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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时间，西方媒体天天污蔑中国疫苗不行，而中国媒体也天天反击说西方疫苗不行。 争论的重点，主要是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身上。 按理说，这事没啥好争论的。 因为中国疫苗采用的是最传统的灭活疫苗，意思是灭杀病毒活性，只保留病毒的蛋白质外壳用来激发人体免疫系统。 这是一种最传统的疫苗生产办法，也最安全，经历了人类多年的验证。 缺点，就是研发周期太长，正常来说需要10年。 而英美国家的疫苗研发以私企为主，从成本的角度考虑，选择了研发最简单的腺病毒载体DNA疫苗和mRNA疫苗研发路线。 这是人类目前最先进的疫苗研发技术，优点是研发速度特别快。 缺点，就是安全性和稳定性都没有经历时间的验证，远不如灭活疫苗放心。 中国采用饱和式研发办法，用一年时间做出了灭活疫苗，直接破了世界记录。 技术上，英美的疫苗研发确实先进，这研发速度确实快。 但安全性上，也确实不如灭活疫苗。 中国依靠大力出奇迹的办法弄出了灭活疫苗后，这已经没啥好争论的了。 一个是刚出来没几年的技术，一个是验证近百年的技术，这肯定选后者啊。 后者唯一的缺点就是研发太慢，但这个已经被中国用另外一种办法克服了。 可惜，中国在舆论上确实比不过西方，这么明显的事情还在舆论场上扯不清楚。 但现在不用扯了，因为中国疫苗已经横扫全球了。 横扫全球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中国舆论界辩赢了西方舆论界，而是西方的疫苗自己放弃了海外市场。  英美的疫苗毁约了  把自家的疫苗推广到全世界，政治好处是非常明显的。 谁的疫苗拯救了人类，谁就是世界的救世主。 而在西方文化的认知里，这个救世主只能是西方人。 要么是美国人，要么是英国人，最次也得是欧洲的人，但绝不可能是中国人。 中国也许可以依靠强制隔离手段扼杀本国的新冠病毒，但最终靠疫苗拯救其他国家的，一定是西方国家，这是西方人的一致认知。 因为医药科学，是西方最引以为傲的高科技。 …

1952年1月27日夜间，美国大量飞机来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42军阵地上空并投弹。 但奇怪的是，投下的炸弹都没有爆炸。 1月28日清晨，42军375团的战士李广福，发现自己的阵地周围出现了大量的苍蝇、跳蚤和蜘蛛等昆虫。 这非常奇怪，因为此时的朝鲜是寒冬时分，冰天雪地，正常来说不可能出现这类昆虫。  随后，375团在长达6公里的区域内，发现了多处这种异常昆虫群，最密集的一处达到了每平米600只，黑乎乎的昆虫群和周围的皑皑白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1月29日开始，志愿军其他部队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第42、12、39军和志愿军第19兵团部队驻地相继发现美军投掷昆虫的情况，累计8起。 投放的形式是纸包、棉花和树叶等，内装跳蚤、蜘蛛、蚂蚁，苍蝇等，还有些甚至是用宣传单改造而成的细菌弹。  然后，美国的飞机开始把细菌弹的投放范围，扩大到了中国本土。从2月29日到3月21日，美国军机共侵入东北领空共955架次，遍布70个县市，其中只有17架次投掷的是炸弹，其余均为带菌物体。其中抚顺、安东、凤城、临江等地区，成为了被攻击的重灾区。这些突然出现的带菌昆虫非常诡异，抗寒性极强，苍蝇甚至可以在零下17度的低温下产卵。东北本土没有这么强的苍蝇，一看就是人工精心培育后的产物。所有被发现的昆虫均已被志愿军捕获，做成了标本，作为了美军的罪证。  在发现美军投放不明昆虫后不久，在中国东北、朝鲜等地，突然大规模出现了各种瘟疫。鼠疫、天花、炭疽等多种烈性传染病，同一时间在志愿军的后方大规模爆发，多点多源同时出现。鼠疫作为全世界公认的一号病，只要出现一例就能把一国政府吓个半死，因为稍有不慎就可能蔓延传染，像当年黑死病屠灭欧洲一样破灭这个国家。而在1952年的志愿军后方，多个县市同时出现了鼠疫患者，大有席卷燎原之势。更别提还同步出现了大量的天花、炭疽、霍乱、伤寒等多种烈性传染病的“零号病人”，还有大量的人因昆虫叮咬患上了脑膜炎。  67军的军长李湘，被细菌武器感染，不治身亡，成为了抗美援朝中牺牲的最高级别指挥官。美国哪来的细菌武器？为什么要使用细菌武器? 731部队和德特里克堡  1932年，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了细菌实验基地，后称之为731部队。在这里，日军抓捕大量的中国人充当实验材料，让这些中国人感染炭疽、鼠疫、霍乱等瘟疫后，在不同的阶段被活体解剖，以观察细菌对人体器官的影响。为追求最真实的数据，日军特别要求解剖的时候人体必须是绝对清醒的状态，以防止对医学观察造成影响，其解剖场景惨绝人寰。根据731部队第一部部长川岛清少将的供词，仅1940年到1945年，就有至少3000多人被用作了人体实验材料，每年约400~600人。而根据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第三课长吉房雄的供词，仅经过他们宪兵队转交给731石井部队的中国人，就至少有5000人。所有进入731部队的中国人，没有一个能活着离开。  1945年8月9日，苏联进攻关东军。1945年8月10日，731部队接到指令，销毁所有物资，并将剩余的405名实验对象全部杀掉。焚烧后，他们的骨灰被倒入了松花江。利用这数千名中国人的性命，731部队成功获取了大量的细菌数据，并培育出了耐寒细菌、耐寒昆虫，以及合适的细菌投放方式。这些耐寒细菌武器最开始的时候是为了苏联准备的，只不过后来没用到。怎么让昆虫带菌，怎么投放带菌昆虫最有传播效率，这些资料珍贵无比，当时的全球只有日本手里有这些资料。731部队潜逃回日本后，隐姓埋名，但还是被美军给盯上了。1945年东京审判前夕，美军和石井四郎等20多名731部队的战犯达成了交易，石井等人愿交出所有细菌武器和人体实验的资料，换来美国对其罪行的赦免。根据1947年6月20日费尔所写的《日本细菌战活动最新资料概要》，美军共接收了石井提供的8000多个病例切片，以及大量炭疽、鼠疫、伤寒等人体实验数据报告，美国派出大量生物专家核实了这份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随后，石井四郎等人被送到的美国德特里克营，继续从事生物战的研究。在这里，背负大量中国人血债的石井四郎，被聘为美军高级顾问。在石井四郎等人的努力下，德特里克营正式升级为德特里克堡生物化学武器实验室，成为了美军第一个，也是最大，级别最高的生化武器实验室。1950年初，美军将石井四郎等人直接纳入代号为“J2C406”的美国陆军特种部队，为美军大量培养、生产传染病菌和老鼠、苍蝇、蚊虫等媒介动物。1950年10月，美国德特里克堡生化武器实验室成功研制出了炭疽、兔热病、鼠疫、肉毒杆菌等四种细菌弹。1951年3月，美国卫生研究院院长海斯宣称：“微生物的炮弹和炸弹已制造成功，达到了能使用的阶段。” 1951年10月，美军在朝鲜正面战场遭到了惨败，联合国军被迫“向南进攻”。 为阻断志愿军后勤，美军派出大量飞机轰炸志愿军后方运输线，但效果甚微，成本太大。怎么样才能断绝志愿军后勤运输？1952年1月，美国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声称细菌和毒气才是最廉价的武器。  如果能投放病原体，在志愿军后方制造一片瘟疫区，那该有多好。于是大量的鼠疫和炭疽零号病人在朝鲜和东北出现了，多点同时爆发。为揭露美国人的滔天罪行，中国邀请多个国际组织来中国东北和朝鲜进行调查，得到的调查结论均是美国军队使用了细菌武器。1952年3月，居里夫人的女婿，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结论：“在1月28日至2月17日中旬，美国军用飞机在朝鲜前线和后方散布鼠疫、霍乱、伤寒以及其他可怕传染病的细菌，这种骇人听闻的行动居然发生了。这是继用原子弹在几秒钟之内消灭广岛和长崎的几十万人民那种穷凶极恶的罪行之后的又一罪行。” 在世界和平理事会邀请下，由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和苏联的著名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前往东北和朝鲜。经历2个多月的调查和论证，在当年8月得出结论：“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1952年5月17日，因投放细菌弹被我军击落俘虏的2名美国飞行员，其供词被新华社公开，证明了细菌武器攻击的真实性。 1952年6月18日，苏联在联合国提出世界各国应签署条约，禁止研发和使用生物武器。这个禁止研发生物武器的建议，被美国一票否决。因为美军德特里克堡已经成为了当时全球水平最高的生物武器实验室，美国不愿放弃这个王牌。哪怕全球都在指责美国发动了反人类细菌战，美国也无所谓，直接否认就行了。就算你有人证物证，多国专家均认可，那又怎样？ 中国的抗疫 对于美军的细菌攻击，我们不能把命运寄托在美国人的良心发现上。舆论上的反击只是博取道义高点而已，对于已经被投放出来的病原体没有任何作用。要打赢这场细菌战，还得靠自己。1952年2月19日，中央军委确认美军已经发动了细菌战，并决定立刻将全国现存的所有340万份鼠疫疫苗、9000磅消毒粉剂和其他防疫用具连夜装运至朝鲜及东北，并下令国内立即赶制1000万份鼠疫疫苗。不仅所有志愿军都需要注射疫苗，连疫区周围的朝鲜普通民众也需要注射，共有约450万朝鲜群众接受了注射。1952年3月1日，志愿军成立了总防疫委员会，在各营、连成立了防疫小组，派出卫生专家进行指导，宣誓打赢细菌战。  动用的手段其实很简单，总共是三板斧，疫苗、隔离和做卫生。其中扑灭带毒昆虫，清理卫生死角，阻断传播渠道，是最关键的一环。 为防止美军在丧心病狂的情况下扩大细菌战的范围，中国全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修水井、清垃圾、扫厕所，喝开水，这种普通的卫生工作，被拔高到了粉碎美帝阴谋的爱国主义运动。  在旧中国呼吁了几十年的喝开水运动，在短短的几年里成为了全国人民的共识，因为这是最便宜效果也最好的卫生手段。数十年之后，开水瓶已经成为了中国大学生的必备之物。喝开水，从一种饮食习惯，变成了护卫国家安全的一种手段。因为美国的细菌战是以带菌昆虫和老鼠为主要投放手段，于是中国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消灭害虫运动，后来在1958年进化成了除四害。当时消灭害虫的口号，不是为了打害虫而打害虫，而是：“打死一只苍蝇就是消灭一个美国鬼子” 全国上下共组织了129各防疫大队，设立了66个检疫站，对全国过往人员和车辆进行全面消毒，严防瘟疫扩散入中国内地。1952年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新挖水井130多万个，疏通臭水沟28万公里，新建厕所492万个，彻底改变了旧中国的卫生习惯，让中国人第一次习惯到厕所里大小便。经历1952年的大抗疫运动，中国人的卫生水平和健康水平大幅提高。在严格的隔离和广泛的卫生活动下，美国飞机在朝鲜和东北制造的多处疫情被扑灭，仅有数百人死于美国制造的瘟疫。这个战果，和美国最开始期望利用瘟疫在志愿军后方制造大规模疫区的要求相差甚远，也没有达到阻断志愿军后勤的战略目的。1952年9月，美国军方负责生物武器的项目的人员向政府报告，他们对细菌武器的威力估计过于乐观，运用到常规战争的计划并不成功。这一波细菌战，中国抵御住了美国的进攻，无论是鼠疫还是炭疽，都没能毁掉中国。 德特里克堡研究生化武器的能力确实强大，是世界最顶级的水平，但中国不怕。 2019年7月，美国疾控中心突然要求美国军方立即关闭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面对记者的质询，疾控中心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公布更多细节。2019年8月23日，美国CDC宣布美国一名患者吸食电子烟后出现严重肺部疾病，其肺部出现和非典一模一样的白肺，并因肺功能严重损害而死亡。随后，出现类似严重症状的美国患者越来越多，死人也越来越多，美国疾控中心将这种怪病一律解释为吸食电子烟导致的。 全球吸电子烟的那么多，唯独美国吸死人了，肺部还是典型的白肺，和非典及新冠一模一样。更离奇的是，前期的绝大多数患者，都在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附近居住。2019年10月18日，军运会在武汉举行，美国军人代表参赛。2019年12月，武汉出现首例不明原因的肺炎患者，其肺部出现了类似非典的白肺症状，肺功能遭遇了严重损害。2019年冬季，美国“流感患者”的人数暴增，远超往年，死亡1.8万人。武汉把所有肺部感染患者都收治进了医院，所以一个月医疗系统就瘫痪了。美国把所有肺部感染患者都当成了“流感”，劝其回家喝热水治疗，只收治病重患者，所以医疗系统一直正常运行。在这种喝热水治疗的操作下，哪怕美国又传染了一年，其医疗系统还是很神奇的没有崩溃。而代表美国军方生物武器最高水平，当年由731部队核心资料组建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价值连城，却被离奇关闭了一年半之久，至今都没有恢复运行。 (转自远方青木公众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大力倡导开展史前聚落形态的研究，并主张把这种研究与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结合起来。在这一学术思想指导下，考古工作者开始重视对史前大型聚落遗址的调查和研究，石家河大型聚落遗址群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被发现的。 石家河聚落遗址群位于湖北省天门市中心城区西北约 16公里，南距石河镇0.5公里。地形上处于大洪山山前丘陵和江汉平原接触地区，遗址群南为江汉冲积平原和滨湖地区，北为低岗矮丘，遗址群的东、西分别有东河和西河两条自然河流由北向南注入天门河。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古代人们最理想的繁衍生息场所。以石家河古城（屈家岭文化古城）为中心，密集地分布着30多个新石器时代的聚落遗址，各遗址之间在文化堆积上大多没有明显的界限，总面积约8平方公里，它是长江中游一处庞大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群。 一、沉睡四千年的肖家屋脊遗址 为了进一步研究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探讨石家河聚落遗址群的内涵及其在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中的地位等问题，公元1987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湖北省博物馆、荆州博物馆联合成立了以严文明先生为队长的石家河考古队，开始有计划地对石家河聚落遗址群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发掘的主要地点有邓家湾、谭家岭、肖家屋脊和土城等遗址，其中肖家屋脊和邓家湾遗址的发掘面积最大，收获也最丰富。 刻符陶臼（石家河文化） 肖家屋脊遗址位于石家河聚落遗址群的南端，是该遗址群的一个组成部分，遗址处在一个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土岗上，以前有一户姓肖的曾在此建房居住，故而得名。遗址的东边紧邻东河，河道断面上可看到有文化层。北边与罗家柏岭、杨家湾两个遗址相连，西北与石板冲、三房湾等遗址隔冲相望。肖家屋脊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一条南北向的土公路穿过遗址中部，将遗址分成东西两部分。单从遗址外观上看，很难看出它有什么特别之处，从暴露出来的断面看，文化层也不算很厚，比起邓家湾、谭家岭遗址要平凡的多，然而奇迹却在这里产生了。 在我们正式发掘肖家屋脊遗址之前，石河镇砖瓦厂已在此建厂取土，遗址的南部已遭受严重破坏。为了对肖家屋脊遗址的文化内涵初步摸底，以确定今后是否有必要再进行发掘，1987年秋季，石家河考古队首次对肖家屋脊遗址进行了发掘，此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是发现了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瓮棺墓1座，土坑墓13座，其中M7长3.2米，宽1.8米，出土随葬品103件，是石家河文化中已发现的最大一座墓葬。在获知该遗址文化内涵尚属比较丰富，且前后跨越的时间较长，有利于建立整个遗址群的文化发展谱系，石家河考古队决定在1988年继续发掘。 在1988年春季发掘工作快结束的时候，砖瓦厂厂长刘洋同志交给我一包东西，我打开纸包一看，惊呆了，原来是一包玉器，有碎片，也有完整的，其中一件虎头像雕刻精细，栩栩如生，一件玉笄上端的方棱柱上浮雕一只鹰，做工精湛，真是非常精美的玉器。我问刘洋这些玉器从哪里来的，刘洋说是砖厂的工人在砖坯房拣选出来的。这些玉器难道是肖家屋脊遗址上出土的吗？前两次发掘我们怎么都没有发现？这些制作精美的玉器又是什么时代的？我走访了砖瓦厂的工人和推土的司机，他们都说这些玉器是在遗址的土里面捡出来的，在我们发掘肖家屋脊遗址以前，他们也曾捡到过这种小玉器。 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晚期，长3.7、宽3.6厘米。天门市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玉为黄绿色，表面有白色斑。采用浅浮雕、钻孔、抛光等技法制成。人面五官清晰、匀称，技艺水平较高。耳上方有弯角形饰物，耳垂部穿孔，口中露出两排牙齿，口角有上下两对獠牙。这件头像面目狰狞，应是为古人所敬畏的神人。 肖家屋脊遗址上采集到的这些玉器，使我想起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王劲同志讲过1955年中国计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石家河配合工程，发掘罗家柏岭遗址时曾发现过部分玉器，种类有人头像、蝉、龙形环、凤形环、璜和管等。由于当时的某种原因，他们认为这批玉器可能是商代的。1981年荆州博物馆在钟祥六合遗址清理了25座石家河文化晚期瓮棺墓，发现多数瓮棺中都随葬有数量不等的玉器及玉料残片，总数达20件，种类有人头像、蝉、璜、玉块、管、笄、坠和纺轮等。肖家屋脊遗址北边与罗家柏岭遗址相连，因此，肖家屋脊遗址发现的这些玉器决不是孤立的，我们认为应该还有更多更好的玉器出土。 二、神秘的瓮棺葬 为了弄清肖家屋脊遗址采集到的这些玉器的确切地层关系，1988年冬季，石家河考古队第3次对肖家屋脊遗址进行发掘。发掘工作是从10月4日开始的，参加发掘的工作人员有荆州博物馆张绪球、刘德银、陈官涛、郑中华、王福英、肖玉军，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文森、祝恒富，天门县博物馆范学斌，湘潭大学考古专业硕士研究生3人。我是这次发掘的工地负责人。此次发掘由于参加的人员较多，我们采取大面积集中揭露的方法，计划分三批探方完成这次的发掘任务。第一批探方布在第2次（1988年春）发掘的北部，共布5×5米的探方22个。在发掘第一批探方时，石河镇砖瓦厂砖坯车间主任又交给我们几件玉器碎块，可是在我们发掘完第一批探方后，仍未见到玉器的踪影。第一批探方发掘完后，我们调整了发掘计划，在东西长70米范围内布了第二批探方。 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晚期，高1.9、双翅宽4.2厘米。天门市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玉为黄绿色，表面有乳白色斑。采用圆雕、浅浮雕、抛光等技法制成，雕工精细，难度较大，必须具备很高的工艺水平才能完成，是一件难得的珍品。雄鹰展翅，勇猛无比，被古人视为神鸟，被赋予通天地的灵性。 发掘工作已近两个月了，正当我们对发现玉器失去信心时，工地上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在湘潭大学考古专业硕士研究生周崇云负责的AT1215探方中的一座瓮棺葬W12中出土了一件玉鹰和一件碎玉片，这一天是1988年11月23日。W12虽然只出土了两件玉器，但它却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和信心，它证明肖家屋脊遗址确实有玉器存在，以前采集到的玉器应该是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 但是，它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这批制作精美、雕琢精湛的玉器是什么时代的？难道是跟罗家柏岭遗址出土的玉器相同，也是商代的？或是与钟祥六合遗址出土的玉器相同，是石家河文化的？在我们三次发掘中为什么没有发现商代文化层？W12葬具为广肩弧腹小平底瓮，此类陶瓮的特点是：短直领，厚圆唇，广肩，深弧腹，下腹斜向内收成小平底。从陶瓮的器型特征和纹饰来看，不应是商代的器物，与钟祥六合的陶瓮也不一样，那么这些玉器究竟是什么时代的呢？这些都是我们下一步工作中要重点把握的问题。W12玉器的出土，将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些瓮棺葬上，在发掘瓮棺墓时也格外小心，可接连发掘的几座瓮棺中都没有发现玉器。 1988年12月第2批探方陆续发掘完之后，我们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发现玉器的W12以北地方，即石家河文化晚期的大水塘东南部。我们在取表土的时候，个别探方的耕土层中发现有玉器碎片，这为我们寻找玉器提供了重要线索，但还会不会再出玉器，谁也没有底。 然而，奇迹往往喜欢在人们毫不经意的情况下发生。当所有的表土全部取完以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批分布密集的瓮棺墓。在编号为AT1216和AT1217两个探方内就分布有7座瓮棺墓，其中最大的一座瓮棺墓位于AT1216探方内，编号W6，比W6稍小一点瓮棺墓为W7，位于AT1217探方内，这两个探方的发掘负责人是荆州博物馆肖玉军同志。我跟肖玉军说：“这么大的瓮棺肯定有名堂，一定要仔细发掘。” 1988年12月11日上午，我们集中力量同时开始发掘W6和W7两座大型瓮棺墓，考虑到可能出玉器，清理工作由肖玉军和陈官涛负责，我负责现场指挥和绘图。下午3点左右，W7的发掘已近墓底，正在我们大失所望的时候，肖玉军喊到“有玉器！”，我看到在W7瓮棺底部，肖玉军正在清理一件玉人头像，这是一件管状形玉人头像，也是肖家屋脊遗址发掘出土的第一件玉人头像。随后又出土了一件玉蝉和4件碎玉片。我想W7都随葬有玉器，比W7还要大的W6肯定随葬有玉器，因此，在清理W6时我们格外小心，当把W6坑内的填土清理完后，我们看到的W6是目前江汉地区发现最大的一座瓮棺墓，该墓距地表深0.35米，墓坑为圆形竖穴，坑口直径1.4米，深0.8米；葬具为两件大小相同的陶瓮上下扣合而成，直立放置于墓坑内。两瓮均为广肩弧腹小平底瓮，均从肩部锯开，其中下面的陶瓮还将锯下的口沿部分在装入人骨之后再合上成为一个整体，上面的陶瓮将锯开的口沿放置于瓮棺的一侧。 陶瓮经过数千年的挤压，碎裂的很厉害，我们仔细地取出这些碎陶片，发现在上面陶瓮内随葬有两件完整的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红陶杯和陶罐，这给我们划定这批瓮棺葬的时代提供了重要依据，结合在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灰坑中出土有类似的陶瓮口沿和残片，我们断定这批瓮棺墓是石家河文化晚期的，那么W12和W7出土的以及遗址上采集到的这些玉器应该是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玉器，包括上世纪50年代罗家柏岭出土的玉器也应是石家河文化晚期的。 11日下午4点，当W6上面的一件陶瓮取完后，我们开始清理下面一件陶瓮。我们仔细地将被锯掉的陶瓮口沿取出，只见陶瓮里面积满了填土，取完第一层填土后，发现了一具成人的肢骨，以往我们发现的瓮棺葬多是小孩的，而W6是一个成人瓮棺墓，可见它非同一般，我们怀着欣喜而焦急的心情等待着。骨架保存情况很差，已成骨渣，难以完整地取出，在绘图和照相以后继续往下发掘。“好多玉器！”肖玉军喊到，现场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瓮棺内，我们看到在瓮棺中部有一件玉璜和四件玉蝉显露出来，随着肖玉军用竹签一点一点地剔出填土，一件件精美的玉器便暴露在我们面前。这时已是下午5点多钟，我将所有的民工放走，只留下我们工作人员继续发掘。在一个瓮棺内发现这么多玉器，这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这种喜悦的心情也是无法形容的，虽然紧张工作了一天，但我们也不觉得累，而且发掘工作更加认真仔细了。 由于瓮棺内玉器分布很密集，无法继续向下发掘，经过大家讨论，我决定将第一层玉器取掉以后再发掘，当绘图照相取完上层玉器以后，下面更多的玉器暴露在我们面前，特别是一件人头像和一件玉飞鹰，造型独特，前所未见。此时，天已近黄昏，发掘工作正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玉人头像、玉鹰、玉虎、玉蝉、玉管……，所有工作人员都被这一件件精美的玉器所折服，清理时也更加小心谨慎，生怕碰坏和刮伤了这些玉器，晚上7点，W6的发掘工作结束。经过清点，W6共出土随葬品59件，其中玉器就有56件，计有玉人头像6件、虎头像5件、玉龙1件、玉蝉11件、飞鹰1件、璜2件、管10件、坠1件、珠5件、圆片2件、笄2件、柄形饰5件、碎块5件，另外还随葬一件陶杯、一颗兽牙和一件石珠。在一个瓮棺内出土了56件玉器，这在全国来说尚属首次，它不仅再一次证明了石家河文化有玉器存在，而且还说明了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制作工艺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玉神人头像，造型独特，制作精致，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发掘出土的唯一一件玉雕神人头像。类似的玉雕神像，在国内外的博物馆也多见收藏，但均不清楚其年代和出土地点，过去一向被认为是商周之器，终于因肖家屋脊遗址的出土而廓清了历史的迷雾。 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长5.7、0.5厘米。肖家屋脊出土。青黄色，表面有乳白色斑点。人头像雕于一块璜形玉片上，以璜形器的外缘为对称轴，将一个完整的人面一分为二。人像头戴尖冠，冠后有披，垂至后颈，果核形眼，短鼻，大嘴，厚唇，耳较小，戴耳环，下颌和嘴角饰卷云纹，下端穿一小孔。 这是一次惊人的发现，石家河文化大型瓮棺墓墓主人显贵者的身份，在我们考古工作者的铲下被一一掀起了神秘的面纱，56件制作精美的玉器，在历经数千年岁月尘封之后，奇迹般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当天晚上，我将发掘情况向石家河考古队队长北京大学严文明先生和荆州博物馆张绪球馆长作了汇报，严先生说：“这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祝贺你们！”张馆长要求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些玉器的安全。由于发掘时围观的群众很多，当地老百姓都知道考古队挖到了很多宝贝，有的群众甚至还到我们住地要求看这些玉器。工地保管条件有限，为了保证这些玉器的绝对安全，我迅速与天门县博物馆刘安国副馆长取得联系，我和荆州博物馆陈官涛、肖玉军三人租车连夜将这批玉器送到天门博物馆，暂时存放在博物馆文物库房，第二天（即1998年12月12日）我们又将这批玉器安全运回荆州博物馆。 这一次发掘，我们共布5×5米探方64个，发掘面积1600平方米，发现石家河文化晚期瓮棺墓12座，其中三座瓮棺墓出土有大批玉器，这是肖家屋脊遗址发掘以来最大的收获。 …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控局监察专员王斌在20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返乡人员要持有7日以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能够返乡。当地基层政府要对返乡人员进行网格化管理，做好隔离场所和检测能力的准备。 “近期多地出现聚集性疫情，大多发生在农村地区。”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说，随着春节临近，人员流动增多，将进一步加大疫情传播风险，防控任务依然艰巨繁重。通过对近期聚集性疫情梳理分析，王斌说当前疫情具有以下特点：大部分是因为境外入境人员或者是被污染的冷链进口物品而引发；波及农村地区，如河北石家庄、黑龙江绥化等地疫情都发生在农村地区；这次疫情传播范围比较广，传播速度比较快。根据《关于印发冬春季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明确提出早预防、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救治、强保障六项措施。其中提出，要加强返乡人员管理，返乡人员需持7天内有效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返乡，返乡后实行14天居家健康监测，其间不聚集、不流动，每7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各乡镇（街道）、行政村（居委会）落实责任制，对返乡人员实行网格化管理，做好登记造册、健康监测和异常状况处置等工作。 米锋表示，春节临近，要突出抓好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加强机场周边、城乡接合部、务工返乡人员较多的地区防控，要进一步压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四方责任”，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四早”要求，毫不放松抓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各项工作。 国家卫健委回应 “返乡需持阴性核酸检测”相关焦点 ↓↓↓日前，《冬春季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对农村地区及返乡人员相关防疫工作进行部署。返乡人员如何划定？核酸检测证明如何获得？由谁来查验核酸检测证明？国家卫生健康委回应公众关切，就相关问题进行解答。工作方案所指返乡人员是指从外地返回农村地区的人员。 主要包括一是跨省份返乡人员；二是来自本省内中高风险区域所在地市的返乡人员（中高风险区域内部人员原则上不流动）；三是本省内的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口岸直接接触进口货物从业人员、隔离场所工作人员、交通运输工具从业人员等重点人群。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返乡从1月28日春运开始后实施，至3月8日春运结束后截止。 返乡人员可在出发地或目的地的任意一家有核酸检测资质的医疗机构、疾控机构或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凭7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包含7天内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健康通行码“绿码”返回农村地区。 返乡人员返乡前应告知当地村委会，返乡后由村委会查验其7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包含7天内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健康通行码“绿码”。 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返乡后不需要隔离，但需要进行14天居家健康监测，做好体温、症状监测，非必要不外出、不聚集，必须外出时做好个人防护，并在返乡后第7天和第14天分别做一次核酸检测。 返乡不满14天的，以实际返乡时间落实居家健康监测和核酸检测要求。 (转自西安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