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的学校每年都举办才艺表演（即talentshow）。自打上了三年级，儿子也有资格参加了。第一年，儿子来问我，“妈妈，我表演什么呢？”我便反问他：“你觉得自己什么最出色呢？”“当然是弹钢琴了。”儿子不假思索地回答。“那你就选个曲子，来个弹钢琴表演呗”。儿子欣然地接受了我的建议，在才艺表演会上，他弹了一曲舒伯特的钢琴曲，回来兴奋地对我说，“大家都说我弹得棒！”他的小脸上充满了自豪。
到了第二年，才艺表演的表格又发回来了，这一次儿子似乎没那么兴奋了。眼看要到了交表日期，我忍不住问他：“你还没想好弹什么曲子啊？”儿子支支吾吾地说：“妈妈，我不太想弹钢琴了。”“为什么呀？是不是谁说你什么了？”儿子老半天不开口，最后被我哄着才吐了真言。原来，在学校里，同学们尤其是男孩子间，并不认为弹钢琴是件多么酷（cool）的事儿。“那什么事才最酷呢？”我问儿子。“当然是体育活动（sports），棒球，足球（他指的是橄榄球），还有篮球。”哦，我这才恍然大悟，难怪儿子近一年多来越来越迷恋上那些个什么球，一谈起球来，眼睛就发亮，都快成了球迷了。不过，儿子最终还是听从了我的鼓动，参加了才艺表演，又去弹了一支钢琴曲。我感到儿子有一多半是为我而去的。因为他心底里已不再认为钢琴弹得好是件值得荣耀的事。
这件事对我触动特别大。回想起来，儿子自五岁就开始学钢琴，一路走来，那个中的甘苦自不必说。可是，怎么也不会想到，因为学了钢琴，儿子在学校竟会产生被视作“另类”的感觉。
其实，已经有美国人自己指出，在美国文化中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美国人是那么重视体育，孩子刚刚两三岁，家长就抱着他们学游泳，三四岁的孩子学滑冰比比皆是，到了五六岁就开始学各种球类。然而，他们对于培养孩子的艺术才能方面却没那么多热情。我经常向儿子作调查，比如，班里有多少孩子在学钢琴，都学到什么程度了，等等。他每个学期都会重新分班，所以这种调查还是有一定意义的。令我失望的是，每次调查的结果都大同小异。学钢琴的孩子大部分是亚裔，其中又以中国人居多，印度人很少，美国人总是寥寥无几。对此，我时常感到很困惑。
美国孩子觉得什么最酷
最近读了一位在北美的钢琴老师在一本音乐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颇有感触。这位钢琴老师介绍说，在美国，白人孩子学习钢琴的兴趣非常小，教钢琴已经是一桩“过时”的行业。从上个世纪初直到今天，美国钢琴作为一种音乐文化，正好走过了由盛而衰的百年历程。曾经有一个时期，在美国，一个家庭如果没有钢琴，就不成其为体面的家庭。客厅里的钢琴既是一种点缀装饰，也是才子淑女们展露琴艺才华的场所。那时，没有钢琴教育的家庭是不入流的，没有接受过钢琴教育的孩子也会被认为是没有教养的。有一个数据可能令人难以置信，美国钢琴的数目曾经比浴缸还多。钢琴无所不在，酒吧咖啡厅里，艺术沙龙一角，甚至好多高档购物中心里。直到今天，象Nordstrom 这样的高档商店，仍然摆放着三角钢琴，并时常有人在演奏。钢琴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乐器，它代表着一种时尚，一种文化，并形成了一种产业。
然而，就象任何艺术门类一样，钢琴经历了它的鼎盛期，如今，钢琴在美国音乐文化中被日渐边缘化，已经是无需争辩的现实。有统计数据表明，在美国最著名的钢琴教师班上学习的学生，大多数是亚裔学生或留学生。朱丽亚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卡普林斯基说，美国出生的学生在系里占了很小的比例。而在业余钢琴学习方面，在美国，据多数钢琴老师的经验，检验学习成绩和效果的有效方法，就是去参加名目繁多的地区性比赛。而这些比赛的参与者，大部分是亚裔后代。对此，我是深有体会。每次带着儿子去参加比赛，看着那长长的名单，都是些我们熟悉的姓氏。
据卡普林斯基介绍，在美国本土举行的最为重要的钢琴比赛克莱本大赛，已经连续三届没有一个美国出生的选手能够进入决赛了。他认为，这并不是因为美国缺少音乐天才，而是“美国的家长趋向于实用主义，他们希望子女过上舒适的生活，而以音乐作为职业，显然不在其选项之内。如果一个美国学生，认真地选择学习古典音乐，也会招致在社交方面的孤立。”有一个例子更能说明问题。第十三届克莱本比赛入选初赛的美国选手梅尔，出身于音乐世家，他六岁开始学习钢琴。可是进入中学之后，他发现班里面只有他一个人对音乐和艺术感兴趣，而其他人都对体育更看好一些。他说：“我觉得与周围格格不入，犹如被放逐了一般。”这个孩子的这番话，让我寻思良久。
我们这些来到新大陆的移民，从心底里希望孩子们生活得幸福快乐，希望孩子得到最好的一流的教育。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如果不顾孩子的内心感受，而是依照自己的心愿去行事，有时会适得其反。当然，并不能说由于孩子在学校感觉不到那么酷，就终止孩子对钢琴的学习。但是，这中间确实有个度的把握。据我所知，许多中国的家长，也并没有想让孩子终身以音乐或者是钢琴演奏为职业。那么，怎么样摆正学钢琴在孩子生活中的位置，如何在学琴的过程中与孩子进行交流沟通，的确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呵。
顶尖法学院退出排名，我却想起那个去世的耶鲁女孩
文：溪边愚人
10月31日，最高法院听取了针对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C）两起案件的口头辩论。该案的判决很可能会决定哈佛等藤校录取政策的何去何从。就在美国屏息等待最高法院再次判决哈佛案的时候，周三（11月16日）传出了一个大新闻：耶鲁和哈佛的法学院几乎同时宣布退出《美国新闻》的排名。两个法学院称目前《美国新闻》确定评级的方式存在缺陷，特别是与法学院所追求的价值观相悖，阻碍了法学院为寻求公共利益职业的学生提供关键支持，并贬低了追求高级学位毕业生的价值。
每次听到与美国大学价值观相关的新闻，我总会想起那个才华横溢的耶鲁女孩。
一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对话
2011年，刚进入大四的耶鲁学生玛丽娜·基冈（Marina Keegan）在《纽约时报》网站发表的一篇痛苦的抗议文章，成为引发一场关于大学毕业生应该追寻意义还是金钱的全国性对话的主要导火索。
基冈认为那么多耶鲁生毕业后去了华尔街或顾问公司，是一件让人痛心的事情。她说：
每年约有25%的耶鲁应届毕业生进入咨询和金融行业。在哈佛和斯坦福，这个数字甚至更高。
当我作为一个热切的18岁年轻人来到耶鲁大学时，我甚至从未听说过咨询或国际银行业务。而且说实话，我仍然没有完全理解对冲基金的功能。但我所了解的是，这里的学生有激情，对公共服务、教育政策、绘画、工程和创业的热情。站在新生宿舍外，我找不到一个渴望成为银行家的学生——但在今年5月的毕业典礼上，我有50%的概率是坐在一个要成为银行家的学生旁边。这让我感到非常难过。
那么发生了什么？在大一秋季和大四春季之间的某个时候，数量惊人的学生决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入银行业有很大的意义。几周前，我采访了20多名耶鲁人，试图弄清楚原因。
基冈说她获得了一个惊人的发现：老生常谈的高薪驱动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更重要的因素是，大学毕业生是被“引导”进入咨询和金融行业的。远在学生们开始找工作之前，来自咨询和金融行业的代表就已经是校园里的常客了。而他们的招聘策略相当聪明。他们知道对这一代人来说追求财富已经不再“酷”了，所以他们会说，花几年时间为银行和对冲基金工作，可以是为未来拯救世界的职业获得技能的完美方式。
基冈甚至在大四那年的五月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付给她100美元买美味的爆米花，然后要求她解释为什么不申请该基金一个收入颇丰的工作。
基冈说：“也许我过于乐观，但我认为大多数年轻、有抱负的人都想对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无论是通过艺术、行动主义还是科学的进步，几乎每一个与我交谈的学生都有某种更大的、利他的人生目标。但我一再听到的是，在摩根大通或贝恩或摩根斯坦利工作是为将来做公益做准备的最好方式。”（作者注：摩根大通，JPMorgan，和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都是美国跨国投资银行和金融服务公司。贝恩，Bain & Company，是一家全球性的大型咨询公司，也是全球营业额最高的三大管理咨询公司之一。）
基冈还说：“为银行工作本身就是邪恶的吗？也许不是。但是，顶级学校如此大比例的学生进入一个没有贡献、没有创造、没有改善任何东西的行业，这让我很难过。25%并不是一个开玩笑的数字。那是很多人。那是大量的人才、能量和潜力，可以在其他地方使用，而不是通过计算数字来创造财富。也许在其他工作中不会有花哨的爆米花——但现在是我们开始为自己爆米花的时候了。”
最关键的是，基冈发现学生们接受那些高薪工作并不是出于兴趣，而是因为这是一条为他们设计好的有利可图且实用的路线。
在最高法院再次接受审理哈佛案后，我总是会想到基冈所引发的这场辩论，同时想问，如果学校营造一个提供多种设计好的就业路线的环境，会有怎样的结果？耶鲁和哈佛法学院退出《美国新闻》排名的决定，也同样引发类似的思考。
耶鲁和哈佛法学院退出排名勇气可嘉
其实《美国新闻》的学校排名一直被多方诟病。首先，任何教育系统是很难给出一个1、2、3、4这样的公平排名的。而且一个one size fits all（一个尺寸适合所有的人）的标准来考量各有所重的学校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耶鲁法学院院长希瑟·K·格肯 (Heather K. Gerken) 在一份公开声明中强调，支持学生服务社会是法律职业的试金石，而《美国新闻》的排名方式不仅削弱了法学院招募最有能力的学生进入这个行业的努力，还抑制了学校支持公共利益职业的项目。
声明说，受这一评估系统伤害最大的是那些有志于从事公共服务工作的申请人和那些来自低收入背景的人。“法律教育的领导者应尽其所能，确保所有背景的学生都能得到他们进入我们的职业并为社会做出贡献所需的支持和资源。给予一个有缺陷的商业排名系统独家特有的权力，对这个行业的使命和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核心价值来说，是适得其反的。虽然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但现在是我们脱离排名的时候了，以便在我们努力推进法律教育的过程中追求我们自己的前进道路。”
耶鲁和哈佛法学院一直在排名中名列前茅，耶鲁近年来更是大多排名第一，他们都是这个系统的受益者。脱离这个系统需要勇气。这种把价值观放在排名（其实也是经济利益）之前的决定值得称赞。也只有他们有资本率先走出这一步。
但是，这也只是一小步。而且，法学院的影响力远不如大学本科。在高院再审哈佛案的同时，难道不也是一个重新审核大学价值观的机会吗？
最高法院再次审理哈佛案，AA凶多吉少？
此次判案的关键点是，高校在决定录取哪些学生时是否可以考虑学生的种族和族裔因素，也就是能不能实践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简称AA）。
很多民权团体、大学教授、教师工会、现任和前任政府官员以及几十家私企已经向最高法院提交了法庭之友简报，主张维护长期以来允许使用种族来增加大学招生的多样性的先例。
尽管如此，大多数自由派人士对此次判决都不抱乐观态度。原因很简单，高院多次维持了大学录取中AA的实施。如果不是要推翻以前的判决，高院没必要接这两个案子。另外，此届高院，连维持了50年的，看似比AA更牢固的堕胎权保护都推翻了，AA就是不被推翻，也一定是岌岌可危了。
但我倒认为这很可能是给了哈佛，同时也是给了AA，一个涅槃重生的机会，就好像川普的当选给了民主党一记猛掌，击醒梦中人。
耶鲁法学院院长格肯宣布退出《美国新闻》评估系统后，她被问及为什么在耶鲁大学排名第一时她还会有所担心。格肯说：“这不是关于耶鲁法学院。这是关于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这是一个退后一步来思考我们究竟做得对不对的时候。”这番话难道不是同样适用于哈佛、耶鲁的大学教育吗？
如果哈佛输了这个官司，它就不得不认真对待自己在实施AA过程中的种种弊端，因为正是这些弊端造成了人们对AA的反感。
当然，反感AA是走入误区了，因为哈佛做错了不代表AA错了，不应该把哈佛做得不好的地方归责到AA身上。
反歧视与反AA不是一回事。AA是寻求社会正义的一个工具。在一个远不是平等的社会中，要想获得最接近公平和正义的效果，天平的砝码必须是向弱势群体倾斜的。这就是AA的意义所在。
哈佛整体上过分依赖族裔因素铸成大错
哈佛AA政策中最被诟病的方面之一就是把不少高中产少数族裔家庭的子女作为弱势群体照顾了，特别是在初期的时候。
当法院和民众接受以族裔为因素照顾某些学生的时候，一个共识是，被照顾的对象属于弱势群体。照顾黑人或西班牙裔的学生是因为他们普遍弱势。但是，他们中间也有很大区别。遗憾的是，哈佛过分依赖族裔因素，而忽略了同样是某个族裔地家庭，其中也有很大的区别，如经济状况的区别或是生长环境的区别等。
想起十多年前的一件事。当时我所在的公司雇用了一个相当有规模的顾问公司帮助我们做一个大型项目。派来的人员中级别最高的是一个白人女士劳伦，她也是该顾问公司该项目中唯一一个不是常驻在我们公司的顾问人员。就是说，劳伦同时还负责其他公司的项目。但是，劳伦对这个项目的理解和对项目细节的了解，一点也不亚于她手下每天在这个项目中摸爬滚打的人。不难看出，她是公司的一员干将。她这样的角色，年薪通常是几十万的。说这么多，就是想证明劳伦的家庭是妥妥的高中产。
有一次我与劳伦聊天，她说起自己正读高中的女儿说将来想申请哈佛。我刚要说很不容易，劳伦已经大声笑着说：“我告诉她，因为你爸爸是西班牙裔，你被哈佛录取的机会还真不小呢！”劳伦完成工作离开时她女儿还没有到读大学的年龄，所以不知道最后结果如何，但她这番话道出了一个真相：哈佛以族裔为标准的做法照顾了很多原本不需要照顾的高中产家庭。像劳伦这样的家庭其实比一般的白人家庭更白，虽然家庭中有一个西班牙裔。
还有一个类似现象就是哈佛之类的学校把大量非裔移民的孩子作为照顾对象。其实移民家庭与美国土生土长的家庭完全没有可比性，给予非裔移民家庭的孩子特殊照顾与AA的初衷逻辑不恰。
上面所述都是哈佛等学校的所作所为缺乏公平的地方。虽然哈佛等学校在后期有所改进，但一个不好的印象已经造成。很多人对藤校AA的反感最初就是来自这里。
哈佛的评分方式背离了大法官判决书里的原则
1978年Bakke诉加州大学案的判决，奠定了美国大学实行AA制的里程碑。大法官Lewis F. Powell Jr.的裁决意见被后来的法庭反复引用，可认为是AA平权的奠基石。
一般都认为1978年判决的关键点是两个：大学招生可以把族裔作为一个考虑因素，但不能用种族配额制，因为违宪。但我认为大法官Powell特别提到的一个点被普遍忽略了，而大学AA后来出现的问题大都与没有遵守这个点有关。
哈佛招生录取时考虑的因素列表。族裔是其中一项。（图片来自哈佛提供给法庭的资料。）
为了保证AA既照顾少数族裔，又不造成逆向种族歧视，大法官Powell特别引用了当时哈佛的招生方式，甚至把“Harvard College Admissions Program”（《哈佛大学招生计划》）作为他意见书的附件。大法官Powell在意见书里这样描述合法的招生方式：
This kind of program treats each applicant as an individual in the admissions process. The applicant who loses out on the last available seat to another candidate receiving a ‘plus’ on the basis of ethnic background will not have been foreclosed from all consideration for that seat simply because he was not the right color or had the wrong surname.
这样的程序在招生过程中将每个申请人都看成独立的个体。最底部的申请人会被另一个因族裔背景得到‘加分’的人取代，但不会仅仅因为他肤色或姓氏不对而不被考虑录取。
不得不佩服大法官Powell那时候就预见到哈佛考虑族裔的做法很容易产生逆向歧视，所以他特别提出两点：(1)如果按申请人的优劣排列决定录取与否，因族裔因素加分被录取的人，取代的应该是排在最底部的。(2)被取代的人不应该是因为族裔因素。
只是，哈佛现在直接以整体评分做最后考量的方法，哪怕有违大法官Powell的判决原则，也被彻底掩盖了。比如，被录取的亚裔学生的SAT分数普遍比其他族裔的高很多，看似有逆向歧视的可能，但因为他们最后的整体评分并不高于其他族裔的学生，所以就不容易抓到实锤。
关键是，大学招生可以说是一个黑箱操作，就是学校真正有违规，外人也无从知晓。那么，学校在实践的过程中，是不是把公正、公平放在第一位了？还是反正没有人能够有效地监督，就“随意发挥”了？
经历了这样的官司，一方面是学校被迫公开了不少信息，另一方面也希望这样的机会会促使学校走向透明。只有足够透明才可能让人心服口服。
哈佛需要直面自己录取政策中的诸多弊端
说到哈佛的录取政策，其对校友家属的照顾几乎是一个没有人能够在道义上为其辩护的不公平因素。还有，很多对体育运动尖子的照顾也未必有道理。
有不少运动项目因为费用特别昂贵，成为高中产家庭子女爬藤的“利器”，已经早不是秘密了。花样滑冰，击剑，冰球等都是这一类的。就是比较普及的“廉价”项目，真的走到宝塔尖，也同样烧钱。频繁的训练，一对一的高水平教练，全国各地的比赛，而且运动员要负责教练陪着去比赛的所有费用，这都不是一般的家庭能够承担的。
《纽约时报》报道费用昂贵的运动项目如何帮助高中产家庭子女爬藤。该文主标题和副标题分别为：“击剑可能是六位数的费用，但它能赢得大学录取”，“小众运动如何提供通往常春藤联盟和其他精英学校的途径”。（《纽约时报》截屏。）
也不仅是体育项目，其他如钢琴等有竞争性的项目，也是一样。到了一定程度后，请什么老师就很有讲究了，费用也很昂贵。当然也存在参加各种比赛的费用。
不是要否定这些孩子的努力，而是说这些家庭提供的条件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的。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不同，孩子们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这样的说法可以算是公平的吧？如果有人不同意，消化一下这个信息：两年前，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财政压力，斯坦福大学决定取消击剑和其他10项运动——男子划船、帆船、壁球和花样游泳——因为它们的成本很高。但是，在校友们的一片反对声中，这些运动项目很快都被恢复了。为什么？因为取消这些项目就等于去除了某些富裕家庭的优势。
几乎任何一种不错的政策都可能被利用来为某个阶层服务，关键就看学校如何把握了。不考虑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所占的优势不公平，但无视那些获奖孩子的天赋和努力也同样不公平。
哈佛最大的问题也许在官司之外
哈佛所以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是因为它能够给毕业生带来极大的“福利”。哈佛生获得的远不是4年优越的教育，而是一个可以受益一生的关系网和一个耀人的牌子。有一种形象的说法是，如果你从哈佛毕业，这辈子都是工作来找你，不是你找工作。
这样的“福利”来自于哈佛的地位，这个地位也保证了哈佛的生源，而这个生源又是许许多多银行、公司、企业、机构追逐的东西。就是这样的“良性循环”保证了哈佛不倒翁的地位。
但我要说，哈佛的问题偏偏就出在这里。哈佛号称是培养领袖人物的摇篮，但实际上已经成了人力市场的分拣机，成了为华尔街或麦肯锡（McKinsey & Company，一家全球性的大型咨询公司，也是全球营业额最高的三大管理咨询公司中的老大）等顾问公司挑选雇员的工具。
华尔街可不是什么高尚的地方，多少次金融危机都是华尔街的贪心“设计”出的产物。麦肯锡等顾问公司近年来更是丑闻不断，比如麦肯锡在美国阿片滥用危机中起了非常关键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聪明”的麦肯锡做顾问，阿片危机的恶化程度很可能会减缓不少。
《纽约时报》报道麦肯锡在美国毒品危机中扮演的暗黑角色，称其是先制造问题再解决问题。（《纽约时报》截屏。）
毕业生喜欢去赚大钱本来也无可厚非，只是哈佛或类似哈佛的一流学校都以培养社会领袖自居，而且就是以此声誉才招到了最好的人力资源，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不是说藤校对培养社会领袖没有贡献，而是说藤校的人设往最好说也是名不副实，很有吃了蛋糕还要拥有蛋糕的味道。至于往坏处说，至少是挂羊头卖狗肉，有些行为要说是做了婊子还要立贞节坊也不过分。
其实长久以来哈佛等学校一直在玩这种两面讨好的游戏。福特基金会总裁达伦·沃克（Darren Walker）说到的他的一个经历非常有代表性。那是一个访谈性质的，讨论哈佛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的书《功绩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的讲座会，在谈到大学在社会中应该承担的角色时，沃克说他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大声呼吁大学和他所在的基金会等机构必须利用自己的地位优势为倡导社会公正发声。他说自己曾在一个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揭露了不平等的恶果，以及财富被用来影响已经有特权的人的特权的不公平方式……结果一位大学校长私下对沃克说，他绝对不可能发表这样的演讲，因为他不能得罪富有的校友，他的下一次筹款活动要依靠他们（见上图字幕。图中左为达伦·沃克，右为迈克尔·桑德尔）……也正因为这样的思维，哈佛等学校自然是鼓励自己的学子走赚钱的路，因为他们赚钱了就意味着学校可以得到更多的捐款，虽然哈佛公开发表的信息完全是一种维护社会公正的姿态。
但是，玩这样的游戏总是会暴露的。继续这样做，总有一天哈佛等藤校的人设会塌。
要知道，哈佛的地位与其公关形象密不可分。一旦失去了道德高度，哈佛就不成其为哈佛了。如果领袖摇篮的形象不再，凭什么你还要招最好的学生呢？
有人可能会说，毕业生往何处去，学校哪里控制得了。这话只对了一半，可能还只是一小半。学生的出路长期以来与学校设置的形象不符，要说学校完全没有责任，很难接受。基冈所引发的那场辩论间接说明了学校在学生出路方面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我当然知道领袖人物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必须在努力培养的同时耐心等待。就好像美国的移民政策是广招人才，然后不知哪一天就“捡”到了一个诺奖获得者。但现在的情况是，哈佛之类的学校在设计上让自己培养学生的目标与华尔街或顾问公司的利益相一致。华尔街或顾问公司等也默契配合，几乎形成了一条龙服务。
其实这与哈佛等学校死不肯去除校友照顾政策完全是一回事。他们把利放在了第一位。
我不是要否认藤校一贯的努力，我也相信藤校嘴里说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心里希望的。但是在做的时候，它们在不少情况下的确对利益妥协了。
试想一下，如果一流大学不再是华尔街或麦肯锡等顾问公司的喂送机器，不再以让毕业生多赚钱为主要目标之一，学校也不再能够成为毕业生赚大钱的关系网，是不是很多现在拼命往这个“独木桥”上挤的人会放弃藤校梦？是不是反倒各得其所了呢？
所以，造成哈佛困境的部分原因来自哈佛自己。
哈佛这样的学校对社会负有额外的责任
我们都知道，大学，哪怕是私校，也不同于私企，不能唯利是图，因为大学对社会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它们的学子代表了社会的未来。而哈佛在大学中的地位决定了它更是有额外的责任。
哈佛的人设决定了它必须关注社会正义，关注弱势群体。这个人设也决定了，为学生提供一个多元的环境非常关键，你不能让也不希望明日的领袖，生活在一个与社会的真实情况脱节的环境中。
哈佛会放弃AA吗？不可能！AA是什么？AA代表了一个社会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求，代表了一个社会的进步，因为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很不平等的社会中。
哈佛放弃AA，就等于放弃了道德高地，也就意味着失去哈佛现有的地位，这是哈佛没有能力承受的。哈佛什么都能失去，就是不能失去这个地位，因为这是哈佛所有东西里面最值钱的一样。
该图来自于2013年的数据。图中显示，在某个月，白人与黑人中吸毒的比例分别为9.5%和10.5%。但同一时期，每10万个白人或黑人中因毒品被捕的人数分别为332和879，各为0.33%和0.88%。就是说，黑人吸毒的比例并不比白人多。但黑人更容易被抓。
不要说我们已经不需要AA，只有不考虑族裔因素的新生录取才是最公平的。看看上图，谁能够说黑人不再被歧视！所以，哪怕大学采用经济阶层划分来照顾弱势群体，我们也不能完全忽视族裔因素。
对了，这个案子不就是告哈佛歧视亚裔吗？如果你坚信哈佛歧视亚裔了，那又凭什么可以相信这是美国社会中唯一的歧视行为，其他歧视都不存在？
说真的，华人要反歧视一点点问题也没有。而且，在我看来，如果以哈佛公开声称的招生原则为准，哈佛的确是歧视亚裔了。但是，作为AA的最大受益人之一，我们不能自己上了巴士就嚷嚷着要关门。我们难道不应该像我们曾经被照顾一样去照顾后来人吗？上车关门的行为是令人不齿的。
如果还想珍惜哈佛这样的学府，那就让哈佛继续走在AA的路上吧。
如果输了官司，哈佛将会何去何从
这里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哈佛是不是被判歧视亚裔了，另一个是大学录取是不是还能够考虑族裔因素。
说实话，我个人认为，对哈佛来说，这次官司是输是赢关系并不太大，更受影响的恐怕是社会的其他层面，比如少数族裔的就业和升职等。至于哈佛，无非是今后的操作会有多少不方便罢了。
大学录取的标准都是每个学校自己制定的。如果哈佛输了官司，重新做一把尺子就是了。这把新尺子必须既满足高院的判决原则，又满足哈佛心里的标准。如果大学招生不再能用AA的名义，那就发明一个新名堂呗。当初不就是只有AA这个名义吗？所谓提供多元环境这个理由并不是AA的一部分，而是大学招生过程中的有些现象已经不能用AA这个理由来解释后才想出来的新说法。
再看看1978年Bakke诉加州大学案的判决时Powell大法官规定的两个要点不是都被违背了吗？怎么违背的——重新做尺子了，原来的标准就作废了呀。我不知道这次如果哈佛输了官司后会如何应付，但我相信哈佛迟早会想出对策。所以，原告就是打赢了官司也不代表一定会从实际意义上达到废除大学AA的目的。
哈佛大学自己的内部研究表明，如果只考虑学业成绩，亚裔美国人将占录取人数的43%。哈佛会接受这样的后果吗？我认为不可能。不是说哈佛下了决心要歧视亚裔，而是看看社会上成为领袖人物的亚裔——尤其是华裔——寥寥无几，培养领袖的摇篮怎么可能招43%极少可能成为领袖的学生呢？（这个43%的数据告诉我们，真正占便宜的其实是白人学生。如果亚裔达到43%，白人还剩下多少呢？）
再说了，真的43%以上哈佛生都是亚裔的话，可能亚裔家长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去哈佛了。不是说笑话，我一个朋友的孩子选择不去某个大学的原因之一就是那个学校招了太多中国学生。当然，该例子的情况不完全相同，那个学校的中国学生大多来自中国大陆，因为那是一个很好的学费来源。但是，即便哈佛招的亚裔学生都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如果达到43%，而亚裔在社会上并没有同等地位（或成就），那么，哈佛真的会贬值。而这是所有人都不希望看见的，也是哈佛承受不起的。
另外，不排除亚裔领袖人物不多也是被歧视的一种体现。那么，我们不是更应该反歧视而不是反AA吗？其实这些年亚裔的成长非常明显。比如，无论是报纸还是电视上，都看见越来越多亚裔名字的记者或专家。相反，倒是亚裔扎堆的科技行业，出类拔萃的人从比例来说少了。只要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反歧视，假以时日，相信会看到亚裔成为社会中间力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语
最高法院听证后大家的普遍反应是，大学录取过程中的AA，很可能会被推翻。此时，我想到的还是本文提到的耶鲁生玛丽娜·基冈。
基冈说，那天，当她拿了买爆米花的100美金，坐在那里试图回答关于自己未来计划的问题时，她“有一种不安的感觉，那就是那个穿着漂亮西装的人要把我的希望和梦想带回某个实验室，找出粉碎它们的最佳方法。”
基冈抵制住了这样的摧毁。10年前，玛丽娜·基冈以优异的成绩从耶鲁毕业。毕业之际，她写的一部戏剧即将上演，一份《纽约客》杂志社的工作在等待着她，还有一本书也按部就班地走在出版的路上。但她花朵般的生命在毕业5天后就因为一场车祸戛然而止……
去世两年后，基冈的遗作《孤独的对立面》（The Opposite of Loneliness）出版了。该书由曾经在耶鲁教过她写作的安妮·法迪曼（Anne Fadiman）精心编辑。说起基冈，法迪曼说：“她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你如何在你的生活中找到意义？”
不管高院的保守派大法官如何判决大学录取的AA案，愿藤校的那些天之骄子们都能像玛丽娜·基冈一样活出生命的意义。也许这才是他们能够对高院判案给出的最好回答。
至于哈佛等藤校的应对，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发现。不管有多少挫折，我们也有足够的决心和耐心继续去推动，向着进步的方向，无论是以AA还是什么新的名义。
很多工作需要在高等学校之外去做，从家庭开始，从幼稚园开始，从小学、初中、高中的每一天开始。如果能有比较多的天之骄子加入这样的行列，这个社会一定会越来越走向公平和正义。也只有这样，哈佛等名校才没有辜负其头上的光环。
很多工作需要在高等学校之外去做，从家庭开始，从幼稚园开始，从小学、初中、高中的每一天开始。如果能有比较多的天之骄子加入这样的行列，这个社会一定会越来越走向公平和正义。也只有这样，哈佛等名校才没有辜负其头上的光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