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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灭亡后, 格格们都嫁给了谁? 文章来源: 树人谈史 01/01/2022 1912年2月12日，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颁布了《清帝退位诏书》，年幼的宣统皇帝成为了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随着清朝的灭亡，原本尊荣无比的王公贵族也都开始逐渐落魄，失去了朝廷俸禄的供养，他们的日子也开始变得捉襟见肘，甚至还有铁帽子王爷为了生计，不得不上街头拉洋车。 不过，受清朝灭亡影响最大的还是那些曾经的皇族，他们不但失去了尊贵的皇族身份，甚至为了躲避麻烦而不得不改名换姓。当然，在失去显赫身份的同时，他们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尤其是对于清朝的那些末代公主们来说，随着清朝的灭亡，她们终于可以主动追求自身的婚姻幸福，不用再成为政治联姻的牺牲品。 清朝的皇族是爱新觉罗氏，其发源地位于宁古塔旧城东门外三里。爱新觉罗原本只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小家族，可随着后金的建立，这个家族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迅速壮大，最后更是一统天下成为清朝的皇族。 最初的爱新觉罗氏，是由努尔哈赤和他的六个叔伯以及他们的22个儿子所组成的，人口可谓是十分稀少。而根据最近一次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经过300余年的发展之后，具有这个姓氏血统的人口数量已经高达30~40万人，很多人们熟知的名人都是清朝皇族后裔。 爱新觉罗氏人口稀少却能夺取天下成为大清朝的皇族，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离不开其他贵族的支持，而为了得到其他贵族的支持，最好的办法当然是互相结为姻亲。无论是清朝的皇帝还是公主，他们都逃不开这个宿命，为了家族的利益，不得不成为这种政治联姻的牺牲品。 比如说清朝建立初期，爱新觉罗氏为了争取蒙古草原部族的支持，双方就采取了联姻这种古老的缔结盟约的方式来结成联盟。那些出身于草原的贵族女子被送入京城成为清朝皇帝的嫔妃，例如著名的孝庄皇太后布木布泰就出身于科尔沁大草原，她的父亲就是科尔沁贝勒宰桑-布和。 在顺治皇帝的4位皇后中，有两位都是出身于科尔沁大草原，她们一个是孝庄皇太后的侄女，另一个是孝庄皇太后的侄孙女。直到康熙年间，清朝在中原的统治逐渐趋于稳定后，才没有册封蒙古皇后的例子出现。不过，康熙为了争取蒙古各部王公的支持，还是接纳了几位来自草原的女子为嫔妃。同时，为了继续得到八旗贵族的支持，清朝皇室也需要通过选秀来增强与八旗贵族之间的联系。 虽然说到了清朝中期，皇帝不用再册封蒙古草原的女子为皇后，可为了继续取得草原各部王公的支持，清朝的皇室公主还是要继续嫁到草原，嫁给草原上的王公贵族，以换取他们对清朝的效忠和支持。 对于远嫁到草原的大清公主们来说，这是一种十分悲惨的命运，她们早已习惯了京城的繁华和安逸，根本适应不了大草原上的生活。除了在生活和饮食习惯上感到不适之外，她们的内心还对远方的亲人日思夜想，再加上这些和亲的公主几乎都很少诞生子嗣，种种原因加在一起，使得她们的寿命大大降低。 虽然这些远嫁到草原上的和亲公主命运很悲惨，可这却是她们逃避不了的责任。自从她们出生在皇室之后，就注定了未来会出现这种命运，在享受尊荣无比的公主身份的同时，她们也要承担身为公主的责任。直到清朝灭亡后，爱新觉罗氏不再是大清朝的皇族，而她们在摆脱了公主身份的同时，也终于不用再承担这种残酷的命运。 那么，在大清朝灭亡后，曾经的那些公主格格们，她们都嫁给了谁？这几个耳熟能详的大明星其实都是皇室子孙。 清朝的最后三位皇帝，也就是同治、光绪和宣统，他们无一例外都没有子嗣，所以清朝的末代公主和格格数量很少，也就只有宣统皇帝的几个妹妹可以算得上是公主身份。 根据记载，宣统皇帝一共有7个妹妹，大妹韫媖嫁给了润良，17岁时因病去世。二妹韫龢被指婚给郑孝胥之孙郑广元，91岁去世。三妹韫颖嫁给了润麟，79岁去世。四妹韫娴嫁给赵琪璠，89岁去世。五妹韫馨嫁给了万嘉熙，81岁去世。六妹韫娱嫁给了王爱兰，63岁去世。七妹韫欢嫁给了乔宏志，83岁去世。 这几位大清朝的末代公主，她们在清朝灭亡后大多都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也有好几位选择的夫婿本就是普通人，而她们的婚姻也大多数都是幸福的。这一点，从她们的寿命中就可以看得出来，除了大妹韫媖17岁就因病去世之外，其余几位大多数都活了八九十岁的高寿，这在以短寿著称的清朝皇室中是非常难得的。 清朝灭亡至今已经过去了百余年的时间，曾经的皇族也成为了普通人，甚至连原本的爱新觉罗姓氏都改掉了。很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名人，他们原本的身份其实都是大清的皇室子孙，例如著名书法家启功、著名爱国影星吴京、著名歌唱家那英等等，他们都是皇族后裔。 现在已经不是百年前的清朝了，现在讲究的是人人平等，所以他们的“尊贵”身份，最多也只能算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不过，相对于曾经的皇室贵族来说，他们如今所取得的成就靠的也都是自身的努力，这一点还是非常值得人们尊敬的。 Source 1906年清朝五大臣海外考察 带回德意志帝国照片 来源：新青年必读 12/11/2021 …

美国妇捐赠 明代2陶俑回归中国 入藏上海博物馆 中国新闻组 12/14/2021 美国加州居民苏珊娜．芙拉图斯（Suzanne Fratus）捐赠中国两尊明代陶俑13日入藏上海博物馆。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在捐赠入藏仪式北京会场表示，苏珊娜女士将陶俑送归故土的义举，展现了美国普通民众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必将带动更多社会各界人士关注和支持文物追索返还工作，促成更多流失文物回家。 大公报报导，苏珊娜的祖父20世纪初在中国获得这两尊陶俑，后带回美国。仪式上播放了苏珊娜的简短视频，并由工作人员代为宣读致辞。她表示，非常荣幸将这两件陶俑归还给中国人民。两件陶俑回归，不是通过金钱或政治的手段，而是因为爱的力量和对中国人民的尊重。 今年4月，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收到苏珊娜的邮政快递，内有两尊彩色立俑及一封信件，信件讲述了其家族与这两尊陶俑的渊源，表示希望通过中国政府将文物送还给中国人民，捐赠至上海博物馆。 国家文物局立即组织上海市文物局、上海博物馆开展文物鉴定等相关工作，判断这两尊陶俑为中国文物，与上海博物馆馆藏的一套明代彩色釉陶仪仗俑较为相似。9月，国家文物局尊重苏珊娜意愿，指定上海博物馆作为两尊陶俑的受赠入藏单位。11月26日，两件文物入境上海，回归中国。 12月2日，上海博物馆组织专家开展实物鉴定，确认两尊陶俑为明代陪葬明器，是研究中国古代墓葬制度和制陶历史的珍贵实物数据，具有重要收藏价值，确定为三级文物。 据央视报导，苏珊娜的祖父约翰．赫伯特．韦特（John Herbert Waite）为哈佛医学院教授，同时也是一名眼科医生，曾于20世纪初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在中国等亚洲国家行医，在为某中国富家子弟治愈眼疾后，获赠这两尊陶俑作为答谢。其中一尊陶俑有破损，经苏珊娜的祖母初步修补，后交由她继承。 大公报报导，1983年，为庆祝上海与旧金山缔结姐妹城市，上海博物馆赴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举办「上海博物馆珍藏──六千年的中国艺术展览」。苏珊娜发现参展的一套仪仗队俑与其所藏陶俑极为相似。上海博物馆随展负责人告知，陶俑应出自中国被盗贵族墓葬。苏珊娜素爱中国古代科学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人民怀有钦佩之情，此后近40年间，始终期待以合适的方式将文物送还给中国人民。 同日，「仪象万千──明代彩色釉陶俑特展」在上海博物馆开幕。据悉，上海博物馆此前按照国家文物局要求，精心筹备该项展览，将两尊受赠陶俑与当年在旧金山展览的馆藏明代彩色釉仪仗俑队共同展出，再谱佳话。展览展出文物共68件，展期一个月。 Source 1906年清朝五大臣海外考察 带回德意志帝国照片 来源：新青年必读 12/11/2021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成为了激荡中国近代社会立宪思潮的导火索。“穷则变，变则通”。朝中重臣袁世凯、周馥、张之洞等人在其他官员和立宪派的推动下，联名上书，请求清朝政府实行立宪政体，并提出了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其他国家宪政的请求。 　　清廷决定派王公大臣出洋，深入考察欧美及日本等国政治，归国报告后再做决策，于是就有了1905—1906年的五大臣出洋。 清廷所派考察政治出使大臣的人选几经变动，最初曾想派贝子载振、军机大臣荣庆、户部尚书张百熙和湖南巡抚端方，后因荣庆、张百熙不愿去，改派镇国公载泽、军机大臣徐世昌，不久又追加商部右丞绍英。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9月24日，正值使团在北京正阳门车站上车准备出发时，遭革命党人吴樾炸弹袭击。绍英等受伤，徐世昌兼任巡警部尚书也走不了，又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李盛铎。因此，最后真正出洋的五大臣是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铎，全部是高级别的一二品大员。 …

中国最后3个军统特务 隐姓埋名64年后 合影曝光 文章来源: 梦里大唐 12/14/2021 2013年10月，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志愿者的帮助下，登上了大巴车。这位老人的身份有点特殊—–他是军统留在大陆上的特务，他的名字叫戴以谦。 坐大巴车上的戴以谦难得的流露出期待的神色，因为他这一次出行要去的见的两个人曾经和他拥有一样的身份，他们都曾是当年军统留在大陆上的特务。 尽管他们当年在军统当中负责的工作并不相同，在这之前彼此也没有过任何当面的交集。但是在国民党逃往台湾时，他们都选择了留在大陆，并隐姓埋名地生活了下去。 眨眼之间，64年过去了，这3位老人在志愿者的帮助下齐聚一堂。这三位并不相识的老人互相微笑着，在大门口留下了一张大陆最后3个军统特务的照片，为那段意气风发又波澜壮阔的少年时光留下了最后的纪念。 除了戴以谦以外，剩下的两位老人是谁？他们都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经历呢？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军统。军统就是由国名党戴笠主张创立的一个情报组织，主要负责情报的收集处理和电报的破译，在抗日战争时期还负责抓捕日本间谍和汉奸。 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覆灭后，军统也随之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里。军统组织中的大部分人或者跟着国民党大部队逃往台湾，或者被俘虏，其中只剩下一小部分人隐姓埋名的生活了在了大陆上。 军统机要秘书戴以谦 其中，照片里的主角之一戴以谦就是这一小部分人中的其中一个，同时，他也是照片里三个人中身份最为特殊的一个。 只看他的姓氏，相信大家都已经能够猜到为什么他的身份最为特殊了。 是的，他其实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自家人”，跟戴笠有点亲戚关系，按照辈分，他还得喊戴笠一声“十叔公”呢！ 戴以谦在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就已经扛着枪上过抗日战场了，曾经他也为中华民族的抗日事业出过一份自己的贡献。 1943年，从战场上下来之后，18岁的戴以谦就被安排在了江西的国军办事处工作。年轻时候的戴以谦，非常机灵聪明。也可能是跟戴笠的亲戚关系，他的头脑有一部分随了戴笠，心思非常灵活，因此，尽管当时候戴以谦还没有跟蒋介石面前的大红人戴笠相认，这个年轻聪明的小伙子也在这个小小的办事处里非常吃得开。 没过多久，在国军办事处工作的戴以谦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跟来替蒋介石视察江西的戴笠相见。两人既是老乡，又是亲戚，一见面就相谈甚欢。戴笠看着戴以谦跟自己家长辈略为相似的长相，感到非常亲切，于是用家乡话跟戴以谦聊天:“我看你年纪还小呀，在这里做什么呢？” 戴以谦如实回答道:“十叔公，我是在这里工作呢！” 戴笠看着这个自家后生，非常喜欢，在经过背景调查之后，就有了把戴以谦调到自己身边的想法。于是，没过多久，戴以谦的上司就收到了来自戴笠的调遣令，把戴以谦调到了军统工作。 进入军统工作之后，戴以谦发挥自己的长处，虽然他年纪不大，但却非常聪明机灵，各种工作都能处理得很好。因此，戴笠对这个自家人非常信任，经常带着他参加各种活动。很快，戴笠便把戴以谦提拔成了军统的机要秘书。 身居要位又能力突出，慢慢的，戴以谦成了军统机关里的大红人。 在抗日战争期间，戴以谦作为军统机构重要的情报人员，也立下了很多功劳。他凭借着自己的聪明和机灵和各种各样的日本特务周旋，从他们嘴里套出了很多非常重要的情报，给祖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很多贡献。 对戴以谦来说，“十叔公”戴笠对他有知遇之恩，所以他非常崇敬戴笠，经常把戴笠的讲过的话当成是至理名言，也因此对军统和南京政府非常忠心。在内战爆发后，他并没有快速清醒过来，依然跟着南京政府的立场走。这一次，戴以谦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对准了自己的同胞。他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检举了我军的几位地下工作者。 …

华人在美墨边境的沙漠里，开辟了一座城 文章来源: Vista世界派 12/12/2021 当你开车穿越美墨边境时，可能会经过一座叫墨西卡利的城市。乍一看，这里似乎平平无奇，但这座位于沙漠腹地的城市最初的缔造者是一批华人。 在 20 世纪初，这里甚至完全是一座地道的 ” 中国城 “。 Around the world, people of Chinese descent are with their families to mark a 4,000 …

1906年清朝五大臣海外考察 带回德意志帝国照片 来源：新青年必读 12/11/2021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成为了激荡中国近代社会立宪思潮的导火索。“穷则变，变则通”。朝中重臣袁世凯、周馥、张之洞等人在其他官员和立宪派的推动下，联名上书，请求清朝政府实行立宪政体，并提出了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其他国家宪政的请求。 　　清廷决定派王公大臣出洋，深入考察欧美及日本等国政治，归国报告后再做决策，于是就有了1905—1906年的五大臣出洋。 清廷所派考察政治出使大臣的人选几经变动，最初曾想派贝子载振、军机大臣荣庆、户部尚书张百熙和湖南巡抚端方，后因荣庆、张百熙不愿去，改派镇国公载泽、军机大臣徐世昌，不久又追加商部右丞绍英。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9月24日，正值使团在北京正阳门车站上车准备出发时，遭革命党人吴樾炸弹袭击。绍英等受伤，徐世昌兼任巡警部尚书也走不了，又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李盛铎。因此，最后真正出洋的五大臣是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铎，全部是高级别的一二品大员。 　　五大臣出洋还选调了大批随员，选拔标准是“必须择其心地纯正见识开通者，方足以分任其事”。随员不仅人数众多，而且级别较高、素质较好，不少人后来成为政坛和外交界的风云人物。他们先是奏调了38人名单，实际上后来分两路出发时，仅载泽一路在其日记上提到的随行或先遣人员名单已达54人。 　　考察团一路经日、美、英、法之后，于1906年3月6日半夜时分入境德国。7日早上到达柏林，德国将他们安排在皇家饭店。德国皇帝对考察团亦是欢迎备至；德皇还送给戴鸿慈和端方头等大十字宝星勋章。在参观余暇，考察宪政的大臣们也在享受着难得的休闲时光。 　　1906年2月25日，考察团尚未到达欧洲，德国著名的汉学鼻祖福郎克在《科隆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格外醒目：《中国访问团学习外国的国家管理》。他不仅介绍了考察大臣的情况，也全文翻译了光绪皇帝派大臣赴东西洋考察的上谕。 　　为了做好中国考察团的接待和安排考察活动，德国有关的部委和帝国的有关部门确实做了周到细致的工作。因为考察团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德国专门为他们编印了较宜理解而又详细的资料，并请带回给中国皇帝。 　　五大臣出洋所起的最重要作用是推动了清政府预备立宪基本国策的确定。他们一回到北京就直奔颐和园复命，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立即召见他们。前后计召见载泽、戴鸿慈各2次，召见端方3次，尚其亨1次。他们在召见时力陈“中国不立宪之害及立宪之利”，并一连上了好几份奏折，详加阐述。 　　其中最重要的是载泽的《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为解除慈禧太后对立宪的思想顾虑，着重指出君主立宪有三大利，即“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mǐ，平息）”，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开了一副包医百病的药方，令慈禧读后颇为动容。 Source 蒋介石最信任的团长，赴台时跳下军舰游回大陆… 文章来源: 真实战争故事 11/11/2021 　　从小，史一科就觉得父母不一般。 　　不仅母亲的发型不像其他阿姨，父亲走起路来也比别人精干。 　　但再具体的，她也说不上来。 　　直到有一天中午，她像往常一样去公司叫父亲回家吃饭。刚到门口，就人被拦住了。 　　果然，父亲骗了她。 　　人一生中有很多重要的日子，我印象最深是1959年9月的一天。 　　中午时分，我像往常一样，到家附近的百货公司，叫爸爸回家吃饭。 …

当非洲酋长2年 河南小伙返中揭秘辛：受封经组织批准 中国新闻组 12/06/2021 河南小伙孔涛在非洲当上酋长的新闻，近日再次走红网络。今年1月，他已经结束10年外派尼日利亚的生涯，回中国工作。孔涛表示，当酋长是经过组织批准的。他说：「如果有机会，我还会骑着马，回去看看。」 北京日报报导，作为中国工程企业驻外员工的孔涛，2010年研究生毕业就被派到尼日利亚修铁路。长达10年的外派生涯，孔涛为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的建设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也与当地民众结下了深厚情谊。 2019年，为了表彰孔涛的贡献，他被阿布贾吉瓦地区的土皇穆萨授予「WAKILIN AYYUKA」（瓦基林·埃育卡）酋长称号。这是非洲豪萨语，意思是「工程领袖」。至今，孔涛的微信名字仍然是「WAKILIN AYYUKA」。 孔涛透露，他在非洲当上酋长，也是经过组织批准的；酋长并非简单的荣誉称号，他曾和近百名大小酋长骑马几个小时巡视领地；由于没有及时掌握领地的土地转让情况，他还接到过土皇的「电话提醒」。 据报导，那是孔涛终生难忘的日子。 2019年的4月20日，他起了个大早，沐浴之后，他在同事的陪伴下，驱车前往阿布贾吉瓦地区土皇穆萨的宫殿，准备参加酋长受封仪式。这场荣耀的尼日利亚部落传统仪式，通过互联网向全球直播。 尼日利亚是国家政府机构和传统地方势力共治的国家。酋长作为地方政治首脑，享有实权，一般分为土皇、封疆大吏和县镇级管理者三个等级。孔涛获得的酋长封号在级别上仅次于土皇，属于「封疆大吏」。 担任酋长之后，孔涛正式成为当地部落中地位尊贵的成员，每逢重要节日，他都要和其他酋长一起出席。 成为酋长究竟是怎样的体验？非洲人对传统非常重视，第一次参加部落节日活动的时候，孔涛被提前通知当天要骑马。 「我说我没有马，部落里说没事，我们有，给你准备好了。」 报导说，本以为只是骑马把自己的领地走一圈，没想到当天的庆祝活动十分隆重，有大小将近100位酋长参加。大家在前呼后拥之下，骑马顶着烈日在各个领地里走了好几个小时。等活动终于结束，孔涛也几乎筋疲力尽。 经过中国媒体的轮番报导，孔涛无疑已是担任非洲酋长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人，但他并非被非洲人民授予这一至高荣誉称号的中国第一人。在中国土木尼日利亚有限公司，已有四名中国员工被授予酋长称号。 今年的1月19日，孔涛正式结束10年外派尼日利亚的生涯，回国工作。 报导说，孔涛的「非洲故事」也并未完结。时至今日，他的微信名字仍然是「WAKILIN AYYUKA」。他说，通过微信，自己与非洲朋友和阿布贾的土皇、酋长们仍保持着联系。他也不忘嘱咐对方看护好领地的一草一木，因为那是他们曾经携手共同呵护的财富。 Source 在非洲意外当上酋长的河南小伙，现在咋样了？ 来源: 潇湘晨报 12/02/2021 …

被国父极为器重的他，却遭蒋介石秘密处决 来源：珍贵历史档案  12/02/2021 1931年，大权在握的蒋介石逮捕了一人，并在劝其归顺自己的当天晚上，毫不犹豫地下达了秘密将其处决的命令。 而这个人在孙中山生前曾对他十分倚重，将他当做自己的接班人培养。不仅如此，在见识了诸多人才后，孙中山曾断言，若是他能上台，国民党会更好！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孙中山为什么会对他如此看重？而蒋介石为什么要对他痛下杀手呢？ 1933年，蒋介石在庐山担任军官训练团团长，一次在与国民党高级将领聊天散心的时候。一个国民党上将问道“委员长，你认为百年之后，能接替你的人是谁？”听到这个敏感的问题，在场的众人都纷纷停下脚步屏息等待蒋介石的回答。 只见蒋介石如同回忆一般，顿了顿答道：“能接替我的人只有一个，但是已经被我杀了。” 此话刚落地，在场瞬间安静了下来。蒋介石此言并未恐吓，他口中所说的人，正是国民党中最有可能取代他的邓演达。 作为国民党中的元老人物，邓演达因为能力出众，是同辈中佼佼者，所以只14岁就被同盟会看中，吸纳为同盟会中的一员。 1919年，邓演达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加入了孙中山的革命队伍，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孙中山拥护者。在而后的征战中，邓演达表现出超凡能力，深得孙中山赞赏。 1922年，陈炯明叛变，粤军第一师的各个团相继萌生异心，粤军队伍中大多数人都拥护陈炯明，这让孙中山的领导地位受到了威胁。 为了恢复广州政权，粉碎陈炯明西江防御计划，邓演达被临危受命，领兵作为前锋。而在对肇庆的时候，敌人在易守难攻城垣的庇护下，让当时的形势十分危急。但面对敌人的严防死守，邓演达率地雷队一马当先。炸开缺口后以出其不意的袭击，歼灭了守城内的所有敌人，并将指挥官黄振邦活捉。 在邓演达卓越的指挥下，1923年1月，陈炯明被迫从广州撤出，革命危机得以解除。但此时，在帝国主义的煽动下陈炯明出兵三路奔袭广州，而在孙中山建立的大元帅府内部，滇、桂两军，打着支持孙中山的名义，做着吞噬广东地盘的龌龊事宜。 至此，孙中山在广州被困，革命形势岌岌可危。在孙中山的指示下，邓演达再一次率领部下出兵讨伐异党，粉碎陈炯明的阴谋，并与李宗仁、黄绍竑联手起来，将江西肇庆与广西梧州连成一片，就此壮大了孙中山革命队伍的声势，震慑住了滇、桂两军。 除了带兵打仗是一把好手以外，在治军方面邓演达也十分有一套。在他带领的队伍中，邓演达十分重视政治教育。不仅如此，邓演达在众多的重大事宜上，都会以极其民主的形势，征求众人的意见，而后才做出决策。所以，在孙中山生前，对邓演达十分看好，并表示“若是邓演达能上台，国民党会更好”。 邓演达与蒋介石相识源于粤军，1918年3月，蒋介石担任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而邓演达在保定军校毕业后，也在邓仲元的召唤下，加入了粤军队伍。 所以，因为两人都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工作，时常有交集。1924年，在苏联方面的建议下，经过数次的商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建立黄埔军校的决议。 在黄埔军校中，担任教练部副主任兼总队长的邓演达，作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坚定拥护者。对于苏联的东西十分赞成，并在政治心理上，对共产党也是偏向态度。而这也就导致了他与极度反共的何应钦的巨大矛盾，每每这时候，蒋介石都会出来讲和。可让人感到奇怪的事情是，蒋介石的说和方式，有时候偏重何应钦，有时候偏重邓演达，像是故意造成两人对立局面一般。 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后，众人成立了一个教导团，由各级队长与学生分派到教导团中担任带兵官或者党代表。而彼时党代表则是学习苏联红军，既军事民主精神的体现。但是因为党代表与带兵官之间的矛盾，以及互相的不妥协，最后党代表为了维持党代表制度，几番讨论后，推选出了5个党代表到广州去见廖仲恺解决这个问题。 但在动身前，这个消息被人告知了蒋介石，于是5人被叫到蒋介石办公室。而后蒋介石对着他们盛怒谩骂，并质问道，为什么要去广州找廖仲恺而不是直接找他。随后，蒋介石从抽屉中取出一个章，愤怒地大声说道“我就是党代表，这个图章我想怎么盖就怎么盖。” 得知此事后，邓演达对蒋介石的行为十分不满。并觉得，这是蒋介石反对民族，施行封建独裁思想的显现，这引起了邓演达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担忧。而正是这个时候，邓演达与蒋介石的革命道路出现了思想上严重的分歧。 1926年，彼时的北伐军在大陆上的高歌猛进，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看起来春风得意。但殊不知，此时的他却面临着巨大的苦恼。 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做出了迁都武汉的决定，并委托邓演达赶赴武汉准备迁都的各项事宜。但是，此时的蒋介石羽翼未丰，如果让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的话，那么他的势力将会大受制约，未来权利竞争道路也将会变得更加困难。 因此，蒋介石力主将中央党部和政府暂住南昌，这一决定让邓演达与之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各方也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反对之声不断。在众人为迁都事宜争论不休的同时，蒋介石抛弃了自己的革命初心，与江浙财阀达成协议，自觉有靠山后的蒋介石，“腰杆子硬了起来”。对于众人的反对并不理会，依旧以强硬的姿态做出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