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2-15 国家要对互联网巨头们动手了! 12月8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说:“大型科技公司利用数据垄断优势,阻碍公平竞争,获取超额利益。” 12月11日,中央公开表态: 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12月11日晚,人民日报发文,劝诫互联网巨头: 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不要痴迷于急功近利、不热衷于短期变现;在科技创新上要有更多担当、有更多追求、有更多作为;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其实更令人心潮澎湃。 这一切的信号都标志着一件事,那就是互联网巨头们的社区团购业务,将迎来政府的重拳整治。搞个生鲜卖菜业务而已,还是低价卖,为啥非要管?因为互联网巨头搞的这个生鲜社区团购,对国家而言有害无益。生鲜社区团购可以搞,但不是现在互联网巨头的这种搞法。疫情后的商机 过去几年被屡屡证伪的生鲜电商,在今年的疫情中得到了市民的广泛认可,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令人刮目相看。中国人买菜必须要去菜市场的习惯,被疫情给硬生生的改变了。而这一切,被互联网巨头给敏锐的发现了。 4月,滴滴下场,成立生鲜电商部门。 6月,国美电器入场。 7月,美团入场。 8月,拼多多入场。 9月,阿里巴巴入场,副总裁侯毅直接任负责人,被CEO张勇定为阿里的1号项目。 11月份,连字节跳动都要下场了。 互联网巨头们简直都疯了,无论有没有电商和生鲜基因,都要来抢这个市场。为占领市场,他们给出了0.99元/袋的蔬菜价格,一个社区小贩永远给不出的价格。因为这个价格,比他们的进货价还要低,甚至比他们上游的批发商的进货价还要低。巨头们上哪搞来的货源,居然这么便宜,卖这么低价他们有钱赚么?当然没钱赚,卖一袋亏一袋,而且亏损非常严重。 滴滴的CEO程维宣称: 投入不设上限,全力拿第一。 烧钱换市场,打垮所有竞争对手后依靠垄断地位再提价获取暴利,这一招已经被证明为是一条简单粗暴可行的赚钱道路,资本特别的喜欢。实际上,自2010年之后,中国的互联网领域的成功者靠的都是这套玩法。不成功的人,也是这个玩法。还记得1块钱打车的网约车大战么?还记得点外卖不要钱的外卖大战么?哪怕失败的蛋壳公寓,其高收低租的亏钱玩法,其实也是同出一脉。烧钱抢市场,垄断后再提价。也就是蛋壳玩砸了,不然过几年后大家就可以看到房租疯涨的奇观了。当所有的竞争对手都被淘汰,市场上只剩下3个以内的寡头时,垄断就出现了。今天的你,还能享受到低价么? 滴滴和美团当年给的补贴,你还拿得到么?不被大数据杀熟收个高价就不错了。 外卖越吃越贵,餐厅越赚越少。如今,巨头们把手伸向了你我的菜篮子。 中国有反垄断法,但几乎没有对本国企业用过。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一直是支持本国企业做大做强的。因为和国外巨头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实在是太弱小了。企业小,代表无法形成规模经济,代表没有实力参与那些大资本才玩得起的科研创新。所以中国不仅在鼓励企业做大,甚至直接推动各种兼并重组。比如说,中国南北车合并,形成了中国中车。比如说,宝钢和武钢合并,形成了宝武钢铁。企业越大,规模经济越明显,而市场经济就是一个大鱼吃小鱼的过程。所以大企业,巨头企业的出现,是明显有利于中国经济的。中国欢迎大企业的出现,但反对垄断。规模经济和垄断的定义是很相似的,两者的临界点非常模糊。所以巨头企业就是一柄双刃剑。用的好,它就是规模经济;用不好,它就是垄断经济。评判的标准只有一个,你的存在是不是对国家和人民有好处。而那种这种低价倾销,灭掉所有竞争对手再提价的手法,很明显是双刃剑里恶的一面。这一套,早在100年前就被资本主义国家给玩烂了。 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中诞生出来的垄断企业就是一个怪物,连资本主义国家都不能接受这样的怪物。在随后的100年里,美国对于垄断的定义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但一切的出发点,还是为国为民。正是因为对于垄断组织的严厉打击,导致美国的资本通过垄断赚钱成为了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好不容易花费巨大代价干掉了所有竞争对手,还没来得及提价收割用户,就被美国法院给干掉了。冤不冤啊。没办法通过垄断赚钱的前提下,资本就只能通过科技优势来获取竞争优胜者地位。如果没有科技优势,那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资本的利润会被打压到无限趋近于零。出于对利润的追求,美国的资本只能被迫的涌入了高风险高回报的科研行业。但中国这边就不一样了,国家三番五次引导资本去搞创新,但资本就是不去,弄一些皮毛科研应付了事。企业不愿意搞很正常,资本唯利是图,只听从利润的指挥,这是他们的本性。如果通过垄断就可以轻松简单的获取大量利润,那我为什么要去搞科研创新?换你是资本,你也不会去。美国企业最喜欢打的是科技战,通过科技的优势,把成本几毛钱的芯片卖你几十块。而中国巨头最喜欢打的是补贴战,通过不断的烧钱搞死所有竞争对手后,统一提价30%,坐地收租。一样可以赚大钱,那么麻烦的搞科研干嘛呢。 时代的改变 曾经的中国,确实不适合搞科研。因为太穷,人才也太少。很多企业刚崛起的时候,整个厂的研发部里,没几个本科生,甚至连人都没几个。别说自研,有本事山寨就已经很不错了。绝大部分企业,只能山寨别人的山寨产品,甚至还要靠挖山寨厂的技术员,才能获得山寨技术。而欧美国家,也对中国的研发环境进行全方位的打压。西方有一个瓦森纳协定,对中国的技术进行了全方位的限制。限制分为两部分,首先是禁售,清单之内的技术和产品,如果中国没有研发出来,那么一律禁售。如果中国研发出来了,那么这个技术和产品就会被移除出瓦森纳协定,欧美企业开始对中国进行疯狂的低价倾销。低价倾销的目的,是让刚研发出这个产品和技术的中国企业赚不到钱,从而没有能力进行技术更新,甚至破产。这两个维度的绞杀,让中国的研发环境变得非常差。花费巨大代价,冒着巨大风险去搞高科技。如果研发失败了,那么整个公司破产。如果研发成功了,那么还是赚不到钱。 通过扎扎实实做科研发财的企业,真的没几个,也就华为杀出了重围。而因为搞研发而破产的企业,数不胜数。只有高风险,没有高回报,还有谁愿意去做这件事呢?中国不能只靠一个华为。以前的中国太落后了,具备极大的后发优势,所以哪怕不靠科研,中国经济也能迅速腾飞。但那是以前的时代了。如今的中国,必须要考虑自己的科研问题。搞科研,压着企业去搞是没有用的,唯一办法就是搞好科研环境。而搞好科研环境的第一步,就是让认真搞科研且成功的企业,能赚到钱。第二步,就是让不搞科研的企业,赚不到钱,至少是赚不到大钱。而那些通过危害社会利益赚大钱的行为,更是应该被严厉打击。 贫富差距和社会稳定 搞个生鲜团购业务而已,怎么就危害社会利益了?互联网巨头的介入,虽然没有创造什么核心科技,但至少会让这个领域更有效率。这话确实没错。某种意义上,提升效率也是科技的一种体现,所以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喜欢称自己为科技公司,这个称呼其实也没错。但互联网巨头的科技所带来的效率提升,本质上都是通过压缩人力来实现的。本来1万个人干的活,如今100个人就可以干了,然后收1000个人的钱。这本来也不算坏事,某种意义上还是好事,毕竟当年的工业革命发明的机器,干的也是同样的事。但我们考虑事情,不仅要考虑长远,也要考虑眼前,做一件事必须要配合时代的背景。什么叫时代的背景?疫情后,总理为了保就业,提出了地摊经济,千方百计的保护低端人口的饭碗,这就是时代背景。还有中国的扶贫,耗费了巨大代价去提升低端人口的生活水平,这就是时代背景。如果单纯从效率上考虑,那么我们是没必要搞什么地摊经济的,也没必要去扶贫。优胜劣汰,不行的人直接淘汰,资源应该给那些优胜出来的精英。但如果真这么搞,就会出现巨大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都需要政府来买单。社区生鲜电商真搞成了,这些小摊贩的饭碗就全都没了。 如果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我们还搞地摊经济和扶贫干什么呢?更别说巨头资本压根就没打算和这些小摊小贩来搞正常的市场竞争,而是通过低价倾销,利用资本的优势把这些弱小的摊贩给统统直接碾碎。我可以亏钱卖一年,但小摊贩你能一年没有收入么?你下个月的房租还交不交了,孩子的学还上不上了?恶意低价倾销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底层民众的利益,不仅仅是损害了小摊小贩,还损害了那些买菜的普通居民。因为资本是要逐利的,而不是做慈善的,他今天亏出去的每一分钱,垄断之后都一定要赚回来。通过垄断,在明天的涨价里,从你的口袋里硬生生的掏出来。等你门口的菜市场被资本给彻底玩死,方圆3公里之内都没有菜可以买的时候。我每斤提价5毛钱,你买还是不买?菜价在极低和极高之间反复切换,会带来市场的混乱和剧烈的震荡。这种恶性竞争是纯粹的社会内耗,没有给中国带来一丝一毫的价值。资本做大之后,不能只想着赚钱,还只想赚最轻松最简单的钱,而不想负担自己的社会责任。这种行为连资本主义国家都不会允许,更何况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只想靠垄断地位赚钱的资本巨头们,早晚都会付出代价,巨大的代价。你们已经赚了那么多钱了,能干点正经事么? 原文链接>>
王永志在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飞机设计专业。1961年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 1964年6月下旬,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导弹“东风-2A号”即将发射的时候。 “东风-2A号”导弹是一枚中近程火箭。当时,地处沙漠的酒泉发射基地的气温骤升,甚至高达40多摄氏度。众所周知,气温上升之后,火箭推进剂的体积就会膨胀,而且气化严重,燃料贮箱内所能容纳的火箭推进剂就会减少,导弹就达不到预定的射程,打不到预定的目标。怎么办呢?要加大火箭的推力,惟一的办法就是增加火箭推进剂。但是燃料贮箱的体积有限,装不下那么多火箭推进剂。 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虽然专家们谈了不少补救方案,但是都不合适。于是指挥部召开扩大会议,听取意见。32岁的中尉军官王永志也被“扩大”进了会议。 王永志在会上听到的都是如何增加火箭推进剂的方案,站起来发表截然相反的意见: “我主张应该泄出一些燃料,减少了导弹的重量,才能提高推力,加大射程。我经过计算,要是从火箭体内泄出600千克燃料,这枚火箭就会命中目标。” 王永志的意见,遭到了众人的反对。火箭不能命中目标明明是推进剂不够,怎么可以再往外泄掉推进剂呢?王永志知道钱学森正在酒泉基地,便鼓起勇气敲开了钱学森的门。钱学森仔细倾听这个小伙子的意见,马上说“有道理”。钱学森马上把火箭的总设计师请来,指着王永志对总设计师说:“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 “东风-2A号”果真提高了射程,命中了目标。 由于钱学森的举荐,王永志在1986年担任“863计划”载人航天工程研究组组长。1992年11月15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王永志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Source: http://mitbbs.com/article_t/Military/589215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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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08 二战结束后,苏联为了挑战美国霸权,谋求全世界领导者地位,同时为了推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第三世界开展了大规模的援助行动,尤其到苏联后期,进行了超出国力范围承受的不切合实际的援助,投入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可以说超过了同时期的美国。苏联在获取一定战略主动权的同时,也成为国家沉重负担,多数资金都有去无回。 一、苏联援助到底花了多少钱 二战结束后至斯大林逝世,苏联即开始对社会主义阵营12个国家大力开展援助。随着苏联国力的增强以及战略野心的不断膨胀,赫鲁晓夫时代,开始向“非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三世界提供援助,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时,受援国已经增加到27个。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进一步加强全球战略攻势,在第三世界广泛培养亲苏势力,到1981年苏联援助国数量达到64个,几乎涵盖了所有的重要的第三世界国家。 那么,为了支撑这么大的援助规模,苏联花了多少钱呢?这个数据是当时都是保密的,政府虽然也正式公布一些数据数据,但都是被严重压缩的,比如根据1973年苏联政府统计公报,1967年至1972年的对外经济援助每年在1.94亿美元至8.65亿美元不等,这仅仅是实际数据的十分之一左右。 直到苏联解体之前,面临民众“公开化”的压力,苏联政府第一次全面公布了对外援助情况:截止到1989年,苏联共向12个社会主义国家和49个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858亿卢布贷款(按照美元汇率约1490亿美元),这个规模大致相当于苏联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总量的8%左右,远远超过美、英、法等国对外援助与国力的对比。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全部债权,到90年代末至2010年前后,俄罗斯与受援助国达成了债务协议,这些债务国情欠债数量分别是:古巴320亿美元、朝鲜110.96亿美元、伊拉克120亿美元、蒙古112亿美元、阿富汗105亿美元、叙利亚98亿美元、越南94亿美元、利比亚46亿美元、阿尔及利亚47亿美元、埃塞俄比亚48亿美元、也门53亿美元、莫桑比克20亿美元、巴基斯坦50亿美元,南斯拉夫43亿美元、坦桑尼亚20亿美元以及赞比亚10亿美元。 虽然这些债务数额里面包含苏联解体后的利率(约2.5%),然而扣除利息,基数也是很庞大的。另外,这仅仅是部分国家的债务情况,绝大多数东欧和拉美国家都没有算进去。 由于援助规模很大,以至于苏联的援助在很多国家的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甚至成为一些国家赖以生存的生命线。据统计,苏联的援助项目和贷款占据了印度工业产值的17%,叙利亚经济总投资的15.3%,阿富汗工业投资的30%以上,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埃及等国家60%以上的工程是苏联承包援建的。 苏联解体后,像朝鲜、越南、古巴等这些长期依赖苏联援助的国家,经济立即陷入巨大困境。六七十年代这些国家都是耀眼的“社会主义明灯”,人民生活普遍比周边发展中国家好,其实这都是苏联人民了紧裤腰带,大力输血的结果。 有人或以为苏联是高积累、低消费的经济模式,即使是维持这么大的援助,也肯定不“差钱”,其实不然。苏联到70年代中后期经济情况就恶化,开始向西方发达国家借债,苏联解体的时候,已经欠下西方660亿美元的债务,以至于成为90年代俄罗斯的沉重负担,到普京时代才还清。然而一边借外债,一边又大举援助他国,维持“强国形象”,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打肿脸充胖子”。 二、高风险低回报的援助 那么,苏联巨额援助是否取得了巨额回报?是不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没有能力援助和开发这些亚非拉国家,只有苏联独具慧眼,抓住了第三世界的市场和机遇?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苏联援助的都是最穷国,根本没有偿还债务的能力。苏联援助外交初期,受援国偿债情况就不乐观,1955至1968年,按照计划应该偿还32.67亿美元,实际仅偿还9.09亿美元。 进入八十年代,苏联的援助进入还款高峰期,按计划每年能受援国需要偿还40亿卢布左右,但是到账率不足20%。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虽然继承了对这些国家的债权,但是绝大多数国家随着没有了苏联支持,经济财政急剧恶化,更失去偿债能力,最终绝大多数债务都被免除。分别是:古巴288亿美元(减免比例90%,下同)、朝鲜约101亿美元(90%)、伊拉克120亿美元(100%)、利比亚46亿美元(100%)、阿尔及利亚47亿美元(100%)、阿富汗105亿美元(94.5%)、蒙古112亿美元(98%)、埃塞俄比亚48亿美元(97)%,越南94亿美元(86%),叙利亚98亿美元(73%),也门53亿美元(80%)、莫桑比克20亿美元(80%)。另外,减免比例不详的还有巴基斯坦50亿美元,南斯拉夫43亿美元,坦桑尼亚20亿美元,赞比亚10亿美元。 因此,可以说,苏联对多数国家的投资和援助最后基本都是“打了水漂”,而这些钱都是苏联极力压低国内劳动人民的回报,降低人民生活水平挤出来的“真金白银”,最后被糟践于其他国家,不能不说是苏联人民悲剧。 再者,苏联援助的多是政治风险极高,或不讲信用的政权。以埃及为例,1970年萨达特总统上台后,苏联认为在非洲开拓影响力的机会来了,立即与其签订《苏埃友好合作条约》,向其提供50亿美元的经济、军事援助,派遣专家顾问达18000多人帮助埃及发展,还为其修建了举世著名的“阿斯旺水坝”。 然而,没过几年,萨达特转而与美国、以色列亲近,苏埃关系急剧恶化, 先是于1976年废除《苏埃友好合作条约》,关闭苏联驻埃及的外交机构,最后,1978年萨达特慷慨激昂地在人民议会正式宣布终止偿还所欠苏联的约40亿美元的债务。然而苏联却漠视教训,三年后,萨达特遇刺、穆巴拉克上台,苏联又再次向埃及提供援助。 利比亚情况也是同样恶劣,苏联曾经向利比亚援助46亿美元,卡扎菲政权一直拒绝偿还,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宣布豁免利比亚45亿美元的债务,即便剩余需要偿还的1亿美元,卡扎菲也是拒绝偿还,2008年他访问俄罗斯的时候,普京作为礼物又在欢迎他的宴会上宣布免除。有必要指出的是,利比亚石油资源丰富、财力充沛,人均生活水平甚至高于苏联和俄罗斯。 苏联为什么会在这种高风险低回报的路子上越走越远,最后深深地陷进去呢?这根源于苏联的外交目的和决策机制。首先,苏联的霸权心态不断膨胀,急于建立世界领导权,过度迷信自己的经济实力和金钱的力量,采取了机会主义的“金元外交”的方式。 其次,苏联不像美国的对外援助一样,有国际开发署这样的专门机构评估风险,并且要经过国会的审批,苏联政府要援助谁和援助多少钱,基本有少数几个人说了算,这种充满长官意志的决策很难是科学明智的。 再次,对于如何认识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上,苏联长期受革命意识形态影响,认为越穷的民族越正义、淳朴,越富裕的民族越反动,因此,天真认为越是穷国越是坚定的盟友,越要加大投资援助,岂不知越是穷国政治经济风险越大,西方发达国家经营亚非殖民地数百年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而是采取了风险较低的有限投资、贸易优惠加人道主义援助的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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