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1954年14000名志愿军战俘去台湾真相
来源:人民网
11/24/2021
许多战俘仍记得那些人在1952年4月7日-8日间的疯狂。冉宏图说,那一夜之间,仅他所知就有99人惨遭杀害,有300被割肉挖心。最终美方得到的甄别结果是,14000名战俘声称自愿去台湾。
1954年1月20日,早晨9点,前志愿军67军200师600团战俘冉宏图,混杂在14220名挥舞着青天白日旗、高喊“回台湾”的战俘中,离开了朝鲜板门店附近的联合国军战俘营。
扛着孙中山、蒋介石巨幅照片的台湾代表团迎上来,向战俘们表示热烈欢迎。有资料说,战俘们纷纷向孙和蒋的照片致敬。
在美军陆军第八军的护送下,530辆卡车把战俘送到仁川。在这里,他们转乘15艘美军运输船去台湾,美第七舰队和美空军第五军则一路随行保护。
在海上漂泊了88个小时后,他们才到达目的地—台湾基隆港,另有142名重伤病员,已先由军机直接送往台北接受治疗。
细心的人们留意到,领着欢迎人群站在岸边的蒋经国,正在擦拭眼中的泪水。作为国民党事实上的军情系统主管,他完成了一项影响台湾命运的任务。
同样心情激动的还有蒋介石。1月23日,接到伤病战俘先期乘军机平安抵台的报告后,这位败退台北后,饱受失眠症困扰的67岁老人安睡了9小时。
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实为今年来最安眠之一夜也。”在日记中,蒋介石把此事称为“五年以来精神上对俄斗争之重大胜利。”
这些前辈真的不易!
命运的转折时刻
志愿军战俘问题专家、美国芝加哥大学加州分校历史系博士常诚认为,若蒋介石在朝鲜战争中袖手旁观,那么正如他在北京及华盛顿的敌对者们所预料及希望的,台湾国民党政权很可能已在1950年代崩溃。
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式宣布,美国对中国内战采取不干涉政策,不会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和军事顾问。同日,坚持认为“台湾从来不具有非常重要战略意义”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强调“美国将会继续供应台湾岛上所需要的化肥,并推进农村重建项目,但是……任何进一步增加军事援助和军事顾问的方式,都是不必要的。”
国民党政权失去大陆后,台湾沦为中美博弈中的弃子,正面临崩溃出局的绝境。蒋介石甚至已绝望地公开声称:“我政府代表必将被驱逐于国际社会之外,此乃成为已定之局。”
1950年5月17日,美国大使馆代办师枢安称,“台湾的命运乃已定之局。中共将于6月15至7月间攻台”。5天后,美国政府发布撤侨令:“所有美国人应当尽快撤离台湾”。
71年過去了,現居香港的抗美援朝老戰士楊抗生至今仍無法忘懷自己長眠於上甘嶺戰場的戰友,就像那瀰漫在朝鮮半島上長達三年的砲火硝煙,在歷史長河中亦久久無法消散。1952年,未滿16歲的少年楊抗生,偷偷將年齡改為19歲,加入中國人民志願軍第四十四軍。幾乎同一時間,土生土長的20歲香港青年蕭伯,也滿懷報國熱情,從香港來到廣東,加入了中國人民志願軍第三十八軍,兩位少年的命運由此刻開始改變。
这之前,艾奇逊在3月7日写信给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试图阻止25辆M – 4谢尔曼坦克和25架F- 80战斗机运往台湾,尽管这批军火是国民党自己掏钱买的,但是—“这批装备可能落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手中。”没有人怀疑新生的红色政权攻打台湾的速度。
“美国人相信北京会在1950年底以前取得台湾,北京将成为唯一代表中国的政府,美国随后将会承认北京的中共政权。”佛罗里达大学教授约翰W斯帕尼尔说。而美国与国民党蒋介石多年的关系,也将随着台湾易手画上句号。
偏居东南一隅的国民党政权看上去已朝不保夕,转瞬覆亡的命运似已不可逆转。然而,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
绝望的蒋介石看到了一线希望。次日,蒋介石就向麦克阿瑟表示,愿意提供3.3万名军人赴南朝鲜作战。
远东局势骤变。美国的远东战略也随之转变。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表示,“共产党部队可能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以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而必要任务的美国部队的安全”,决定派遣第七舰队横亘于台湾海峡。
蒋介石又派顾维钧和何世礼,再三去向麦克阿瑟请战。不久,蒋介石又提出,可以派1.5万名志愿兵参战,并完全归麦克阿瑟指挥。
在“1950.12.31日记”中,蒋介石写道:“天赐韩战,最应感谢上帝,……使美国仗义抗共,不放弃远东,以转移整个局势也。”
虽然直接派兵最终未果,但台湾还是向联合国军提供了他们迫切需要的翻译、中文教师、记者等文职人员。正是这数百名伪装成文职人员的国民党特工,在向台湾提供大量情报的同时,成功策反了14000余名志愿军战俘。
策反暗战
最早提出“策反共产党战俘来台”设想的,是台湾“国防部”第二厅厅长赖名汤。1951年7月7日该设想提出后,台湾“国防部”于1951年8月9日召开了各厅局会议,认可了这一方案。
冉宏图们并不知道,从那一刻起,他们不再是打完仗就能被放回家的普通战俘,他们已经被摆上了远东各股政治势力博弈的棋盘,成为至关重要的棋子。
1951年7月11日开始的第一次停战谈判中,朝鲜代表南日就提出了交换战俘的要求。而7月25日,台湾驻韩“大使馆”则发回密电称,“匪俘集体跪求译员”。
常诚博士曾就此事访问多位战俘,所了解到的实际情形是:由于战争爆发之初美国也是仓促出兵,对与中国军队作战一事毫无心理准备,直到与志愿军交上了火,才临时找来一些曾在中国生活过、会讲中国话的日本人和韩国人充当翻译,这造成了中国战俘与美韩军人间严重的沟通障碍。
此事恰恰成为台湾派出大批特工介入朝鲜战争进程的契机。
11月6日,台湾驻韩“大使馆”发往台北的密电,证实台湾特工当时已进入战俘营,并向后方传递情报。该密电转述了“译员某”的报告称,九月下旬,巨济岛战俘营72、86联队张思波等96人“自动组织反共抗俄同盟会,并请求于臂上刺‘反共抗俄’四字”。战俘赵英魁回忆,在进入济州岛战俘营之前,总数一万多人的志愿军战俘中,已经悄悄混进了一批台湾渗透来的假俘虏,约400多人,国民党军战死将领黄百韬的儿子黄效先也在其中。他们很快被任命为联队长、大队长、小队长、班长等职衔,成了战俘管理者。
常诚说,最早转变立场的,应该是部分国民党旧军人。台湾政工人员给战俘们讲三民主义、反苏反共理论,他们则在私下串联、鼓动,软硬兼施,在不肯转变立场的战俘胸口、手臂等处强行刺上“反共抗俄”字样等等。
“这是要断我们回国的路。”战后回到大陆的战俘张泽石说。被刺字后,很多人就绝望了。这之后,一批中共政工干部转变了立场。而且,这批变节政工干部,策反战俘 “比台湾人更卖力”。常诚分析,他们“对中共严厉的组织、军事纪律熟稔无比”,作为以往组织纪律的执行者、政策的宣讲者,他们非常清楚,带着“反共抗俄”刺字回国后会有什么结局。
然而,按照日内瓦公约118条,“实际战事停止后,战俘应即予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他们最终仍应被遣返中国大陆。
变节者们若想改变自己的命运,除非是能裹挟更多人造成浩大声势,迫使美方改变政策。为此,他们不惜对坚持拒绝转化的战友暴力相向,甚至残酷杀戮。
1952年春,赵英魁曾亲眼目睹,两名不肯接受刺字的战俘被人用固定帐蓬的钉钻子活活打死。冉宏图则说,有些拒绝合作的战俘,一到天黑就被人“嘴巴一捂塞到厕所里,下了毒手”。
“搅局者”
最初,美国政府并不愿意把战俘送往台湾。
1951年8月27日,艾奇逊称“压倒一切的考虑,应当是尽快地让所有联合国和韩国俘虏回来。美国的利益要求我们严格地遵守日内瓦公约。”
11月15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李奇微发出指令,“为了使得全部或者尽可能多的联合国与韩国战俘返回,或者为了避免不可接受的拖延,或者出于防止停战谈判的破裂,如果有必要,你有权同意全部交换战俘。”
当时,中苏的态度明确而一致。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反对按一对一的原则交换,我们建议按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交换。”斯大林回电:“您的立场完全正确,敌人很难提出异议”。
谈判双方立场接近,按照日内瓦公约遣返战俘,似乎顺理成章。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小小的台湾随即成为“搅局者”。
1951年12月18日,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发表谈话称,“目前在韩境联军所掌握之中国战俘,已有多人强烈表示不愿回到铁幕之中…… 将此辈刚领悟自由意义之中共及北韩战俘强迫遣送至共产暴政巨掌之下,既不民主,复背基督教义……”
从1952年1月15日美国参联会重新发给李奇微的指令来看,台湾当局的表态,无疑已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态度:“作为最后的立场,你获得授权同意全部交换战俘,但是不能使用武力强制遣返。”
此后数月内,美方立场在“自愿遣返”和“全部遣返”间摇摆不定。
1952年2月14日,联合国军首席谈判代表乔伊海军上将致电参联会称,“联合国军的任何单边的甄别、以期制造既成事实来解决强制遣返问题的做法,都将构成美国方面的背信行为,而且必然会引发共方对我方战俘的报复。”
叶公超随即于2月25日通知美联社,“‘中华民国政府’对凡自愿来台参加反共抗俄工作,并经盟军考察属实之投诚‘匪俘’,均可接收来台。”
2月27日,参联会又致电李奇微,表达了“最后的最后立场”:美国政府不会强制遣返战俘。同日,美国驻韩大使MUCCIO致电称,“我们知道我们的军方带来了很多的中国人,他们的团队分布在翻译和公民教育学校人员中……我个人有个感觉:中国人已经影响了巨济岛和板门店的事态发展。”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罗伯特阿奇奈利指出,“尽管对华盛顿的支持绝对依赖,但国民党政府远不是顺从的冷战代理人,并且对美国政治的理念和运作都能产生自己的影响。”
“扳道工”蒋介石
此后两月内,台湾仍不断在各种场合强调:“可接受自愿来台的战俘”。
前有中苏强硬要求按日内瓦公约遣返全部战俘,后有台湾不断制造舆论压力,夹缝中的美国政府,只得在两种立场间不断摇摆、反复辩论。
艾奇逊在1951年2月8日意识到,“战俘问题将成停战谈判唯一悬而未决问题”。美国政府急于甩脱战俘包袱。
中国方面,由于战争初期出奇不意的战略优势渐渐消失,在战俘问题立场上也一度有所松动。1951年4月17日,台湾驻韩“大使馆”报告:“中共代表暗示能接受遣返俘虏80%以上。”
于是,美方于4月8日开始在巨济岛战俘营中重新调查、甄别俘虏意愿。美方希望既无强迫意愿、又能顺利达成80%之数,从而尽早达成谈判协议、结束战争。
这次决定战俘们最终命运的甄别开始前一天,台湾特工和变节者也积极行动起来了。几十年后,许多战俘仍记得那些人在1952年4月7日-8日间的疯狂。
冉宏图说,那一夜之间,仅他所知就有99人惨遭杀害,有300被割肉挖心。张泽石在其《战俘手记》一书中,提到了一个叫李大安的战俘,此人带着一批台湾特务、变节分子“疯狂残杀”,李大安用匕首亲手剖开了同袍林学逋、阳文华的胸膛,把尚在跳动的心脏挑在匕首上,到处去恐吓战俘。
最终美方得到的甄别结果是,14000名战俘声称自愿去台湾。
1952年5月7日,杜鲁门宣布:“强制遣俘与我们在韩国行动的基本道义和人道原则相背。我们不会为了买一个停战协定,而置人于被屠宰或者奴役的境地。” 美国摇摆不定的战俘立场由此终结。
中朝方面不能接受美方这一立场,板门店停战谈判再次陷入僵局。然而,当1951年5月下旬,中国志愿军180师受到重创后,形势发生了变化。
“并未直接参战的台湾,却在暗中有效地绑架了停战谈判议程。”常诚博士认为,正是由于国民党特务在近21000名中国战俘中产生的影响,为期三年的朝鲜战争,后两年一直受政治争论所左右。
“如果我们把两个超级大国和中国看作是驱动战争的火车头,那么蒋介石就是关键时刻的扳道工,有效地改变了战争与和谈的进程。”
不曾参战的最大赢家
当朝鲜南北分治已成定局,首先是急于结束战争状态的金日成立场松动,只剩有斯大林支持的中方坚持按日内瓦公约遣返战俘。
然而,当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苏联方面不再坚持此前的立场,使得中方孤掌难鸣。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签字,确定战俘按照自愿原则遣返。至此,志愿军战俘去台一事最终尘埃落定。
此后,台湾国民党代表团屡屡向联合国提及战俘赴台一事,以此证明“中国人只要有选择就一定会拒绝共产主义”,进而证明其政治主张的正当性。
战俘赴台一事赢得政治主动后,台湾当局进而于1952年签署《台北条约》,正式从日本手中将台湾主权收归中国。1952年11月,艾森豪威尔任美国总统后,采取了更为激进、强硬的远东政策,与台湾当局于1954年签署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这标志着台湾重新被纳入美国军事同盟体系,台湾也因此得到了此后20多年的生存空间保证。
“台湾不曾参战,却因此成为朝鲜战争的最大赢家。”常诚认为。
棋子与弃子
台湾国民党政权摆脱了弃子的命运。而志愿军战俘,协助台湾完成命运转变的关键棋子,却在实现利用价值后成了弃子。
冉宏图们上岸后,又分乘225辆军用大卡车,分成5个支队,由摩托车队前导,救护车、通讯车随行,另外还有国民党安排的广播车沿途播放歌曲散发传单。车队到达台北后,沿主要街道行进,沿途不断有人燃放鞭炮,一派喜庆气氛。
然而喜庆过后,台湾方面“战俘去台湾后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不肯去台湾的,可以选择前往中立国”等承诺,并没有兑现。
战俘们被交由蒋经国领导下的一个辅导组织负责,逐个审查后,补入国民党军基层。
冉宏图回忆,其实许多人内心并不愿意去台湾,在从韩国到台湾的船上,就有战友说:“我去到台湾也是死,我刺了一身字回到大陆去也是死。”“不听劝,他头一低就跳海了。”
1958年8月28日,金门炮战爆发。冉宏图等前志愿军战俘也上了前线,有的就“带着美国鬼子的步枪、自动步枪,连枪浮水游走,浮到厦门跑掉了”。冉宏图也想逃跑,但由于企图早被发现而未果。
频繁出现的逃跑事件,使国民党当局意识到,这批志愿军战俘大部分还是“人在曹营心在汉”,于是又针对战俘开始了新的政治攻势。冉宏图就曾被要求参加国民党,但他拒绝了。
“好人”、“坏人”、“中国人”,这些概念一直在冉宏图内心纠缠,他再也无法给自己下一个定义。这个被强抽壮丁入伍的百战老兵,此后再不关心政治,只是每年清明节前后,他总要面对着大海。
“在台湾烧纸,晚上做梦都想到母亲,想到弟弟……”
“那个时候往床上一躺,脚就把扳机扳着,枪抵着胸口。我跟他们讲了好多次,我都没有自杀,只能够晚上掉眼泪。我说我还要活下来,回来看一下,对家里有一个交待。”
1942年春节,他被保长一根绳索捆着送进军营,就此身不由己,卷入时代风浪一生流离辗转,60多年再没回过故乡。他觉得自己这辈子从来没有机会选择自己的人生。农民、国民党军、解放军、战俘、国民党军……似乎就是抓壮丁的那一个下午,就改变了他所有的命运。他说,他不知道应该怨谁。
1975年退役的时候,他已经五十开外,仍然是个军衔中士的小兵,孤身一人。他在家订下的那个娃娃亲,早已经杳无音信,可是他依然日思夜想着那个他只见过一面的女人,因为父母死后,这个女人成了冉宏图对家乡最真切的具象。
1987年底,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长达38年的两岸同胞隔绝状态打破了。然而冉宏图囊中羞涩,也没有亲人和朋友资助,只能去洗胶袋赚钱,他没有家,晚上就睡在楼梯的角落里。
冉宏图终究还是回到了故乡。
2008年3月29日,他在成都下机,一路问老乡:老屋门口的柿子树和橙子树相当好吃,树还在不在?老乡说橙子树不在了,柿子树和桃子树还在。“结果我去看,那个柿子树和我一样,也已经老了。”
冉宏图把暮年的归宿选在宜昌,这是当年抗日时他打过仗的地方。
如今,冉宏图和侄子一家养了十几头奶牛,在一个很僻静的小山村里深居简出。对他来说,这或许是种慰籍,不用再向别人解释自己复杂的身份,也不用再争辩那段岁月的是是非非。他说,“在宜昌,如果有人问起来,还可以简单回答说当年我在这儿打过日本鬼子。”
抗美援朝志愿军战俘去台湾后,过得好吗?
来源:千里博客
11/24/2021
志愿军战俘是一个与“冰雕连”一样沉重的话题,关于这些战俘在战俘营的遭遇,战俘们的遭遇及无助、凄苦的表情让人终身难忘,难怪有些镜头被作为绝密资料尘封数十年。然而这些前辈毕竟为国殊死奋战过,他们不应该被遗忘。
据统计,志愿军战俘中有6673人回到了大陆,14334人到了台湾,另有12人到了印度。
这些战俘回到大陆后,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待遇,后又给予平反。鉴于这方面的资料较多,就不赘述了。那么去台湾的这14000多人,又过得如何呢?
1. 赴台过程
1954年1月20日,早晨9点, 14000多名战俘挥舞着青天白日旗、高喊“回台湾”的口号,离开了朝鲜板门店附近的联合国军战俘营。扛着孙中山、蒋介石巨幅照片的台湾代表团迎上来,向战俘们表示热烈欢迎。不少战俘纷纷向孙和蒋的照片致敬。在美军陆军第八军的护送下,530辆卡车把战俘送到仁川。在这里,他们转乘15艘美军运输船去台湾,美第七舰队和美空军第五军则一路随行保护。
在海上漂泊了88个小时后,他们到达目的地 — 台湾基隆港,另有142名重伤病员,已先由军机直接送往台北接受治疗。
2. 回台伊始
台湾方面动用了极高的规格来欢迎志愿军战俘抵达台湾。蒋介石派了蒋经国、张其昀、谷正纲等到码头欢迎。站在岸边的蒋经国,甚至流下了泪水。欢迎场面之宏大,媒体报道之热烈,自不必说。上岸后,又分乘225辆军用大卡车,分成5个支队,由摩托车队前导,救护车、通讯车随行;另外还有国民党安排的广播车沿途播放歌曲散发传单。车队到达台北后,沿主要街道行进,沿途不断有人燃放鞭炮,一派喜庆气氛。
1月23日,心情激动的蒋介石接到伤病战俘先期乘军机平安抵台的报告后,这位败退台北后,饱受失眠症困扰的67岁老人安睡了9小时。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实为今年来最安眠之一夜也。”在日记中,蒋介石把此事称为“五年以来精神上对俄斗争之重大胜利。”
台湾还举行了盛大的欢迎集会,“行政院长”陈诚在会上致词。不久,蒋介石还派“总统府参军长”桂永清代表他前往各“义士新村”及各医院宣慰战俘们。2月4日,他又出面接见战俘代表三十余人,对他们“慰问勉励”。他说:“你们这次回到自由祖国的怀抱,就犹如被匪绑票日久的子弟,经过了漫长的挣扎和斗争,终于获致了今日,比父兄子弟团圆欢欣更为有意义,有价值,无比快乐和胜利。”他要求全体战俘“为三民主义而奋斗”。1955年1月23日,台湾当局为纪念战俘们到台一周年,又将该日定名为“自由日”,发起“条条大路通自由运动”。
3. 台湾的承诺及安置情况
然而喜庆过后,台湾方面“战俘去台湾后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不肯去台湾的,可以选择前往中立国”等承诺,并没有兑现。“行政院长”陈诚在视察大湖、杨梅等地志愿军战俘驻地时,曾虚弱地解释道:“国家的自由和个人的自由是分不开的,要争取个人的自由,必须争取国家的自由”。
欢迎活动结束后,战俘们立刻丧失了做“自由平民”的权利,失去自由,并被迫接受国民党方面所授予的“义士”的“荣誉”,被集体送往台北市郊的苦苓岭接受洗脑。台湾国军“总政治部”在这里设有一个叫做“心战总队”的部门。还施以密集课程,强迫‘义士’上课,灌输党国思想教育。台当局又发起所谓‘请缨从军运动’,强迫战俘签名附和。两个月的“思想训导”之后,台湾当局于1954年4月5日公开宣布:全体志愿军战俘“宣誓加入国军部队”。在编入之前,蒋经国领导下的“义士就业辅导处”曾对全体战俘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其比较关键的几项数据如下:战俘总数14334人,其中21-35岁年龄段者12229人;文化程度为大学者仅4人,无学历者6986人;军官、士兵比例为1:10。这些调查资料,直接影响到了台湾方面对战俘们的分配调拨。
“就业辅导处”制定的志愿军战俘“志愿加入国军”的门槛是:16岁以上40岁以下;体检合格;政治考察合格。结果,大约有12300人被编入国军,占战俘总数的86%;其余2000余人,有1000余人因为年龄不合标准而被淘汰,以平民身份另行安置;此外还有1000余人,究竟因何原因未被编入国军,则不得而知;其具体去向,也尚无统计资料披露。
为便于消化,每个军事单位只分配一个战俘。他们先是被编入新兵营接受基本的军事、政治训练,然后被“个个击破”式地分散分配到各个具体单位,原则是每个单位只分配一个战俘,如此来保证战俘们被孤立后能够迅速“融入”国军。至于部分被分配到军事单位,但始终心怀不满的战俘,则多被送往特设的“反共义士感训团”接受二次洗脑,待政治思想合格后再返回军队;仍不合格者则有可能被送往“火烧岛”监禁关押。
至于战俘们参军后的具体待遇,受自身文化程度的影响比较大。陈诚在台湾担任“行政院长”期间,很重视专门技术人员,为这类公职人员制定的薪酬比普通公职人员高出许多;军队系统也不例外。战俘们进入新兵营后,经常被鼓励去考取各种技术类的特训班以及各兵种的专业学校,有一定文化的战俘因此受益颇多。至于那些文盲、半文盲战俘,则大多被分配去当列兵、伙夫、马夫、勤务兵,虽然有按“年资加俸”的优待,但境遇与有文化的战俘比起来,就相差甚远了。尤其是退伍后,许多人只能干些底层的粗活,生活大都比较困苦。当然,最实际的,还是1954年10月5日通过的为国军士兵制定的《授田条例》,按照这个条例,每个退伍的战俘将被授予年产两千斤稻谷的田地。只是台湾田地本就很少,等轮到这批“义士”们授田时,已经无田可授,最后当局选择以发放与田地价值相当的现金作为补偿。
4. 战俘们的国际活动
1954年2月到11月,台湾当局组织各种“义士访问团”在岛内外到处活动。台湾当局非常看重这些战俘们所带来的宣传效应。所以,一方面战俘们被强迫参加国军,另一方面,台湾当局还组织了各种各样的“义士访问团”,到处“出访”。1954年2月到3月这段时间,“义士访问团”主要局限于访问台湾本地各县、市以及各部队;从4月份开始,“义士访问团”开始被陆续派往海外。参加访问团的战俘,主要是原战俘营里会英语的亲国民党骨干;这些骨干分子,部分是原国民党干部或士兵,部分则是台湾派遣进入战俘营的特务;而且各访问团均配备有台湾当局的情报人员作为“顾问”,以便监督。菲律宾、泰国、日本、越南、美国、古巴、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均曾多次留下“义士访问团”的足迹。
5. 战俘们的晚景
随着战俘们的宣传价值与日俱减,他们与普通国军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小。战俘们从军队退役后的境遇,与普通国军退伍军人,也就是所谓的“荣民”们中晚年的遭遇,大致相同。一方面是外省人语言不通、习俗不同,本就难以融入台湾本土社会;另一方面,50年代出于“反攻大陆”的需要,台湾当局又针对他们制定了一系列苛刻的特殊限制,如延长服役期限、限制结婚条件等等,导致“荣民”们的成家、就业、医保、养老全都成了问题,甚至激发为社会事件。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台湾当局于1954年11月设立了由蒋经国全盘主持的“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蒋经国主持“退辅会”不到半年,为“荣民”们先后建立了屏东隘寮农场、嘉义大埔农场、宜兰三星农场、花莲寿丰农场、彰化二水农场等,让“荣民”们得以在此通过务农自食其力。后来又在屏东、花莲、台南、新竹等地修建“荣民之家”,解决年老“荣民”的养老问题。1956年6月6日,台北“荣民总医院”也在蒋经国的推动下开始兴建,三年后建成投入使用,该医院成为许多“荣民”看病的地方,因其设施先进、专家阵容强大,许多国民党高层人物诊疗的首选。
婚姻是战俘们最大的痛。或许是顾及到赴台战俘们的特殊性,一开始在台湾的桃园县曾特别修建有一所“义士之家”,专门收容那些退役后无力自谋生路又无处投靠的“义士”。后来,“义士之家”更名为“荣民之家”,战俘们和普通国军之间的区别,也就消失了。与普通“荣民”一样,战俘们最大的痛不是养老与医保,这些问题随着台湾当局的政策已渐渐解决,台湾当局解决不了的,是他们的婚姻问题,如桃园的“义士之家”所收容的光棍“义士”,就曾一度达3000余人。
1988年,台湾当局正式允许志愿军战俘返回大陆探亲,免费为其去除身上敏感的政治刺青。
1989年1月3日,大陆出台《关于我军被俘去台人员要求回大陆定居的处理意见》,由此,战俘们不但可以返乡探亲,也可以选择回大陆定居了。该处理意见规定:
“我军在战斗中被俘去台人员,不同于一般台胞和在台湾的国民党老兵。他们要求回大陆定居,经说明大陆生活条件等情况后仍要求定居的,原则上应予批准,并予以妥善安置。……对批准定居的被俘去台人员的政治历史不审查、不追究。对他们被俘前参加我军的一般历史应予承认,但不补办复员、转业和离休、退休手续。……”
这些前辈们真的不易!
亲历者讲述真正的长津湖战役
10/31/2021
长津湖战役,是一场在极其恶劣自然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战役。新华社记者采访了抗美援朝老兵刘石安,他所在的部队,为抗美援朝首批入朝作战部队。这位亲历者,将为我们讲述真正的长津湖战役。
长津湖战役亲历者周全弟讲述真实的战场
10/31/2021
周全弟在1950年10月,穿着薄棉衣、背着38式步枪入朝参战。作为原中国人民志愿军26军77师231团一营二连战士,他和战友们为阻击美军,曾在冰天雪地里埋伏了三天三夜。
历史远比电影残酷,长津湖3个冰雕连仅2人生还…
真实的长津湖战役有多惨烈?长津湖战役中,由于入朝仓促,各部队3天没吃到粮,弹药不能及时供给,冬季物资也不能及时补充。大量战士冻死冻伤,3个冰雕连仅有两人生还。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战士们依然重挫美军王牌师。
志愿军回忆:美战机来袭,副营长喊“逗老美去”
来源:网络博客
10/31/2021
40军过江入朝第二天,刚蒙蒙亮,就听南边天上轰轰隆隆越响越近。118师353团3营营长李德章,命令部队上山坡树林里防空,准备宿营。他转着圈儿望着从头上掠过的飞机,自言自语:“这美国鬼子还挺勤快,这么早就起床了。”
不得不说,美国鬼子的飞机的确飞得勤。据统计,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军共出动各类型飞机两万架次,其中B—29轰炸机投下了两万吨炸弹和凝固汽油弹。朝鲜人民军在南进作战中装备的150辆T—34坦克,被美军飞机炸毁79辆。
因此,人民军见到行军途中的志愿军,问得最多的就是你们有飞机吗?听说没有,都很失望,说没有飞机不行,美国鬼子的飞机太厉害了。人民军北撤的时候,还用十几头老黄牛拉一架小飞机——那时中朝军队一架飞机真是宝贵呀。
倘是个别人这么说,可能是吓破胆了,都这么说就不能不重视了。只是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要有个过程,就难免吃亏。
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兵、老干部跨过鸭绿江,见识了美军飞机,就知道日本和国民党那点飞机不算什么了:
日本的飞机撑死就一两架,注意防空躲一躲就行了,国民党的飞机比日本多,但技术差远了,也怕死,解放军组织地面对空扫射一阵,甭管打不打得着,国民党飞机打死也不敢飞来轰炸了。
美国飞机就不同了,有的部队把汽车开到路边地里,用地里的玉米秸子盖上,就像一堆堆玉米秸子似的。在国内常这样对付国民党飞机。
这招对付美军飞机不行了。美国的飞机多,而且太猖狂,飞得低,卷起的风把老乡房顶上苫的稻草都刮跑了,那汽车立刻就露馅了,一顿机关炮、炸弹,烧成铁骷髅。
到了晚上美军飞机就没辙了吧?还是高兴太早了,志愿军黑夜隐蔽在玉米地里,月亮好的话还能看到夜航机的影子。打仗的时候,地面发射照明弹,夜航机根据照明弹指引对志愿军狂轰滥炸。不少战士纳闷:“美国鬼子和我们一样,晚上不睡觉呀?”
美军飞行员技术也厉害,战斗机白天钻山沟,说贴着地皮飞是夸张,在山上能看到飞行员,飞机栽歪着膀子,像查户口,路上有只个黄牛也追着打。
一来几架、十几架,这批走了那批来,老鸹似的。朝鲜地名,大部分都是面呀里呀洞的,志愿军南下的时候,开头还能看到些村镇,后来几乎都黑乎乎的,就剩些房框子了。到了平壤,发现被炸得一塌糊涂,真成“平壤”了。
型号不一样,官兵都给起个外号。F80喷气式战斗机,两侧各有一个副油箱,叫它“油挑子”。野马式战斗机叫声特别刺耳,鬼哭狼嚎似的,叫它“黑寡归”。P51侦察机的头是红色的,叫“红头苍蝇”。炮兵校正机飞得慢,成天在头上哼哼,就成了“老病号”。
对志愿军威胁最大的还是B—29轰炸机,这种飞机喜欢在万米高空投放凝固汽油弹,到地面后窜起一团火苗,像干不干、稀不稀的小米饭似的,溅哪哪着。溅到身上,不能扑打,也不能用水浇,在地上滚,用被子、毯子把人裹起来。
而志愿军的八五高炮射程仅有8000米,打上去的炮弹只能一股烟一股烟在它下面爆炸,连挠痒痒都算不上。
因为美军飞机活动十分猖獗,因此朝鲜战争的最大特点,是难说前方后方。
部队行军,设营的先走。在国内是号房子,看中哪个房子,让地方干部跟老乡做做工作,一般都能住上。在朝鲜就不同了,得把防空考虑进去,不能住房子,必须得看山沟。看山势、地形,选林子密、便于隐蔽的沟沟岔岔,划分区段,这个连在这条山沟,那个营在那几条山沟。
部队到了,放下装具,挥锹抡镐挖防空洞,掘进式,半掘进式。冬天,山野冰冻如铁,一镐下去一个白点,那也得挖,起码要挖个能容身的坑,睡觉、防空。有时刚挖完,来命令又走了。
有志愿军老人说,枪响打仗,枪不响挖坑。在前线是挖工事,在后方挖防空洞。入朝大半年,打了五次战役,平均一天挖一个吧。
志愿军挖防空洞 。敌人在飞机上广播,听纯正的汉语,搞心理战。连长向118师师长邓岳汇报,邓师长以为连长忽悠他玩:“不可能,老美还会说汉语?飞机上还能喊话?”后来习以为常了。
当然,志愿军也不是吃干饭的,坐等着被老美飞机炸,你炸我,我就算武器不好,也要想办法教训你。
“来了!来了!”步枪、冲锋枪和轻重机枪的枪口,就冲着飞机飞来的方向仰起来。“跑了!跑了!”一阵急射后,这声音既有庆幸,也有失落、遗憾。“打着了!打着了!跳伞了!”大家就呼喊着,向着降落伞飘落的地方跑去抓俘虏了。
40军在各次战役中,都有用轻武器击落击伤飞机的战例。无论美军怎样报复,那飞机再也不敢表演“空中杂技”了。有时枪一响,飞行员一慌,一团火光,一声巨响,飞机撞山头了。
第三次战役后,部队在逍遥洞、议政府地区休整。354团3营副营长徐忠海,对机炮连82炮排副排长李德福大喊:“走,咱俩逗老美去。”
两个人砍些木头、树枝,在山坡上搭个棚子。两人刚到对面坡上坐定,两架“油挑子”——F80来了。第一架俯冲下来,机关炮打得烟尘冲天,棚子没倒。第二架咣咣咣又是一阵机关炮,拔高后在空中转了一圈,“得胜”回朝了。
两个人看得这个乐啊,李德福差点笑岔气儿,说咱们再弄一个。徐忠海说天色不早了,明天咱们再来陪老美玩。
352团3营机枪连,在阵地周围设置一些假目标。几架飞机见了,鱼贯式俯冲下来。机枪连10余挺重机枪一齐开火,飞机立刻炸了营,有的立即爬高,有的拖着黑烟逃之夭夭。
志愿军首批入朝部队是秘密出国,为了保密,志司开头不让打飞机,后来底下有人片面理解“防空”,担心敌人报复,过于强调“藏”了。敌人也真报复,你打他一下,一会儿飞来一群,把一条山沟炸得乌烟瘴气。
那也得打,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你越不打,他就越猖狂。在地上跟天上斗,天然地被动,明显吃亏。可当年红军和八路拉队伍时,长矛、大刀和一些破烂枪支,对鬼子和国民党的飞机、大炮、机枪、坦克,不一样是明摆着吃亏吗?
等咱们有了机枪、大炮,那敌人除了人又都成美国货了。如果怕吃亏、怕牺牲,这仗就不能打了,就没有这支军队了。
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陆地、天空、海洋,后两者都是对手的,志愿军只占有三分之一的空间陆地。时间不到一半,白天美军飞机到处炸,夜间也不好说全部是志愿军的,只有飞机难以出动的风雪天,志愿军才占天时优势。
世上没有千年老大。有朝一日,美军没了海空优势,不知将会怎样作战。而从建军之日起,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就是在这种不对称的战争中成长壮大的。
解放战争后期,地面上的武器装备与对手对称了,四野甚至优于对手了,空中、海上仍是国民党的天下。那又怎么了?飞毛腿飞不到天上,木船把兵舰冲打得稀里哗啦。
如果对称的话,美军还会来朝鲜,中国军队还用过江吗?
一些老人甚至说:“不用对称,只要有美军一半的海空实力,过江就往南推,就把联合国军,也就是美军,推到巨济岛,推到大海里了。”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
中国军事辞书编撰专家、离休前为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的李英,当年是40军汽车营1连副指导员、党支部书记,虽说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可却敢手握方向盘,在崇山峻岭的山路上,与美军飞机打游击。
李英有个绝活——不用眼晴,一听声音,就知道来的是“油挑子”“黑寡妇”,还是“红头苍蝇”“吊死鬼”,是高空,还是低空,是路过,还是要发起攻击。也就明白应该隐蔽,还是坐在驾驶室里安然不动,或者不理它,继续开进。
飞机白天钻山沟,晚上瞄灯光,还能把黑夜变白昼。几颗照明弹下来,山野瞬间通明,山路上有时会形成两三公里的照明线。
飞机在头上盘旋,照明弹挂在前面,这时要立即停车,或调转车头寻地方隐蔽。照明弹正在头上,刻不容缓,全速通过。
照明弹在后面,也要全速向前,隐入黑喑。照明弹多,照射时间长,必须隐蔽。汽车被击中起火,要不顾一切救火,把车开到路边,或者推到沟里,以免堵塞道路。
开灯驾驶,引来飞机,闭灯行驶,惊心动魄。山路崎岖,七拐八绕,一些路段下面就是悬崖、深渊。白天上路都让人提心吊胆,更不用说夜间,还要闭灯驾驶了。
汽车营另一位老司机崔景廷,没啥文化,可本事挺多,在朝鲜开汽车从不闭灯驾驶,受到的攻击自然就多,却安然无恙。1连出国时的50辆大道奇卡车,就他那辆开回来了。
请他谈经验,他说飞机追着俺打,有时炮弹、炸弹前后左右爆炸,也挺害怕的。它在天上飞,俺在地上跑,俺跑不过它,跟它斗心眼。它不是看到俺了吗,俺突然关灯了,它就抓瞎了。估摸着它要动手了,俺一个急刹车,就把它甩前边去了,俺再加大油门猛跑。等它转过身来,俺已经找个地方藏起来了。
没读过书的老崔不善言谈,师范毕业的学生官李英,从中悟出个最普通、直白的真理:美军飞机每分钟可以飞16公里,而且可以任意驰骋。我们汽车每分钟只能开1公里,而且只能在一条道上跑,这天上地上的差距实在太大了。可只要抓住几个关节点,就有空子可钻,长处与短板就能互换。
之前,老崔不想连累别人,别人也不愿跟他出车,老崔一直跑单车。推广他的经验,1连先后出现10多个像老崔一样的功臣、英雄。
天上杂技,地上绝技,这场战争培养、锻炼了一批世界顶尖的汽车驾驶员。
一次在山上防空,李英看到飞机在打公路上的坏车。第一次攻击,未见车起火,第二次还是一样,飞机抖抖翅膀,怏怏地飞走了。李英觉得有门儿。
之后,空旷地带,无处藏身,就把油箱汽油放出来,电瓶卸下来,再把车厢板拆掉,车头盖揭开,明晃晃停在公路上。飞机见了,以为是坏车,不理睬。有的扫一梭子机关炮,见没反应,也走了。
第三次战役,部队在1951年元旦突破三八线,汽车营直接随部队行动,不能开灯驾驶。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刻,滴水成冰,呵气成霜,挡风玻璃一律支起来,司机就那么坐在驾驶室里,一半人冻伤,一些人致残,一些人在炮火下牺牲。
天地斗,汽车兵与飞机过招的频率,远远高于步兵。汽车目标大,笨重,飞机来了,不能像步兵那样随即隐蔽防空,伤亡率也大大高于步兵。汽车兵成为志愿军中最危险的兵种,据说平均战斗寿命只有一年。
第四次战役,1连装上10车弹药,为插入敌后的118师进行补给。50多公里,天黑出发,午夜前必须赶到,如今高速公路用不上半小时。
李英带首车,听到防空哨枪响,立即熄灯隐蔽。越着急,枪声越响,不理它了,闭灯开进。眼看就要完成任务了,或者就是完成任务了,因为首车已到前沿阵地了,司机小范牺牲了。这回不是天地斗,而是来自对面美军阵地上的子弹。
1951年7月,朝鲜北部特大洪水,铁路、公路桥梁多被冲毁,美军又发起“绞杀战”,空中力量主要用于封锁志愿军后方交通线,前送物资更加困难。可要想志愿军陷于无粮无弹的境地,又怎么可能呢?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40军的先行官是李英,率一个排18辆满载高粱米的汽车,先于部队过江,去熙川建一个屯粮点。汽车司机的儿子李英,驾驶技术是一流的,勇敢和智慧也是一流的。
战争文献:宋时轮就长津湖战役的检讨书
来源:夜雨疏风
10/31/2021
第9兵团对东线作战的检讨
宋 时 轮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这次作战打得很不好,不仅未能全歼美陆一师及第七师,反遭巨大减员,严重缩小战力、主要原因是:
(1)对朝境作战情况调查研究不够。小白山系朝境最高最寒冷的地方温度现已降至零下二十几度,遍地积雪数尺,山高路滑,咫尺天涯。人烟稀少,一切粮草均须负担,国内运输线延长数百里遥,经常供不应求。部队入朝后,即日夜生活于野外,战时即是有米亦无法煮熟(白天防空,晚上作战),偶面煮熟运上火线均成冰冻,无法破碎,更无法吃,便造成严重的、普遍的饥饿现象。体力日益制弱,战力随之降低,加上冬装未补齐(部队入朝后,发的东西都无法前运),仅靠棉衣服应付零下二十几度的寒冷,特别此地最近每夜下雪,衣服普遍湿透,无法烤干,形成大批冻病冻僵,直至不少数量已经冻死的严重现象。例:(某师×团第×连,除一个掉队与—个通讯员外,全连攻击新兴里敌时,受敌火力压制即卧倒冰地上,但最后打扫战场时,发现全连成战斗队形,死于该处,细查尸体大半无任何伤痕与血迹)。担架民夫少,且系临时动员的老百姓,未经必须的教育,大批逃亡,战场伤员无人抬运或抬的不及时,致有大批伤员冻死的极端严重情况。由于敌人沿公路及两侧行动,我围歼敌人时,必须翻山越岭,山上路少甚至无路,各种炮火无法前运参战,弹药运送亦困难,本来我们的火力就较弱于敌,如此则更加压不倒敌人,增加解决战斗的困难。再由于敌机滥炸,作战地区群众逃跑一空,道路生疏,盲目前进,部队经常错路,了解情况少,拖来拖去疲劳更甚,因而影响作战不少。这些情况战前虽有笼统概念,但没有细致的调查研究,深刻的认识,以致事前没有足够准备,临时则处置困难。(防失联请复制加微信:fengylye注明读者)
(2)由于仓促进入战斗,准备不充分,对地形、道路侦察不清楚,特别是敌情不明,以致盲目性的吃亏太大。
(3)第26军南调时间过迟,对第二梯队军使用得不及时。
(4)部队较注意政治动员教育,是完全正确的,因此才能熬过这极端困难情况,尚不不十分馁气,但缺乏必要的经验与应用军事教育,致造成几次攻击未能凑效的恶果。
(5)对后勤工作组织不良,虽然现有后勤力量特别运输工具,是不能适应目前作战情况之需要,但如能组织好一点(原有×百余辆车, 已损坏三分之二以上),是可以减少许多困难的。
(6)此次未能彻底完成上级给予任务,应由职负主要责任,拟在战斗结束后,召集各军以上总结经验教训。
内容介绍:1950年11月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第18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的协同下,取得了第一次战役的胜利,共歼敌15000余人,粉粹了”联合国军”,于11月23日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在此之后,美军迅速集中其全部侵朝部队兵力,开始发动了一次能”结束朝鲜战争总攻势”,企图将志愿军赶过鸭绿江,占领全朝鲜,并要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前结束朝鲜战争……
北美法律公益讲座安排
时间:周二到周五 晚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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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西部时间早上9:00重播
周二: 如何准备遗嘱文件(遗嘱workshop)
周三: 数据泄露和个人身份保护&事业机会说明会
周四: 移民和留学生常见法律问题
周五:小企业企业常见法律问题&事业机会说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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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 war, Chosin battle documentary.” CHOSIN TO HUNGNAM ” KOREAN WAR DOCUMENTARY CHOSIN RESERVOIR USMC MARINE CORPS
Best way to understand what’s the fuzz going in Korea right now is to go back and review the history to have a better insight about the origin of hostilities plaguing us until today.
东雷老评|关于《长津湖》,简单说几个点
作者:李东雷
10/05/2021
国庆长假里,电影《长津湖》很火爆。有读者看完电影后问我看了没,催我写点评论。可惜我没有看,也不打算看这电影。因为有一年看了《战狼II》之后,我就决定以后不看吴京演的电影,不管它的票房有多高。
关于长津湖战役,我两年前看过美国人拍的纪录片,当时写了影评《记录片里的《长津湖战役》比上甘岭更惨烈》。关于朝鲜,我去过两次,曾经写过一篇访朝日记《旧文:我的访问朝鲜印象》。
现在回想起来,特别感恩当年的领导。我当时对领导说,负责东亚安全事务的人怎么可以没去过朝鲜。为了满足我一个小参谋去朝鲜实地看看的请求,领导把一个访朝代表团的朝语翻译换了下来(让驻朝鲜武官处派员担当翻译),省出一个名额让我去朝鲜。
在朝鲜的各种纪念馆里,歌颂金太祖的内容很多,甚至还有朝鲜如何支援中国革命的展馆。但是关于抗美援朝的内容并不多,连志愿军纪念塔也修建得很普通,与朝鲜自己的烈士陵园没法比。
北京的军事博物馆里有抗美援朝纪念馆,我曾经陪着外军代表团参观过。我还去过韩国的战争纪念馆,里面也有一个韩战馆。(参见我写的《韩国战争片《高地战》让我想起第一次访问韩国的经历》。
去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话,建议去朝鲜战争纪念公园看一看,那个设计特别出彩,与它对面的越南战争纪念碑形成鲜明对比。每次去华盛顿我都会去看一看这两个纪念碑。
还有一个关键参战方就是当时的苏联,它的空军直接参战了,只是它的飞机和飞行员身上没有苏联的标志。但我在俄罗斯没有看到过朝鲜战争的纪念馆(可能根本就没有吧)。莫斯科的苏联卫国战争纪念馆建造得非常震撼,很值得一看。
中、美、朝、韩,四个朝鲜战争的主要交战方对于这场战争的解读都不相同。关于朝鲜战争的苏联秘密文件早已经解密,当年的决策过程也得以还原。这方面我推荐沈志华教授的文章或演讲。
长津湖只是一个战役,是局部中的局部。我觉得如果电影《长津湖》能引起你对历史的关注,你可以从更大的格局去思考这场战争,而不仅仅是看看现代电影的特效展现出的战争的残酷,或者是电影想要弘扬的某种精神。
以下几点是我认为是关于朝鲜战争应该学习和思考的点,不方便展开细讲,我就简单提示一下:
一是战争起因。朝鲜战争爆发的大背景是美苏冷战,是苏联领导的红色阵营与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的斗争,这个斗争在朝鲜半岛变成了一场热战。它是由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的朝鲜领导人梦想统一半岛发起的。但能得到两个大国的支持,离不开美苏对抗这个大背景,还有中朝两党的特殊关系。
二是决策过程。沈志华教授对决策过程讲得比较清楚,讲到了金太祖几次在苏联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的外交。但总体来看,作为红色阵营的最高领袖,斯大林才是幕后的决策者。
三是战争结果。朝鲜战争从38线打起,又在38线结束,看上去谁也没有实现自己的战争目标。朝鲜的战争目标是赶走美国,实现统一。麦克阿瑟被仁川登陆胜利冲昏头脑后的目标也是统一朝鲜。战争的结果貌似回到起点,但是中美关系彻底走向了敌对,等斯大林死后中苏翻脸,中国的安全环境就变得极其糟糕。
如果把时间拉得更长的话,看看今天的朝鲜半岛,这场战争的结果还是很令人感叹的。
四是战役目标。长津湖战役是我们精心策划的一场战役,目标是以三个军的兵力消灭美军一个师。但这个目标并没有达成,在付出了惨重的人员伤亡之后,美军成建制地逃出了包围圈,而且提前用飞机运走了几千名伤员。
后来我方才意识到美军的强大,把集中优势兵力消灭美军的目标逐渐降低了,从一个师降到一个团,再降到了一个营,甚至一个连。
美军的强大并不是因为它的军人素质,二战结束后美国大裁军,它的军人作战素质是大幅下降的。志愿军则是直接从解放战争战场投入到朝鲜战场,军人的作战素质相比美军要高。
但美军依靠它强大的武器装备、炮火和后勤保障,在长津湖地区抵挡住了志愿军潮水般的进攻。这是美军钢铁与志愿军血肉之躯的较量。严寒天气给后勤保障极差的志愿军造成了整个连、排被冻死的非战斗减员。看纪录片的时候,我感叹志愿军英勇无比的同时,也感叹战争中的生命之轻。
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的思考题:当今天我们回顾战争、甚至颂扬战争的时候,我们究竟想要达到什么目标?
但愿是追求和平。
Russia’s Secret War: Stalins’ role in the Korean War 1950-1953 and possible American POW’s in the Soviet Union. BBC Reportage 19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