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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到俄罗斯挣钱，奋斗二十多年成难民回国 自PAI 01/08/2023 　　我叫长治，辽阳人，60后。我爷爷当年为了养活全家闯关东，我则为谋生“走西口”，而且走得更远。1995年，我去俄罗斯，2022年，我回国，出国前我是东北下岗工人，回国时我是乌克兰难民，从任何角度来看，这都不算凯旋。 　　我用尽全力融入异国，想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27年后却全部落空。开始我以为，只要口中有食，我就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后来我以为，身份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可制造更多问题的，偏偏是身份。疫情和战争，两样都叫我赶上了。到头来，求财、求婚、求学变成求生，光活着就已经够惊险的了。 　　我生在黑龙江，在辽宁长大。我家是工人家庭，我有俩姐一个妹。上中学时，我信奉“读书无用论”，没心思读书，只想当大老板。1984年我18岁时，听说有个哈尔滨大哥往佳木斯寄烟，一包烟挣五毛钱。当时统购统购，南方人不抽的烟，北方好卖，送礼都送“大重九”和“良友”。我到了海南岛，往家邮了五百盒烟。 　　可倒烟不是长久之计，1986年，我去仪表厂上班，月薪50块钱。没上半年班，工厂就放假。我就纳闷，这刚上班不长时间就放假，那你招我们干嘛？后来知道，这在西方叫裁员，在中国叫下岗。我只能去摆烟摊，两年赚了10万块钱。 　　1993年，我到哈尔滨看烟的行情，还去了绥芬河，绥芬河对岸是俄罗斯。旅店里有一位北京记者正在采访绥芬河市长。那市长说，苏联人手里有钱，每家都有小汽车，汽车很便宜。苏联朋友请他吃饭时，问他能不能卖给他们酱油？我心想，市长谈这事，肯定不是假的。这东西还能挣钱？中国酱油不有的是吗？出口给他们就是了。 　　对岸那个国家令我好奇。正好有个表姐在绥芬河，我去问她，绥芬河这小地方怎么到处是飞机坦克大炮？她说，这是俄罗斯人当废品卖的，收这东西比练摊来钱快。我追问她有没有路子，她先说她有个朋友带货跑旅游团，一天能挣一万块钱。下句是，这人回不来了，可能失踪了。我问为啥，她说，你要是生意做成功了，那下一步就是倒霉了。我说，这是乱世啊，没有安全，挣钱有什么意思？ 　　我先学厨师、学开车、学电脑，等时机。两年后，我心急了，听说有个朋友常跑俄罗斯，我让他帮我办旅游护照，从这开始，我上了贼船。1995年8月，我跟他飞到伊尔库茨克。我拿出全部身家，带了1万2千块钱，就看在国外能不能找到谋生之道。 　　我先在集市给人代卖鞋。人家问价，我听不懂，我和人家比划。有一伙吉普赛人，前面和我比划，后面就开始偷东西，我回头一看，丢两件货。有个朝鲜族老兄就教我，摆鞋不能摆一双，只能摆一只。我又开始学说数字，过俩星期，能挣个吃喝钱。我开始扣货，扣货就是整包货按批发价买下。在伊尔库茨克的上海市场，我的生意刚上道，警察就来了，跟我要税票。我都是从旅游团接的货，哪有税票啊？没税票就交钱，不交钱，就送警察局，关铁笼子里，进去我就挨了一拳。 　　八个月，我挣两万块钱回国。回到家，我就闭门不出。我看到一篇文章讲，18世纪中国人去旧金山淘金，很多病死他乡。有中国人回家时，就拿一个文明棍儿，戴一个弹筒高帽子，就像卓别林。明明行李不多，偏雇两个工人搬。给谁看呢？给他家乡人看。证明自己成功了，发财了。他那个九死一生都不提。我就不想显摆，图什么？你那些坎坷，怎么和人说？你挣着钱了，谁爱听？可我老妈是个话匣子，逢人就说我挣了几千美金。 　　1997年，朋友说，你哪也别去了，炒股票吧。香港要回归，股票会大涨。我炒两年股票，赔了几千块钱。又听说2000年地球要毁灭，那我就等着，哪也不去了。2000年到了，地球没毁灭，可也没生意做，我把房子租出去，拿着2000块钱去了海参崴，还是远东。 　　我开始摆摊卖水果。批发水果像拆盲盒，要是倒霉，半盒是烂的，就白干。想赚钱就得宰秤，我干不了这个。我去饭店找活儿，他们那儿有等级制度，大师傅欺负小师傅，小师傅欺负帮厨，帮厨欺负新来的，我在那里地位最低。脏活累活都找我，我忍了几天，也没挣到什么钱。 　　正愁要往哪个方向去。我老妈在电话那头说，她有个老同事，在莫斯科开服装厂。我就去莫斯科投奔他。这大哥借钱开的厂，他很小气，对自己都不好，只吃最便宜的东西。我代卖他的货，我得自己租摊位，丢了4件皮夹克，还倒赔钱。他说，你去卖报纸吧，一天能挣10多个美金。 　　在莫斯科的“一只蚂蚁”市场卖报纸，我才开始挣钱，挣到钱马上换美金。那市场有几万商户，一份报纸进价5卢布，我卖10卢布。一天卖1百份，挣10美金。卖电话卡，又挣10美金，一个月能挣600美金。后来，开工厂的那大哥说，你真卖报纸了？不怕人笑话呀？我说对啊，咱哈腰就能捡着钱。 　　有个黑毛子瞧不起卖报纸的。我在市场不小心撞了他一下，立马说对不起，这小子过来就给我一拳。咱也练过太极拳，咱不欺负人，咱也不怕人。我把报纸扔下，也给他一拳。他反过来给我三拳。我也来个一步三拳。保安过来拉开我们。旁边中国人说，哥们儿你挺勇啊，那小子眼睛都青了！ 　　“一只蚂蚁”有几万人，都知道有一个中国人，背个小喇叭喊，卖报纸、卖电话卡，还敢和黑毛子、老毛子、保安、警察打架，我一下子就出了名。我认识市场管理者，和练摊的更熟，我啥都干：卖俄语小册子、办驾照、印名片、发广告、当猎头、卖机票。人家都奇怪，卖报纸的还能卖机票？那时候我就开玩笑，我卖报吧，上能通天，下能入地。这时已是2003年了。　 　　有一天，我见市场招工区站了很多女人，我说你们是不是找工作啊？呼啦一下子围过来好几人，我就拿小喇叭在市场喊：介绍服务员了！有人说，哎呀，你给我介绍一个漂亮的大个儿！我说你是让她卖货呀，还是让她搁家当媳妇儿啊？他乐了：我什么都不要，我瞧着她好看就行。 　　没成想，我给自己找来个媳妇儿。她从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的卢甘斯克来，叫秀莎，模样俊俏。听说她是护士，我提议，咱俩一起做陪诊吧。中国人在俄罗斯看病都摸不着路子，你门儿清呀。她同意了，我就在报纸上打一广告，又买了台二手日本车，俩苦命人抱团取暖，干脆一起过了。　 　　我不卖报纸了，白天干陪诊，晚上开出租。两年后，她怀孕，做不了陪诊了。我只能做更多：当快递员、修电脑、安宽带，装卫星天线和监控系统。一次装天线时，从梯子掉下来，我腿摔断。后来智能手机出来了，宽带没落了，电脑也没落了，我从每个行业兴起，一直干到它没落。 　　2006年春天，她生孩子。孩子一出来，小医生吓一跳。她问医生，这孩子怎么有点奇怪呢？医生过去一看，那黑头发，那眼睛，和她们不一样。医生问秀莎，孩子爸爸是谁？秀莎说，是个中国人。隔着窗户我看见秀莎怀里的孩子，小不点儿，像我们家孩子，我小时候也瘦。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我是父亲了，我一定要给这孩子培养成才，我的责任感马上就出现了。 　　我老妈着急看儿媳妇和孩子，2009年，我带老婆孩子回国。快到家时，秀莎慌了，怎么看不见高楼大厦呢？其实我家在郊区，我有个三居室，我妈早拾掇好房子了。秀莎进门一看，和她家那破房子比，简直是天地之别啊。 　　我妈每天早上去买吃的，饺子、包子、花卷、麻花油条，天天换着来。中国小吃就征服了我老婆。除夕夜的烟花，更让她惊叫，中国怎么这么有意思呢。我妈张罗给咱俩办婚礼，摆了六桌，放了鞭炮。 　　回到莫斯科，市场越来越凶险。我有一回送快递，包裹里被人暗藏枪管，结果挨罚的是我。警察查护照更紧了，华人见警察，就像小偷一样。身份不合法，没商量，立马被遣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