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非洲酋长2年 河南小伙返中揭秘辛：受封经组织批准
中国新闻组
12/06/2021
河南小伙孔涛在非洲当上酋长的新闻，近日再次走红网络。今年1月，他已经结束10年外派尼日利亚的生涯，回中国工作。孔涛表示，当酋长是经过组织批准的。他说：「如果有机会，我还会骑着马，回去看看。」
Dec 2, 2021
北京日报报导，作为中国工程企业驻外员工的孔涛，2010年研究生毕业就被派到尼日利亚修铁路。长达10年的外派生涯，孔涛为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的建设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也与当地民众结下了深厚情谊。
2019年，为了表彰孔涛的贡献，他被阿布贾吉瓦地区的土皇穆萨授予「WAKILIN AYYUKA」（瓦基林·埃育卡）酋长称号。这是非洲豪萨语，意思是「工程领袖」。至今，孔涛的微信名字仍然是「WAKILIN AYYUKA」。
孔涛透露，他在非洲当上酋长，也是经过组织批准的；酋长并非简单的荣誉称号，他曾和近百名大小酋长骑马几个小时巡视领地；由于没有及时掌握领地的土地转让情况，他还接到过土皇的「电话提醒」。
据报导，那是孔涛终生难忘的日子。 2019年的4月20日，他起了个大早，沐浴之后，他在同事的陪伴下，驱车前往阿布贾吉瓦地区土皇穆萨的宫殿，准备参加酋长受封仪式。这场荣耀的尼日利亚部落传统仪式，通过互联网向全球直播。
尼日利亚是国家政府机构和传统地方势力共治的国家。酋长作为地方政治首脑，享有实权，一般分为土皇、封疆大吏和县镇级管理者三个等级。孔涛获得的酋长封号在级别上仅次于土皇，属于「封疆大吏」。
担任酋长之后，孔涛正式成为当地部落中地位尊贵的成员，每逢重要节日，他都要和其他酋长一起出席。
成为酋长究竟是怎样的体验？非洲人对传统非常重视，第一次参加部落节日活动的时候，孔涛被提前通知当天要骑马。 「我说我没有马，部落里说没事，我们有，给你准备好了。」
报导说，本以为只是骑马把自己的领地走一圈，没想到当天的庆祝活动十分隆重，有大小将近100位酋长参加。大家在前呼后拥之下，骑马顶着烈日在各个领地里走了好几个小时。等活动终于结束，孔涛也几乎筋疲力尽。
经过中国媒体的轮番报导，孔涛无疑已是担任非洲酋长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人，但他并非被非洲人民授予这一至高荣誉称号的中国第一人。在中国土木尼日利亚有限公司，已有四名中国员工被授予酋长称号。
今年的1月19日，孔涛正式结束10年外派尼日利亚的生涯，回国工作。
报导说，孔涛的「非洲故事」也并未完结。时至今日，他的微信名字仍然是「WAKILIN AYYUKA」。他说，通过微信，自己与非洲朋友和阿布贾的土皇、酋长们仍保持着联系。他也不忘嘱咐对方看护好领地的一草一木，因为那是他们曾经携手共同呵护的财富。
在非洲意外当上酋长的河南小伙，现在咋样了？
来源: 潇湘晨报
12/02/2021
你印象中的非洲酋长是什么样的？
头插五颜六色的羽毛，身披华丽而不失格调的兽皮，“后宫佳丽”围绕身边，身后是手持长矛的武士…..
他们，好像只存在于影视剧或海外逸闻中，离我们的生活很远。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一位来自中国的“80后”小伙孔涛曾在2019年意外成为一位非洲酋长。
2019年，孔涛在尼日利亚受封为部落酋长，并获得酋长封号。他身披白袍，拿着五彩斑斓的权杖，和尼日利亚的朋友们合影。令孔涛没有想到的是，几天后，这些照片在国内社交平台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关注。
河南小伙成为非洲酋长，这件事听起来近乎天方夜谭。
网友们纷纷调侃道：
“出任非洲酋长，是不是可以升职加薪，迎娶多个老婆，走上人生巅峰了？”
如今，两年多时间过去了，孔涛真的走上“人生巅峰”了吗？
1985年，孔涛出生在河南濮阳县，他从小自律又十分勤奋努力，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2010年，孔涛获得了北京交通大学硕士学位并进入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工作。
当时，正值尼日利亚国家铁路大发展，孔涛在当年底被公司派往当地参与铁路项目，这一干就是十年多。
在尼日利亚，孔涛和他的同事们组织知识和技术培训，为当地的工人和农民提供就业机会，让他们能够参与到铁路建设项目中，用自己的劳动改善生活。
除此以外，孔涛还带人为当地的一所小学修建了三间全新的校舍，确保村里的孩子们能在更好的环境中上学读书，当地人感动地称他为“孔校长”。
修路、填坑、建足球场……在非洲的日子里，孔涛和他的同事们所到之处都是故事，他们用真心换来了村民们的尊重。教育和经济状况的改善，让昔日的“荒芜之地”如今处处洋溢着活力与干劲。
孔涛说：“对我们来说，这可能就是一个力所能及的项目，但是对他们来说，则是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
对于当上酋长这件事，孔涛说“这是个意外”。
2018年9月，孔涛到尼日利亚“土皇”家里做客，对方提出要送给他一个“礼物”，而这个“礼物”就是酋长的头衔。
要知道，在尼日利亚的外国人中，只有为当地经济或社会发展、民众生活改善等作出突出贡献才能被授予酋长头衔。
2019年4月21日，孔涛被正式授予“酋长证书”和“酋长权杖”。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吉瓦地区的土皇穆萨亲自授予了孔涛“WAKILIN AYYUKA”酋长封号，这个封号意思是“工程领袖”。
这场受封仪式被全球直播，也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网友们纷纷炸锅，好奇“酋长”到底是个什么职务。其实酋长制在尼日利亚存在已久，在当地，除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管理外，地方上没有直接的行政长官，而是由传统势力来统治，而酋长制就是这个传统势力的体现。
酋长一般分为三个等级，一级是土皇，二级是封疆大吏，三级是县镇级管理者。酋长享有封地，按照尼日利亚的风俗，适用一夫多妻制，甚至可以将封号传给下一代，国内有不少网友都很关注孔涛的“待遇”。
不过，孔涛这次被授予的酋长封号虽然按级别仅次于土皇，但他的封号主要是一种荣誉的象征。
孔涛作为中国企业员工，并不参与当地具体事务管理。
孔涛觉得，这个荣誉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表面上看来这个封号是表彰了我，但实际上，他们想感谢的是我背后的中国企业，更是我背后的祖国。”
曾有朋友调侃地问孔涛“孔酋长，妻妾成群的感觉怎么样？”
孔涛却扬起嘴角幸福地表示，自己是中国人，当然要遵守一夫一妻制。其实早在2014年他就在中国结婚了，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其实，孔涛不是第一个在非洲受封酋长的中国人，仅他所在的公司就有4个“酋长”。他们都因为在非洲做出了贡献而获得了当地人的敬重，这也正是中非友谊的体现。
获得封号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孔涛当上了中土尼日利亚运营事业部总经理。他说和没当“酋长”前相比“唯一的变化就是名片重印了，我把封号印了上去，只要拿出名片，就能拉近和当地人的距离。”
新冠疫情以来，孔涛还积极协调抗疫物资帮助当地建立方舱医院。
今年年初，孔涛结束了在尼日利亚的工作回到了北京。他还参加了中非“一带一路”国际工程科技与教育培训中心项目，持续为中非友谊作出贡献。
酋长的封号，对孔涛来说是一份荣誉，也是一份责任。
“没有一带一路，没有这么多项目建设，尼日利亚人不可能对中国人那么尊重，这是我在非洲切身感受到的中国力量！”
中国最幸运的一群人？1962-1972年出生的人
文章来源: 遮眼看天
12/01/2021
有人在分析中国哪些人最生不逢时，活不逢地的时候，意外发现1962至1972年这十年出生的人最幸运。
01. 他们躲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有粮票就有吃有喝，虽然是粗茶淡饭。
02. 他们避开了计划生育，有兄弟有姐妹，大的带小的玩，小的穿大的旧衣服。
03. 他们错开了上山下乡，在学校里学工学农学军，反潮流交白卷。
04. 他们上大学时，大学是公费的，家境困难的还有管吃饱的助学金；他们大学毕业时，工作是包分配的，大多是党政、事业单位，央企国企还得挑挑。
05. 他们恋爱时，重要的是人品本份老实，深信真正的爱情只有一次，裸婚基本盛行。
06. 他们结婚时，房子是单位分配的，虽然有点旧 ，虽然还得论资排辈。
07. 他们生子时，母乳基本主流，奶粉没听说有毒。
08. 他们是尚有理想的最后一代，虽然虚幻但一直支撑着他们的信念。
09. 他们读书的时候，国学经典已经滥觞，世界思潮大肆涌入，传承与革新集于一身。
10. 他们与世界同步进入信息社会，电脑工具已融入生活，是中囯信息时代的开拓者。
知乎问答：
中国最幸福的一代人是70后吗？
油腻中年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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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个问题就可以看出知乎上的用户群体的年龄段了，只有12个答案，还有几个不是70后的回答。
有人说70后很幸运，什么文革结束，房价低廉，互联网兴起。懒得反驳，说说我的经历看法吧！
70后一半挨过饿，剩下的一半也就是两个星期吃顿肉的生活水平。想体验一把的年轻人可以试试两星期吃顿肉，或者顿顿白菜帮子八分饱是啥滋味。
70后父母，尤其是农村的，一小半父母是文盲，能识字的就算是文化人了。想想这样的父母在子女的教育上是什么水平！
70后一般都有三个兄弟姐妹，想想你父母在生活的重压下能给你多少关爱。
有说70后恢复高考上大学的，拜托！那是万分之一的比例，大多的70后学历和文化水平只有初中。到了中年，要和你们这些本科多如狗的年轻人共同竞争，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有说房价便宜的。那时候房价是便宜，可工资也低啊！我刚上班的时候工资一个月300，合肥的房价大概一平方1500。五个月的工资买一平方。你算算你们现在的工资房价比是多少？也差不多吧！
还有什么互联网大潮，各种创业机会的。拜托！那个时候的机会比现在更少，因为你走出校门根本就是两眼一抹黑，那时候到合肥打工，能找个饭店服务员都是不错的工作了。哪有现在这么多的机会和岗位给你选择，哪有现在的网络信息给你参考，哪有现在的父母亲戚给你指导。就是两眼一抹黑根本不知道该干啥，能有个流水线的工厂给你进，就欢天喜地了。
70后耗到40岁总算放开二胎，拼着老命生一个二宝，发现父母都老了，甚至不在了，只能自己带。年轻的你们，想想你们父母不给你们带孩子，你们的生活吧！估计饭都吃不上。这还嫌弃父母带的不好呢！
还有房子，70后基本都是自己买。80后90后基本是父母一手包办。从上学到工作到结婚到买房到带孩子基本父母一手包办。我们都是自己亲力亲为。
当然，我这说的都是大多数情况，别杠你就不这样，70后也有父母一手包办的，那是父母都在体制内的命好之人。不讨论少数和个别现象。
知乎用户
我就是七零后。
原来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福，七十后是承前启后的那一辈，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
但后来，特别是这几年，我开始认识到，最幸福的是新中国建国前后的那一辈人。
原因很简单，是他们将一个饱经忧患苦难深重的旧中国从腥风血雨挣脱出来，建立了一个崭新的新中国！
什么是开天辟地？什么是前仆后继？什么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这就是那一辈人做出来的。
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实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平生最壮丽的理想。
每思至此，无限敬仰。
发现更大的世界
70后连饭都吃不饱你会羡慕？
没肉，吃饭吃不饱，没坐便，没地方洗澡
更别说什么手机电脑互联网了
啥？你说你羡慕他们现在有房有地位？
曾经有个有名的问题，不让你带手机没有网络一年给你多钱来着？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别只看见贼吃肉不看见贼挨打
发现更大的世界
70后已经在奔五了，我是最小的那批，马上也要四十了。上有老下有小，说的就是我们这些人了，好大责任挑在肩上，哪个都不清闲，应该没有多少个会来答问题。
70后的集体回忆网上可以找到好多，有兴趣欢迎随便搜来看看。怀念过去，怀念青春，真的一下子就老了。在我的歌单里，流行的经典的各一半，在我的阳台上，花花草草养着一大堆。
70后小时候的生活是饥饿和单调的。现在不会去抱怨这些，在吃苦中早就学会了坚韧。
作为农民的后代，真的很感谢我的爹和娘啊，在读书无用论的年代顶着异样的目光和怪腔调，卖掉粮食送我上学。
写到这里我觉得已经有结论了，知道感恩就是幸福。
我第一次回答问题，没什么条理，随便答了哈。
金戈老马
让数据揭示真相
70后几乎都踩着了改革开放后的每一个重要的节点。
到了读书的年龄，基本上能够吃饱肚子了，所以不至于过早辍学；
90年代掀起的第二次改革高潮的时候，70后开始上大学或者走上工作岗位了；
2000年开始的房产经济和经济大增长的时候，很多70后开始买房了，大部分不需要父母和外援就可以自置产业；
70后的孩子基本上都是00后和10后，赶上开放二胎之前，教育资源属于有史以来最为丰富的时期；
70后的父母都是有多个子女，养老负担可以说相对较小，而且，70后的父母普遍长寿，幸福感很高。
从这些可比的角度来看，70后可以说是中国到目前为止最幸福的一代人。
但是，幸福和幸福感是两码事。
如果抛开个体的主观感受，站在上帝视角评价幸福，那就要定义什么是幸福，有哪些维度和因素会影响到个人幸福。比如：个人/家庭财富，收入增长率，劳动时间，休闲娱乐时间，养老，社会保障，教育，阅读、学习等等。
有了这些量化指标，对每个年代的人群做一个抽样调查，然后就可以得到大概的结论了。
这属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课题，我相信官方，或者相关研究机构应该做过类似的调查研究的。研究者和出资者都是带有目的性的，研究目的决定了量化指标的选择和评价。所以，阅读、消费这些研究报告需要结合研究者的目的来看。
幸福感是个人的主观感受，由物质生活延伸到精神生活，更多地是精神层面对幸福的感受。
比如：有的人住着别墅、吃香的、喝辣的，但是感觉内心苦闷、寂寞悲伤。有的人想要摘下月亮也没有人愿意帮她，更苦闷的是，还没有人理解她（为什么要摘月亮）。有的人家大业大、日进万金，但是整天十分焦虑，睡眠不足三个小时，连与父母、妻子、孩子一起吃个晚饭都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这些人的幸福感可能就不太高，但是在别人看来却很幸福。
横向来看，那些宗教国家的人幸福感普遍较高，因为他们的灵魂和上帝、天神在一起，他们的命运和来世也就交给了上帝和天神。
现今的中国人，更多地相信自己的命运可以通过自己的奋斗来改变，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只有不断努力奋斗，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
匿名用户
只说普通人。
大部分70后在2010年之前其实都谈不上幸福。只是有部分人过的更差。现在看70后幸福，本质是10年开始房价飞升的过程中，70后和少数80后是最大受益人。
幸福与否几乎只取决于在15年之前是否买房上了车。
70后是改开后的第一代人，相比60后，70后有多得多的人2000年到2010年飞速发展的十年间融入了市场经济下，积累了一定量的资产。在09年开始房价暴涨的过程中，70后靠积累的这部分资产买房，从而吃下了最大的红利。
70后和部分买房上车早的80后，是改开后到目前最大的受益者，这一点是否认不了的。
这些人就像在电梯间里做俯卧撑，只要选对了电梯，无论坐不坐俯卧撑，都能被时代带着往上爬。
90后00后10后虽然生活条件优越，但再也不可能有70后这种躺着就能往上爬的机会。
匿名用户
幸福？什么是幸福？从小的高压精英教育，反正都教，懂不懂是你个人的问题？是普高只有10%的人能升学？是大学学费+住宿费 4000一年？
我出生算好的，反正我没试过一周只有两次肉的日子，而且虽然小时候说是要凭票，但是因为家严的工作，家里啥都不缺；但是，从小学习压力极大，小学二年级开始有本灰色封皮的教材，上面就写着思维训练四个字，感觉这就是小学数学奥赛题吧，反正挺难的，而且老师是要求当作业做的，必须做完，小学就经常要写作业写到晚上十一二点。初中升高中有一半同学分流去了职中，当年中专分数线比重点高中还高，因为中专都是比较好的行业部委办的，银行、教育系统、邮电系统、交通系统之类，三年后开始上班算工龄，很多家里条件不好的同学就去考中专，但考上的不多；高中参加高考，只有10%出头的人能继续读书，包括去读成教专科的同学，能考上本科的大约是5%；虽然大学学费+住宿费 4000，但是当年工资低呀，4000，90年代末广州都能买2-3平房子了。
kris
本来觉得70后很幸运，但是现在觉得不一定。
70 后 主动单身不婚比例应该比较少 。
房子不贵但是也是负担 。生二胎也会多 。
结婚买房 生孩子太烧钱。
房子升值也不能折现要留给孩子的。
孩子的人生最开始 都是拼爹的。
需要大笔的经济收入去支撑家庭支出 。
上有老下有小
80 后90 后 主动单身 不婚不育 会越来越多。 当然还有一批85前的 早婚早育 和70后情况差不多。压力山大。
85后 90后 大批不用买房 不生孩子 单身男女 和父母一起住。可以少很多支出压力。
生活不见得不幸福 反而相当自在。
86岁台湾老兵回陆寻母: 15岁参军, 母亲苦等71年
文章来源: 今日头条
11/26/2021
穿过风雨，拨开云烟，故乡的明月会照亮游子归家的路；白云孤飞，魂牵梦萦，异乡的泪水会映射出父母的身影。
无论何时，“家”总是漂泊之人心中的港湾。
而对于一位朝枚之年的老人而言，“回家”是71年不曾遗忘的坚持，“母亲”是71年痛彻心扉的想念。
2008年，一位须发银白的老人在孙子的搀扶下踏上了大陆的土地。他颤颤巍巍地来到了相关部门，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希望国家政府能帮他寻找71年未见的母亲和妹妹。
这位老人是谁？他为何与家人分离71年之久？而最终，他见到自己的家人了吗？
生不逢时，年少丧父
这位老人名叫谢春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才9岁；6年之后，“七七”事变爆发，他也不过15岁。可以说，谢春生的少年时期就是在战火纷飞中度过的。
当日寇的铁蹄无情践踏着华夏大地时，当同胞的鲜血浸透脚下的黄土地时，许多家庭开始了流亡生涯。无数人拖家带口、背井离乡，只为赢得一口喘息。
母亲看着逃亡的人群，忧心忡忡地问父亲，他们要不要也逃？
父亲站在门前静默半晌，说道：“逃到哪里去呢？现在哪里没有小鬼子？逃出去也不一定能活啊，呆在这里好歹有个家！”
就这样，父亲、母亲、谢春生和妹妹，一家四口人留在了祖居的小村庄。一开始，他们还天真地以为，日军来过几次，抢完东西就不会再来了。
可是，魔鬼焉有怜悯之心？无恶不作的禽兽又怎么会轻易放下手中的屠刀。
谢春生所在的小村庄从此永无宁日，日寇一批接一批地来。抢完值钱的东西之后就抢粮食，抢完粮食之后没得抢了，就开始抢人杀人。
每一次在日寇进门之前，父亲都会把谢春生母子三人藏到地窖里去，独自一人和门外的恶魔周旋。
等日寇烧杀抢掠一番离开之后，父亲才会把他们从地窖里拉出来。出来之后他们入目的场景总是一片狼藉，仅剩的一点粮食也被劫走了。
母亲总是难过地落泪，而父亲则会安慰家人：“人活着就好，活着就有希望。”
父亲一如既往地乐观，也会经常教育15岁的谢春生，让他学会担当，以后如果父亲不在了，要照顾好母亲和妹妹。
谢春生听进去了父亲的教诲，但他从没想过，那一天会那么快到来。
这天，日寇例行的扫荡过后，父亲迟迟没有打开地窖的门拉他们出去。母子三人都隐隐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谢春生想溜出去看看，但是母亲一把拉住了他，让他和妹妹乖乖呆在地窖里，自己出去看看。
母亲顶开出口的木板，侧耳仔细听了听外边的动静，确定没人之后慢慢爬了出去。
随即一声凄惨的哭叫声传到了谢春生和妹妹的耳朵里，谢春生立刻手忙脚乱地带着妹妹跑出了地窖。
跑到院子里的那一刻，谢春生全身的血液都好像凝固了，他呆呆地望着地上被乱刀砍死的父亲，双腿再也无法挪动一步。
母亲和妹妹撕心裂肺的哭声时刻回荡在谢春生耳边，而眼前刺目的红色也让这个一向坚强的小男子汉流下了眼泪。
父亲以一己之身，保住了他们母子三人的性命。从那一刻起，谢春生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了，他答应父亲的话从此刻起也要正式履行了。
少年志气，一心参军
在乡邻的帮助下，谢春生安葬了父亲。看着简陋的坟墓，他默默地捏紧了拳头，他想为父亲报仇雪恨！
他不止一次地想过要冲进日寇的大本营，手刃仇人，为父亲报仇。可是他手无寸铁，又只是一个半大的孩子，哪里有底气和日军叫板？
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谢春生苦苦思索报仇的办法，但都找不到一条可行之计。就在这时，他突然听见乡亲们聊天，说现在到处都有军队在打仗，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打到他们这里，把小鬼子给打跑了。
听到这的谢春生眼前一亮：对啊！有军队可以打小鬼子！自己只要参了军，不就可以上阵杀敌，为父亲报仇了吗？
谢春生赶忙跑回了家里，把想参军的事情告诉母亲。
母亲王秀英原本身子就不好，如今又惨遭丈夫去世的打击，更是一病不起只能躺在床上。
谢春生刚走到屋门口，就看见母亲有气无力地半靠在妹妹怀里，而妹妹正在喂母亲喝水。
因为多年来的苛捐杂税和小鬼子的烧杀劫掠，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都很苦，大家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而父母亲更是把仅剩的口粮都让给了他和妹妹，自己经常忍饥挨饿，长时间下来身体也垮了。
看着如今瘦得只剩下皮包骨的母亲，谢春生不禁眼睛一酸，险些掉下眼泪。但他很快又重新振作起精神，他现在是母亲的依靠了，不能再让母亲为他担忧。
母亲一转眼看见了谢春生，强撑着病体挤出了一个笑脸，她拍拍床沿，示意儿子坐过来。
谢春生快步走过去握住了母亲的手，看着母亲苍白的面容，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开口。
自己如果去参军了，那就不能留在家里照顾母亲和妹妹了，答应父亲的诺言便无法兑现；可是即便一直忍让，小鬼子也不会放过他们，他们手中的屠刀迟早还会砍到无辜之人的头上。只有把这群强盗赶出中国，同胞们才能免受欺凌屠戮，母亲和妹妹也不用再过着胆战心惊的日子。
想到这，谢春生还是犹犹豫豫的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娘，我……我想去参军。”
母亲听了这话，不可置信地盯着谢春生，她翕动了几下嘴唇，不确定地问道：“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我想去参军！我要去找部队，跟着他们一起杀鬼子！”谢春生坚定地看着母亲，希望母亲能同意他的请求。
听了儿子的话，母亲瞬间气红了脸，用力地捶着床沿：“你这是白日梦，你才15岁，哪个部队要你！你以为打仗和干农活一样的吗？上了战场，你能干什么？”
谢春生不服气地说道：“不会我可以学！我要给爹报仇，我要把小鬼子赶出咱中国！”
闻言，母亲流下了两行泪水，绝望地说道：“我知道你的心思，你当我不恨吗？你当我不想给你爹报仇吗？可是孩子，咱们没有那个本事，上了战场有几个能活着回来的？谢家就你这么一根独苗了，你要是有个万一，我怎么跟你父亲交代，你让我和你妹妹以后怎么过？”
听了母亲的话，谢春生久久无言，他知道这个请求很伤母亲的心。可是，要他龟缩一辈子受日本人的欺辱，要他看着日本人日复一日的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他真的做不到！
母亲又气又怕，躺在床上不停地咳嗽，妹妹赶紧走上前去给她顺气。
谢春生看着母亲这个样子，害怕母亲被气出什么意外，也不敢再提参军的事了。待母亲慢慢止住咳嗽睡过去后，他默默退回了自己的房间。
辗转反侧了一夜，参军的念头仍然在谢春生心里萦绕着。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了，他想留在母亲身边尽孝；可是杀父之仇不能不报，而且，只要小鬼子还在，就没人能睡上安稳觉。
“我不仅想为父亲报仇，我也想保护好母亲和妹妹。但是不赶跑小鬼子，他们迟早还会来。”谢春生心里不断挣扎。。
天将破晓之时，谢春生轻轻推开了自己的房门。他的肩上背着一个破旧的包袱，里面是几件日常穿的衣服，还有两双母亲之前做好的布鞋。
他最终还是决定出去寻找部队，走上战场保家卫国。
路过母亲屋前，谢春生挺直腰杆跪了下来，对着屋门结结实实地磕了三个响头，嘴里默念道：娘，儿子走了，您和妹妹照顾好自己。我会活着回来的，您一定要等我。
都说母子连心，对于谢春生的离去，母亲又怎么会没有感应到呢？
但是事到如今，她也没办法站出来阻拦了。因为这不仅是谢春生作为一个儿子的选择，更是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选择。
纵然不舍，纵然担心，也只能让儿子去了，她心中也有几许骄傲和自豪。她会好好守着这个家，守到谢春生回来的那一天。
背着一个破包袱，带着为数不多的一点干粮，谢春生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参军的路程。回首望着故乡，他自信满满地想着，自己很快就能回来的。
可令他不曾想到的是，此去一别，再归来，已是71年之后。
如愿以偿，抗击日寇
部队也不是那么好找的。
谢春生连村外的县城都没来过几次，根本不认识外面的路，而且又不识几个字。出了门的他，就像只无头苍蝇一样乱撞乱飞。
后来，他听说哪边在打仗就往哪边跑，不认路也没关系，只要在路上碰到人就上前问。
就这么一路跌跌撞撞，谢春生终于碰上了一支正在行军的部队。当时才15岁的他，根本分不清谁是共产党，谁是国民党。在他看来，只要是打鬼子的都一样。
于是，谢春生“赖”上了这支部队。也是到后来他才知道，眼前被他“赖”上的这支部队就是鼎鼎有名的“钢七军”。
“钢七军”全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是当年国民党的主力部队之一，时任第七军军长的是李宗仁。
“钢七军”参加过北伐战争、宁汉战争和中原大战等大型战役，每一战都以血战成名。与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也就是“铁四军”所齐名。
而此刻，战士们正奔赴在抗日战争的路上。却没想到，半路上被一个愣头青给拦下了。
谢春生找到了当时领队的一个排长，告诉他自己想参军，问排长能不能带上他。
为了不落选，谢春生还谎报了自己的年纪，说自己已经17岁了。
可是打头的排长从上到下看了他好几遍，愣是不相信他已经17岁了，就那个单薄的小身板，说是13、4岁还差不多。更何况，谢春生一看就是没上过战场的，说不定连枪都拿不起来。
他们这可是先行军，急着去参加战斗的，可不是军校或者新兵营，还有大把大把的时间训练他。因此，排长拒绝了谢春生的参军请求。
可没想到，谢春生也是个犟脾气的人。他紧紧拽住卡车的后车厢，说道：“我拿得起枪，教我两次我肯定就能学会了。我爹就死在日本人手里，我想为他报仇，您就收下我吧！”
排长看着眼前的这个半大小伙，想到了自己惨遭杀害的亲人，一时也说不出话来。
过了一会儿，他对着谢春生说道：“我们这是先头兵，真的没法带上你。你要真想杀鬼子，就在这等我们后面的大部队，估摸着明天他们也就到这了。”
说着给谢春生写了一张便条，让他到时候拿着这个去找征兵负责人。看着他面黄肌瘦的样子，排长又从自己的口粮里挤了一点出来留给他。
带着排长给的便条和干粮，谢春生就一直坐在路边等着后头的大部队。
过了一天，谢春生终于看见浩浩荡荡的步兵部队朝他跑来，他赶紧捡起地上的包袱跟了上去。
“钢七军”此战的目的地是上海。谢春生顺利地加入了这支军队，但负责人看他没有什么实战经验，就把他编入了一个通讯班。
一开始谢春生有些不乐意，他是想真刀实枪上去打鬼子的。这时，一个老兵就开解他，上了战场大家都一样，谁不是在出力打鬼子。等到了情况危急的时候，甭管是送信的还是烧饭的，大家都得扛着抢上，你还怕没有这个机会？
却不想，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上海保卫战打得异常艰难，谢春生所在的团一共有12名团长，打到最后就只活下来了三个。
团长谢志恒带头冲锋，被日军的炮弹炸得血肉模糊，肠子流了一地，最后英勇牺牲。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嘱咐手下的战士们一定要奋勇杀敌，保护自己的祖国。
谢春生握着发给他的枪支弹药，第一次直面血淋淋的战场。他的心中没有畏惧更没有退缩，眼前战友们的鲜血就像当日父亲的一般鲜红刺目，他的心中顿时充满了愤怒与不甘！
他仔细观察着战友的一举一动，学会如何装子弹、如何开枪、如何冲锋潜伏。就如同所有中华血性男儿一样，不畏生死，勇往直前。
因为敌我双方的实力悬殊和装备差异，上海最终还是失守了。但是“钢七军”并没有辱没自己的血战威名，而谢春生也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战士。
1938年3月，台儿庄战役爆发。台儿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是通往徐州的必经之路，若守不住台儿庄，那么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来说将是一次致命的打击。
中国方面集结了几十万军队死守台儿庄，李宗仁将军任战时指挥官。
谢春生也参加了此次战斗。这是他参加的第二场大型战役，也是他首次品尝到胜利的果实。
4月中旬，中国军队毙伤了约一万余名日军，最终守住了台儿庄，这是中国自从抗战以来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最大规模的胜利。
彼时的谢春生并不知道这场战役所带来的影响，他只知道，打赢了就是好事，只要以后一直打胜仗，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了。
胜利之日的到来虽然无比艰辛，但谢春生还是有幸见证了那一刻。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得知这一消息后，谢春生泪流满面，他终于告慰了父亲的在天之灵，也无愧于一个中国军人的身份。
此时不识字也不认路的谢春生还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战斗的地方离老家的村子有多远。他满心满眼想着的就是赶快退伍回家，从此以后老老实实呆在母亲身边。
无奈内战，退居台湾
但是上天又对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在赶跑日本鬼子之后，谢春生手中的枪竟然要对准自己人打了。
他很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要打中国人？小鬼子都赶跑了，为什么还不能过太平日子？
关于这个疑惑，不止谢春生一个人这么想，千千万万的底层士兵都是这么想的。但是，没有人给他们解答，也没有人告诉他们为什么。
谢春生就这样跟着部队又参加了三年的解放战争。国民党节节败退，无心战斗的“钢七军”也再没打过胜仗。
在白崇禧的带领下，这支豪勇一时的军队最终退回了广西一带。不久之后，谢春生在迷茫中被带上了一艘船，班长告诉他，大家从此以后要去台湾了。
台湾？台湾在哪？谢春生并不知道，而他更不知道的是，自己这一去就是71年。
台湾的环境和生活都比老家的村子要好，但是谢春生还是无法接受这里，因为这里不是他的家，这里更没有他的母亲和妹妹。
几年之后谢春生退伍了，他靠着积攒的军饷和发放的补助做起了小本生意。时间一日一日地走过，岁月一年一年的逝去，谢春生从一个年轻小伙变成了一个垂垂老矣的老人。
他在台湾娶妻生子，有了自己的子孙后辈，但是他心里一直有一块空缺，那是他回不去的家乡。
他时常望着大陆的方向，试图越过千万里的距离找到自己的家，试图再见一见分别多年的母亲和妹妹。
家里人很不理解谢春生的想法，如今在台湾的生活不是很好吗？为什么非得回去，再说了，就算回去了可能也找不到人了。
谢春生没法表达自己的心情，“乡愁”这种情感，若非亲身经历，旁人是无法感同身受的。台湾虽好，但终究不是生他养他的故乡；家人虽多，但终究不是他心心念念的母亲和妹妹。
故土难离，终了心愿
两岸三通以后，谢春生曾经回过大陆。
但是时过境迁，新中国成立之后，地域变化太大了。何况谢春生又不识字，他只大概记得自己家乡的所在地，只说得出一个村子的名字，还不确定现在有没有改名。
前两次的寻亲之旅都没什么结果，加上谢春生的身体不好，家人就不许他再折腾了。
可是时间一长，谢春生的思乡之情就越来越浓烈，如果不能在有生之年重见母亲一面，他就是死也无法安心。
谢春生不愿放弃，在2008年再一次回到了大陆，他抱着仅有的希望苦苦等待着结果。
大概是被这份坚持感动了上天吧！这一次的寻亲之旅终于有了些眉目，相关部门不仅找到了谢春生的妹妹，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的母亲王秀英依然还在人世，此时老人家已经106岁的高龄了。
回家的那一天，谢春生在孙子的搀扶下走上了那条既熟悉又陌生的路。周边的环境早已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可是每向前走一步，他的心就好像找到了归属，不再那么漂泊无依。
妹妹早已在村口等待。时隔71年再见，当初的两个半大孩子，如今都已是家中的祖父母了。谢春生和妹妹相拥着痛哭，久久说不出话来。
在妹妹的带领下，谢春生见到了躺在床上的母亲。母亲早已病重，多年下不来床了，神志也不清楚。
但是在谢春生的双手握住母亲的那一刻，这位老人慢慢睁开了眼睛，定定地看着眼前的谢春生，眼角流下了泪水。她张开嘴巴想说些什么，却因为没力气而说不出任何话，只能对着谢春生流泪。
见此情景，谢春生再也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思念，哭着说道：“娘，我回来了！是我回来了，您看看我！”
母亲听着这话，嘴角由衷地露出了一丝微笑，也紧紧握住了谢春生的手。
当天深夜，母亲欣慰地离开了人世。从谢春生15岁离家那一日开始，她就说过会等儿子回来的。如今，她等到了，她终于可以了无牵挂地走了。
无奈与亲人别离71年，谢春生是不幸的；但在暮年之时能够再见母亲一面，谢春生又是幸运的，因为还有很多老兵，连重回故乡的机会都没有了。
世事无常，生死不由人，唯有珍惜当下才是最宝贵的。
蒋介石最信任的团长，赴台时跳下军舰游回大陆…
文章来源: 真实战争故事
11/11/2021
从小，史一科就觉得父母不一般。
不仅母亲的发型不像其他阿姨，父亲走起路来也比别人精干。
但再具体的，她也说不上来。
直到有一天中午，她像往常一样去公司叫父亲回家吃饭。刚到门口，就人被拦住了。
果然，父亲骗了她。
人一生中有很多重要的日子，我印象最深是1959年9月的一天。
中午时分，我像往常一样，到家附近的百货公司，叫爸爸回家吃饭。
刚到公司门口，有熟悉的阿姨拉住我小声说，科科呀，你咋还来呢，你爸他都被抓了。
啊，坏人才会被抓，爸爸这么好的人，怎么会被抓呢？
我想不明白，也不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
那年我刚8岁。
1
父亲告诉我，我们一家是解放前夕逃难到湖南郴州的。
刚到郴州不久，钱就花完了，不能继续住旅社，当时母亲又快要生二哥，只能先想办法解决住房问题。
父亲拉着大哥，扶着即将临盆的母亲，沿着郴江河畔，一路走，一路观察，寻找住处。
来回走了三天，终于在苏仙桥下发现了一茅草屋，这里不错，喝水、用水都不用花钱。父亲推开了草屋，发现里面住着一个独居老人。
无路可走，父亲只好将母亲扶过来，说一家人逃难到此，想在这里暂住一段时间，因为妻子马上要生小孩了。
心地善良的老大爷看了看母亲，马上说行，当即起身卷起铺盖就走。父亲无比感激，拿出两块光洋给他，没想到老大爷拒收了。
老大爷一个人去附近山上盖了间茅草屋，独自住了下来。这是父母来郴州的第一个大恩人。
二十多年后，老爷爷病故，父亲亲自为他办理了丧事。
父亲很能干，为了让身体不便的母亲住的舒适一些，他买来草料将茅草屋隔成三间，还改造成尖顶型草屋，屋四周扎着草坯。
因草屋靠在河边，父亲用6根木桩伸向河里，木桩上架成小木根和竹片，这就成为一个露天阳台，从台上可直接打水喝。
草屋的样式很好看，可惜只是个花架子，中看不中用。草坯扎成的墙壁并不牢靠，一旦刮风下雨，雨水就全进了屋。
最难过的是冬天，郴州也下雪，北风呼啸，冻得一家人缩成一团相互取暖。
尽管生活很苦，但一家人能在一起，父母还是感到很幸运。
那时父亲要守在母亲身边等待分娩，不能走远，只能在家门口想办法。
靠山吃山，近水吃水，父亲早晨打鱼去街上卖，下午再帮附近的农民挖地换些小菜、粮食，这样勉强应付一日三餐。
不久，二哥就在草棚里出生了，为表纪念，父亲特别给他取名：史一湘。
二哥出生第11天，也就是1949年的10月7日，郴州北湖区解放了。父亲赶紧来到刚成立的郴县人民政府登记。
父亲说自己叫史诚，是江苏镇江人，家人被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身亡，逃难到了郴州。
接待的干部很同情父母，不仅为他们落了户，而且还答应分配给公租房，让等着名额下来。
江边草屋虽然艰辛，倒也有些世外桃源的安静，一住就到了第二个春天。
茅草屋边种地的老人看父母不像一般人，上门询问后得知这对逃难的夫妇都识字，老农请求我的父母教他小孩学习，并愿意拿出钱来做学费。
父亲看对方很诚心，说小孩只要愿意学，随时欢迎来家里玩，我们可以教他，学费不要，你可以教我种地、种红薯吧。
原来父亲从小在江边长大，只会打鱼，还不会种地。对方一听十分高兴，不仅答应亲自教父亲种红薯，还答应给父亲一块地。
到了秋天，父亲种的红薯就收回600多斤，一下抵了半年多的生活主粮。
正在父亲想着如何加固草屋度过下个寒冬时，政府分配的公租房下来了，父母搬到郴州的裕和街，分到一间60多平方米房子。
终于有了稳固之住所，没想到却迎来更大的狂风暴雨。
2
父亲很聪明，搬到裕和街后，他很快发现了商机。
当时街上有三家浴室澡堂，浴巾的用量很大，于是父亲找人借钱下广州进货来卖，积累了一点钱后，办起一家浴巾厂。
父亲厂里的浴巾物美价廉，不仅浴室来买，个人、甚至周边很远的人也来买，一家人的生活这才稳定了下来。
这时期，我和弟弟、妹妹相继出生，因为上面两个都是哥哥，弟弟妹妹又小，我也成了最受宠的那个，每次父亲外出吃早餐，都只带我一个人去。
大家都说我遗传了父母的优点，我的母亲很爱美，和街上其他的阿姨不一样，她的头发总是弄得很漂亮，父亲也又高又帅，也和其他的叔叔不太一样。
我说不清为什么不一样，但就是觉得父母不一般。
到了1956年，国家出台了公私合营的政策，父亲所办的浴巾厂划归了郴州商场百货公司，父亲从私人老板变成了百货公司会计。
百货公司属于国营，很多人都想进这样的单位。
父亲因为有文化，工作兢兢业业，业务能力又强，在干部职工中，威信很高，管着好几个店的会计，父亲在当地的工商联界很活跃。
到了1959年，公司选领导班子，上级决定要我父亲担任一把手。
可没想到，还是出了事儿。
一把手的位置一直有人盯着，那是公司的二把手王大才。他之前找过父亲，说有一条发财路，想找父亲配合。
父亲不明白他的发财路是干什么。只见对方压低声音，悄悄说出了发财的计划。
原来王大才要做假账，将每天进货的衣服，每月报损两件，然后将这两件衣服由他去卖，可卖60元，每人可分30元。
父亲连连摆手拒绝，说自己绝对不会参与。
王大才很不高兴，俩人就此结下梁子。得知公司要提拔父亲，王大才向上级反应，说我父亲是个难民，而真实身份并不清楚，应该先调查他的身份，再做考虑。
上级同意后，王大才带着一名干事，亲赴父亲老家江苏镇江调查。回来后，上级认为王大才阶级觉悟高，当即被任命为公司一把手。
而王大才带回来的调查结果，对父亲来说，却是致命的。
一个星期后，父亲在上班时，被现场逮捕了，罪名是历史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随即被押往洞庭湖劳动农场劳改。
在这时，我才知道父亲曾是国民党的团长。抓捕父亲的布告就粘贴在百货公司显眼的位置。
8岁的我已经知道父亲的名字，但还弄不清国民党是什么。
我一边想父亲可能做过坏事，不然怎么会被抓去劳改？
但又一想，父亲太好了，我不相信父亲会做坏事，可能真像母亲说的，父亲是被冤枉的。
心里无数困惑，却不知道找谁询问。
3
父亲被捕时，母亲还怀着身孕，几个月就要分娩。
母亲没哭没闹，说父亲是被同事冤枉的，父亲是好人。
母亲又告诉我们，现在父亲不在家，但一家人要团结，姐姐要关心爱护妹妹，哥哥要关心弟弟，吃饭一定要让弟妹先盛。
为减轻母亲的负担，12岁的大哥不能继续读书，去上山砍柴卖柴火，有时一天可挣一元钱。这钱交给母亲时，母亲一转身就掉泪了。
我每天放学回家，都会先去菜市场捡烂菜叶子，偶尔能捡到几个辣椒和一个萝卜，我就非常高兴，离家老远对母亲欢呼，今天有菜吃了。
实在没有菜时，母亲就将盐放在饭里，一家人吃盐拌饭。
这些苦，都不算，最委屈的是被别人骂反革命的子女。一次我火了，回骂了一句，“我不是反革命！”
俩个同学就过来扯我的头发打，我哭着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却安慰我说，别人骂是别人的事，但你要记住，你父亲不是反革命，他是好人，总有一天会还他公道。
我也不知道反革命意味啥，但母亲总是这样对我说，要我记住父亲是好人。当别人又骂我时，我都忍住了。
父亲监狱里所有的情况，全靠母亲写信得知，当时劳改农场还不准家属探视。
这些信都是要层层审查，也只能关心关心父亲的身体，介绍一下我们的情况，让父亲安心改造。
记得母亲写信大都在深夜，在我们子女睡熟后，她一人挑灯熬夜。有年冬天，天出奇地冷，深夜母亲又趴在桌上写信。
我一觉醒来，发现母亲不停的用手帕揩眼泪，边揩泪边写，一会又趴在桌上抽泣，声音很低很小。
那时我只有10岁，不知母亲哭是为什么，也不知道该不该去问母亲，只能忍着。
一会儿母亲离开桌子，走到一腌咸菜的罐子旁，打开盖子，拿出一样东西，不停地看。
看完了，又放了进去，然后母亲就不哭了。
我感到很奇怪，腌菜罐里到底放着什么东西呢？
第二天下午我放学回来，之趁家里没人，我悄悄打开腌菜罐子，伸手进去摸着一包用纸包着的东西。
打开纸，里面是塑料纸，再打一看，是母亲和父亲的结婚照！
母亲穿着洁白的婚纱，父亲穿着国民党军装，好不威风。
我想一定是母亲想父亲了，看了照片就心情好了一些，于是我原封不动，又将照片放了进去。
这事至今我也没有对家人讲过。
我虽然不知道团长是个什么官，看父亲的照片，直觉父亲之前应该很有钱，也更加好奇父母是怎么相识的了。
但那时候不敢问，全家人都活在极度压抑之中。
4
1967年7月8日，我正在上学，二哥突然来学校叫我快回去。
平常爱说爱笑的二哥，此刻低头不语，脸色悲伤。问什么也不说，领着我一路沉默赶到医院，我以为谁病了，可二哥直接将我带到了停尸房。
看到大哥的遗体，我头嗡一下，双腿一软跪在地上，抱着大哥痛哭。
大哥出了车祸。
平常大哥对我最好，他在砖厂当临时工，每月发工资时，总要悄悄给我5毛钱买学习用品。后来去国营理发店做学徒，有了正式工作，母亲给他做了一条西装裤，他看我喜欢，也给了我。
大哥这一走，家里仿佛天塌了下来，我茫然不知所措，完全不知道怎么办。在我哭了半天后，一看周围有二哥，大姐和二姐，却没有看见母亲。
我问母亲呢，二哥说母亲已晕倒，躺在家里休息。
我匆匆赶到家里，只见母亲坐在桌上写什么，一边用手帕揩眼泪。
见我回来，母亲赶紧擦干了眼泪，说在给父亲写信，告诉父亲大哥去世的消息，想让他回来一趟，全家人都想他。
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么大的事，相信劳改队会批假的，母亲让我赶快将信寄了出去。
可一周过去了，父亲并没有回来，母亲忍不住跑到邮局，打电话问劳改队，对方回答说：“史诚是历史反革命，没有资格探亲。”
无奈，7天后大哥的遗体才安葬。
大哥去世后，家里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支柱。我安慰母亲说，这个家有我呢。
我和妹妹晓白跑到火柴厂领来火柴盒，专门糊火柴盒。一放学，我们就在家里糊火柴盒，常常糊到深夜，糊着有时就睡着了，一直到天亮。
年轻的我，根本想象不到，母亲是靠什么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
此时正值文革，我们家被勒令从公租房搬出来，换到一个25平米的地方。母亲之前那盘得很好看的头发，也被强制剪短了，说她是小资产主义思想，要改造。
为了养活我们，母亲什么都做，她给人织毛衣，踩袜子底，缝裤脚边，只要能赚钱的事她都不怕苦。
我们也尽可能帮助母亲一起分担，记得我上中学时，老师在上面讲，我的手就在下面织毛衣。特别是快过年的时候，白天、晚上都要加班到好晚。
到我17岁时，隔壁邻居说让我找个人家嫁了算了，这样我母亲也不用这么辛苦。但我不肯，我母亲也不肯，一定要我读书。
可我的家庭身份已经让我不可能继续升学了，我主动选择下放到农村去。
母亲不愿我去农村，她知道城乡之间有天壤之别，母亲担心我去了再也回不了城。
但我别无选择，买了个脸盆，用母亲一个烂皮箱，装上仅有的两件衣服裤子，就随知青下乡了。
我和哥哥走后，家里还有妹妹、弟弟。妹妹成绩也很好，但母亲突然不让她读了，说读初中要交学费。
妹妹去求母亲，说她可以去做事赚钱，妹妹那么小，就去帮别人推板车赚钱，自己去山上掏红薯吃，过得很可怜。
但母亲还是没有同意，妹妹开始不理解，后来隔壁阿姨告诉妹妹，这些年，母亲一直在卖血！
父亲被捕后，为了维持家里的生活。母亲几乎每个月就要去卖一次血，多次从医院出来直接晕倒在路上。
因经常去医院卖血，医院现在不要母亲的血了，说她严重贫血，血清淡不合格。
母亲是知识女性，对子女教育最为看重，她得到什么样的绝境，才会主动让妹妹停止学业。但即使这样，她也没有抱怨叫苦。
想起大哥去世时，我们几个哭得死去活来，母亲也只是在家偷偷抹眼泪，看到我立马收住了。
这些年，她的心得多苦呀。
5
在我下乡的第二年，父亲终于刑满释放。
直到我回家探亲，才知道父亲回家了，我进屋一看到父亲，眼泪就出来了。
记忆中的父亲做事果断，穿的衣服很精干，又年轻又帅气。而此刻眼前的父亲，满脸浮肿，头发花白，像八十岁老人那么苍老。
我几乎认不出父亲了，心酸得不得了。
父亲却很坚强，安慰我说没有什么，就是去劳动了十年。他还找出给我准备的礼物，洞庭湖里的捡回来的漂亮贝壳，用大号田螺做成号角，用牛角做的梳子。
父亲回家后被分到建筑工地上班，抬土方，工友都是和他一样出身不好的“黑五类”。
才刚上班一个星期，居委会的主任找到家里，说父亲虽然刑满释放了，但还是被管教的对象。
每天除了要报告上班的时间，与来往人员的接触情况外，清早还必须进行义务劳动两小时，负责打扫东街的环境卫生。
父亲虽然对这个分配不满，但不能反对，只能接受。
于是每天清晨父亲4时就要起床，义务打扫完街道卫生，再赶到工地上班。由于劳动强度大，又缺少营养，父亲患上了多种疾病。
一次在建筑工地，父亲挑着走100多斤重的砖块上架子，突然头晕眼花，连人带担子，从楼上摔了下去，昏迷了过去。
队友们急忙将父亲送往医院抢救，幸好摔下来时衣服挂着了架子，减少了缓冲力，只是造成脑震荡，手脚多处挫伤。
父亲住院10天后，又匆匆返回工地上班。尽管是带伤上班，发工资时，别人每月发30元，而父亲只发给20元。
父亲忍不住问经理，为什么他少10元钱？
经理回答，因为你是被管教的人员。
父亲回家忍不住发几句牢骚，母亲却安慰他，说钱多点少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家人能在一块，就是最大的幸福。
“设想，那年如果你去了台湾，真的，我最多等你一年，如见不到你，我没勇气生活下去，我也得死。”
母亲的话，让父亲彻底释然了。
6
父亲回来后，下决心不让年幼的孩子承受自己的苦难。
他总是要站在学校门口去接我的小弟弟，因为有大人陪着，同学们也不敢骂他是劳改犯的子女。
为了让弟弟不受欺负，父亲还特别买了酒和饼干去拜访学校班主任。他对班主任说孩子学习成绩第一，你们要实事求是的表扬，不能让孩子心灵受到创伤。
也许是父亲说得有理，也许是父亲送的礼物起了作用，之后，老师在全班和全校在大会上经常表扬他，要同学们团结友爱，说文明礼貌的话。
二哥本可以参军，但没有资格，被分配到了砖瓦厂。我本可以进歌舞团，可我没有资格，因为歌舞团要演红色剧。
虽然父亲影响了我们前途，但因为父亲实在太好了，我们内心很爱父亲。
记得一天下大雨，我睡着了，屋里漏雨了，父亲怕惊醒我，用塑料布顶住顶棚，再用盒接水，又用勺子舀水。
父亲没舍得吵醒我，直到天亮，我才看见父亲一夜没有睡。
每每这时，我也忍不住的遥想，照片中的那个团长父亲是什么样的人？
有一次，就我和父亲在家，我忍不住问出藏在心底多年的困惑，我很想知道他和母亲怎么认识的，更想知道他们过去生活是不是非常富有。
没想到，父亲一听，吓得赶紧用手捂住我的嘴，说：“傻丫头，不能提过去，你妈妈是分配给我的。”
看到父亲惊慌的样子，我也不敢再追问。
反革命的帽子，压得父亲无法做人，在劳改队，父亲就不断写申诉书。
父亲说自己只是当过国民党兵，并没有反对共产党，更没有做过危害社会的事，不能算是反革命。
父亲前后写过100多份申诉书，寄往郴州法院，结果石沉大海。
出狱后，父亲还是接着写。
一直坚持到1979年底，父亲终于接到法院的平反通知书。原单位恢复了他的工作，按职工退休，办理了退休手续，每月退休金25元。
全家人高兴的不得了，父亲穿上了新衣服，母亲特别把全家叫到一块，说有事商议。
母亲郑重其事地说：“我早就说过，政府会还你父亲一个公道的，你父亲是好人，不是坏人，这回你们相信了吧？”
我们兄妹欢呼：“妈妈，你真英明伟大”！
7
父亲平反后，第一时间就是与镇江老家亲人联系。
父亲的老家在江苏镇江，长江边上，祖祖辈辈靠打鱼和在码头当水运长工为生。
父亲从小生活在江边，游泳、打鱼都是好手。一到夏天，父亲人在江里能泡上一天，这样不是贪玩，而是能帮助家里多赚点搬运费。
一天傍晚，爷爷领着父亲从码头回家，边走边数钱，突然爷爷一跺脚，大叹一声：“唉，我怎么这么蠢！”
原来是商贩少算了10元钱给爷爷。年幼的父亲好奇问爷爷，为何会算错？
爷爷叹气说，自己没有文化，不熟悉加减乘除，常常被商贩蒙骗，少算钱。
当即，父亲拍着胸脯说，一定要做个会算数的人，他要读书！
见父亲决心很大，家里借了钱，没让父亲继续泡在江里，送他上了一所私塾学堂。
父亲读书很用功，从不迟到，学校成绩最好。可才读了6年书，父亲已满18岁了，只能回家了。
那是1936年12月底，记得先生教的最后一课时，说日本占领了东北三省，你们回去后，必须努力自学读书，奋发图强。
此时的父亲已经长成了英俊帅小伙，见父亲回家，爷爷高兴极了，说该承担家庭的责任了，要父亲换了新衣服去相亲。
刚到家就去成亲，父亲根本就没有思想准备，太突然了，大声说自己不结婚，等找到工作以后再说。
没想到爷爷眼睛一瞪，说6天之后必须定亲结婚，对方家有海运公司，姑娘又好，多少求婚者都无门，人家看上了父亲，这是咱家的福分！
于是，双方父母定于1937年1月18日拜堂结婚。结婚日临近，父亲闷闷不乐，上街买相亲的礼品。街上的海鲜干货店老板叫住他，把他拉到一边，说了一件他不知道的事。
原来自己的结婚对象，喜欢的是干货店老板的儿子，是父母没看上要主动拆散。干货店老板看看四周没有熟人，塞给父亲一迭钱，说你去考黄埔军校吧，将来有出息后再回来找个好姑娘。
他还告诉了父亲黄埔军校的地址，在离家很远的西安。
虽然不确定干货店老板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但父亲一听考军校，这是个不错的主意，马上同意了。
父亲回家写了张纸条，留给父母，说对不起父母大人，我要去考军校，混出个模样，再回来见你们。
打点行装后，父亲当天逃离了家里。
8
在郴州这些年，父亲无数次想回老家，但各种运动纷至沓来，父亲担心回去后会被认为是潜伏下来的特务，于是打消了回家的念头。
也担心连累家人，一直不敢和家里联系，直到百货公司去调查，老家人才知道父亲还活着。
出狱后，父亲不能自由出行，也无颜见家人，想家的念头也就藏在心底。
现在，父亲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回去了。父亲是带着弟弟一起回去的，虽然爷爷奶奶都已经去世，但见到叔叔、姑姑发展都很好，父亲很欣慰。
从老家回来后，父亲就像变了个人，天天哼着小调，他最喜欢京剧，马上买来二胡，每天都要拉几下，仿佛一下又年轻十来岁。
母亲仿佛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穿旗袍，穿新时尚衣服，后来自己开了一家服装店，每天换着新衣服穿。
当然，我知道母亲的服装店并没有赚到钱，母亲是为了展示新生活，更是把过去受委屈，没有享受的生活补回来。
母亲家是江苏做蚕丝生意的，虽说不是大富大贵，但从小生活得也很金贵。而且母亲读书很厉害，小时候都是跳级读。
我也更加好奇，他们俩是怎么相识的。
有一天，我与丈夫回家看望父母，我对父亲说，如今不搞阶级斗争了，十年前，你说是上司将妈妈分配给你的，该告诉我是怎么分配的吧。
这次，父亲也不隐瞒了，他告诉我，那是1947年2月，当时父亲是205师65团团长。
这个师是青年整编师，名为一个师，实有3个师，师长就是军长，他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嫡系。
父亲的任命也是经蒋介石批准，在大家的眼里，这些都是对蒋介石绝对忠诚的干部。
风声越来越紧，蒋介石加强了打内战的准备，不少部队都派往了东北及解放军所占领的地方，对解放区形成包围，与解放军的摩擦，每天都在发生。
奇怪的是，军长要求父亲所在的团，开往南京长江边设防挖工事，并每天进行泅渡训练。
父亲的团有6000多人，训练十分艰苦，从长官到士兵都不愿意再打仗，每天都有士兵逃跑。
虽然下令逃兵当场击毙，也还是防不胜防。为防止错杀，父亲规定凡待枪毙的逃兵，都由他亲自处理。
为了稳定军心，部队想出各种怪招。
1947年2月，上级突然下达一道命令：营级，特别是团级以上干部，最好就在附近江苏找女子尽快结婚。
父亲此时已29岁了，虽是光棍一条，但对上级要求找对象结婚却嗤之以鼻，没有当一回事。
他早已打定了主意，坚决不在部队结婚，他要回家。
9
电话不断催，师长、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轮番给父亲相亲。
父亲明白，上级是想以此将205师建成铁军，稳定军心，这有利于作战。
拖到7月2日，父亲又接到电话，称有长官在酒店要见他，父亲急匆匆赶了去。
参谋把父亲领进了一间雅座，推门一看，里面坐的是军长郑祥。军长说要交给父亲一个特别任务。
随即把坐在旁边的一个女孩叫到父亲面前，介绍对方叫陈祯，是自家侄女，今年19岁，镇江中专学校毕业。
“你们结婚吧！”
父亲一愣，这是自己第二次被逼婚，只是和第一次不同的是，父亲动心了。
父亲动心倒不是因为军长做媒，而是眼前的陈祯面容娇好，穿着一身粉红色的旗袍，显得很是青春活泼，而且还有文化，又是老乡。
父亲思索片刻，当下表态同意。军长又下令说，就这几天结婚。
这也太突然了，父亲结巴了半天，一时无法回答。
国民党惨败已成定局，父亲担心一旦国民党垮台，这么漂亮的娇小姐，会不会跟着别的男人跑了。
陈祯虽然年纪不大，但很有主见，她也一眼看中了父亲，也看出了对方的心事，主动说俩人先聊聊。
俩人聊了一宿，彼此认定是可靠之人，才在部队举行了婚礼，这是父亲从军十几年来，第一次感受到家庭的幸福。
婚后半年，父亲的部队没有任何调动，仍在长江沿线布防，一切趋于平静。但战场上，却是国军节节败退的消息。
就在国军前途暗淡的1948年，我的大哥出生了，父亲取名：史一桃。
一天深夜，见父亲辗转难眠，母亲问他想什么，说来俩人一起分析分析。
父亲说国军已没有希望了，被消灭只是时间问题。他担心蒋介石可能会带着嫡系部队逃往台湾。
听父亲这么一说，母亲也不淡定了，想了半个小时。最后母亲坚定说，就算天塌下来，俩人一起顶着，但有一条，不论走到天涯海角，生死不能分离！
母亲这么一讲，父亲也想开了，只要不分开，家还存在一切就有希望。
1949年7月26日晚上，父亲收到一份紧急电报：205师移防台湾，营以上干部家属先撤往台湾，务必在四天之内离开驻地，前往广州坐船。
父亲这才反应过来，上司这么操心大家的婚姻，就是为了今天绑架他们去台湾。
10
第二天天亮，军统特务开来10辆卡车，一辆车坐4家人。
命令不得不执行，父亲把两个警卫员叫到跟前，安排他们在路上必须照顾好妻儿。
车上的家属小孩和送别的军官，如生死离别，个个泪流满面，父亲也是强忍泪水，将妻儿送上车。
再见面，谁也无法预料会是什么时候了！
那时候我的大哥一岁多，母亲又怀了二哥。母亲上车后，父亲十分担心，将一把随身带的匕首递给母亲，让母亲用来削水果。
父亲压低声音交代母亲，尽管是官兵眷属，路上也不知会出什么状况，千万要保重自己。
自从母亲走后，父亲每天都提心吊胆，他掐着手指头算，已经离开半个月了，应该到达了台湾了吧？
这一路上兵荒马乱，身孕的妻子肯定晕车了，坐船肯定很辛苦。直到8月10日，父亲才接到命令，立即赶赴广州，从广州将坐船去台湾。
为了早点见到妻儿，父亲督促团里的车一路狂奔，6天后全团到达了广州，随即又急忙赶往港口，准备坐船。
夜幕拉开，港口码头的灯光忽闪忽亮。海上不时有国军的军艇巡逻，探照灯四处照射，防解放军或游击队偷袭。
父亲率领全团坐上了008号舰艇，该艇30米长，是15米宽，这是当时最先进的舰艇。
船上载有参谋长，电报员和一个警卫排，父亲坐在指挥台上，命令船长加快速度前进。
当时国民党的特务无处不在，父亲的船上也安插了一名特务，他对父亲很恭敬。父亲对他也不薄，一路上好吃好喝招待，目的是不要让他向上乱打小报告。
船大约行驶了一个小时后，这个特务来到父亲的指挥台，欲言又止。父亲以为他又要想喝酒，拿出一瓶酒给他。
他接过酒，悄悄对父亲说：“你对我太好了，我绝不会向上说你们的不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见旁边无人，只有轮机的轰鸣声，他凑近父亲的耳朵说，你们团的家属还在路上，被拦截在广东交界的湖南境内，根本没到台湾。
如雷轰顶！
父亲睁大眼睛望着他，急切问：“真的？”
他再次肯定地点了点头。
好在舰艇才开了一个多小时，父亲来不及多想，径直来到哨兵位置，要哨兵去休息，他来站岗。
哨兵一走，父亲整了整救生衣，又拿了个救生圈，纵身跳入了大海，向广州方向游去。
两人有言在先，生死不能分开！
11
父亲奋力游了四个小时，天快亮了。
这时国军的巡逻艇开着亮灯，四处照射，父亲灵机一动，将救生圈抛向远处，潜水游向岸边。
“哒哒……”巡逻艇上的哨兵开了枪，看到漂浮的救生圈，以为有解放军。
又游了一个多小时，父亲看到海上漂着一根木头，本想去抓木头，巡逻艇的国民党兵以为有人泅渡，又朝木头开了枪。
父亲迅速潜入海里，朝另一方向游去躲过了一劫。巡逻艇被调开了，趁机他顺利地爬上了岸上，躲进了一艘渔民的船里。
鱼船上有一位老人，他骨瘦如柴，面容漆黑。见父亲进去了，以为来了生意，笑着问：“长官，要用船吗？”
父亲拿出两块光洋给他，要买他的衣服穿。渔民高兴极了，马上找了两套旧衣服给父亲。
父亲化妆渔民，是担心路上遇到认识的国军部队。
当时父亲不知道母亲在何处，只能广州出发，走公路前往湖南郴州，希望沿途发现母亲的踪迹。
此时广州到处炮声隆隆，国民党与解放军在决战。公路上，到处是运兵的车，逃难的、找亲人的、赶马车的，一路浩浩荡荡，一路喧哗，一片嘈杂，一片惊慌。
父亲一边走一边观察走在路上的妇女小孩，一路询问打听。
可过了五天，也没有一点消息，父亲心急如焚，只能不停地走，晚上在公路边，村子屋檐下打个盹，天亮继续赶路寻找。
十天后，父亲走到了湖南郴州边界的白石度，还是没有看见妻儿。当时太阳已经落山了，父亲准备到车站旁的饭馆吃饭。
刚坐下来，看见两个男青年也在这里吃饭，一个戴草帽，穿中山装的，望父亲一眼后，目光迅速移开了；另一个穿胶鞋，也戴草帽的，似曾相识。
父亲连忙走过去，一把摘下那男子的草帽，惊呼一声，他们是护送母亲的警卫员。
俩人也这才认出父亲，赶紧将父亲拉到路边一片树林里。等不及父亲问话，齐刷刷跪在了父亲面前：
“团长，我对不起您……”
12
原来，运家属的卡车行驶在湖南郴州后，被国民党薛岳的部队拦下了。
他们要家属下车，自己走路或投靠亲戚，卡车要征用，改运国民党兵。
两个警卫员无奈，只好将我母亲安顿在郴州一家旅社，然后出来寻找国军的车。准备找到车再返回去接他们，护送往台湾。
可一直没找到车，正在这里不知如何是好。弄清情况后，父亲将俩警卫员扶起，给他们几块光洋，让他们赶快回家，不能再当兵了。
郴州不大，只有几千人，可大小旅馆，父亲找遍了，也没有发现母亲的身影。
停晚，父亲来到郴州裕后街的河边，打算洗个澡，再继续寻找。刚走下河边台阶处，就看见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妇女，领着一个小男孩，手里提着装衣服的篮子。
走近一看，正是苦苦寻找的母亲和大哥。母亲更是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只剩哭了。
因气候不适应，住在旅馆后大哥发了高烧，又拉肚子，母亲急坏了，到药店抓药吃了一个多星期，大哥高烧才退了下来。
就在母亲焦急等消息时，住处突然来了一个老头，头发梳得油光，穿着长袍，说看母子俩挺可怜的，让母亲嫁给他。
母亲说自己丈夫马上就来了，将其轰走。可第二天，老头不死心，拿出一迭钱放在母亲面前，死皮赖脸，坐了一天也不肯走。
情急之中，母亲突然从袋子里拿出那把匕首，对着自己的脖子，说你走不走？不走就死在你的面前！老头这才灰溜溜的走了。
母亲担心再被骚扰，换了家旅馆。父亲听后更是自责，发誓以后不管发生什么，再也不会将母亲单独留下了。
当时解放军已经包围郴州，母亲又大着肚子，父亲不可能带着母亲赶去台湾，只能先隐藏身份，装成难民留了下来。
这一留，就是一生。
13
父亲如果去台，肯定前途无量，他跳下大海，只想护家人周全。
后来统战部门曾来过我家，问父亲台湾方面还有什么亲戚？有没有和之前的老战友联系，希望多做维护两岸统一的工作。
父亲在郴州隐姓埋名，换了名字，台湾战友想联系估计也联系不上。倒是黄埔军校同学会经常来看父亲，你来我往，家里好不热闹。
特别是潘怀英法官在朋友介绍下，隔三差五来找父亲聊天，说要记录父亲的故事。
我们这才了解到父亲不仅是国民党落难军官，更是一个抗战英雄。
他的团长军衔，是在抗日战场上，用命换来的。
父亲第一次从家逃婚出来后，经过6天辗转来到了西安。很快，他在大雁塔旁一条小巷找到了黄埔军校报名处。
这天上午报名的年轻人有100多，考官问一些个人情况后，要每个人写上20个字的内容。当轮到父亲时，考官问了基本情况后，特别在备注栏里写道：可备用当海军。
然后考官让父亲写字，父亲提笔写道：绝不当亡国奴，坚决把日寇赶出中国！
考官满意地点了点头，父亲被录为黄埔军校第14期学员。
经过半个月的队列训练，开始进行军事科目学习，父亲学习特别认真，考核全校第一，最长步枪射击，弹无虚发。
抗战爆发后，形势越来越紧张，1938年1月中旬，父亲提前学习毕业，分配到第2军第31师警卫连当排长。
战云密布，3月初，父亲随部队开进台儿庄，上级命令31师死守台儿庄西北角。
台儿庄战役正式打响后，日军万余人的机械化部队，在空军的支持下，气势汹汹直扑台儿庄。
小小的台儿庄顿时飞机轰鸣，大炮的爆炸声，战车滚滚，硝烟弥漫。猛攻几个昼夜，中国军人虽以血肉之躯与敌坦克拼搏，终因难抵敌，日军冲入台儿庄。
4月1日，日军突入了31师防守的西北角。下午5时，父亲掩护师部撤退，连长不幸中弹，身负重伤，全连牺牲30多人。
警卫连不能再有伤亡了，否则，无法保证师指挥所的安全。父亲让副连长掩护师部撤离到安全地带，独自一人负责阻击。
副连长要他留一个班，父亲说不行，多了容易暴露目标。旋即，父亲提着一支步枪，携带6颗手榴弹，登上了一残壁城墙隐蔽。
只见100米处，敌人占领了车站，在得意狂笑。父亲强压心中怒火，瞄准一日军指挥官，“叭”地一声勾动板机，指挥官应声倒地毙命。
紧接着父亲又连开始几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日军被打懵了，不敢冒进。当父亲赶上警卫连时，师长说在望远镜里看到父亲连续击毙敌10人，好样的，当即宣布他为警卫连连长。
台儿庄一战，中国军队大获全胜。这不仅鼓舞了国人的抗战信心，也让蒋介石看到了希望。传令，对参战部队有功人员给予重用。
于是没有参战的部队纷纷到参战部队要人。父亲也被74军58师师长看中，要直接提拔他为营长，问他愿不愿意去。
父亲反问师长是否有仗打，师长说保证有大战打。父亲同意了，成了74军58师1团1营营长。
果然马上又要打仗了。
14
日军占领台儿庄后，得意忘形，要夺取武汉，打破国军的防御体系。
父亲随国军在万家岭一带设防阻击，双方激战2天，日军没有前一步，于是出动飞机轮番对阵地轰炸后，派出4个联队向阵地进攻。
日军武器精良，人数众多，一个联队涌向父亲团所在阵地时，双方拼了刺刀，寡不敌众，日军突破占领大部分阵地。
上级命令父亲，即使战至最后一个人阵地也不能丢。
此时父亲1营的3个连队已经牺牲203人，3个连长阵亡，多人负了重伤，真正能战斗的只有80人。
到了下半夜，父亲将80人组织成敢死队，头扎白毛巾，分三组，互相倚靠，悄悄接近敌阵地占领的张古山2号阵地。
父亲下令大家不许开枪，偷袭成功后与敌人拼刺刀。
2号阵有50米长，2米宽的战壕，有日军一个小队60人驻守。骄傲的日军做梦也没有想到敢有人深夜突袭，都在打旽抱枪睡觉。
当敢死队员全部到位后，父亲一声令下，随即一跃而起第一个跳进战壕，一番猛冲，猛刺，猛砍，半个多小时，除两个逃跑，阵地日军全部击毙。
天亮时，师长见父亲重回夺回阵地，高兴极了，又派出一个连队协助他们守卫阵地。
战斗进行到第13天，万家岭之战国军队全歼日军万余人，这是中国军队既平型关战役、血战台儿庄后又一重大胜利。
这战之后，父亲被提拔为副团长。随后，父亲不断转战山东、安徽、陕西、湖南，与日军作战。
湖南衡阳保卫战时，看到战友孤军作战，父亲和其他长官不断向上级请求赴衡阳支援，但上峰不知出于何故，一直没有派兵支援。
这以后，父亲对国民党渐渐失去了信心，有了要离开部队的心思。
等到日军投降后，父亲兴奋极了，第一时间以探亲假回到了老家镇江。这是父亲离家第一次回家，家人都以为他死了。
当父亲出现在家门口时，爷爷奶奶根本认不出他了。爷爷拉着他的手反复看，白发苍苍的奶奶摸着他的脸，反复确认耳朵下面的胎记，最后才颤抖着说：“这是我的儿子，真的是我的好儿子，老天保佑！”
爷爷说，这次回来就不准再走了。父亲回答好，他其实早就有解甲归田的打算，这次带回了自己的全部积蓄。
父亲当即把这些钱，分给了兄弟姐妹，又给父母亲留下了一笔钱，以示自己对父母的不孝。可父亲在家才住了10天，部队发来电报6个字：火速赶回部队。
仗都打完了，还回部队干什么？父亲没有理睬，将电报塞进了口袋。
15
没过几天，有两个黑衣男青年，突然出现在家门口。
他们把父亲叫到一家茶馆，出示了证件，两人是军统。父亲一下火了，趁其不备，一个反转，缴了他的手枪。
在战场真刀真枪干拼杀的父亲，最看不起的就是特务，而现在竟敢跟踪到家里，父亲气得想一枪毙了对方。
对方说自己是奉命行事，部队要重用父亲，让他们来调查，主要看是否与共党有联系。如果杀了他们，军统还会派人来的，这样对老家人可不利。
父亲隐约感觉到是为打内战作准备，如果不回去，又怕连累家人，更怕家人围堵，不让自己走。
便给父母写了张纸条，称部队有急事要返回，别担心，让特务将纸条送到家里，自己随他们返回了部队。
父亲再一次不辞而别。
父亲哪会想到，命运如此诡谲，再回家已是三十年后了。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他从老家回来后，又联系上之前工商联的老伙伴，一起做五金店，后来还开了童装厂，有五六台缝纫机，70多岁还各省去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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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末，父亲身体越来越弱，每个月都要去住院，他预感来日不多，交代我妹妹把他好一点的衣服都清洗干净。
然后让妹妹用轮椅推着他，亲自送去给之前建筑公司抬土方的老朋友。他们中也有很多的抗日老兵，和父亲一样曾被打在社会最底层。
但他们大多没能再走出那段阴霾，终身穷困。
第二年春天，父亲病逝。
临终前母亲拉着他的手，好久好久没放，母亲从不在人前嚎啕大哭，越到难过时，越沉默不语。
父亲当时已经说不出话，只有眼角泪流出。
四年后，正值父亲的生日，我们兄妹想去父亲的墓地看看，母亲也执意要去。
母亲在父亲的墓前说了很多，有往事，也介绍家里新添的人，儿孙越来越好她很欣慰，让父亲放心。
离开墓地后，母亲一下变得沉默了。当天晚上，母亲摔倒在卫生间，永远离开了我们。
这次，她和那帅气的团长，再也没人能让他们分开了。
我编辑稿子时，也和史一科阿姨详谈了几个小时。电话里，她哭了三次。
一次是大哥去世，一次是父亲回家，还有一次是母亲卖血养家。
经历这些事时，她还不到18岁，现在她已经是奶奶辈的人了。我很想抱抱她，可惜隔得太远。
口述史就是这样，有时挺残忍，当事人需要足够的勇气，才能带读者重新回到过去。
这些过去，是他们一家人的过去，更是我们国家一个时代的过去。
试想，如果换做我们，又有几人能做到像史诚一样，为国，可以和日军血战到底；为家，能纵身跳下大海不顾生死。
但就是这样的真英雄，也可能成为大时代的牺牲品，毫无选择余地。
而被无辜卷入的老弱妇孺，该用怎样的勇气，才能成为那黑暗中的点点萤火。
给冰冷的世界，一丝暖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