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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古学者：120年来甲骨文已发现15万片、含4000单字 世界新闻网 11/10/2022 甲骨文自从100余年前被发现已来，相关研究进展一直受到瞩目，中国考古学者指出，120余年来已发现15万片甲骨文、其中单字数量超过4000字。 据中国国家文物局消息，11月10日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专题通报河南安阳殷墟考古与甲骨文研究重要成果及新进展。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时介绍120余年来甲骨文发现与研究的重要成果，他指出，甲骨文发现总计约15万片，经科学考古发掘的有3万5000余片，单字数量已逾4000字。 冯时指出，通过释读甲骨文记载的日月食数据，结合天文学推演，考订了发生于西元前1161年10月31日的「乙巳日食」，证明了殷人已经掌握交食周期，对于甲骨文断代乃至地日运动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另外，在殷墟的考古最新成果上，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良高则指出，新发现宫殿宗庙区存在大型池苑、水道及相关建筑遗迹，改变以往对于宫殿宗庙区整体格局的认识。 同时，殷墟王陵区东区、西区周边各发现一条围沟环绕其外，是商代陵园制度与布局研究的重大进展。随着殷墟内部的道路系统不断被挖掘，部分道路两侧密集分布居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为进一步探索殷墟城市布局、族邑分布提供了重要线索。 而河南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孔德铭则介绍了殷墟外围区域多项新发现。这些考古成果包含，辛店铸铜遗址发现商代晚期铸铜作坊、出土「戈」字铭文铜器，显示该遗址可能是一处由「戈」族管理的青铜器铸造遗址；邵家棚商代晚期聚落遗址发现由1座「中」字体大墓、23座中小型墓葬和4座车马坑组成的墓地，出土刻「册」字铭文的多件青铜器，显示邵家棚遗址可能为晚商时期史官「册」族居住地。 铸铜遗址发现商代晚期铸铜作坊、出土「戈」字铭文铜器，显示该遗址可能是一处由「戈」族管理的青铜器铸造遗址；邵家棚商代晚期聚落遗址发现由1座「中」字体大墓、23座中小型墓葬和4座车马坑组成的墓地，出土刻「册」字铭文的多件青铜器，显示邵家棚遗址可能为晚商时期史官「册」族居住地。 Source 这处遗址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 10/15/2022 1930年，26岁的梁思永留美归来，加入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此前，他在父亲梁启超的影响下，于哈佛大学攻读了七年的考古学和人类学。 史语所考古组是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级考古机构。所长傅斯年在立所纲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明确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并要求该所同仁需“去扩张材料，去学设‘发冢校尉’，求出一部古史于地下遗物”。就在其成立的当年，考古组便在李济的主持下发掘了殷墟遗址，为新生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刚到史语所不久，梁思永即投入了“东北考古计划”。因为1924年时法国学者德日进曾在赤峰林西发现过一处新石器遗址，梁思永的首选目的地便锁定在了那里。就在整装待发之际，通辽一带突然暴发鼠疫，阻断了行程。恰巧此时，中东铁路的俄籍雇员路卡什金在黑龙江的昂昂溪附近又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梁思永立马决定改道，即刻北上。 在昂昂溪，梁思永发掘了约200块陶片、一座墓葬及10余件骨器，并从地面采集了100多件石器和1件陶器。加上路卡什金先前采集的石器、骨器、陶片等700多件，共出土标本1000多件。只是因为天气骤然变冷，发掘工作在进行了三天之后被迫停工。于是，梁思永取道通辽、开鲁、天山、大板，在38天里步行逾1000公里，一路南下，将工作计划重新拉回到了林西。 这是一趟极为艰难的跋涉，在后来的调查报告中，梁思永回忆道：“这惨黯的境况不但使我们精神感受极大的打击，并且增加了许多行旅的困难。一路上人食、马草、饮水、燃料、宿息的地方没有一天不发生问题。此外再加上贼匪的出没，气候的寒冷，冰雪的阻碍，白昼时间的缩短，我们的行走止息完全受了环境的支配，没有丝毫的自由。”纵使如此，他却没有动过一丝放弃的念头。早在20世纪初，位于赤峰东北郊英金河畔的红山就引起了国外考古学家的关注，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和法国学者桑志华先后到此进行过考古发掘，发现了80多处史前文化遗址。在哈佛时，梁思永仔细阅读过二人的调查研究论著，对该区域关注已久。 然而当梁思永终于到达林西，找到了被当地百姓叫作“哈拉海”的沙窝子地时，西北风也刮到了那里。突降至零度以下的气温将遗址地表的土层冻得非常坚硬，无法开掘，只能转而在赤峰一带进行地面的采集。 梁思永主要考察了红山东沙窝和英金河北岸的北沙窝两处遗址，采集了一批石器、细玉器、陶器，并绘制了地形地貌图。凭借这些收获，他在1934 年写出了《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将红山遗址上的史前文化划分为西辽河上游、热河及松花江以北地区的考古学区域文化，并阐述了这一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关系。这是中国考古学者书写的第一篇专论热河新石器的文字。 原本，梁思永计划着在这些新材料的基础上可以做进一步发掘。未曾想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他自己也患上了肋膜炎，一病两年。在那篇报告里，他无限伤感地写道：“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东北四省接连被日本军占领了，我国的考古工作者不应忘记我们没有完成的工作。” 长城以北这片土地上的古老文明，刚刚被掀起神秘面纱的一角，就这样再次淹没在了历史的风沙之中。 “玉笔筒”引出的大发现 在梁思永的东北考古因战争陷入停滞时，一位名为佟柱臣的凌源中学历史教员，凭着对考古的一腔热爱，利用工余休息时间，单枪匹马地在赤峰、朝阳进行了大量调查。1943年，他发表了《凌源牛河梁彩陶遗址》和《凌源新石器遗址考察》等文章，大胆做出预言：牛河梁地区必有大器出现。不过，由于当时山河破碎的动荡时局，加之这些文章又发表于日本报刊和伪满刊物，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

这处遗址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 10/15/2022 1930年，26岁的梁思永留美归来，加入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此前，他在父亲梁启超的影响下，于哈佛大学攻读了七年的考古学和人类学。 史语所考古组是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级考古机构。所长傅斯年在立所纲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明确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并要求该所同仁需“去扩张材料，去学设‘发冢校尉’，求出一部古史于地下遗物”。就在其成立的当年，考古组便在李济的主持下发掘了殷墟遗址，为新生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刚到史语所不久，梁思永即投入了“东北考古计划”。因为1924年时法国学者德日进曾在赤峰林西发现过一处新石器遗址，梁思永的首选目的地便锁定在了那里。就在整装待发之际，通辽一带突然暴发鼠疫，阻断了行程。恰巧此时，中东铁路的俄籍雇员路卡什金在黑龙江的昂昂溪附近又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梁思永立马决定改道，即刻北上。 在昂昂溪，梁思永发掘了约200块陶片、一座墓葬及10余件骨器，并从地面采集了100多件石器和1件陶器。加上路卡什金先前采集的石器、骨器、陶片等700多件，共出土标本1000多件。只是因为天气骤然变冷，发掘工作在进行了三天之后被迫停工。于是，梁思永取道通辽、开鲁、天山、大板，在38天里步行逾1000公里，一路南下，将工作计划重新拉回到了林西。 这是一趟极为艰难的跋涉，在后来的调查报告中，梁思永回忆道：“这惨黯的境况不但使我们精神感受极大的打击，并且增加了许多行旅的困难。一路上人食、马草、饮水、燃料、宿息的地方没有一天不发生问题。此外再加上贼匪的出没，气候的寒冷，冰雪的阻碍，白昼时间的缩短，我们的行走止息完全受了环境的支配，没有丝毫的自由。”纵使如此，他却没有动过一丝放弃的念头。早在20世纪初，位于赤峰东北郊英金河畔的红山就引起了国外考古学家的关注，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和法国学者桑志华先后到此进行过考古发掘，发现了80多处史前文化遗址。在哈佛时，梁思永仔细阅读过二人的调查研究论著，对该区域关注已久。 然而当梁思永终于到达林西，找到了被当地百姓叫作“哈拉海”的沙窝子地时，西北风也刮到了那里。突降至零度以下的气温将遗址地表的土层冻得非常坚硬，无法开掘，只能转而在赤峰一带进行地面的采集。 梁思永主要考察了红山东沙窝和英金河北岸的北沙窝两处遗址，采集了一批石器、细玉器、陶器，并绘制了地形地貌图。凭借这些收获，他在1934 年写出了《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将红山遗址上的史前文化划分为西辽河上游、热河及松花江以北地区的考古学区域文化，并阐述了这一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关系。这是中国考古学者书写的第一篇专论热河新石器的文字。 原本，梁思永计划着在这些新材料的基础上可以做进一步发掘。未曾想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他自己也患上了肋膜炎，一病两年。在那篇报告里，他无限伤感地写道：“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东北四省接连被日本军占领了，我国的考古工作者不应忘记我们没有完成的工作。” 长城以北这片土地上的古老文明，刚刚被掀起神秘面纱的一角，就这样再次淹没在了历史的风沙之中。 “玉笔筒”引出的大发现 在梁思永的东北考古因战争陷入停滞时，一位名为佟柱臣的凌源中学历史教员，凭着对考古的一腔热爱，利用工余休息时间，单枪匹马地在赤峰、朝阳进行了大量调查。1943年，他发表了《凌源牛河梁彩陶遗址》和《凌源新石器遗址考察》等文章，大胆做出预言：牛河梁地区必有大器出现。不过，由于当时山河破碎的动荡时局，加之这些文章又发表于日本报刊和伪满刊物，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1955 年，考古学家尹达出版了专著《中国新石器时代》。根据梁思永的意见，书中以“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题撰写了一章补说，其中指出，红山后新石器时代遗址含有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两种因素，它的分布范围包括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长城地带，“可以名之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自此，“红山文化”终于有了一个正式的命名。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蜘蛛山、夏家店、药王庙、金龟山、富河沟门、南杨家营子、西水泉、三道湾等一系列遗址被陆续发掘，不断丰富着红山文化的内涵。不过，在当时考古界的普遍认知中，中华文明的源头仍在于黄河、长江流域。“红山文化虽然发现得很早，但是大家对它的印象还是北方地区的一种地方文化，可能受了中原的影响，但本身没有很发达。”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之一郭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79年5月，辽宁省启动了计划四年完成的文物普查，先从文物分布较多的朝阳市的朝阳、凌源、喀左三县开始，并召集全省各市、县、区派学员参加培训。普查中，喀左县发现了609处遗址点，并在其中24个点采集到了红山文化陶片，有几处采集到的陶片较为丰富，且多彩陶，兴隆庄章京营子大队下面的东山嘴就是其中之一。当年秋天，文物普查队对东山嘴进行了试掘，很快便发现了一片由方整石块砌筑的石墙。 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辽宁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郭大顺，是那次试掘工作的领队。看着逐渐露出的遗迹，他当即感觉东山嘴遗址不仅特殊，而且很不一般。“因为它南边是一个圆形的（建筑址），北边是方的，然后东西对称，有个中轴线，这很重要。”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彼时对红山文化的认识还只限于其是与仰韶文化同时期的母系氏族社会，但眼前的建筑布局不仅同仰韶文化的向心式完全不同，甚至与后世的建筑布局具有诸多相似特征：“这等于跨了好几步。” 除了石砌的建筑址，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形制各异的彩陶器，以及前所未见的人体陶塑像、双龙首玉璜、绿松石鸟形饰件。郭大顺意识到他们所捕捉到的分明是文明的信息，于是在年底普查总结汇报会上，他试探性地提出了东山嘴遗址与史前祭祀和文明起源的关系，这也是他第一次将红山文化与文明起源联系起来进行思考。 1981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始，郭大顺再次负责起建平县的工作。在时任朝阳市文化局局长宫殿东的组织下，他给全县32个公社文化站长做了一次普查前的培训，特意强调了寻找红山文化玉器出土地点的重要性。话音才落，富山乡文化站长赵文彦便在课堂休息时反映了一个重要信息：附近马家沟老乡家有一个“玉笔筒”。直觉告诉郭大顺，红山文化玉器更直接的考古证据可能要露头了。 第二天培训一结束，郭大顺就跟着赵文彦和文物干部李殿福一起骑了15公里的自行车赶到马家沟。在生产队队长马龙图家，他见到了那个“玉笔筒”，正是他们苦苦找寻的红山文化玉器中最重要的一类——马蹄状玉箍。继而他顺藤摸瓜，在挖到玉器的地方——建平与凌源两县交界处一座名为牛河梁的山岗上——发现了人骨，简单清理过后，一座东西向、长2米、宽0.8米的石棺墓葬露了出来。 墓主人头顶部的左侧，置有一件玉环，所有特征都与红山文化遗址常见的石环相同。墓上的深灰土层只有0.2米~0.3米厚，土层内存有彩陶筒形器残片。一切证据都明确地指向了红山文化，尽管在此之前红山文化还从未有墓葬被发现过。郭大顺至今清楚地记得，那一天的日子是4月8日，这个地点后来编号为牛河梁第二地点，这座墓则编为第一号冢第一号墓。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是郭大顺在北大读书时的导师。两年前刚刚发现东山嘴遗址时，郭大顺便写信告诉了他。彼时的他正在酝酿日后奠定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观念的“区系类型”理论，同时也在思考如何从北方寻找中国古史突破口。东山嘴的出现仿佛一道倏然降临的指向标，大音希声般地提醒着他，中华文明起源可能会在辽西找到答案。1983年，他踏上了东山嘴的土地，并在随后召开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专题座谈会上明确提示：要在喀左、凌源、建平三地交界处多做工作，会有更惊人的发现。“苏先生称这个交界地区是考古的金三角，促使了我们当年秋天（正式）开始发掘牛河梁。”郭大顺说。 惊人的发现的确很快呈现在了世人面前。首先是第二地点又挖掘出一座墓葬，出土了两件玉雕龙和一件马蹄形玉箍；接着，通过对墓葬群的进一步发掘，考古人员发现牛河梁的墓冢并不是其他史前文化那样的土坑墓，而是独特的积石冢，有石块砌筑的冢界，形状有方有圆，有双冢相迭相套，尤其是有封顶堆石和堆土压在墓上，结构较为复杂。此外，在第二地点和第五地点的墓冢之间还发现了祭坛，其中第二地点的祭坛是用一种红色的安山岩石并立砌筑，有如石栅，立石共有三圈，由外向内层层高起，所用的石块也逐层变小一个规格。 …

热搜第一！中国科学家证实人类是从鱼进化来的！从鱼到人演化需近5亿年 每日经济新闻 09/28/2022 9月29日，#我国科学家证实人类是从鱼进化来的#话题登上热搜第一。 据央视网微博消息，我国科学家证实人类是从鱼进化来的，从鱼到人演化过程需近5亿年，先后经历了最早的无颌类演化变成有颌类、肉鳍鱼类，之后登上陆地变成两栖类和哺乳动物，最终演化成人类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科院朱敏院士领衔的科研团队经过多年的野外考察与研究，揭示了有颌脊椎动物起源与早期演化的重要信息，在“从鱼到人”的探源研究领域取得重要突破。 另据新京报报道，9月29日，世界顶级期刊《自然》杂志刊登了中国科研团队研究成果。 科研人员在重庆、贵州化石库发现了全球最古老的有颌类牙齿化石。其中，奇迹秀山鱼是当前发现的最古老的有颌类，将完整有颌类的化石记录前推了1100万年。 蠕纹沈氏棘鱼证明了鲨鱼是从“披盔戴甲”的祖先演化而来。科研人员表示，奇迹秀山鱼等一批古鱼类化石的发现，是鱼类登陆并最终演化为人的关键证据。 4.39亿年前的化石重见天日 揭秘“从鱼到人”演化关键跃升 文章来源: 新京报 09/28/2022 地球上现存99.8%的脊椎动物都具有颌骨（上颌与下巴），统称为有颌脊椎动物或有颌类。有颌类的出现与崛起是“从鱼到人”的脊椎动物演化史上最关键的跃升之一。这一跃升具体发生在何时？又是如何发生的？ 近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朱敏院士团队在重庆、贵州等地志留纪早期距今约4.4亿年的地层中发现“重庆特异埋藏化石库”和“贵州石阡化石库”，填补了全球志留纪早期有颌类化石记录的空白，首次为有颌类的崛起与最早期辐射分化提供确切证据。 团队采用新技术新方法对鱼类化石开展了详细研究，在有颌类最早期分化、重要器官和身体构型演化等重要科学问题的探索中取得新进展，刷新了传统认知。英国《自然》杂志于北京时间9月28日23时发表团队的4篇学术论文，集中报道了这批研究成果。 化石缺失曾使“有颌类”起源成谜 “颌”的出现，应运而生的是脊椎动物的“崛起”、没有颌，噬人鲨、恐龙都将无法捕食。人类的很多重要器官与身体构型都可追溯到有颌类演化之初。 有颌类的起源与崛起是脊椎动物演化史中最关键的跃升之一，然而，有颌类化石直到泥盆纪之初（4.19亿年前）才大量出现，而分子生物学资料证明，有颌类起源时间应早于奥陶纪晚期（约4.5亿年前）。因此，有颌类的早期演化存在一段至少绵延三千万年、横跨奥陶纪晚期和志留纪（约4.4亿年前-4.2亿年前）的巨大记录空白。 古脊椎动物学巨擘阿尔弗雷德·罗美尔曾经将其称为“古生物学史上一个顽固存在的重大空白”。由于这个空白的存在，尽管人们知道有颌类在志留纪已经存在，但对它们到底长什么模样、有多大、处于什么生态位、如何演化等问题一无所知，甚至不能确定志留纪地层中发现的零星棘刺、鳞片是否属于有颌鱼类。 化石实证的缺失使“有颌类的起源与崛起”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有颌类在其出现的前三千万年一直是“幽灵支系”。长期以来，学界仅能通过零散保存的鳞片与棘刺等，“盲人摸象”般地推测最早有颌类的身体构型。 重庆生物群带来“鱼类的黎明” 为了填补这一空白，近十年来，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敏带领团队踏遍我国志留纪地层二百多个地点，终于在华南志留纪早期地层中发现“重庆特异埋藏化石库”和“贵州石阡化石库”，找到了破解谜题的钥匙。 其中，“重庆特异埋藏化石库”的时代约为4.36亿年前，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保存志留纪早期完整有颌类化石的特异埋藏化石库，堪称“鱼类的黎明”。 “化石是在特殊条件下保存下来的，全球的同行都没有想到能发现如此古老和完整的化石。古鱼化石不仅数量众多、种类齐全，而且保存十分完整、精美。它们呈现了很高的多样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解剖学信息。”朱敏院士说，这是继澄江生物群、热河生物群之后，又一个在我国发现的世界级特异埋藏化石库，为探索生命之树演化重要节点提供大量关键证据。 …

4.39亿年前的化石重见天日 揭秘“从鱼到人”演化关键跃升 文章来源: 新京报 09/28/2022 地球上现存99.8%的脊椎动物都具有颌骨（上颌与下巴），统称为有颌脊椎动物或有颌类。有颌类的出现与崛起是“从鱼到人”的脊椎动物演化史上最关键的跃升之一。这一跃升具体发生在何时？又是如何发生的？ 近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朱敏院士团队在重庆、贵州等地志留纪早期距今约4.4亿年的地层中发现“重庆特异埋藏化石库”和“贵州石阡化石库”，填补了全球志留纪早期有颌类化石记录的空白，首次为有颌类的崛起与最早期辐射分化提供确切证据。 团队采用新技术新方法对鱼类化石开展了详细研究，在有颌类最早期分化、重要器官和身体构型演化等重要科学问题的探索中取得新进展，刷新了传统认知。英国《自然》杂志于北京时间9月28日23时发表团队的4篇学术论文，集中报道了这批研究成果。 化石缺失曾使“有颌类”起源成谜 “颌”的出现，应运而生的是脊椎动物的“崛起”、没有颌，噬人鲨、恐龙都将无法捕食。人类的很多重要器官与身体构型都可追溯到有颌类演化之初。 有颌类的起源与崛起是脊椎动物演化史中最关键的跃升之一，然而，有颌类化石直到泥盆纪之初（4.19亿年前）才大量出现，而分子生物学资料证明，有颌类起源时间应早于奥陶纪晚期（约4.5亿年前）。因此，有颌类的早期演化存在一段至少绵延三千万年、横跨奥陶纪晚期和志留纪（约4.4亿年前-4.2亿年前）的巨大记录空白。 古脊椎动物学巨擘阿尔弗雷德·罗美尔曾经将其称为“古生物学史上一个顽固存在的重大空白”。由于这个空白的存在，尽管人们知道有颌类在志留纪已经存在，但对它们到底长什么模样、有多大、处于什么生态位、如何演化等问题一无所知，甚至不能确定志留纪地层中发现的零星棘刺、鳞片是否属于有颌鱼类。 化石实证的缺失使“有颌类的起源与崛起”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有颌类在其出现的前三千万年一直是“幽灵支系”。长期以来，学界仅能通过零散保存的鳞片与棘刺等，“盲人摸象”般地推测最早有颌类的身体构型。 重庆生物群带来“鱼类的黎明” 为了填补这一空白，近十年来，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敏带领团队踏遍我国志留纪地层二百多个地点，终于在华南志留纪早期地层中发现“重庆特异埋藏化石库”和“贵州石阡化石库”，找到了破解谜题的钥匙。 其中，“重庆特异埋藏化石库”的时代约为4.36亿年前，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保存志留纪早期完整有颌类化石的特异埋藏化石库，堪称“鱼类的黎明”。 “化石是在特殊条件下保存下来的，全球的同行都没有想到能发现如此古老和完整的化石。古鱼化石不仅数量众多、种类齐全，而且保存十分完整、精美。它们呈现了很高的多样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解剖学信息。”朱敏院士说，这是继澄江生物群、热河生物群之后，又一个在我国发现的世界级特异埋藏化石库，为探索生命之树演化重要节点提供大量关键证据。 这些化石是如何被发现并带回来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幼安用手机展示了一张图片，里面是像小山一样高的石堆，这就是科研人员的工作环境。化石在石头上像一小块黑污渍一样，科研人员要用“慧眼”和经验将它们分辨出来。“我们是手持地质锤将石块一个个敲开的，如果用其他机械或者大锤子，一锤就砸碎了。”一旦发现鱼化石，科研人员要将其拿回实验室修复，在显微镜下用细钢针一点点把鱼“剔”出来。“这个过程中不能划，不能锉，一针剔下的围岩最多也就一粒沙子那么大。”专业人员修化石十分精细，少则一周，多则一两年。 找到重庆特异埋藏化石库，也有一段故事。朱幼安说，科研人员首先必须知道哪里有志留纪早期地层，这依赖于上百年来，地质地层学者一步步将每个时代上下地层完全搞清楚。2018年，重庆新开了一条天路，通常新开的路上都会挖出新鲜的石头，中科院古脊椎所和曲靖师范学院联合培养的博士后李强就在附近开始寻找。当天下着雨，他找了一天也没有找到，正有点泄劲，突然从滑坡的落石中发现了一块完整的志留纪晚期有颌类化石。此后3年中，科研人员不断找寻并有新的发现，最终找到了大量志留纪早期的珍贵化石。 将完整有颌类的化石记录前推1100万年 重庆生物群的鱼类化石虽然保存完整，但鱼的个体通常都非常小，大多长3、4厘米，它们骨骼非常轻薄而且本身和岩石之间没有密度差，因为给研究带来了很大挑战，甚至连基本的照相工作都非常困难。 为此，团队历时近三年，使用高精度CT扫描、精细三维重建、扫描电镜元素分析、全光位图像、多元统计分析在内的多种手段开展细致研究和反复探索，使得这些化石“吐露”了大量珍贵的解剖学信息。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卢静说，此次研究首次将全光位技术应用到古脊椎动物研究中，能观察到标本更多的细微纹理和结构细节，并可以操作改变虚拟光源，可重复可检验地呈现化石立体图像。 “以往这种技术通常应用在法医鉴定和考古研究中，用于鉴定指纹、笔迹和铭文等细微痕迹。还有研究人员用它来研究昆虫的翅脉纹路。”她说，化石很小而且被压得非常扁，需要调整光源来不停地观察细微的结构。机器就像一个罩子，里面有一圈圆形的灯，在拍摄过程中会依次逐个亮起来。研究人员会获得一个虚拟的环境光，通过改变光的方向，更好地观察细节结构。她提到，以往论文中，研究人员通常仅提供一种光照条件下的一张照片，呈现的图像可能有可重复性和可检验性的问题。此次通过全光位技术，可以给其他研究者共享携带细微三维表面信息的数字图像，并让其他人自己操纵改变光源的方向和强度，检验形态信息及解释是否准确。 有颌类直到志留纪晚期（4.25亿年前）才出现较完善的化石记录。此次研究将完整有颌类的化石记录前推了1100万年，将若干人类身体结构的起源追溯到4.36亿年前的化石鱼类中。 这些化石中，无颌的盔甲鱼类灵动土家鱼为脊椎动物成对附肢起源提供关键化石证据；有颌的蠕纹沈氏棘鱼是迄今所知最早的保存完好的软骨鱼，确证了鲨鱼是从“披盔戴甲”的祖先演化而来。而另一种有颌鱼类奇迹秀山鱼则糅合了多个盾皮鱼大类的特征，为探究有颌类生命之树根部主要类群的起源和脊椎动物头骨演化提供了珍贵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