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911后20年美国内外伤挺重 拜登不是好医生
来源：环球网 / 朱梦颖
9/11/2021
美东时间2001年9月11日上午8时46分，美航11号班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9时03分，美联航175号班机撞向世贸中心南塔……时任总统小布什之后发动浩浩荡荡的“反恐战争”。
喀布尔时间2021年8月26日17时48分，自杀式袭击者身穿绑着25磅炸药的背心走向美军士兵，4天后，运送最后一批美军人员的C-17运输机飞离喀布尔，撤出了其“反恐战争”主战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就此结束。
北京时间9月8日中午11时30分，环球网记者在北京采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他告诉我们，“9·11”之后的20年，美国“内伤”和“外伤”都挺重，但可惜，拜登不是好医生。
塔利班的胜利与美国“9·11时代”
记者：2001年9月20日，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宣布发动“反恐战争”，以击败全球恐怖主义网络。20年过去了，您觉得小布什当年的目标实现了吗？
金灿荣：从国际关系角度来讲，“9·11”事件是21世纪第一件大事，它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进而改变了世界。这事件对美国人的心理震撼还是挺大的，是美国本土第一次遭到攻击，攻击目标也非常准确，就是对着美国的要害去的。我记得小布什总统当时站在世贸中心的废墟上宣布，这是一场“战争”，后来又在别的场合说“这是几代人的反恐，是几代人的战争”。“9·11”事件对美国刺激大，所以美国反应就大。
在当时，美国知识界、战略界有一种逻辑，即怎么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就是让那些国家“民主化”，因为美国人有个理论“民主国家间不打仗”。他们认为，如果把伊拉克、阿富汗都变成民主国家，就能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事后来看，美国这个战略应该是错的。美国自己也承认“重塑阿富汗”失败了。
另外美国战略界还有不同的人表态，阿富汗战争的目标是通过控制阿富汗来威慑中国和俄罗斯。因为阿富汗是“亚洲十字路口”，正好是中亚、南亚、西亚、东亚的交界，他们觉得把这个地方控制住了，往北威慑俄罗斯，往东威慑中国，往西能吓住伊朗，往南能控制印度洋和南亚次大陆。
现在可以很肯定地讲，美国当时宣布的这些目标一个都没实现。美国有人说“反恐”的目标实现了，因为击毙了本·拉登。但本·拉登2011年就死了，美国为什么又拖了10年？美国当时为什么不走？而且现在其实恐怖主义还存在。大家都注意到，8月26日，美国在喀布尔机场撤军时还被“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分支攻击了一次，恐怖分子还在。
所以我认为，“9·11”确实对美国打击很大，小布什当时的决策我觉得太情绪化了，被民意绑架，然后又被塞了很多私货在里面，结果就是把美国卷入了一个长达20年的战争。
记者：您刚提到，美国其中一个目标是“重塑”这些国家。当时坚定支持小布什的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近日承认，他那一代领导人“天真的”以为一个国家真的可以重塑，与此同时还警告说，美国未来对地面战反恐战越来越没有兴趣，西方要考虑在没有美国的参与下，与俄中以及伊斯兰国家合作进行反恐，您怎么看待布莱尔的话？
金灿荣：我们对布莱尔讲话一部分加以肯定，比如他反思、承认了一些错误，但他总的基调其实还是在辩护，我们对此要有清楚的认识。布莱尔现在的反思是根据最新情况做出来的观点调整。
另外，他对美国领导权的信任的反思也是对的。现在看来，无论哪个党、哪个人在美国执政，“美国优先”都是一样的。从这次阿富汗撤军就看得出来，不光美国优先，而且是美国军火商优先。现在西方内部看来也得清醒，都指望美国的领导很可能是错误的，不仅伤害自己国家利益，还伤害当地人民。
“9·11”之后的20年，美国变了多少？
记者：我们来谈谈美国的“改变”吧，您觉得2021年的美国相比2001年的美国，有哪些变化？
金灿荣：这20年里，美国“内伤”和“外伤”挺重的。
“9·11”事件后，反恐成为美国外交重点，原本用于民生的资源被用于反恐，社会治理出现严重问题，以致于美国“内伤”挺重。第一，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华尔街有着超出比例的影响，导致整个国家经济结构偏向金融资本。
第二，基础设施现状糟糕。坦率来讲，美国“铁公机”（地铁、公路、机场）布局较为合理，但基本都建成于上世界30年代，到现在快90岁了；多个城市供水、供电、通信系统非常老化。而中国的通信系统基本都是光伏、光缆，并且美国的光伏覆盖率没有中国高，其中一部分还是铜缆，美国的通信基站也只有40万个，连中国的1/20都不到。我去美国之后所感受到的就是，他曾经辉煌过。但由于资本被华尔街垄断，无法投入到基础设施上去，也导致美国的制造业无法恢复。
第三，贫富分化趋于严重。1980年时，美国五百强CEO的平均工资是白人白领工人平均工资的80倍；到2000年变成了450倍；2020年，这个数字变成了700倍。
第四，种族矛盾激化。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黑人民权运动后，美国的种族矛盾有所缓解，但近年又重新激化，特别是2016年特朗普执政后。另外，还有社会犯罪率上升、枪支毒品泛滥等问题。总之，美国社会这些问题本来就存在，但在美国耗费大量资源去反恐后，这些问题、矛盾更突出了。
从“外伤”层面而言，美国的“双标”损害其国际公信力，“美国优先”政策削弱了其与盟友的关系。就近期喀布尔撤军而言，美国奉行美国军人、军火商优先撤离，不管朋友，部分美国平民也不管，最新消息说还有100多名美国公民依然滞留阿富汗。
记者：美国这些“内伤”，是因“9·11”事件后反恐占用太多资源导致的综合征吗？
金灿荣：我认为，今天美国出现的很多问题要溯源到1971年，当时的美国总统没与盟友商量，直接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一定是有危机的，这在国际上留下了金融隐患，但对美国国内其实影响更大。因为美元没有黄金本位的约束，美国滥发美元，起初解决眼前问题，但导致了严重后果：产业空心化，因为金融业开始一枝独大，华尔街权力越来越大，开始操纵各种领域、思想、政治；社会贫富分化，实体经济越来越困难，社会矛盾激化。总的结论是，美国在1971年犯了挺大一个错误，这个错误让美国病了。
其次，1991年12月25日是一个转折点。我始终认为，冷战结束的标志时间应该是1991年12月25号苏联解体。但直到今天，美国战略界对冷战的认识都是错误的，他们把冷战结束的原因给搞混了。冷战结束的结果确实是美国赢了，因为对手自我解体了，但冷战结束的原因不是美国战胜了苏联，而是苏联内部出了问题，送了美国一个胜利，所以美国人心态要正常，应该谦卑。美国那个时候应该做什么？保持谦卑，三顾茅庐，请俄罗斯出山共治天下。那样的话，美国今天的战略处境会好很多。
但美国战略界直到今天也没有清楚认识，依旧傲慢，而傲慢则带来内外问题。“对外欺负人”：首先欺负俄罗斯，把俄罗斯当战败国对待，欺负中国和盟友，欺负邻居拉美国家。由于没有苏联了，美国对内开始以市场化改革的名义剥夺中产阶级各种福利，那么就导致现在社会诸多矛盾。
所以回顾半世纪历史，1971年和1991年都是重要转折点，而“9·11事件”让美国病情加重。如果没有“9·11”，美国的病症会发展得慢一点。但美国精英层现在有个毛病，他把美国家里内内外外的问题都归咎于中国。美国自己把自己折腾病了，结果他要我们中国吃药。于是中美关系必然下滑。
记者：针对美国这些病症，您觉得拜登政府有药吗？
金灿荣：拜登政府还是技术官僚为主，他不是一个“好医生”。“好医生”应该是大战略家，但现在美国没有这样的人。美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坦率讲需要“伟人”，需要极其有魄力的领导者才能解决。拜登挺自负的，他想做富兰克林·罗斯福，但我个人直觉，他能力够不上。
其次，拜登所用的人中“书呆子”居多，特别是这一次阿富汗撤军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外交官，包括国务卿布林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理论上一套一套的，但行动不行、执行力不行。按照中国人的说法，有点像赵括，纸上谈兵很厉害。所以我的直觉是，面对美国现在的问题，拜登没有答案，没有药方。后“9·11”时代，美国“全政府对华”
记者：拜登在阿富汗撤军时辩解提到，撤军的目的之一是为更集中精力应对中俄挑战。接下来会是大国竞争的时代吗？
金灿荣：其实美国内部在2010年前后就已经有这种声音了，在反恐有点进展后，美国国内就有人说要转向大国竞争。但我觉得真正把大国竞争放到反恐之前，是2017年12月18号，美国国防部发表四年一度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把大国竞争放到首位，其中点名了中俄，中国还被放在了俄罗斯之前。所以应该说从2017年底开始，大国竞争就开始重新成为美国战略的头号任务。
此次阿富汗撤军，美国也扯上了中国。从美国战略角度来讲，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是其作用存疑。因为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投入的资源其实很有限，20年花2.2万亿美元，一年就是1000多亿美元，实际上美国省出这一点资源对大国竞争的意义不大。另外，由于阿富汗的重建失败，撤军狼狈，美国在盟友、在美国内部的信心是受打击的。所以，我们可以听他这么一说，但实际效果上，我觉得这对中美未来博弈，对以后俄美博弈的影响是很小的，不宜夸大。
记者：美国一些战略人士认为，“9·11”事件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国，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金灿荣：我们不能说它错，它有点道理。“9·11”之后，美国主要精力放到反恐上去了，对中国的遏制少一点。如果一定要说“最大受益者”，可能是伊朗。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作为“什叶派大本营”的伊朗在整个世界都很孤立，整个逊尼派世界排斥伊朗，美国也拉拢西方孤立伊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伊朗处境艰难，面临战争，经济困难。但美国在“9·11”事件后所犯的错误帮助了伊朗，美国先是干掉了伊朗的宿敌萨达姆，又在伊拉克搞西方民主投票，60%人口都是什叶派的伊拉克成为了伊朗的势力范围。之后，伊朗势力范围从波斯湾往西扩张，从伊拉克到叙利亚和黎巴嫩，直抵地中海，形成了“什叶派新月地带”。另外进入本世纪后，油价疯涨。美国资本炒油，从经济上帮助了伊朗。
所以一定要说谁获益最大，伊朗排第一。我们不否认中国有所受益，但不是“最大受益者”。
记者：如果美国接下来搞“大国竞争”，您觉得它会往哪几个方向去布局？
金灿荣：美国现在把中国当对手了，所以中国将会面临全方位的压力。
以前我们过着很穷的日子，美国就放心。美国最喜欢中国干什么呢？中国人都做农民工、当打工人，天天给美国做袜子、做家具。但这个不行，我们人民要发展，14亿人要发展，光做袜子有什么利润？我肯定要先做电视机，之后要做高铁，做盾构机，然后再做大飞机、机器人，高端机床。这是必然的，但美国不接受了。所以中美的根本矛盾就是中国有发展的权利和愿望，而且做得还不错，但美国不接受，这是根本的问题。
面对中国崛起，美国不接受，中美矛盾就上升了。根据刚才的分析，来自美国的压力很大，中国一定是有一段时间很难受，因为压力是全方位的。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在搞一个“全政府对华政策”，不许政出多门。所以中国现在压力挺大，但我们不用害怕，我觉得中国能扛得住。我们最关键的就是稳稳当当地发展，解决各种矛盾，美国的压力我们能扛住。
从长期看，中美的竞争是世纪博弈，我觉得中国胜算还是挺大的。
记者：除了中国，您觉得美国还会把哪些国家当做它的目标？
金灿荣：美国现在基本上把中俄当主要对手。拜登在1月20日就任总统后说过，俄罗斯是美国最大威胁，中国是美国最大战略竞争者。他对中俄是有所区分的。从美国角度来讲，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对美国威胁比较直接，所以美国被迫应对，但长期看中国是主要对手，所以美国第一层面的对手主要是中俄。
美国第二层面的对手就是伊朗、朝鲜、叙利亚、委内瑞拉、古巴、波利维亚等一系列左翼政府。第三层面还要关注可能会摇摆的国家，比如巴西，如果卢拉再次当选，美国就得担心。第四层面，美国对一些盟友不放心，其中有一些跟美国也是经常叫板。
所以美国要维持“老大”地位并不容易，虽然主观上把中国当第一对手，想全力以赴对付中国，但其实客观上他掣肘挺多，很难做到全力以赴对付中国。
记者：那中国应该怎么应对美国的战略调整？
金灿荣：中国首先还是好好发展自己。目标很简单，超越自己。具体而言，在政治上优化党的领导、加强法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经济上进行产业调整，促进科技进步，搞好教育。此外，也要处理好其他一些问题，比如社会公正、环境保护等。
国际上，中国要承担国际责任，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尽量跟西方，尤其是跟美国要做到斗而不破，在第三世界广交朋友。国内和国际都理性、稳健应对，中美博弈我个人是有信心的。
约瑟夫·奈：“9·11”20年后，美国需要反思
来源：新京报
9/08/2021
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将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和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相提并论。
今年9月11日，美国将迎来“9·11”恐怖袭击20周年纪念日。这场震惊世界的袭击是美国本土迄今为止遭遇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同时也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9·11”恐袭后，美国于2001年10月7日发动了阿富汗战争，标志着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开始。美国在几个月内迅速推翻了当时掌权的塔利班，但此后却深陷战争泥潭20年。
20年后，阿富汗塔利班于8月15日重返喀布尔，再次控制阿富汗。而在阿富汗停留20年都未能如愿以偿建立一个“民主国家”的美国，于8月30日彻底撤出阿富汗，留下一个满目疮痍、人心惶惶的阿富汗。
20年后，我们应如何看待当年那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以及美国由此发起的反恐战争？20年后，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再次涌动的恐怖主义？新京报对话美国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 Jr.）。
约瑟夫·奈是著名国际政治学家、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软实力”提出者，此前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助理国防部长。他还曾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目前是哈佛大学杰出贡献教授。
“9·11”和珍珠港事件影响相当
新京报：20年后回看，“9·11”对美国意味着什么？
约瑟夫·奈：“9·11”恐怖袭击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可怕的心理冲击。直至目前，遇难者从双子塔上跳下来的画面仍然难以磨灭。
但一些怀疑论者开始质疑“9·11”是美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一说法。他们的说法是，这次恐袭的直接影响对美国来说远非致命性的——据估计，美国2001年的GDP增长下降了0.5%，最终的保险索赔总额超过400亿美元，但只是当时10万亿经济总量的一小部分；这次袭击造成近3000人死亡，但相比于美国当年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也只占非常小的一部分。
但我认为，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将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和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相提并论。二战期间日本政府对珍珠港的突然袭击造成大约2400名美军死亡，摧毁或损坏19艘海军舰艇，包括8艘战舰。
事实上，这两起事件最主要的都是对美国公众心理的影响。二战期间，美国时任总统罗斯福一直试图强调轴心国（二战中的法西斯国家联盟）的威胁，但仍无法克服孤立主义的盛行。直到珍珠港事件后，美国立即正式加入二战。
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小布什倡导的是谦逊的外交政策，同时警告要避免“建设国家”的诱惑。但在“9·11”恐袭之后，他立马发起了“全球反恐战争”，先后入侵了阿富汗和伊拉克。
美国无休止的战争成本甚至高于“9·11”
新京报：如何看待美国在“9·11”后发起的全球反恐战争？
约瑟夫·奈：“9·11”恐袭说明了一点，那就是恐怖主义核心在于心理冲击，而非造成的破坏。
恐怖主义就像戏剧。在恐怖分子看来，一起事件产生的“震惊和敬畏”，更多的是来自戏剧性效果，而非死亡人数。举例来说，毒药可以杀死更多的人，但爆炸可以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直至现在，全世界电视电脑中仍在不断播放的双子塔倒下的画面，就是本·拉登的一个“妙招”。
恐怖主义也可以和柔术相对比——在柔术中，一个弱小的人可以将对手强大的力量反作用于他本身。“9·11”让数千名美国人遇难，但美国随后发起的无休止的战争成本更高——相比于我们对自己造成的损害，基地组织造成的损害几乎不值一提。
据估计，“9·11”后美国战争的经济成本超过6万亿美元，近15000名美国军人和美国承包商被杀害。再加上其他国家在战争中死亡的平民、因战争产生的难民，这个代价是难以估量的。
它的机会成本也很大。当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试图将战略重心转向亚洲——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时，因为全球反恐战争遗留的问题让美国深陷中东泥潭。
新京报：美国20年的全球反恐战争胜利了吗？
约瑟夫·奈：有人认为，美国的全球反恐战是胜利的。美国本土再未发生过类似“9·11”那样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基地组织”的本·拉登和他的很多高级副手都被击毙，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已被处决（尽管他和“9·11”的关联一直存在质疑）。
但也有人会认为，本·拉登是“胜利”的，尤其是将他的死亡视为为宗教、为信仰殉难的一些人。目前，全球圣战运动支离破碎，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已经蔓延到了更多的国家。在美国待了20年的阿富汗，塔利班已经重新掌权——讽刺的是，拜登总统最初设定的美军撤离日期为9月11日。
美国撤出阿富汗后或专注于亚洲
新京报：美国入侵阿富汗20年后，近日终于撤离阿富汗。如何评价拜登撤离阿富汗的决定？
约瑟夫·奈：现在评估美军撤出阿富汗的长期影响可能为时过早，但从喀布尔机场的混乱局势、ISIS实施的恐怖袭击来看，短期影响已经很明显。
从长远来看，拜登终于放弃在一个被山脉和部落分割、主要通过反抗外国人团结起来的国家“建设民主国家”的努力，可能是正确的。
放弃阿富汗之后，他能够更专注于他的核心战略——平衡在最具活力的亚洲崛起的中国的影响。虽然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混乱伤害了美国的软实力，但亚洲也有自己长期的力量平衡，日本、印度等国家欢迎美国在场，以遏制中国的影响。所以说，拜登的总体战略是有其道理的。
美国不应重蹈覆辙
新京报：20年后的今天，美国应该从“9·11”中吸取哪些教训？
约瑟夫·奈：必须关注的是，恐怖主义问题仍然存在，甚至恐怖分子可能会受“9·11”刺激而再次采取类似的行动。
因此，美国需要制定有效的反恐策略，而其核心是，不要重蹈覆辙，再次陷入会对自己造成巨大伤害的陷阱之中。
想象一下，2001年的“9·11”恐袭之后，如果布什总统没有发起全球反恐战争，而是通过精细化的军事打击、良好的情报和外交相结合来进行应对，世界会是什么样？如果美国进入阿富汗六个月后就离开了——即使这意味着需要和当时执政的塔利班谈判，现在阿富汗和全球局势是不是会不一样？我们都应该从过去20年中吸取教训，同时制定更加合理的应对计划。
What Difference Did 9/11 Make?
By JOSEPH S. NYE, JR.
9/08/2021
When the next terrorist attacks come, will US presidents be able to channel public demand for revenge by precise targeting, explaining the trap that terrorists set, and focusing on creating resilience in US responses? That is the question Americans should be asking, and that their leaders should be addressing.
CAMBRIDGE – The terrorist attacks of September 11, 2001, were a horrific shock. Images of trapped victims leaping from the Twin Towers are indelible, and the intrusive security measures introduced in the wake of the attacks have long since become a fact of life.
But skeptics doubt that it marked a turning point in history. They note that the immediate physical damage was far from fatal to American power.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GDP growth dropped by three percentage points in 2001, and insurance claims for damages eventually totaled over $40 billion – a small fraction of what was then a $10 trillion economy. And the nearly 3,000 people killed in New York, Pennsylvania, and Washington, DC, when the al-Qaeda hijackers turned four aircraft into cruise missiles was a small fraction of US travel fatalities that year.
While accepting these facts, my guess is that future historians will regard 9/11 as a date as important as the Japanes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on December 7, 1941. The surprise attack on the US naval base in Hawaii killed some 2,400 American military personnel and destroyed or damaged 19 naval craft, including eight battleships. In both cases, however, the main effect was on public psychology.
For years,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had tried to alert Americans to the Axis threat but had failed to overcome isolationism. All that changed with Pearl Harbor. In the 2000 presidential election, George W. Bush advocated a humble foreign policy and warned against the temptations of nation-building. After the shock of 9/11, he declared a “global war on terror” and invaded both Afghanistan and Iraq. Given the proclivities of top members of his administration, some say a clash with Iraq’s then-dictator, Saddam Hussein, was predictable in any case, but not its manner or cost.
What 9/11 illustrates is that terrorism is about psychology, not damage. Terrorism is like theatre. With their powerful military, Americans believe that “shock and awe” comes from massive bombardment. For terrorists, shock and awe comes from the drama more than the number of deaths caused by their attacks. Poisons might kill more people, but explosions get the visuals. The constant replay of the falling Twin Towers on the world’s television sets was Osama bin Laden’s coup.
Terrorism can also be compared to jujitsu, in which a weak adversary turns the power of a larger player against itself. While the 9/11 attacks killed several thousand Americans, the “endless wars” that the US subsequently launched killed many more. Indeed, the damage done by al-Qaeda pales in comparison to the damage America did to itself.
By some estimates, nearly 15,000 US military personnel and contractors were killed in the wars that followed 9/11, and the economic cost exceeded $6 trillion. Add to this the number of foreign civilians killed and refugees created, and the costs grow even more enormous. The opportunity costs were also large. When President Barack Obama tried to pivot to Asia – the fastest-growing part of the world economy – the legacy of the global war on terror kept the US mired in the Middle East.
Despite these costs, some say that the US achieved its goal: There has not been another major terrorist attack on the US homeland on the scale of 9/11. Bin Laden and many of his top lieutenants were killed, and Saddam Hussein was removed (though his connection to 9/11 was always dubious). Alternatively, a case can be made that bin Laden succeeded, particularly if we consider that his beliefs included the value of religious martyrdom. The jihadist movement is fragmented, but it has spread to more countries, and the Taliban have returned to power in Afghanistan – ironically, just before the 9/11 anniversary that President Joe Biden originally set as the target date for withdrawing US troops.
It is too early to assess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the US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The short-term effects of the chaotic exit are costly, but in the long term, Biden may come to be seen as correct to forswear the effort at nation-building in a country divided by mountains and tribes and united mainly by opposition to foreigners.
Leaving Afghanistan will allow Biden to focus on his grand strategy of balancing the rise of China. For all the damage done to US soft power by the chaotic manner of the exit from Afghanistan, Asia has its own longstanding balance of power in which countries like Japan, India, and Vietnam do not wish to be dominated by China and welcome an American presence. When one considers that within 20 years of America’s traumatic exit from Vietnam, the US was welcome in that country as well as the region, Biden’s overall strategy makes sense.
At the same time, 20 years after 9/11, the problem of terrorism remains, and terrorists may feel emboldened to try again. If so, the task for US leaders is to develop an effective counter-terrorism strategy. Its core must be to avoid falling into terrorists’ trap by doing great damage to ourselves. Leaders must plan to manage the psychological shocks at home and abroad.
Imagine what the world would be like if Bush had avoided the tempting rallying cry of a global war on terror and responded to 9/11 by carefully selected military strikes combined with good intelligence and diplomacy. Or, if he had gone into Afghanistan, imagine that he had withdrawn after six months, even if that had involved negotiating with the despised Taliban.
Looking forward, when the next terrorist attacks come, will presidents be able to channel public demand for revenge by precise targeting, explaining the trap that terrorists set, and focusing on creating resilience in US responses? That is the question Americans should be asking, and that their leaders should be addressing.
** Joseph S. Nye, Jr. is Dean Emeritus of Harvard University’s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and author of Do Morals Matter? Presidents and Foreign Policy from FDR to Tru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