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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帆：追忆我的二姨父，归国华侨，渔薪中学和天门中学英语老师刘彦 来源：天门文艺 9/17/2025 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 舟帆，用文字钓诗意，以镜头存岁月。爱踏山水寻远趣，喜听弦音绕梁间，案头填词未曾歇，灶边烟火已远藏。揣着国产老电影的暖，也容得下欧美枪战片的烈。夜里爬格子燃如星火，天亮便化做上弦的船，是逐梦的舟，亦是追光的草。 侨心映杏坛，半世育桃李    ——追忆我的二姨父刘彦老师 第一次见到二姨父，是在我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那天放学后，妈妈让我去鸿渐关趟子街的外婆家送东西。刚踏上吱呀作响的木楼梯，楼上便传来一阵洪亮的读书声——字句陌生，却读得铿锵有力，让我不由得放慢了脚步。推开房门，只见一位大个子中年人坐在桌边：脸庞宽阔，耳朵厚实，鼻梁上沾着几分朴实的烟火气，手中正捧着一本封皮印着外文的书，读得全然投入。见我探头探脑地站在房间门口，他立刻放下书，眉眼弯成两道温和的笑纹：“是舟帆放学啦？” 我攥着衣角，怯生生地问：“你是谁呀？我从没见过你。”他笑着拍拍膝盖：“我是你二姨父，姓刘，在学校当老师。”后来我才知道，那本让我“听不懂”的书，是他的英语备课教材；而他身上那股让我觉得“像外国人”的特别气质，正源于他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的身份。就这么一句带着笑意的自我介绍，让我从此记住了这位会读“洋文”、待人温厚的二姨父——刘彦。二姨父书桌的抽屉里，总锁着一本泛黄的相册。册中留存着他在印尼成长的印记，首页尤为醒目——1955年，身着白色西装的他立于印尼雅加达丹戎不碌港，背景里的轮船正鸣响汽笛。彼时身为印尼华侨的他，手提旅行箱，紧握一张单程船票，在与双亲作别后，怀揣着对故土的满腔向往，踏上了归国之路。 那年刘彦老师26岁，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目睹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建设如火如荼，尤其是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他既为祖国的巨变倍感自豪，一个大胆的念头也油然而生：他要回到祖国，为这片土地的繁荣昌盛添砖加瓦。那时的他或许不曾想到，这颗跨越山海的“侨心”，会在地处中华腹地的江汉平原上，于一方三尺讲台扎根，坚守成半生的光阴。 初回国时，二姨父被分配到湖北省天门县渔薪中学教英语。一米七五的个头，往讲台上一站，本是“人高马大”的模样，开口却总是轻言细语，就连批评学生，不紧不慢地语气里也带着几分温和。家里三个子女，弟妹们偶尔调皮捣蛋，他从不大声斥责，只笑着摆摆手作罢；反倒是我尊敬的二姨妈，在学习上对我们晚辈的严厉认真，至今让我记得“不敢偷懒，不能敷衍”。 那个年代的村镇中学，英语师资稀缺，二姨父成了学生眼里“会说洋话”的稀奇人。为了让基础薄弱的学生们跟上进度，他动脑筋想办法，把单词一笔一划写在卡片上，挨个塞进学生的课本；晚自习结束后，在煤油灯的光晕里，他伏案批改作业，作业本上的红批注，比课本上的铅字还要工整。 课余时光，“淘书”是他最大的乐事：每月工资袋一打开，先仔细留出一家人的柴米油盐钱，剩下的便悉数“贡献”给书店的柜台。从人文地理到社会百科，只要是好书，他绝不空手而归。几十年下来，家里竟足足堆起了六大柜书籍，称得上是左图右史，汗牛充栋，层层叠叠的书脊，错落排布，像给屋子砌起了一道飘着淡淡墨香的墙。 最难忘那年暑假，我上初中，总算学会了骑自行车，便跟着在干驿工作的大姨父、在武汉大学读书的舅舅，一路叮叮当当地骑车去渔薪中学看他。门一推开，二姨父、二姨妈和三个弟妹瞧见我们，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全家人都沉浸在“稀客上门”的欢喜里，一时好不热闹。 那时物资紧俏，他们翻出家里仅有的猪肉票，匆匆去镇上割了两斤肉，要给我们“改善伙食”。不善下厨的二姨父和舅舅，不知从哪翻出本私藏的菜谱，凑在灶台边一唱一和地研究。“酱油少许，‘少许’是多少？”“糖少许，总不能拿勺子量吧？”两人对着“少许”二字犯难的模样，逗得大姨父直笑：“两个读书人今天就靠边站会，看我的。”毕竟是食品公司的干部，大姨父系上围裙，像模像样的来到简陋的小厨屋，只听锅碗瓢盆一阵响后，不到两个时辰，鱼香肉丝、糖醋里脊、天门粉蒸肉，加上几个素菜，红红绿绿便冒着热气摆上了桌。菜香酒香飘出院子，引得隔壁的学生扒着墙缝张望。那顿饭，筷子碰着碗沿的脆响，混着满屋子的笑声与饭菜香，成了岁月里最暖的滋味。 可这份安稳的欢喜，曾因“海外关系”被蒙上一层阴影。那些年里，二姨父悄悄把侨居时的衣物压在箱底最深处，把对远方亲人的思念藏进备课笔记的夹缝里。唯有在课堂上，他依旧用温和的语调，教学生们读“motherland（祖国）”，读“hope（希望）”。有人劝他“少提海外的事，免得惹麻烦”，他只是笑着摇头：“我从远方回来，就是为了教孩子们学成后去看更大的世界，怎么能藏着呢？” 终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散了蒙在他身上的阴霾。他调任天门中学英语教师那天，特意穿了件挺括的中山装，走进新教室时，教室里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那掌声里，有学生对新老师的好奇，更有同事们藏不住的欣慰。在天门中学的日子，是二姨父教学生涯里最舒展的时光。他把在印尼的见闻融进课堂：讲“sunrise（日出）时，会说起南洋海边染红天际的朝霞；讲“custom（习俗）”时，会对比家乡的端午龙舟与侨居地的节庆歌舞。学生们总说，刘老师的英语课，像打开了一扇窗，能看到课本外的万水千山。 他待学生，向来带着一份跨越山海的共情，不分远近，不论境遇。有个学生因家境贫寒想辍学，他悄悄替人垫付了学费，还把自己的旧自行车推给孩子：“路远，骑车省时间，别耽误了上课。”那学生后来考上外语学院，特意写信给他：“刘老师，是您让我知道，不管来自哪里，都能靠读书走向更远的地方。”这样的信，二姨父攒了满满一抽屉，每一封都仔细读、认真收，就像珍藏着一颗颗从自己这里出发、又奔向远方的“种子”。 1990年，刘彦老师荣获“湖北省特级教师”殊荣，可谓是实至名归。 时光流转，1992年，61岁的二姨父迎来退休。但他并未就此闲下来，在随表弟刘俊教授旅居美国期间，他与二姨妈一同辗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遍访当地华人同乡会，四处搜集相关史料。历经一番奔波，他终于著成《湖北天门人移居南洋史》，并于2000年正式出版，为家乡先辈们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填补了重要的空白。 时代车轮滚滚向前，纸质书渐渐成了“明日黄花”，家中那六大柜书籍，也成了他的牵挂。得知我同样爱书藏书，2015年国庆节，他特意打来电话，将我从武汉唤回天门：“来帮我瞧瞧，这些‘老伙计’，得寻个好归宿。”我们一同为书籍分类、打包，阳光从窗棂间漏下，温柔地落在他翻动书页的手上。望着这些精心收藏的书，我仿佛从中读懂了姨父对人生的眷恋、对岁月的追忆、对美好的执着，以及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情感寄托。书页间的批注、夹着的旧书签，都在静静诉说着一位教书人对世界的热忱——他收藏的从来不止是书，更是对生活的满腔热爱。 据说，刘彦老师退休那天，他最后一次走进教室，轻轻抚过讲台上的粉笔盒，目光望向窗外叽叽喳喳的学生，眼眶忽然红了。后来他说：“这辈子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守着这三尺讲台，看着一届届孩子从懵懂少年，长成能扛事的大人，这样就够了。” 每次回天门，我总要去天门中学的老校舍走走，望见教室里亮着的灯火，二姨父刘彦老师的身影便会清晰浮现。他就像校园里那棵老香樟，不张扬，却用一圈圈年轮镌刻下无数人的青春，用繁茂枝叶为许多人撑起遮风挡雨的温柔。这世间，总有人把“教书育人”四个字，活成了一辈子的生命底色，刘彦老师，正是其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