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与杨振宁决裂事件

老兵读史

10/10/2021

　　由季羡林之子季承执笔的《李政道传》在西单图书大厦首发。季承曾为李政道助手12年，在本书30万字的篇幅中，季承全面系统地披露李政道与杨振宁决裂半世纪的学术恩怨内幕：名字排序之争。

　　时间背景

　　2009年12月10日，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在瑞典举行，同日，由季羡林之子季承执笔的《李政道传》在西单图书大厦首发。季承曾为李政道助手12年，在本书30万字的篇幅中，季承全面系统地披露李政道与杨振宁决裂半世纪的学术恩怨内幕：名字排序之争。

　　季承坦言，“我写他们的恩怨，是抱着客观的态度写历史，历述事实，不偏不倚，不做结论。”对于这段恩怨，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深以为憾，但各执一词。杨振宁虽然认为和李政道友情的永久破裂是他一生的遗憾，但是他最先对外公开“事实真相”。杨振宁还曾引用苏东坡与其弟诗“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不了因”，来表达他对苏轼兄弟情谊的羡慕，他说：“很遗憾，我和李政道没能做到这点。”

　　李政道是如何看待这段恩怨的？2003年7月李政道曾公开发表一封信，“我和杨振宁的分裂，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很大的悲剧，但它是事实，无法回避。”同时对真相作了公开说明，“我和杨振宁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在1956年我们合作发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中，有关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是谁首先提出来的。”

何祚庥院士：望李政道杨振宁有生之年能化解恩怨
Oct 10, 2021

　　详细过程

　　初识

　　40年代，李政道正在西南联大读二年级。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觉得原子弹很重要，也要造原子弹。他找到西南联大的物理教授吴大猷、化学教授曾昭抡和数学教授华罗庚，对他们说，给你们十万美元，一个大礼堂作为工作场所，请你们造原子弹。

　　吴大猷他们说，造原子弹要先培养人才，建议选拔一些人去美国学习。

　　李政道被选中，于1946年来到美国。但由于美国并不开放原子弹制造技术，考察小组只能解散。据指示，他们可以用领取到的经费在美国深造。于是李政道就去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学起了理论物理。

　　那时杨振宁已在芝加哥大学当助教，他接到吴大猷的通知，给李政道他们在大学国际公寓预定了房间。杨振宁也是西南联大校友，但比李政道高两个年级。这是李杨的初次谋面。

　　同在一所学校，交往自然开始。二人开始联名发表论文，在生活上也成了亲密的朋友。

　　李政道入学后不久，由于他有双份奖学金，经济上比较宽裕，就买了一辆二手小轿车。1947年夏天，他和杨振宁、凌宁开着这辆车去西部旅行。除了在大峡谷遇险的故事外，书中披露，李政道还说起一个有趣的细节：出发前，杨振宁提议三人按比例出钱，把那部车子买下来，回来后再由李政道一人出钱买下车子。杨振宁的这个提议究竟意味着什么，后来李政道才琢磨过味来。他对杨振宁的精于算计颇有感触。

　　合作

　　博士毕业后，1950年，李政道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工作，担任物理系助教。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加州地方反华气焰嚣张，因而李政道在加州并不愉快。

　　此前，1949年秋，杨振宁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访问成员。他知道李政道在加州的情况，于是两人商量，李政道也来普林斯顿，可以一起作研究。

　　书中写道，杨振宁去找了院长奥本海默(美国“原子弹之父”)，请他给李政道发出邀请信。于是，1951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李杨两家比邻而居，两家人来往密切。杨振宁正在进行两维伊辛模型的磁化计算研究，他希望李政道加入。“这是他们合作的真正开始。”季承写道。

　　1951年秋，他们写了两篇统计力学论文，首次给出了不同热力学函数的严格定义。在此基础上他们发现不同的热力学函数在有相变的情况下是不可解析延拓的—这个发现揭开了统计力学研究新的一页。

　　两位年轻中国学者的论文引起了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重视。1952年的一天，二人受邀与爱因斯坦见面。谈话时间很长，爱因斯坦问得很多，很细。最后，他站起来同李政道握手，恳切地对他说：“祝你未来在物理上成功。”

　　两位年轻人在普林斯顿的合作及其卓越成果，以及他们个人和两个家庭之间的亲密关系，一时传为佳话。奥本海默曾说，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

　　第一次分手

　　李政道在普林斯顿工作，既有成就又很愉快。但此时纠纷却发生了，由头是他们合写的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问题。

　　这两篇论文的总标题是《状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第一篇《凝聚理论》署名是杨振宁和李政道，第二篇《格气和伊辛模型》署名是李政道和杨振宁。

　　季承写道，在第一篇论文完成后，按惯例合作者的署名应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排列，应该是“李政道和杨振宁”。但是，杨振宁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话，他希望排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李政道对这一要求很吃惊，勉强同意。

　　在第二篇论文署名时，李政道说服杨振宁按国际惯例改了过来。

　　署名问题给二人带来裂隙，李政道决定不再和杨振宁合作。之后，虽然他在普林斯顿又工作了一年半时间，但是他们没有再合着论文。

　　论文署名的事情使李政道耿耿于心。那时，他并不知道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长女)也参与其间。据杨振宁回忆，上述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杨振宁本想把李政道放在前面，因为李毕业后科学事业一直不顺利，要帮助他，可是杜致礼根据“女人的第六感”出面阻止，说李政道这个人不值得他这样信任。

　　李政道决定离开普林斯顿，去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三年后，1956年，他29岁时，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授。

　　共获诺贝尔奖

　　李政道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本来就是想和杨振宁拉开距离。一件偶然的事情，却使二人恢复了合作。

　　1953年，杨振宁曾去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工作一年，和米尔斯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其中提出了后来十分有名的杨－米尔斯规范场方程。

　　但是，当时李政道对这篇论文的出发点是否正确持严重怀疑。一次，杨振宁到哥伦比亚大学来看李政道，李把他的看法告诉了杨。经过激烈的讨论，杨同意了李的意见，还共同署名，李前杨后，发表了论文《重粒子守恒和普适规范转换》。

　　这件事使他们重拾合作，这也是他们物理生涯中富有浪漫和神奇色彩的一段。李政道在他的文章《破缺的宇称》中有如下描述：“从1956年到1962年，杨和我共同写了32篇论文，范围从粒子物理到统计力学合作紧密而富有成果，有竞争也有协调。我们在一起工作，发挥出我们每个人的最大能力。合作的成果大大多于每个人单独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

　　他们共获诺贝尔奖的合作成果，就是产生在这个时期。

　　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被誉为20世纪物理学中的革命。根据《李政道传》所写，这一发现是由李政道先找到突破口的：

　　1956年大约是4月底和5月初的一天上午，杨振宁开车从长岛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看李政道，在李的办公室里进行了讨论。不久，杨振宁要移动他停在街上的汽车，他们就走到街上。把车停好后，由于饭馆都还没开门，他们就近在125街和百老汇大街路口的白玫瑰咖啡厅边喝咖啡边讨论。李政道把最近的工作以及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想法，统统告诉了杨振宁。

　　杨振宁激烈地反对李政道所说的一切。但经过反复的讨论，他逐渐被说服。午饭后，他们回到李政道的办公室，杨已经完全被说服，并表示愿意与李合作。他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就是劝李不要急忙发表上述那篇论文。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突破，应该用最快的速度，将整个弱作用领域一下子都占领下来。这样更加完整，有更大的意义。

　　李政道觉得十分有道理，同时觉得如有杨振宁的参加，会使整个事情做的更好。

　　两人开始了友好的竞赛。他们在大约两周内完成了全部的β衰变分析。这需要进行大量计算。两人在计算能力上不相上下，都做出了贡献。

　　一个月后他们完成了对这些过程的分析，写出了论文。这篇论文是由李政道执笔，署名也是李政道在前。这就是轰动一时后来获得1957年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

　　决裂

　　1957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当年的物理奖授予李政道和杨振宁。

　　11月，李政道要为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做准备。他们都要写发言稿和讲演稿。那时，在诺贝尔奖委员会通知以及所有媒体的报道中，两个名字的次序都与获奖论文的署名一样，李政道在先，杨振宁在后。

　　“没有想到”，书中写道，当他们到了斯德哥尔摩，杨振宁忽然提出，授奖时他希望能按年龄顺序在李政道之前受奖，而他夫人杜致礼则想在出席晚宴时让国王作陪，也就是说，在进入晚宴会场时她要走在最前面，杨振宁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后作陪。

　　李政道对此大为惊讶，不同意这么做。但是，杨振宁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秦惠对李政道说，假如为这件事闹出笑话，让外国人看不起，太丢脸。这样李才勉强地同意。

　　这是一个插曲，李政道虽心有不快，但很快被诺奖的荣耀冲淡。而不久后的一篇文章却让他们走向分裂—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美国《纽约客》杂志上刊登了伯恩斯坦写的《宇称问题侧记》，记述李杨合作发现宇称不守恒的故事。

　　当时，李政道已经回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四月他收到伯恩斯坦文章的校样，没作什么修改。可是杨振宁却提出了许多意见。他说，文章里有“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要和李政道讨论。

　　杨振宁提出，文章中的某些地方，他希望名字写在李政道之前，另外，他夫人杜致礼的名字也要放在秦惠之前，因为杜致礼年长一岁。第二天，杨振宁到李政道家里提出，凡是文章里提到“李和杨写了”的地方都要加一个注，说明是出于字母排序的习惯。

　　对杨振宁的这些要求，李政道觉得太无聊。当天晚上，杨又打来电话，说那些注或许可以不加，但文章里都要写成“杨和李”。

　　李政道感到失望，只好建议他们今后不再合作。书中说，杨振宁随即变得十分激动，开始哭起来，说他是非常愿意继续合作的。但李政道感到无可奈何。最后他们都同意暂停合作。

　　当年11月，李政道向奥本海默递交了辞职书。奥本海默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他尖锐地说，李政道应该不要再做高能物理，而杨振宁应该去看看精神医生。

　　各执一词

　　当然这只是李政道一方的表述，在《李政道传》中，作者季承也尽量引入杨振宁的表述，以求平衡。　

　　杨振宁写于1982年，于1983年出版的《文集》里，在《初识李政道》一文里写道：“他才华出众，刻苦用功。我们相处得颇投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费米做了他的学位论文导师，但他总是转而向我寻求指导。因此，在芝加哥的岁月里，事实上我倒成了他的物理老师。”

　　在《和李政道的最后的合作》一文的后记里，杨振宁对两人的合作做了总结：“我对他就像一位兄长。在粒子物理和统计力学领域里，我在1950年代初就已经成了名。我们的合作关系中，我是资深的一方。敏锐地警觉到不应该挡住他的道，我便有意识地往后靠，尽量在事业上扶持他，同时，在公开场合对我们合作关系的实质严格地保持缄默”

　　在写于1982年的《获诺贝尔奖的论文产生经过》一文后记里，杨振宁的版本与李政道截然不同：“我们的讨论集中在θ－τ之谜上面。在一个节骨眼上，我想到了，应该把产生过程的对称性同衰变过程分离开来。于是，如果人们假设宇称只在强作用中守恒，在弱作用中则不然，那么θ和τ是同一个粒子且自旋、宇称为0－(这一点是由强作用推断出的)的结论就不会遇到困难李政道先是反对这种观点。我力图说服他，后来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无解的谜局

　　李杨之间的恩怨，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个人范畴，延伸到了日后中国基础学科的发展。

　　197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先后回国访问，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科学事业。季承写道，围绕着高能物理的发展，过去在中国素来就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自从李杨这两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自天外归来、陆续回国访问并介入其间，这一分歧就带有了浓厚的个人意气的色彩，成了李杨不和的易地之战。

　　例子很多：李政道主张建高能加速器，杨振宁反对；李政道主张重视基础科学，杨振宁力主搞应用科学；李政道创立特殊的考试办法帮助中国学子赴美留学，杨振宁就说是“丧权辱国”，等等。

　　“他对中国高能物理发展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甚至主张冻结基础研究的经费，说这是全民族的利益，主张科学院要以发展性研究为主，从而‘生产第一，生产第一，生产第一’。”书中这样对杨振宁的态度作总结。　

　　季承写道：“推而广之，似乎只要是李政道赞成的，杨振宁就反对。杨振宁的个人意气远超出了高能物理领域。意气的来源完全在杨振宁。相反，李政道却没有表示出对杨振宁回国后所作所为的个人意气。人们看不到‘只要杨振宁主张，李政道就反对’这种现象。”　

　　季承对本刊记者表示：“我写他们的恩怨，是抱着客观的态度历述事实，不偏不倚，不做结论。”

　　“他们之间的分歧，已经是一个科学史的问题了。其是非曲直，应该由历史来判断，应该由科学史家来研究。至于结论，这恐怕是没有人，没有什么机构，可以做出的。”季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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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Zhengdao and Yang Zhenning break the storm

INEWS

10/10/2021

In 1957, Li Zhengdao and Yang Zhenning won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cs for discovering the law of non-conservation of parity. At that time, the two Chinese physicists (both were Chinese Taipei nationals at the time of the award) were 31 years old and 35 years old.

Being so young has reached a height that many scientists will never be able to achieve in their live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expects that the two young talents in theoretical physics can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s in the process of cooperating to explore the laws of the universe.

It’s a pity that things backfired, and Li and Yang soon parted ways. The break between the two genius scientists even affected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ducation undertakings of New China.

After the thawing of Sino-U.S. relations in 1972, Li Zhengdao and Yang Zhenning returned to visit the country one after another. Regard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gh-energy physics, the two people’s opinions were simply sharp-pointed.

Li Zhengdao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Yang Zhenning requires freezing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ing and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applied scientific research; Li Zhengdao advoc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energy accelerators, and Yang Zhenning firmly opposes it.

What caused the two scientists to break so thoroughly? Even Premier Zhou and Deng Gong could not ease their relationship.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ly public information, the core reason for Li Zhengdao and Yang Zhenning’s break is the issue of the ordering of the signatures of the papers.

In the autumn of 1951, the two co-wrote two papers on statistical mechanics at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Princeton, and the response was so great that it attracted Einstein’s attention. In 1952, Einstein invited these two young scholars from China to exchange academic experiences face to face.

Einstein and Li Yang talked for a long time, and at the end they held Li Zhengdao’s hand and said, “I wish you physical success in the future!”

At this time, Li Zhengdao and Yang Zhenning are truly beautiful! But the rif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began to arise.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practice, the authors’ signatures of co-authored papers should be sorted in alphabetical order of their names. After the first paper “Cohesion Theory” was completed, Yang Zhenning proposed that he was four years older than Li Zhengdao, so he wanted to sign it first.

Li Zhengdao reluctantly agreed, but he was already dissatisfied. The second paper “The Theory of State Equations and Phase Transitions” insisted on following international practice and signed himself before Yang Zhenning.

The signing of the thesis made Li Zhengdao upset. In order to stay away from Yang Zhenning, he left the Princeto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and went to Columbia University a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Later, he became the youngest professor of physics at Columbia University. The live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of the two have not overlapped for more than three years.

Until 1956, Yang Zhenning went to Columbia University to visit Li Zhengdao. The two argued because of the viewpoints in a paper jointly published by Yang Zhenning and Mills. This dispute sparked an unusual spark. The two re-cooperated and finally jointly won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cs.

Unexpectedly, winning the Nobel Prize aggravated the rup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because when receiving the award, Yang Zhenning again asked to break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and received the award before Li Zhengdao. Yang’s wife, Du Zhili, also asked to appear first when attending the ceremony dinner. It can be accompanied by the King of Sweden, followed by Yang Zhenning, and accompanied by the Queen.

Li Zhengdao strongly opposed, Li’s wife, Qin Huiruo, persuaded him not to make foreigners laugh at such trivial matters. Li Zhengdao reluctantly agreed. This incident made the rif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 Zhengdao and Yang Zhenning even bigger.

Later, the “New Yorker” magazine published an article titled “Side Notes on the Parity Problem”, which described the story of Li and Yang’s cooperation in discovering the problem of non-conservation of parity.

Li Zhengdao felt that Yang Zhenning’s request was boring, and decided to terminate the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o far, the two completely broke up.

Xiao Qin believes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sonality, the break between Li Zhengdao and Yang Zhenning is inevitable.

The character conflict coupled with the scientist’s truthfulness led to a break between the two inevita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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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百岁诞辰提邓稼先：后50年我们千里“共同途”

9/23/2021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昨天在百岁生日研讨会上感怀50年前“两弹元勋”邓稼先写给他的信中提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杨振宁说，“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有自信地跟你说，我是后50年合了你‘共同途’的途，相信你也会满意。”

根据“清华大学”微信公众号，杨振宁出席由清华大学、中国物理学会、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杨振宁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贺杨先生百岁华诞”时回忆了自己1971年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感受和经历。

杨振宁说，自己是50年前第一次访问中国，那个访问是人生中非常非常重要的访问，因为使他对于中国第一次有了一点认识，这个认识对于以后50年的人生轨迹有着非常大的影响。那次访问，他见了参与中国原子弹制造、同时是自己多年好友的邓稼先。

杨振宁回忆说，中国的原子弹爆了之后，美国的报纸很快就有种种的消息，其中一项说是涉及中国原子弹的重要人物，就有邓稼先。他说，邓稼先是他的中学、大学、在美国的知心朋友，他们的关系不止是学术上的关系，也超过了兄弟的关系。

杨振宁忆述当时美国报纸称中国主席毛泽东派了个飞机到陕北，去找美国的一个叫做寒春（编者注：寒春的英文名为Joan Hinton，核物理学家，1921年10月20日出生在芝加哥，2010年6月8日去世）的物理学家到北京去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

杨振宁很想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对的，想知道中国的原子弹是不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因此在1971年访问尾声，就此询问了到机场送机的邓稼先。

邓稼先在和组织确认后被告知，没有外国人参加中国原子弹的制造，除了在最先的时候略微有一些苏联人的帮助，后来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做的。于是通过书信的方式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杨振宁。

邓稼先在信中还说，这次和杨振宁见面几次，心里总觉得缺点什么东西似的，细想起来是有“友行千里心担忧”的感觉。因此心里总是盼望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杨振宁说，当时没有看懂这句话，但想了想，知道“千里共同途”是一个很深的意思。

杨振宁接着说，最近看到他这封信发表在一本新书里（注：指2021年修订版的《晨曦集》），仔细看了以后，在时隔50年后想跟邓稼先说，“稼先，我懂你的‘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有自信地跟你说，我是以后50年是合了你‘共同途’的途，我相信你也会满意。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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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百岁诞辰发表演讲：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9/23/2021

为庆祝杨振宁先生百岁诞辰，9月22日下午，由清华大学、中国物理学会、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主办的杨振宁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贺杨先生百岁华诞在清华大学举行。会上，杨振宁先生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为题发表了讲话，特刊登全文，以飨读者。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在杨振宁学术思想研讨会

(贺杨先生百岁华诞)上的讲话

杨振宁

各位首长、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各位亲戚：

我非常感谢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跟中国物理学会合办的庆祝我农历一百岁的生日。我没有想到你们请到了这么多人，跟我在不同的时候有过很多交往。我是整整五十年以前，1971年第一次访问新中国。那个访问是我人生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因为使得我对于新中国第一次有了一点认识，而这个认识对于以后50年我的人生轨迹有了非常大的影响。

那次访问除了看了住院的父亲以外，我还看见了很多亲戚和朋友，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我最亲近的朋友就是邓稼先。他1971年给我写的一封信，最近发表在一本书里头，这里头的故事是这样的，中国原子弹爆了以后，美国的报纸很快有种种的消息。其中一项我注意到，说是设计中国原子弹的人物里头有邓稼先。邓稼先是我中学、大学、在美国的知心朋友，我想他跟我的关系不止是学术上的关系，也超过了兄弟的关系，所以对于这个消息我当然非常注意。另外一个消息我也注意到，是美国报纸上说毛主席派了飞机到陕北把美国物理学家寒春接到北京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我认识寒春是因为我跟她在芝加哥大学同一个实验室工作了20个月，而且她还要我教她中文。她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一直到1948年3月她告诉芝加哥大学系里所有的老师、学生，说她要到中国去跟她的男朋友结婚，在陕北。

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很想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对的，很想知道中国的原子弹是不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没有经过外国人的帮忙。所以我在1971年4个礼拜的访问之中就非常想问这些问题，问寒春参加中国的原子弹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可是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所以我又不敢问。最后在北京几个礼拜后，我要到上海去，从上海再过几天就要飞回美国。在离开北京的时候，也是去飞机场的时候，邓稼先送我。那个时候北京的飞机场很简单，所以他陪我一直走到飞机的楼梯底下。我实在憋不住了，我问他寒春有没有参加中国原子弹的设计?他说他觉得没有，不过他说要跟组织上认证一下然后告诉我。

所以那天他就去跟组织接触了，组织告诉他没有外国人参加中国原子弹的制造，除了在最先的时候略微有一些苏联人的帮助，后来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做的。他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第二天派专人到上海，到的时候我在上海大厦，在吃饭的时候信差送来了这封信，这封信现在已经出版在我的一本新书里头。这个信如果仔细看很有意思，因为它除了讲他验证了中国的原子弹基本没有外国人参与，当然没有寒春。这封信后边还有几段显示得很清楚，他在那几个礼拜里跟我见过好多次，他有想跟我说的话说不出来，所以他在信的尾巴上描述了一下他想要跟我讲什么，可是不知道怎么讲。在这个信的最后他这样给了我一个期望，是“但愿人长久”，他把“千里共婵娟”改了一下，变成“千里共同途”，当时我看了信以后没有看懂这句话。“千里共同途”是什么意思呢?我后来想了想，知道这是一个很深的意思。最近这个信发表了以后，仔细看了以后，我觉得今天五十年以后，我可以跟邓稼先说：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说，我这以后五十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瞩望，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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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委托教育部负责同志看望杨振宁

新京报

9/23/2021

据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受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委托，教育部负责同志9月22日到清华大学看望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代表习近平赠送花篮，转达习近平对他百岁生日的祝福，祝愿他健康长寿。

杨振宁1922年9月22日出生于安徽合肥，上世纪40年代赴美留学任教。1957年，因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与李政道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提出的“杨－米尔斯规范场”论是20世纪物理学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2003年起，杨振宁回国定居并在清华大学任教，在培养和延揽人才、促进中外学术交流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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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Zhenning’s 100th Birthday Speech: No Foreigners Participated in China’s Atomic Bomb Manufacturing

MINNEWS

9/23/2021

To celebrate the 100th birthday of Mr. Yang Zhenning, on the afternoon of September 22, Mr. Yang Zhenning’s academic thought seminar-Mr. He Yang’s 100th birthday, co-sponsor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the Chinese Physical Society, an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as held at Tsinghua University.

At the meeting, Mr. Yang Zhenning delivered a speech under the theme of “I hope that people will be long, a journey of thousands of miles”, and the full text was published specially for readers.

I hope people will be long and have a common journey for thousands of miles

——At the seminar on Yang Zhenning’s academic thoughts

(Mr. He Yang’s 100th Birthday) Speech

Yang Zhenning

Dear leaders, guests, friends, and relatives:

I am very grateful to Tsinghua Universit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Physical Society for celebrating my 100th birthday in the lunar calendar. I didn’t expect that you invited so many people and had many contacts with me at different times. I visited New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in 1971 exactly fifty years ago. That interview was a very, very important part of my life, because it gave me a little understanding of New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and this knowledge will have a very big impact on my life trajectory in the next 50 years.

In addition to seeing my father who was hospitalized during that visit, I also saw many relatives and friend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closest friend was Deng Jiaxian. A letter he wrote to me in 1971 was recently published in a book. The story here is like this. After the Chinese atomic bomb went off, American newspapers soon had various news. Among them, I noticed that Deng Jiaxian was among the characters who designed the Chinese atomic bomb. Deng Jia is a close friend of my middle school, university,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I think his relationship with me is not only academic, but also surpa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others, so of course I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is news. I have also noticed another piece of news. It was said in the American newspapers that Chairman Mao had sent a plane to northern Shaanxi to bring the American physicist Han Chun to Beijing to help China build an atomic bomb. I know Hanchun because I have worked in the same laboratory a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for 20 months, and she wants me to teach her Chinese. She didn’t tell me why, until March 1948 she told all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department that she was going to China to marry her boyfriend in northern Shaanxi.

Because of this,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know if the news is right, and I really want to know if China’s atomic bomb was made by the Chinese themselves without the help of foreigners. So during my four-week visit in 1971, I really wanted to ask these questions. Is the story about Hanchun’s participation in China’s atomic bomb true or false? But this is a sensitive question, so I dare not ask. Finally, after a few weeks in Beijing, I will go to Shanghai and fly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a few days from Shanghai. When I left Beijing, but also when I went to the airport, Deng Jia sent me first. At that time, the airport in Beijing was very simple, so he accompanied me to the bottom of the flight stairs. I really couldn’t hold back anymore, I asked him if Hanchun participated in the design of the Chinese atomic bomb? He said that he didn’t think so, but he said he wanted to get certification with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n told me.

So he went to contact the organization that day, and the organization told him that no foreigners participat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China’s atomic bomb , except for a little help from the Soviets at the beginning, and later it was basically done by the Chinese themselves. He wrote a letter. The letter was sent to Shanghai the next day. When I arrived, I was in the Shanghai Building. The messenger sent this letter during the meal. This letter has now been published on my one. Inside this new book. This letter is very interesting if you read it carefully, because it says that it verifies that China’s atomic bomb basically has no foreign participation, and of course there is no cold spring. There are a few paragraphs at the end of this letter that are very clear. He has seen me many times in those few weeks, and he has something to say to me, so he can’t say what he wants to say. What do you want to tell me, but I don’t know how to tell. At the end of this letter, he gave me an expectation like “I hope people will last forever”. He changed the “A Thousand Miles Together Chanjuan” into “A Thousand Miles of Common Journey”. I didn’t understand this after reading the letter. Sentence. What does “a common journey of thousands of miles” mean? I thought about it later and knew that this was a deep meaning.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letter recently and after reading it carefully, I feel that fifty years from today, I can say to Deng Jiaxian: Jiaxian, I understand what you mean by “common way”, and I can confidently tell you that I am The next fifty years are in line with your “common path” expectations, and I believe you will also be satisfied. good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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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sends birthday wishes to physicist

By CAO DESHENG | CHINA DAILY

9/23/2021

Yang Zhenning attends a book launch at Peking University on March 22, 2017. [Photo by Zhu Xingxin/CHINADAILY]

President Xi Jinping extended his best wishes to Yang Zhenning, also known as Yang Chen-ning, a physicist and academicia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s Yang celebrated his 100th birthday on Wednesday.

Xi, who is also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entral Committee and chairman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asked officials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visit Yang at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present a flower basket to the scholar on Xi’s behalf, wishing Yang a healthy and long life.

Yang received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cs together with his colleague Tsung-dao Lee in 1957 for their theory of parity non-conservation in weak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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