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后遗症最新研究公布，近半数患者出院后1年仍无法痊愈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9/08/2021
随着新冠肺炎大流行的继续
持续性疲劳、呼吸困难和抑郁等症状
可能影响到数百万人
但人们对这种情况知之甚少
全球疫情仍在强势传播。目前全球累计确认新冠患者人数已超2.2亿，累计治愈人数将近2亿，这些数字还在不断上升。
最近，《柳叶刀》发表的一项针对新冠患者后遗症（也被称为“长期新冠”）的研究，再次敲醒了新冠疫情对人类长期影响的警钟。
这本权威的医学杂志为此专门配发社论，指出随着新冠肺炎大流行的继续，持续性疲劳、呼吸困难和抑郁等症状可能影响到数百万人，但人们对这种情况知之甚少。
感染新冠病毒后，身体会有哪些长期影响？这些症状的特征、严重程度、持续时间如何？一直以来，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而这项研究给出了新冠后遗症的最新数据。
1年后仍无法完全康复
《柳叶刀》8月28日发布的这项研究，跟踪了1276名从武汉金银潭医院出院的新冠患者，通过随访他们出院6个月后和12个月后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对他们的康复情况进行了研究。
这项研究由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曹彬、武汉金银潭医院的王先广以及国家呼吸医学中心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王建伟共同主导。
曹彬团队今年1月份就曾在《柳叶刀》上发表过同一批病人出院6个月时的随访，当时他们发现大约四分之三的新冠幸存者出院后仍有“疲劳或肌肉无力”等至少一项持续的症状。住院期间病情危重的患者，比疾病严重程度较低的患者更可能有肺部气体弥散障碍和影像学异常。
在这项研究中，课题组统计了从2020年1月7日到5月29日间从金银潭医院出院的全部病人，共计2469人。他们中有1193名患者因为诸多原因被排除在研究之外，原因包括出院后死亡、住在养老院或福利院、患痴呆或精神病、患骨关节病等。最后1276例患者被纳入研究，在出院6个月后和12个月后分别完成两次随访。
这些患者的中位年龄为59岁，864名患者在住院期间通过鼻导管和面罩吸氧，94名需要经鼻高流量氧疗或无创通气、有创机械通气，54名患者曾入住ICU。
可以看出，大部分患者属于重型及危重型病例。在住院期间，这些患者接受的治疗包括皮质类固醇、抗病毒类药物、洛匹那韦、阿比多尔、磷酸氯喹、羟基氯喹、抗生素、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等。
在前后的两次随访中，患者们都接受了详细的面对面访谈、体检和6分钟的步行测试，还完成了一系列调查问卷，以反映他们的呼吸状况、生活质量、出院后就医情况、工作状况等。根据患者的严重程度，研究人员在出院6个月时，随机抽样检查了他们的肺功能和胸部CT，出院12个月时根据需要对部分人群进一步复查。
另外，研究人员还从武汉市招募了未感染过新冠的社区成年人作为对照组。新冠幸存者和对照组按年龄、性别和基础疾病进一步进行1：1匹配。因为跨度时间长、样本量大，这项研究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对新冠幸存者进行的最大规模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新冠患者出院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体和各项功能恢复良好，已恢复了原来的工作和生活，但目前的健康状况仍低于对照人群。
睡眠障碍、脱发、味觉和嗅觉失调、头痛、关节疼痛、焦虑或抑郁……这些症状都被该研究列入新冠后遗症。
与出院6个月时相比，出院1年时部分后遗症随着时间的推移显著消退。至少还有一种后遗症症状的人群比例也从6个月时的68%下降到12个月时的49%。与SARS后遗症类似，“疲劳或肌肉无力”也是新冠患者最常见的症状，有该症状的患者比例从6个月时的52%下降到12个月的20%。
不过，感染新冠后出现疲劳和肌肉无力的原因和发病机制尚不清楚。基于先前SARS的一些研究，肺弥散能力损害、发病时病毒引起的肌肉炎症、细胞因子紊乱、肌肉萎缩和退化、皮质类固醇肌病或这些因素的组合，都可能是诱因。
与上述症状下降形成反差的是，新冠患者出院12个月时，出现呼吸困难、焦虑抑郁的比例反而比半年前更高。呼吸困难的比例从半年时的26%略微增加到12个月时的30%。在长达12个月的时间里，大约20%-30%的中度患者观察到肺弥散障碍，这一比例在危重患者中高达54%。另外，更多患者出院12个月后就诊时出现焦虑或抑郁（26%），而出院6个月时这一比例为23%。
“可能这些人群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病。因此，不能明确这些呼吸困难的症状是因为感染新冠时肺损伤所引起的。”香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教授、病毒学家金冬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文章分析，感染新冠后出现的慢性或迟发性心理症状，很可能是病毒感染的直接影响，也可能是因为身体不正常的免疫反应、免疫系统的过度激活或自身免疫反应。此外，社会接触减少、孤独、身体未完全康复和失业等也可能影响患者的精神症状。
在金冬雁看来，虽然基于大规模的样本统计，但新冠后遗症的界定范围有些宽泛。他说，毕竟社会歧视、患者自身过于担心身体等都可能引起抑郁、失眠的症状，而非新冠病毒感染直接导致的症状。
他认为，这1276名患者存在的后遗症中，有哪些是由新冠病毒造成的，有哪些是因为治疗药物造成的，有哪些是由心理和精神问题造成的，这些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究。
不只引起肺炎
根据临床定义，后遗症指“疾病愈后所遗留下的器官缺损或功能障碍等症状”。有说法认为，被新冠感染后出现的各种身体和精神的症状超过4周，并且无法通过其他诊断来解释，就可称为新冠后遗症。
在金冬雁看来，目前科学界对新冠后遗症并没有具体定论，“新冠后遗症并不是简单的一种病，更应该看作是多种症状的混合体”。
在大多数人看来，新冠病毒属于呼吸道病毒，主要攻击肺部。但目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感染新冠病毒后，很多症状已蔓延至肺外器官。也就是说，新冠感染并不只引起肺炎。
在线上“2020柳叶刀-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与健康大会”上，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曹彬曾指出，新冠肺炎的主要致病机制是病毒本身可直接导致的细胞死亡，以及病毒感染导致免疫应答的不平衡，后者会带来器官的二次伤害。
他说，“在武汉早期的重症病例中，很多病例都呈现出多器官功能障碍，比如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代谢性酸中毒、内环境紊乱、急性肾损伤、肝损伤、血栓栓塞事件、心脏损伤，甚至还有神经内科的临床表现。”
今年4月，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八版 修订版）》显示，新冠肺炎引起的病理学改变除了涉及肺脏，还涉及脾脏、肺门淋巴结和骨髓、心脏和血管、肝脏和胆囊、肾脏等其他器官。
7月，《柳叶刀》的一项研究显示，通过来自56个国家3762名确诊或疑似新冠感染者的反馈，研究人员收集到10个器官系统的200多种“长期新冠”症状。
通过对这些患者进行7个月66个症状的跟踪调查发现，大多数受访者康复时间超过35周。在所有200多种症状中，这些患者平均经历了55.9个症状，涉及9.1个器官系统。6个月后，超过50%的康复者出现疲劳和认知功能障碍等症状。
除了可能涉及多个器官、多种症状，受到新冠后遗症影响的人群范围也在扩大。
在今年4月的国会听证会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主任弗朗西斯·柯林斯博士援引一项研究表明，11%-15%的受感染青年可能“最终会产生这种长期后遗症”。
影响神经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多项研究均提到了神经系统方面的后遗症。
神经系统分为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孙永安指出，像感染早期出现的嗅觉、味觉减退其实是周围神经系统损伤引起的。在人体抵抗力下降或血脑屏障被破坏的时候，中枢神经系统也会面临被病毒“突破”的情形。
孙永安说，如果在脑脊液中检测到病毒存在，理论上可以认为病毒可能侵害到中枢神经系统。在他看来，病毒侵犯到神经系统的情况比较常见，随着对新冠康复者长时间的观察，未来应该会有更多证据。
实际上，已有多项研究证实，这种“突破”有迹可循。
2020年3月，国家医疗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曾介绍，1例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在治疗过程出现了抽搐、意识障碍，出现了中枢神经系统受累的表现。医生在这名患者脑脊液里发现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核酸，提示这种病毒可能是导致中枢神经受累的原因。
不过，王贵强认为，新冠病毒侵害神经系统的概率总体不是特别高，因为需要进入血液循环，还需要突破血脑屏障。
2020年8月，香港大学等多单位联合在《细胞研究》（Cell Research）上发表的论文指出，新冠病毒可直接感染神经系统，还可以感染人脑中的皮质神经元和神经祖细胞。
孙永安认为，新冠病毒对人的影响是全身性的，可能会累及到不同器官。其中，中枢神经系统病理性改变不一定是原发性的，有可能是由于其他并发症所引起的继发性反应。例如，感染新冠病毒后，因为心脏、肺部或其他器官并发症所引发的缺血、缺氧症状，都可能对人体神经系统产生影响。
在今年年初的一场直播分享中，曹彬表示，“我们不能将新冠病毒感染单纯当作急性病。”他建议，对于急性病毒感染之后对机体的慢性影响需要特别重视，且不应只局限肺功能康复，而应拓展诊疗思维，诸如血栓预防、心脏和中枢神经功能康复也需要关注，同时也需要有更多的科学研究去揭示背后的发生机制。
那么，究竟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新冠后遗症？最新的一些研究给出了可能的答案。
9月2日，据《今日美国》等媒体报道，新冠病毒导致肾脏损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新冠病毒以一种损害身体器官的方式过度激活了免疫系统。近期，另一项发表在《血栓与止血杂志》上的研究则指出，新证据表明凝血可能是导致“长期新冠”的根本原因。
也有一些推测认为，导致新冠后遗症的原因还可能是：一是病毒或其片段残留继续在体内造成严重破坏；二是在对抗新冠病毒后身体需要愈合，各种不适只是愈合过程的一部分；三是由于新冠病毒对人类来说是新病毒，它可能导致免疫系统长期过度反应。
多名专家和医学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目前来看，新冠病毒感染后，确实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症状，但具体成因尚无明确定论。
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教授王健伟在年初的一次会议中称，关于新冠患者出院后抗体变化及影响，许多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包括到底是哪种免疫反应在抗病毒免疫中起决定性作用，除中和抗体外还有哪些免疫保护机制，抗体水平要达到多高才能提供足够保护。
在他看来，患者体内中和抗体水平降低后，他们是否存在再次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多长时间后可能会发生再次感染，这些问题都尚难解答。
如何应对新冠后遗症
曹彬团队等课题组在近期发表在《柳叶刀》上长达1年的随访研究中，还提及了新冠肺炎对康复者工作的影响，在患病前有工作的479名患者中，有57名（12%）未能恢复原有工作：其中32%是因为身体机能下降，25%不愿意做以前的工作，18%则是被解雇。
文献中多见为10%-30%的新冠患者有后遗症。按目前国内累计治愈出院病例近9万例估算，至少近万人会面临新冠后遗症。
“他们中的很多人希望新冠康复者整个群体被关注到，但并不希望个人被关注，个人往往会选择‘隐藏’，不愿意将自己置于别人能看到的地方。”一名曾与多名患者有过交流的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知乎医学话题优秀答者“阿源老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很多新冠康复者自己很关注这些长期症状，但他们缺乏专业的康复指导。”“阿源老师”认为，应该让专业的人关注到这个群体，现有医疗机构应当思考如何帮助这个群体进行有效康复，例如对新冠康复人群进行适时的心理干预和身体机能恢复指导。
曹彬曾指出，首先，医务工作人员在对新冠患者进行治疗的时候，就应当考虑到这些患者出院后，中远期可能会出现的不良反应，对重要器官的保护要做得更加细致化；其次，对已经出院的病人，即使是出院时没有不适症状，也要做好充分的健康宣教，因为出院3个月或半年时，患者仍有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
他认为，谈到脏器保护，除了对肺功能的保护外，也要对肺外脏器的功能做好密切监测，比如血栓、新发糖尿病等。如果患者在急性期出现肾功能损伤，医生在恢复期对病人用药时要非常小心，避免使用对肾脏有害的药物。
不论是对患者还是对整个社会来说，有效解决新冠后遗症都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呼吁各国优先重视对新冠肺炎长期后果的认识、康复和研究，并收集“长期新冠”数据。他指出，科学界和医学界必须合作探索“长期新冠”的机制和发病机制，最终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
积极的是，这一努力已在进行中。许多国家和研究机构已经将“长期新冠”确定为优先事项，并启动了临床和流行病学研究。
今年2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启动了一项11.5亿美元的研究计划，其中就包括一个前瞻性的“长期新冠”研究，一些新冠患者将被跟踪研究其症状和新冠的长期影响。
5月13日，我国卫健委、民政部等4部门联合制定了《新冠肺炎出院患者主要功能障碍康复治疗方案》，对呼吸功能、心脏功能、躯体功能、心理功能以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障碍的主要表现、评估方法和康复训练方法进行了规范。
近半染疫者一年后仍有后遗症
大公报
8/27/2021
【大公报讯】据《刺针》期刊报道：英国医学期刊《刺针》27日发布中国研究显示，约半数新冠患者出院一年后仍受至少一种“长期新冠症状”折磨，最常见的是疲劳或肌肉无力。
《刺针》刊登的这项研究追踪了2020年1月至5月期间从中国武汉金银潭医院出院的近1300名新冠患者，并于6、12个月后跟访。研究发现，有68%的患者在出院6个月后出现至少一种长期新冠症状，12个月后比例仍有49%。其中，呼吸急促症状出现概率自出院后6个月的26%增加到12个月后的30%。研究同时发现，女性受疲劳或持续肌肉无力之苦的可能性比男性高出43%，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出现焦虑或抑郁症状。
《刺针》在与研究一同发布的社论中指出，“对许多病人而言，完全康复得花上超过一年时间”，也称“长期新冠症状是现代医学的首要挑战”。据英国国家统计署统计，截至7月4日，英国有约94.5万人报告出现长期新冠症状，约占患者总数的1/5，包括3.4万名2至16岁儿童，而该国35至69岁女性是最易出现长期新冠症状的群体。
Study: Half of COVID-19 survivors have at least 1 symptom a year later
CIDRAP – Center for Infectious Disease Research and Polic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8/27/2021
Roughly half of 1,276 adult COVID-19 survivors in Wuhan, China, still had at least one symptom—with a third still reporting shortness of breath—a year after their release from the hospital, finds a single-center study yesterday in The Lancet.
Led by researchers at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in Beijing, the study involved evaluating and interviewing COVID-19 survivors 6 and 12 months after symptom onset (Jan 7 to May 29, 2020).
Median age was 59 years, 53% were men, and median follow-up time was 185 days for the first visit and 349 for the second. A matched control group included 3,383 adults never infected with SARS-CoV-2.
Heart, breathing,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t 6 months, 68% of patients still had at least one persistent COVID-19 symptom (eg, sleep problems, heart palpitations, joint pain, chest pain), falling to 49% at 12 months. But th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shortness of breath rose slightly over that period, from 26% to 30%.
Also, more patients reported anxiety or depression at 12 months than at 6 months (26% vs 23%). Six-minute walk test results weren’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the two visits. At 12 months, three patients had had an ischemic stroke, and one had developed stable angina pectoris (chest pain due to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At 6 months, 353 study participants received a chest computed tomography (CT) scan, with 52.7% showing lung abnormalities. Among the 118 patients who completed a 12-month scan, th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abnormalities fell substantially across all groups but remained high, especially in those who had been the most critically ill (87%).
Relative to men, women had an odds ratio (OR) of 1.43 for fatigue or muscle weakness, 2.00 for anxiety or depression, and 2.97 for impaired lung diffusion (the result of a reduction in lung perfusion and alveolar-capillary membrane conductance). Increasing age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higher risk of anxiety or depression (OR, 1.18) and impaired diffusion (OR, 1.30), especially among those with the most severe acute illness.
At 12 months, hospitalized COVID-19 patients reported more problems with mobility, pain or discomfort, and anxiety or depression and had more prevalent symptoms than control patients. Corticosteroid treatment during the acute illness was linked to increased risk of fatigue or muscle weakness (OR, 1.51), while 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treatment lowered that risk (OR, 0.65).
Among 479 patients who were employed before they had COVID-19, 88% had returned to their work at 12 months, 76% of them at the same level of work. Of the 12% who didn’t return to their work, 32% cited decreased physical function, 25% said they were unwilling to do the same work, and 18% because they were receiving unemployment benefits.
Of the 1,252 COVID-19 patients who reported healthcare usage and work status at 12 months, 18% had visited an outpatient clinic, and 13% were hospitalized, but none were admitted to an intensive care unit. Eleven patients visited the rehabilitation department, and five took part in the professional rehabilitation program to address physical dysfunction.
Long recovery for many
The authors noted that COVID-19 survivors’ health status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t 6 and 12 months. “We found that most patients had a good physical and functional recovery during follow-up, and the majority of study participants who were employed before COVID-19 had returned to their original work,” they wrote.
“However, sequelae symptoms, lung diffusion impairment, and radiographic abnormalities persisted to 12 months in some patients, especially in patients who were critically ill during hospital stay.”
In a Lancet news release, senior author Bin Cao, MD, of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Respiratory Medicine at the China-Japan Friendship Hospital, said that the study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COVID-19 patient care.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recovery for some patients will take longer than one year, and thi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planning delivery of healthcare services post-pandemic,” he said.
In a commentary, the Lancet editorial board said that the study highlights the need for more robust health services for COVID-19 long-haulers.
“First, only 0.4 of patients with COVID-19 said that they had participated in a professional rehabilitation programme,” they wrote. “The reason for such low use of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is unclear, but poor recognition of long COVID and lack of clear referral pathways have been common problems worldwide.”
Second, they said, research is urgently needed on the mental health effects of long-haul COVID-19 and persistent symptoms in other patient groups, such as those not admitted to a hospital, younger age-groups, and racial minorities and other disadvantaged groups disproportionately affected by the pandemic.
“The scientific and medical communities must collaborate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and pathogenesis of long COVID, estimate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disease burdens, better delineate who is most at risk, understand how vaccines might affect the condition, and find effective treatments vi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the board wrote.
武汉严控集体晨晚练、演出、相亲等聚集活动
8/03/2021
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发出今天通知，要求各城市公园加强疫情防控，包括严控集体性的晨晚练、演出、相亲等聚集活动。
根据人民日报客户端消息，通知要求强化入园管理，加强园内的疫情防控。严控集体性的晨晚练、演出、相亲等聚集性活动，原则上不举办规模聚集性活动。对超过10人聚集的人群，公园要及时提醒并劝导其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公园室内场所游客和工作人员必须佩戴口罩、测温、验码或登记。
通知还要求相关单位做好公园清洁消毒工作，加强风险部位的管控。对被列入中风险以上街道辖区内的公园，经报所属园林部门同意后，可实行临时闭园措施，闭园期间做好消杀工作。对公园内存在风险隐患的有关场所，可临时关闭。
同时，武汉的公园广场也纷纷取消线下活动，部分公园临时关闭密闭场馆。其中，黄鹤楼公园的落梅轩、白云阁一楼、咖啡馆、餐厅等密闭场馆，已临时关闭。同时取消了落梅轩演出、夜游等线下文化活动。该园还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将公园单日最大游客承载量，由50200人，缩减至25100人。
江汉区后襄河公园今早已对篮球场采取临时关闭措施，并对七个广场舞的晨练团队进行劝退。
武汉各公园广场加强对园区的消杀与保洁，位于中风险地区的汤湖公园今天下午已采取临时闭园措施。
最新研究：冠病可能2019年10月就已在中国出现
6/25/2021
周五发布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导致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的病毒可能早在2019年10月就开始在中国传播，比在武汉确认的第一个病例早两个月。
据路透社报道，根据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公共科学图书馆-病原体》(PLOS Pathogens)上的一篇论文，英国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环境保护科学的方法，估计SARS-CoV-2最早出现在2019年10月初至11月中旬。
他们估计，该病毒出现的最有可能的日期是2019年11月17日，到2020年1月可能已经在全球蔓延。
中国第一个新冠确诊病例是在2019年12月，与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有关。
然而，一些早期的病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没有已知的关联，这意味着SARS-CoV-2在到达该市场之前就已经在传播了。
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在3月底发表的一项联合研究承认，在武汉疫情暴发之前，可能已经有零星的人类感染。
在本周一份以预印本形式公布的报告中，西雅图福瑞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的Jesse Bloom重新复原了被删除的早期中国新冠病例的基因序列数据。
数据显示，采自华南市场的样本并不全然具有SARS-CoV-2的代表性，而且是先前流传的祖细胞(progenitor)序列的变种，后者散播至中国其他地区。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向路透证实，研究中使用的样本在2020年3月提交给Sequence Read Archive(SRA)，后来在中国调查人员的要求下被删除，中国人员表示将更新这些样本并提交另一个档案。
批评者称，这次删除是中国试图掩盖疫情起源的进一步证据。
“科学家为何要求国际数据库删除那些能让我们了解COVID-19如何在武汉开始的关键数据？”哈佛大学布洛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研究员Alina Chan在推特上写道。
澳洲科学家周四在《科学报告》期刊上发表的另一项研究，利用基因组数据显示SARS-CoV-2与人类受体结合的容易程度，远高于其他物种，这表明它在首次出现时已经适应了人类。
报告称，有可能是另一种具有更强亲和力的不明动物作为中间物种，但不能排除病毒从实验室泄漏的假设。
澳洲Westmead医院的传染病专家Dominic Dwyer表示，“很明显早期病毒对人类受体有很高的倾向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人造的’。”Dwyer是今年赴武汉进行新冠病毒溯源调查的世卫组织团队的成员。
“这样的结论仍然是推测性的，”他说。
澳洲医学研究机构Kirby Institute副教授Stuart Turville对肯特大学的研究作出回应，称仍需要对血清样本进行检测，才能为新冠疫情的起源提供更有力的证据。
“不幸的是，鉴于目前实验室泄漏假设带来的压力以及在中国进行后续研究的敏感性，我们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看到这样的报告，”他说。
First COVID-19 case could have emerged in China in Oct 2019 – study
By David Stanway
5/25/2021
SHANGHAI, June 25 (Reuters) – The virus that causes COVID-19 could have started spreading in China as early as October 2019, two months before the first case was identified in the central city of Wuhan, a new study showed on Friday.
Researchers from Britain’s University of Kent used methods from conservation science to estimate that SARS-CoV-2 first appeared from early October to mid-November 2019, according to a paper published in the PLOS Pathogens journal.
The most likely date for the virus’s emergence was Nov. 17, 2019, and it had probably already spread globally by January 2020, they estimated.
China’s first official COVID-19 case was in December 2019 and was linked to Wuhan’s Huanan seafood market.
However, some early cases had no known connection with Huanan, implying that SARS-CoV-2 was already circulating before it reached the market.
A joint study published by China an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t the end of March acknowledged there could have been sporadic human infections before the Wuhan outbreak.
In a paper released in preprintform this week, Jesse Bloom of the 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 in Seattle recovered deleted sequencing data from early COVID-19 cases in China.
The data showed that samples taken from the Huanan market were “not representative” of SARS-CoV-2 as a whole, and were a variant of a progenitor sequence circulating earlier, which spread to other parts of China.
The U.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confirmed to Reuters that the samples used in the study were submitted to the Sequence Read Archive (SRA) in March 2020 and later deleted at the request of Chinese investigators, who said they would be updated and submitted to another archive.
Critics said the deletion was further evidence that China was trying to cover up the origins of COVID-19.
“Why would scientists ask international databases to delete key data that informs us about how COVID-19 began in Wuhan?” said Alina Chan, a researcher with Harvard’s Broad Institute, writing on Twitter.
Another study by Australian scientists, published on Thursday in the Scientific Reports journal, used genomic data to show SARS-CoV-2 binds to human receptors far more easily than other species, suggesting it was already adapted to humans when it first emerged.
It said it was possible there was another unidentified animal with even stronger affinity that served as an intermediary species, but the hypothesis that it leaked from the lab could not be ruled out.
“While it is clear early viruses had a high propensity for human receptors, that doesn’t mean they were ‘man-made’,” said Dominic Dwyer, infectious disease expert at Australia’s Westmead Hospital who was part of the WHO team investigating COVID-19 in Wuhan this year.
“Such conclusions remain speculative,” he said.
Serum samples still needed to be tested to make a stronger case about COVID-19’s origins, said Stuart Turville,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Kirby Institute, an Australian medical research organisation who was responding to the University of Kent study.
“Unfortunately with the current pressure of the lab leak hypothesis and the sensitivities in doing this follow-up research in China, it may be some time till we see reports like that,” he said.
Six Spaces Home Staging
Contact: Hongliang Zhang
Tel: 571-474-8885
Email: zhl19740122@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