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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处遗址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 10/15/2022 1930年，26岁的梁思永留美归来，加入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此前，他在父亲梁启超的影响下，于哈佛大学攻读了七年的考古学和人类学。 史语所考古组是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级考古机构。所长傅斯年在立所纲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明确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并要求该所同仁需“去扩张材料，去学设‘发冢校尉’，求出一部古史于地下遗物”。就在其成立的当年，考古组便在李济的主持下发掘了殷墟遗址，为新生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刚到史语所不久，梁思永即投入了“东北考古计划”。因为1924年时法国学者德日进曾在赤峰林西发现过一处新石器遗址，梁思永的首选目的地便锁定在了那里。就在整装待发之际，通辽一带突然暴发鼠疫，阻断了行程。恰巧此时，中东铁路的俄籍雇员路卡什金在黑龙江的昂昂溪附近又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梁思永立马决定改道，即刻北上。 在昂昂溪，梁思永发掘了约200块陶片、一座墓葬及10余件骨器，并从地面采集了100多件石器和1件陶器。加上路卡什金先前采集的石器、骨器、陶片等700多件，共出土标本1000多件。只是因为天气骤然变冷，发掘工作在进行了三天之后被迫停工。于是，梁思永取道通辽、开鲁、天山、大板，在38天里步行逾1000公里，一路南下，将工作计划重新拉回到了林西。 这是一趟极为艰难的跋涉，在后来的调查报告中，梁思永回忆道：“这惨黯的境况不但使我们精神感受极大的打击，并且增加了许多行旅的困难。一路上人食、马草、饮水、燃料、宿息的地方没有一天不发生问题。此外再加上贼匪的出没，气候的寒冷，冰雪的阻碍，白昼时间的缩短，我们的行走止息完全受了环境的支配，没有丝毫的自由。”纵使如此，他却没有动过一丝放弃的念头。早在20世纪初，位于赤峰东北郊英金河畔的红山就引起了国外考古学家的关注，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和法国学者桑志华先后到此进行过考古发掘，发现了80多处史前文化遗址。在哈佛时，梁思永仔细阅读过二人的调查研究论著，对该区域关注已久。 然而当梁思永终于到达林西，找到了被当地百姓叫作“哈拉海”的沙窝子地时，西北风也刮到了那里。突降至零度以下的气温将遗址地表的土层冻得非常坚硬，无法开掘，只能转而在赤峰一带进行地面的采集。 梁思永主要考察了红山东沙窝和英金河北岸的北沙窝两处遗址，采集了一批石器、细玉器、陶器，并绘制了地形地貌图。凭借这些收获，他在1934 年写出了《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将红山遗址上的史前文化划分为西辽河上游、热河及松花江以北地区的考古学区域文化，并阐述了这一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关系。这是中国考古学者书写的第一篇专论热河新石器的文字。 原本，梁思永计划着在这些新材料的基础上可以做进一步发掘。未曾想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他自己也患上了肋膜炎，一病两年。在那篇报告里，他无限伤感地写道：“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东北四省接连被日本军占领了，我国的考古工作者不应忘记我们没有完成的工作。” 长城以北这片土地上的古老文明，刚刚被掀起神秘面纱的一角，就这样再次淹没在了历史的风沙之中。 “玉笔筒”引出的大发现 在梁思永的东北考古因战争陷入停滞时，一位名为佟柱臣的凌源中学历史教员，凭着对考古的一腔热爱，利用工余休息时间，单枪匹马地在赤峰、朝阳进行了大量调查。1943年，他发表了《凌源牛河梁彩陶遗址》和《凌源新石器遗址考察》等文章，大胆做出预言：牛河梁地区必有大器出现。不过，由于当时山河破碎的动荡时局，加之这些文章又发表于日本报刊和伪满刊物，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1955 年，考古学家尹达出版了专著《中国新石器时代》。根据梁思永的意见，书中以“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题撰写了一章补说，其中指出，红山后新石器时代遗址含有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两种因素，它的分布范围包括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长城地带，“可以名之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自此，“红山文化”终于有了一个正式的命名。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蜘蛛山、夏家店、药王庙、金龟山、富河沟门、南杨家营子、西水泉、三道湾等一系列遗址被陆续发掘，不断丰富着红山文化的内涵。不过，在当时考古界的普遍认知中，中华文明的源头仍在于黄河、长江流域。“红山文化虽然发现得很早，但是大家对它的印象还是北方地区的一种地方文化，可能受了中原的影响，但本身没有很发达。”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之一郭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79年5月，辽宁省启动了计划四年完成的文物普查，先从文物分布较多的朝阳市的朝阳、凌源、喀左三县开始，并召集全省各市、县、区派学员参加培训。普查中，喀左县发现了609处遗址点，并在其中24个点采集到了红山文化陶片，有几处采集到的陶片较为丰富，且多彩陶，兴隆庄章京营子大队下面的东山嘴就是其中之一。当年秋天，文物普查队对东山嘴进行了试掘，很快便发现了一片由方整石块砌筑的石墙。 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辽宁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郭大顺，是那次试掘工作的领队。看着逐渐露出的遗迹，他当即感觉东山嘴遗址不仅特殊，而且很不一般。“因为它南边是一个圆形的（建筑址），北边是方的，然后东西对称，有个中轴线，这很重要。”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彼时对红山文化的认识还只限于其是与仰韶文化同时期的母系氏族社会，但眼前的建筑布局不仅同仰韶文化的向心式完全不同，甚至与后世的建筑布局具有诸多相似特征：“这等于跨了好几步。” 除了石砌的建筑址，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形制各异的彩陶器，以及前所未见的人体陶塑像、双龙首玉璜、绿松石鸟形饰件。郭大顺意识到他们所捕捉到的分明是文明的信息，于是在年底普查总结汇报会上，他试探性地提出了东山嘴遗址与史前祭祀和文明起源的关系，这也是他第一次将红山文化与文明起源联系起来进行思考。 1981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始，郭大顺再次负责起建平县的工作。在时任朝阳市文化局局长宫殿东的组织下，他给全县32个公社文化站长做了一次普查前的培训，特意强调了寻找红山文化玉器出土地点的重要性。话音才落，富山乡文化站长赵文彦便在课堂休息时反映了一个重要信息：附近马家沟老乡家有一个“玉笔筒”。直觉告诉郭大顺，红山文化玉器更直接的考古证据可能要露头了。 第二天培训一结束，郭大顺就跟着赵文彦和文物干部李殿福一起骑了15公里的自行车赶到马家沟。在生产队队长马龙图家，他见到了那个“玉笔筒”，正是他们苦苦找寻的红山文化玉器中最重要的一类——马蹄状玉箍。继而他顺藤摸瓜，在挖到玉器的地方——建平与凌源两县交界处一座名为牛河梁的山岗上——发现了人骨，简单清理过后，一座东西向、长2米、宽0.8米的石棺墓葬露了出来。 墓主人头顶部的左侧，置有一件玉环，所有特征都与红山文化遗址常见的石环相同。墓上的深灰土层只有0.2米~0.3米厚，土层内存有彩陶筒形器残片。一切证据都明确地指向了红山文化，尽管在此之前红山文化还从未有墓葬被发现过。郭大顺至今清楚地记得，那一天的日子是4月8日，这个地点后来编号为牛河梁第二地点，这座墓则编为第一号冢第一号墓。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是郭大顺在北大读书时的导师。两年前刚刚发现东山嘴遗址时，郭大顺便写信告诉了他。彼时的他正在酝酿日后奠定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观念的“区系类型”理论，同时也在思考如何从北方寻找中国古史突破口。东山嘴的出现仿佛一道倏然降临的指向标，大音希声般地提醒着他，中华文明起源可能会在辽西找到答案。1983年，他踏上了东山嘴的土地，并在随后召开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专题座谈会上明确提示：要在喀左、凌源、建平三地交界处多做工作，会有更惊人的发现。“苏先生称这个交界地区是考古的金三角，促使了我们当年秋天（正式）开始发掘牛河梁。”郭大顺说。 惊人的发现的确很快呈现在了世人面前。首先是第二地点又挖掘出一座墓葬，出土了两件玉雕龙和一件马蹄形玉箍；接着，通过对墓葬群的进一步发掘，考古人员发现牛河梁的墓冢并不是其他史前文化那样的土坑墓，而是独特的积石冢，有石块砌筑的冢界，形状有方有圆，有双冢相迭相套，尤其是有封顶堆石和堆土压在墓上，结构较为复杂。此外，在第二地点和第五地点的墓冢之间还发现了祭坛，其中第二地点的祭坛是用一种红色的安山岩石并立砌筑，有如石栅，立石共有三圈，由外向内层层高起，所用的石块也逐层变小一个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