及等国家60%以上的工程是苏联承包援建的。 苏联解体后，像朝鲜、越南、古巴等这些长期依赖苏联援助的国家，经济立即陷入巨大困境。六七十年代这些国家都是耀眼的“社会主义明灯”，人民生活普遍比周边发展中国家好，其实这都是苏联人民了紧裤腰带，大力输血的结果。 有人或以为苏联是高积累、低消费的经济模式，即使是维持这么大的援助，也肯定不“差钱”，其实不然。苏联到70年代中后期经济情况就恶化，开始向西方发达国家借债，苏联解体的时候，已经欠下西方660亿美元的债务，以至于成为90年代俄罗斯的沉重负担，到普京时代才还清。然而一边借外债，一边又大举援助他国，维持“强国形象”，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打肿脸充胖子”。 二、高风险低回报的援助 那么，苏联巨额援助是否取得了巨额回报？是不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没有能力援助和开发这些亚非拉国家，只有苏联独具慧眼，抓住了第三世界的市场和机遇？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苏联援助的都是最穷国，根本没有偿还债务的能力。苏联援助外交初期，受援国偿债情况就不乐观，1955至1968年，按照计划应该偿还32.67亿美元，实际仅偿还9.09亿美元。 进入八十年代，苏联的援助进入还款高峰期，按计划每年能受援国需要偿还40亿卢布左右，但是到账率不足20%。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虽然继承了对这些国家的债权，但是绝大多数国家随着没有了苏联支持，经济财政急剧恶化，更失去偿债能力，最终绝大多数债务都被免除。分别是：古巴288亿美元（减免比例90%，下同）、朝鲜约101亿美元（90%）、伊拉克120亿美元（100%）、利比亚46亿美元（100%）、阿尔及利亚47亿美元（100%）、阿富汗105亿美元（94.5%）、蒙古112亿美元(98%)、埃塞俄比亚48亿美元（97）%，越南94亿美元（86%），叙利亚98亿美元（73%），也门53亿美元（80%）、莫桑比克20亿美元（80%）。另外，减免比例不详的还有巴基斯坦50亿美元，南斯拉夫43亿美元，坦桑尼亚20亿美元，赞比亚10亿美元。 因此，可以说，苏联对多数国家的投资和援助最后基本都是“打了水漂”，而这些钱都是苏联极力压低国内劳动人民的回报，降低人民生活水平挤出来的“真金白银”，最后被糟践于其他国家，不能不说是苏联人民悲剧。 再者，苏联援助的多是政治风险极高，或不讲信用的政权。以埃及为例，1970年萨达特总统上台后，苏联认为在非洲开拓影响力的机会来了，立即与其签订《苏埃友好合作条约》，向其提供50亿美元的经济、军事援助，派遣专家顾问达18000多人帮助埃及发展，还为其修建了举世著名的“阿斯旺水坝”。 然而，没过几年，萨达特转而与美国、以色列亲近，苏埃关系急剧恶化， 先是于1976年废除《苏埃友好合作条约》，关闭苏联驻埃及的外交机构，最后，1978年萨达特慷慨激昂地在人民议会正式宣布终止偿还所欠苏联的约40亿美元的债务。然而苏联却漠视教训，三年后，萨达特遇刺、穆巴拉克上台，苏联又再次向埃及提供援助。 利比亚情况也是同样恶劣，苏联曾经向利比亚援助46亿美元，卡扎菲政权一直拒绝偿还，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宣布豁免利比亚45亿美元的债务，即便剩余需要偿还的1亿美元，卡扎菲也是拒绝偿还，2008年他访问俄罗斯的时候，普京作为礼物又在欢迎他的宴会上宣布免除。有必要指出的是，利比亚石油资源丰富、财力充沛，人均生活水平甚至高于苏联和俄罗斯。 苏联为什么会在这种高风险低回报的路子上越走越远，最后深深地陷进去呢？这根源于苏联的外交目的和决策机制。首先，苏联的霸权心态不断膨胀，急于建立世界领导权，过度迷信自己的经济实力和金钱的力量，采取了机会主义的“金元外交”的方式。 其次，苏联不像美国的对外援助一样，有国际开发署这样的专门机构评估风险，并且要经过国会的审批，苏联政府要援助谁和援助多少钱，基本有少数几个人说了算，这种充满长官意志的决策很难是科学明智的。 再次，对于如何认识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上，苏联长期受革命意识形态影响，认为越穷的民族越正义、淳朴，越富裕的民族越反动，因此，天真认为越是穷国越是坚定的盟友，越要加大投资援助，岂不知越是穷国政治经济风险越大，西方发达国家经营亚非殖民地数百年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而是采取了风险较低的有限投资、贸易优惠加人道主义援助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