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2-27 这是一篇2020新浪教育盛典上教育演讲的文字整理。演讲者是一位大学教授，同时也是一位四年级小学生的爸爸。 他演讲的题目是：《教育，我们这一代父母的迷茫》。他以一名中产家长的身份，阐述了当前教育改革家长的迷茫与困惑。 语言很犀利，未必代表主旋律，但是他的困惑和呐喊或许能代表当下很多家长的心声。 演讲者，储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我是演说家》全国冠军。 刚刚主持人说心理教育很重要，生命教育很重要，一听我就浑身发麻，你们知道吗？因为这些年教育改革一个前提就是这个好重要，这个特别重要，然后我们来加一门考试吧！ 体育好重要，我们来考体育！美术好重要，我们来考美术！现在生命教育也很重要，你想干什么？ 你们觉得教育改革这么多年，你们孩子的负担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我们教育改革讲了半天，怎么孩子越来越累了？因为哪个重要就要考哪个。 我真的觉得好害怕，孩子老读书，不搞体育，我们就来考体育；孩子老读书，没有时间学音乐，我们就来考音乐…… 来吧！让我们用考试的方法解决应试教育的问题！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做一个中国家长那么失败。 比如我们刚才讲自信，我怎么教我孩子自信？我自己都不够自信啊，我孩子小学四年级拿他的数学题给我做，我不会做呀！ 我最后只有发出非常虚弱的声音：爸爸是个文科生，找你妈去，你妈是理科生。 我把题目辅导完已经精疲力尽了，还要教价值观。 我们今天的教育怎么了？教育改革喊了这么多年，学生的负担越来越重，家长的负担越来越重，社会的焦虑越来越明显，可是我们看看今天所讲的这一切东西跟10年前讲的有任何变化吗？没有任何变化。 那我想问一下，那我们的教育改革到底做了什么？改革成不成功不要问设计者，要问我们这些实际改革的承担者，我自己作为一个家长，一听到教育改革，我就哆嗦： 又要收钱了是吧？又要考试了是吧？你们又想怎么样？3:00孩子放学，我5:30下班，中间这两个半小时谁来解决？ 上重点高中的名额就那么几个，人人都要考大学，985、211就这么几个。我告诉他这不重要吗？ 告诉孩子成绩不重要？分数不重要？作为一个家长我说不出口。 我们知道这个时代如何惩罚成绩不好的人，不要拿小概率的事件忽悠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你上不了好大学意味着什么？ 如果成绩不重要，北大老师的孩子就别上北大附中，就别上北大附小，把名额让给我们这些在意成绩的人好不好？ 你们发现没有，清华北大都有自己的幼儿园，附小附中，上的不亦乐乎，然后告诉我们：“你们这些家长要保持淡定！” 你逗我呢？我能相信你吗？ 我都比你差这么多了，我的孩子比你差这么多？我们靠什么？那不得靠玩命吗。 教育对于我们这些中等家庭而言，不就是通关吗？什么教育是成长啊，成长的前提是你要有机会成长啊，为什么海淀区竞争这么激烈，因为那样全中国最多的考里。考二代为什么会那么累？因为所有的考一代都知道：考试是硬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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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20 钻石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珍品。 每一颗钻石在最终到达珠宝商的展示柜之前，必须经历重重蜕变。 它形成于地球深处高温高压的极端环境中。 地质运动把它向上输送直到抵达或接近地球表面。 通过人为或自然的力量，它得以重见天日。 之后，它经过劈裂、切磨和抛光，直到它散发出令人惊叹的自然之美。 钻石在古代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印度的文献中，就出现了和钻石有关的描述。印度的人们从河流和小溪中采集钻石。最初，它除了作为流通的货币和装饰品，还被用于其他宝石的雕琢。当时，有限的钻石产量仅供印度王室使用。后来，它通过“钻石之路”进入西方国家，逐渐成为西方上层社会人们的时髦配饰。她的美丽令希腊和罗马人民叹为观止。古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曾说：“钻石不仅是宝石中最有价值的，而且是这个世界所有事物中最有价值的。”。中世纪时期，钻石笼罩在神秘色彩之中，比如：当时有很多人认为钻石粉末是有毒的；将士们认为钻石会给拥有者带来勇气，作战时佩戴钻石，可无往而不胜。 钻石在现代 直至一百多年前，钻石仅能在少数几条印度河流和巴西丛林中找到，每年宝石级的钻石产量更是少得可怜。但是，1870年南非Orange River发现了巨大的钻石矿，一夜之间，市场上充满了钻石。钻石之所以高价，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它的稀有性。但是随着南非新矿的开发，钻石迟早会掉价为一般的宝石。拿紫水晶举例，它最初仅在欧洲大陆出产，当时它被人们视若珍宝，价值很高，但是，当紫水晶在其他国家被发现以后，它的价格大跌。为了应对这一局面，南非钻石矿的投资人合并了他们的资产并建立了一个单独的实体以控制钻石的产量，这个实体就是De Beers。它通过在各国设立贸易公司来控制全球的钻石交易。 1938年8月，De Beers创始人的儿子Harry Oppenheimer去纽约见了Ayer广告公司，Ayer将在美国人中为钻石塑造一个全新的形象，这个形象也就是后来我们所熟知的不渝的爱情和浪漫的代名词。这个广告方案也取得了莫大的成功，它使人们在潜意识中认为，结婚买钻戒是理所应当的。 50年代末期，苏联在西伯利亚发现了产量巨大的钻石矿。美中不足的是，它出产的钻石在未加工时，普遍小于半克拉。可是当时并没有庞大的碎钻市场。De Beers最初要求苏联减少钻矿的产量，可苏联哪会这样乖乖听话呢？没办法，De Beers只好改变广告的策略，人们不应该把钻石的大小作为衡量男人承诺力度大小的衡量标准，而应该更看重钻石的质量{也就是以4C为标准的钻石分级）。这个新的广告，同样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碎钻收获了前所未有的欢迎。 AMULETTE DE CARTIER项链，超小号款18K黄金，钻石，白色珍珠母贝 钻石只是因为精巧的营销才有价值吗？ De Beers Talisman系列 …
2020-12-20 在美丽的钻石世界中，有众多不同色彩的种类，而有一支相当独特的钻石种类，其色彩可因受热或受光而改变，简直就是钻石世界的变色龙。 有文献记载的“变色龙钻石”最先在1943年由东南亚的小矿区发现， Mr Peter Kaplan 发现一颗被放于灼热的打磨转盘上的深绿色钻石逐渐变成淡黄绿色 ，而在被卖出并置于首饰盒内一段时间后，钻石又恢复成深绿色，自此便发现有一少部分的钻石有此特性。其后由奇格公司（C.A.Kiger） 以“变色龙钻石”加以命名。 “变色龙钻石”的变色原理 01 热致变色 热致变色是指变色龙钻石的温度在从150℃提高到250℃的过程中，颜色会加深或改变，然后随着钻石温度的冷却，钻石的颜色会恢复到加热之前的本来颜色。 02 光致变色 光致变色是指变色龙钻石在避光保存一段时间以后，钻石的颜色会变深/浅，当钻石再次放到有光的地方后，颜色会慢慢恢复。 “变色龙钻石”的种类 01 经典类型 若以约150℃-250℃的温度加热，或长期储存于黑暗环境后再暴露于光下便可触发其变色机制，使得变色龙钻石颜色由灰绿色（或灰褐绿、褐黄绿）变为黄色或橙黄色；且其变色效应可逆，当它重新回到正常光照条件下或是冷却至室温条件下，颜色又回到原来的灰绿色。因此经典的变色龙钻石同时具有热致变色及光致变色的特性。 （典型“变色龙钻石” 左：稳定颜色，右：不稳定颜色） 分析变色龙钻石的光谱特征可以得出，经典的变色龙钻石一般都具有弱的Ib型钻石的特征，即钻石中含有孤氮缺陷；含有与氢有关的缺陷；含有与镍有关的缺陷。主要为A集合体，属于IaA型钻石，但具有部分Ib型钻石特征。 02 反向类型 …
2020-12-17 01中国互联网巨头们最害怕的事，终于还是来了！ 前几日，市监总局一纸公告，挥出了国家反垄断大刀，点名直指互联网平台“二选一”、“大数据杀熟”、“搭售”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这一在坊间已流传数年的互联网反垄断在此刻落下，显得很不寻常，很多人的第一反应，监管此举还是奔着蚂蚁来的。看看最近半个月互联网圈发生的几件大事：马云当众炮轰金融监管系统； 四大顶级监管机构请马云喝茶； 网络小贷新规直击支付宝命门； 蚂蚁上市被紧急叫停。“二选一”天猫又是主角，突然从天而降的反垄断大棒，的确结结实实的打在了阿里身上。但看看最近，股价一同暴跌的美团、腾讯、京东，谁跌的最狠，谁就最肉疼，自然也最害怕。 显然这不是在针对蚂蚁或是阿里，而是在座的所有中国互联网平台，11月6日被三部门召集开会的27家企业，包括字节跳动、滴滴、百度、贝壳等，在各自领域内都被认为具有垄断能力。一场比网络小贷新规更大的风暴，开始席卷整个互联网界，而一切才刚开始。其中，无独有偶，在此将“大数据杀熟”、大数据推荐、和大数据算法推上了风口浪尖。 作为以高科技为代名词的某些大互联网公司，用其精准的算法、智能推荐，不断侵犯着，用户的隐私权、消费用户，诱导用户，肆无忌惮的将用户的习惯、个人信息进行收集打包，二次售卖。但到今天，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野蛮生长，疯狂贩卖“ 用户信息 ”博取暴利的时代，终于结束了。 0211月10日早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一份公告：《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就是这份文件，一下子卷起了9级飓风！有人或许会问：国家在反什么平台垄断？ 说到底，就是咱们所有人，都能感知到的这几个痛点：1、店大欺客，虚假营销。比如，大数据杀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对用户实施差别待遇。机票想不想买，想买？来来来，杀个熟你能奈我何？专车想不想坐，想做？来来来，既然是熟客，每公里加n块大洋。你以为你的所有操作都是你的自由选择，其实都是在平台的安排之下，享受着大数据对“特别优待”。在一些平台眼里，你可能仅仅是被科技圈养的肥猪，如此而已。2、抽成太高，挤压实体。此山由我开，此树由我栽，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钱。这可不是黑旋风李逵剪径时喊的话，而是一些平台企业，正在干的事。就拿“双11”大获成功来说，2017年，天猫“双11”销售1682亿！2018年，天猫“双11”销售2135 亿！2019年，天猫“双11”销售额2684亿！ 今年再次刷新记录，突破4900亿!!!但在平台赚得盆满钵满的背后，某种程度上，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平台费、坑位费、直通车、广告费、销售佣金……一些雁过拔毛的电商平台，甚至成为了许多商户敢怒不敢言的”地主老财”！就说这次跌得最多的美团，众多餐饮业的小商家，也不无怨言。要知道，美团现在对商家的抽成大概在20%左右，每一个美团单子，不管商家赚钱不赚钱，美团都要拿走至少20%，而且还有保底抽成。骑手的费用也并不包含在这里面。20%是一个怎样的概念？普通的餐饮业商家，他的利润在去除了房租水电、人力成本、物料成本、营销成本、自然损耗等等以后，有几个能说自己的利润还能超过20%？有人甚至说，美团、阿里股价连创新高，背后是一茬又一茬的实体商家在输血，交给平台的流量支出，简直比交线下房租还要狠！最后大家好像都成为了“ 打工人 ”。为平台打工！！3、压制创新，搞得大树底下不长草。竞争是创造力之源。当年为什么这些互联网巨头，可都是赤手空拳杀出来的屠龙少年。但是，现在，随着他们树大根深，有些却正在慢慢蜕变了。现在，小的互联网企业融资发展，基本上都迈不过去巨头这道坎，要不就要收过路费，要不就得出让股权，让他们横插一杠子收编。垄断的没有生存压力和创新精神，创新的又没空间成长，说小点这会严重阻碍未来5G通信应用的创新落地，说大点会阻碍我们在下一场科技革命竞赛的竞争力。这一格局，不变真的不行了！ 当一个企业巨大到几乎垄断一个行业的时候，危害有多么巨大；上面所阐述的“ 吸血行为 ”其实仅仅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做为目前全球最顶级的经济体；西方国家欧美那一边，为了抑制“ 一家独大 ”，更是早就已经开始行动！！20年前，微软在美国如日中天；打遍美国科技界无敌手！压制得所有美国科技公司喘不过气。。为了抑制微软完全垄断美国的互联网；吸血全美人民！更为了美国科技整个行业的创新活力！美国法院在2000年6月，作出将微软一分为二的判决。史上最大科技公司直接一分为二； 如果没有当年微软的分拆；今天美国绝无可能出现越来越多的伟大公司；包括Facebook、苹果、谷歌，等等后起之秀！！不仅是美国，欧洲也吃够了“ 大公司垄断 …
2020-12-15 国家要对互联网巨头们动手了！ 12月8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说：“大型科技公司利用数据垄断优势，阻碍公平竞争，获取超额利益。” 12月11日，中央公开表态： 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12月11日晚，人民日报发文，劝诫互联网巨头： 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不要痴迷于急功近利、不热衷于短期变现；在科技创新上要有更多担当、有更多追求、有更多作为；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其实更令人心潮澎湃。 这一切的信号都标志着一件事，那就是互联网巨头们的社区团购业务，将迎来政府的重拳整治。搞个生鲜卖菜业务而已，还是低价卖，为啥非要管?因为互联网巨头搞的这个生鲜社区团购，对国家而言有害无益。生鲜社区团购可以搞，但不是现在互联网巨头的这种搞法。疫情后的商机 过去几年被屡屡证伪的生鲜电商，在今年的疫情中得到了市民的广泛认可，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令人刮目相看。中国人买菜必须要去菜市场的习惯，被疫情给硬生生的改变了。而这一切，被互联网巨头给敏锐的发现了。 4月，滴滴下场，成立生鲜电商部门。 6月，国美电器入场。 7月，美团入场。 8月，拼多多入场。 9月，阿里巴巴入场，副总裁侯毅直接任负责人，被CEO张勇定为阿里的1号项目。 11月份，连字节跳动都要下场了。 互联网巨头们简直都疯了，无论有没有电商和生鲜基因，都要来抢这个市场。为占领市场，他们给出了0.99元/袋的蔬菜价格，一个社区小贩永远给不出的价格。因为这个价格，比他们的进货价还要低，甚至比他们上游的批发商的进货价还要低。巨头们上哪搞来的货源，居然这么便宜，卖这么低价他们有钱赚么？当然没钱赚，卖一袋亏一袋，而且亏损非常严重。 滴滴的CEO程维宣称： 投入不设上限，全力拿第一。 烧钱换市场，打垮所有竞争对手后依靠垄断地位再提价获取暴利，这一招已经被证明为是一条简单粗暴可行的赚钱道路，资本特别的喜欢。实际上，自2010年之后，中国的互联网领域的成功者靠的都是这套玩法。不成功的人，也是这个玩法。还记得1块钱打车的网约车大战么？还记得点外卖不要钱的外卖大战么？哪怕失败的蛋壳公寓，其高收低租的亏钱玩法，其实也是同出一脉。烧钱抢市场，垄断后再提价。也就是蛋壳玩砸了，不然过几年后大家就可以看到房租疯涨的奇观了。当所有的竞争对手都被淘汰，市场上只剩下3个以内的寡头时，垄断就出现了。今天的你，还能享受到低价么？ 滴滴和美团当年给的补贴，你还拿得到么？不被大数据杀熟收个高价就不错了。 外卖越吃越贵，餐厅越赚越少。如今，巨头们把手伸向了你我的菜篮子。 中国有反垄断法，但几乎没有对本国企业用过。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一直是支持本国企业做大做强的。因为和国外巨头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实在是太弱小了。企业小，代表无法形成规模经济，代表没有实力参与那些大资本才玩得起的科研创新。所以中国不仅在鼓励企业做大，甚至直接推动各种兼并重组。比如说，中国南北车合并，形成了中国中车。比如说，宝钢和武钢合并，形成了宝武钢铁。企业越大，规模经济越明显，而市场经济就是一个大鱼吃小鱼的过程。所以大企业，巨头企业的出现，是明显有利于中国经济的。中国欢迎大企业的出现，但反对垄断。规模经济和垄断的定义是很相似的，两者的临界点非常模糊。所以巨头企业就是一柄双刃剑。用的好，它就是规模经济；用不好，它就是垄断经济。评判的标准只有一个，你的存在是不是对国家和人民有好处。而那种这种低价倾销，灭掉所有竞争对手再提价的手法，很明显是双刃剑里恶的一面。这一套，早在100年前就被资本主义国家给玩烂了。 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中诞生出来的垄断企业就是一个怪物，连资本主义国家都不能接受这样的怪物。在随后的100年里，美国对于垄断的定义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但一切的出发点，还是为国为民。正是因为对于垄断组织的严厉打击，导致美国的资本通过垄断赚钱成为了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好不容易花费巨大代价干掉了所有竞争对手，还没来得及提价收割用户，就被美国法院给干掉了。冤不冤啊。没办法通过垄断赚钱的前提下，资本就只能通过科技优势来获取竞争优胜者地位。如果没有科技优势，那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资本的利润会被打压到无限趋近于零。出于对利润的追求，美国的资本只能被迫的涌入了高风险高回报的科研行业。但中国这边就不一样了，国家三番五次引导资本去搞创新，但资本就是不去，弄一些皮毛科研应付了事。企业不愿意搞很正常，资本唯利是图，只听从利润的指挥，这是他们的本性。如果通过垄断就可以轻松简单的获取大量利润，那我为什么要去搞科研创新？换你是资本，你也不会去。美国企业最喜欢打的是科技战，通过科技的优势，把成本几毛钱的芯片卖你几十块。而中国巨头最喜欢打的是补贴战，通过不断的烧钱搞死所有竞争对手后，统一提价30%，坐地收租。一样可以赚大钱，那么麻烦的搞科研干嘛呢。 时代的改变 曾经的中国，确实不适合搞科研。因为太穷，人才也太少。很多企业刚崛起的时候，整个厂的研发部里，没几个本科生，甚至连人都没几个。别说自研，有本事山寨就已经很不错了。绝大部分企业，只能山寨别人的山寨产品，甚至还要靠挖山寨厂的技术员，才能获得山寨技术。而欧美国家，也对中国的研发环境进行全方位的打压。西方有一个瓦森纳协定，对中国的技术进行了全方位的限制。限制分为两部分，首先是禁售，清单之内的技术和产品，如果中国没有研发出来，那么一律禁售。如果中国研发出来了，那么这个技术和产品就会被移除出瓦森纳协定，欧美企业开始对中国进行疯狂的低价倾销。低价倾销的目的，是让刚研发出这个产品和技术的中国企业赚不到钱，从而没有能力进行技术更新，甚至破产。这两个维度的绞杀，让中国的研发环境变得非常差。花费巨大代价，冒着巨大风险去搞高科技。如果研发失败了，那么整个公司破产。如果研发成功了，那么还是赚不到钱。 通过扎扎实实做科研发财的企业，真的没几个，也就华为杀出了重围。而因为搞研发而破产的企业，数不胜数。只有高风险，没有高回报，还有谁愿意去做这件事呢？中国不能只靠一个华为。以前的中国太落后了，具备极大的后发优势，所以哪怕不靠科研，中国经济也能迅速腾飞。但那是以前的时代了。如今的中国，必须要考虑自己的科研问题。搞科研，压着企业去搞是没有用的，唯一办法就是搞好科研环境。而搞好科研环境的第一步，就是让认真搞科研且成功的企业，能赚到钱。第二步，就是让不搞科研的企业，赚不到钱，至少是赚不到大钱。而那些通过危害社会利益赚大钱的行为，更是应该被严厉打击。 贫富差距和社会稳定 搞个生鲜团购业务而已，怎么就危害社会利益了？互联网巨头的介入，虽然没有创造什么核心科技，但至少会让这个领域更有效率。这话确实没错。某种意义上，提升效率也是科技的一种体现，所以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喜欢称自己为科技公司，这个称呼其实也没错。但互联网巨头的科技所带来的效率提升，本质上都是通过压缩人力来实现的。本来1万个人干的活，如今100个人就可以干了，然后收1000个人的钱。这本来也不算坏事，某种意义上还是好事，毕竟当年的工业革命发明的机器，干的也是同样的事。但我们考虑事情，不仅要考虑长远，也要考虑眼前，做一件事必须要配合时代的背景。什么叫时代的背景？疫情后，总理为了保就业，提出了地摊经济，千方百计的保护低端人口的饭碗，这就是时代背景。还有中国的扶贫，耗费了巨大代价去提升低端人口的生活水平，这就是时代背景。如果单纯从效率上考虑，那么我们是没必要搞什么地摊经济的，也没必要去扶贫。优胜劣汰，不行的人直接淘汰，资源应该给那些优胜出来的精英。但如果真这么搞，就会出现巨大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都需要政府来买单。社区生鲜电商真搞成了，这些小摊贩的饭碗就全都没了。 如果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我们还搞地摊经济和扶贫干什么呢？更别说巨头资本压根就没打算和这些小摊小贩来搞正常的市场竞争，而是通过低价倾销，利用资本的优势把这些弱小的摊贩给统统直接碾碎。我可以亏钱卖一年，但小摊贩你能一年没有收入么？你下个月的房租还交不交了，孩子的学还上不上了？恶意低价倾销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底层民众的利益，不仅仅是损害了小摊小贩，还损害了那些买菜的普通居民。因为资本是要逐利的，而不是做慈善的，他今天亏出去的每一分钱，垄断之后都一定要赚回来。通过垄断，在明天的涨价里，从你的口袋里硬生生的掏出来。等你门口的菜市场被资本给彻底玩死，方圆3公里之内都没有菜可以买的时候。我每斤提价5毛钱，你买还是不买?菜价在极低和极高之间反复切换，会带来市场的混乱和剧烈的震荡。这种恶性竞争是纯粹的社会内耗，没有给中国带来一丝一毫的价值。资本做大之后，不能只想着赚钱，还只想赚最轻松最简单的钱，而不想负担自己的社会责任。这种行为连资本主义国家都不会允许，更何况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只想靠垄断地位赚钱的资本巨头们，早晚都会付出代价，巨大的代价。你们已经赚了那么多钱了，能干点正经事么？ 原文链接>>
王永志在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飞机设计专业。1961年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 1964年6月下旬，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导弹“东风-2A号”即将发射的时候。 “东风-2A号”导弹是一枚中近程火箭。当时，地处沙漠的酒泉发射基地的气温骤升，甚至高达40多摄氏度。众所周知，气温上升之后，火箭推进剂的体积就会膨胀，而且气化严重，燃料贮箱内所能容纳的火箭推进剂就会减少，导弹就达不到预定的射程，打不到预定的目标。怎么办呢？要加大火箭的推力，惟一的办法就是增加火箭推进剂。但是燃料贮箱的体积有限，装不下那么多火箭推进剂。 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虽然专家们谈了不少补救方案，但是都不合适。于是指挥部召开扩大会议，听取意见。32岁的中尉军官王永志也被“扩大”进了会议。 王永志在会上听到的都是如何增加火箭推进剂的方案，站起来发表截然相反的意见: “我主张应该泄出一些燃料，减少了导弹的重量，才能提高推力，加大射程。我经过计算，要是从火箭体内泄出600千克燃料，这枚火箭就会命中目标。” 王永志的意见，遭到了众人的反对。火箭不能命中目标明明是推进剂不够，怎么可以再往外泄掉推进剂呢？王永志知道钱学森正在酒泉基地，便鼓起勇气敲开了钱学森的门。钱学森仔细倾听这个小伙子的意见，马上说“有道理”。钱学森马上把火箭的总设计师请来，指着王永志对总设计师说:“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 “东风-2A号”果真提高了射程，命中了目标。 由于钱学森的举荐，王永志在1986年担任“863计划”载人航天工程研究组组长。1992年11月15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王永志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Source: http://mitbbs.com/article_t/Military/58921507.html
2020-12-08 二战结束后，苏联为了挑战美国霸权，谋求全世界领导者地位，同时为了推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第三世界开展了大规模的援助行动，尤其到苏联后期，进行了超出国力范围承受的不切合实际的援助，投入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可以说超过了同时期的美国。苏联在获取一定战略主动权的同时，也成为国家沉重负担，多数资金都有去无回。 一、苏联援助到底花了多少钱 二战结束后至斯大林逝世，苏联即开始对社会主义阵营12个国家大力开展援助。随着苏联国力的增强以及战略野心的不断膨胀，赫鲁晓夫时代，开始向“非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三世界提供援助，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时，受援国已经增加到27个。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进一步加强全球战略攻势，在第三世界广泛培养亲苏势力，到1981年苏联援助国数量达到64个，几乎涵盖了所有的重要的第三世界国家。 那么，为了支撑这么大的援助规模，苏联花了多少钱呢？这个数据是当时都是保密的，政府虽然也正式公布一些数据数据，但都是被严重压缩的，比如根据1973年苏联政府统计公报，1967年至1972年的对外经济援助每年在1.94亿美元至8.65亿美元不等，这仅仅是实际数据的十分之一左右。 直到苏联解体之前，面临民众“公开化”的压力，苏联政府第一次全面公布了对外援助情况：截止到1989年，苏联共向12个社会主义国家和49个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858亿卢布贷款（按照美元汇率约1490亿美元），这个规模大致相当于苏联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总量的8%左右，远远超过美、英、法等国对外援助与国力的对比。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全部债权，到90年代末至2010年前后，俄罗斯与受援助国达成了债务协议，这些债务国情欠债数量分别是：古巴320亿美元、朝鲜110.96亿美元、伊拉克120亿美元、蒙古112亿美元、阿富汗105亿美元、叙利亚98亿美元、越南94亿美元、利比亚46亿美元、阿尔及利亚47亿美元、埃塞俄比亚48亿美元、也门53亿美元、莫桑比克20亿美元、巴基斯坦50亿美元，南斯拉夫43亿美元、坦桑尼亚20亿美元以及赞比亚10亿美元。 虽然这些债务数额里面包含苏联解体后的利率（约2.5%），然而扣除利息，基数也是很庞大的。另外，这仅仅是部分国家的债务情况，绝大多数东欧和拉美国家都没有算进去。 由于援助规模很大，以至于苏联的援助在很多国家的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甚至成为一些国家赖以生存的生命线。据统计，苏联的援助项目和贷款占据了印度工业产值的17%，叙利亚经济总投资的15.3%，阿富汗工业投资的30%以上，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埃及等国家60%以上的工程是苏联承包援建的。 苏联解体后，像朝鲜、越南、古巴等这些长期依赖苏联援助的国家，经济立即陷入巨大困境。六七十年代这些国家都是耀眼的“社会主义明灯”，人民生活普遍比周边发展中国家好，其实这都是苏联人民了紧裤腰带，大力输血的结果。 有人或以为苏联是高积累、低消费的经济模式，即使是维持这么大的援助，也肯定不“差钱”，其实不然。苏联到70年代中后期经济情况就恶化，开始向西方发达国家借债，苏联解体的时候，已经欠下西方660亿美元的债务，以至于成为90年代俄罗斯的沉重负担，到普京时代才还清。然而一边借外债，一边又大举援助他国，维持“强国形象”，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打肿脸充胖子”。 二、高风险低回报的援助 那么，苏联巨额援助是否取得了巨额回报？是不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没有能力援助和开发这些亚非拉国家，只有苏联独具慧眼，抓住了第三世界的市场和机遇？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苏联援助的都是最穷国，根本没有偿还债务的能力。苏联援助外交初期，受援国偿债情况就不乐观，1955至1968年，按照计划应该偿还32.67亿美元，实际仅偿还9.09亿美元。 进入八十年代，苏联的援助进入还款高峰期，按计划每年能受援国需要偿还40亿卢布左右，但是到账率不足20%。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虽然继承了对这些国家的债权，但是绝大多数国家随着没有了苏联支持，经济财政急剧恶化，更失去偿债能力，最终绝大多数债务都被免除。分别是：古巴288亿美元（减免比例90%，下同）、朝鲜约101亿美元（90%）、伊拉克120亿美元（100%）、利比亚46亿美元（100%）、阿尔及利亚47亿美元（100%）、阿富汗105亿美元（94.5%）、蒙古112亿美元(98%)、埃塞俄比亚48亿美元（97）%，越南94亿美元（86%），叙利亚98亿美元（73%），也门53亿美元（80%）、莫桑比克20亿美元（80%）。另外，减免比例不详的还有巴基斯坦50亿美元，南斯拉夫43亿美元，坦桑尼亚20亿美元，赞比亚10亿美元。 因此，可以说，苏联对多数国家的投资和援助最后基本都是“打了水漂”，而这些钱都是苏联极力压低国内劳动人民的回报，降低人民生活水平挤出来的“真金白银”，最后被糟践于其他国家，不能不说是苏联人民悲剧。 再者，苏联援助的多是政治风险极高，或不讲信用的政权。以埃及为例，1970年萨达特总统上台后，苏联认为在非洲开拓影响力的机会来了，立即与其签订《苏埃友好合作条约》，向其提供50亿美元的经济、军事援助，派遣专家顾问达18000多人帮助埃及发展，还为其修建了举世著名的“阿斯旺水坝”。 然而，没过几年，萨达特转而与美国、以色列亲近，苏埃关系急剧恶化， 先是于1976年废除《苏埃友好合作条约》，关闭苏联驻埃及的外交机构，最后，1978年萨达特慷慨激昂地在人民议会正式宣布终止偿还所欠苏联的约40亿美元的债务。然而苏联却漠视教训，三年后，萨达特遇刺、穆巴拉克上台，苏联又再次向埃及提供援助。 利比亚情况也是同样恶劣，苏联曾经向利比亚援助46亿美元，卡扎菲政权一直拒绝偿还，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宣布豁免利比亚45亿美元的债务，即便剩余需要偿还的1亿美元，卡扎菲也是拒绝偿还，2008年他访问俄罗斯的时候，普京作为礼物又在欢迎他的宴会上宣布免除。有必要指出的是，利比亚石油资源丰富、财力充沛，人均生活水平甚至高于苏联和俄罗斯。 苏联为什么会在这种高风险低回报的路子上越走越远，最后深深地陷进去呢？这根源于苏联的外交目的和决策机制。首先，苏联的霸权心态不断膨胀，急于建立世界领导权，过度迷信自己的经济实力和金钱的力量，采取了机会主义的“金元外交”的方式。 其次，苏联不像美国的对外援助一样，有国际开发署这样的专门机构评估风险，并且要经过国会的审批，苏联政府要援助谁和援助多少钱，基本有少数几个人说了算，这种充满长官意志的决策很难是科学明智的。 再次，对于如何认识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上，苏联长期受革命意识形态影响，认为越穷的民族越正义、淳朴，越富裕的民族越反动，因此，天真认为越是穷国越是坚定的盟友，越要加大投资援助，岂不知越是穷国政治经济风险越大，西方发达国家经营亚非殖民地数百年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而是采取了风险较低的有限投资、贸易优惠加人道主义援助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