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换回钱学森的11名美军间谍，在哪抓到的

来源：历史逆时针

12/04/2021

　 1955年10月8日，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历经重重阻碍，终于回到了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

　　众人欢庆之余，不禁心生疑惑，此前美国态度十分强硬，将钱学森非法扣留长达5年之久，如今为何转变态度？

　　60年后，随着相关档案解密，揭开了当年中美博弈的始末。

　　B-29坠落在鸭绿江畔

　　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空军除了对志愿军一线部队和后方目标狂轰滥炸外，还疯狂发动宣传攻势，妄图削弱志愿军高昂的士气和斗志。

　　这当中，就有鲜为人知的心理战。

　　1951年5月，第五次战役激战正酣，美军在三八线附近春川地区的狭小地带，短短5分钟内，竟然向志愿军阵地空投了154万份传单。美军甚至煞费苦心，调来一批懂汉语的女播音员，进行空中喊话。

　　除了传单，从空中飘落的，还有包装精美的水果糖和点心，以及夹着的漫画、图片和所谓的“投诚路条”等。

　　据美军自己的不完全统计，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总共投放了2.4亿份宣传品，把它们堆积起来，可筑成一条长达150公里的纸墙。

　　空投宣传品时，美军飞机视天气和地面防空火力情况，通常在5000-7500米高度投下宣传弹，宣传弹内的引信出舱时被点燃，然后在距离地面300-600米的高度炸裂，撒出宣传品。这样，既可以保证投放的精度，避免传单在高空被气流卷走，不知去向，同时也避免飞机在低空投放，成为我军高射火力的靶子。

　　但是，事与愿违。这些漫天飞舞的传单，除了成为老百姓的引火纸外，收效甚微。

　　美国空军将领认为，宣传战是中情局的一厢情愿，得不偿失。他们担心，在志愿军空军的米格-15战机投入战斗后，美军心理战飞机再深入后方空投传单，冒的风险太大。

　　美军有意取消空投，中情局（CIA）一把手艾伦·杜勒斯却站了出来，强烈反对取消心理战。

　　艾伦·杜勒斯认为，心理战持续下去，一定会取得预期效果。

　　为此，他甚至通过哥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杜勒斯，游说高层，对军方施加压力。

　　胳膊拧不过大腿。无奈之下，美国空军只得继续空投新宣传品，但减少了频次，并且把空投时间改为夜间，以避开我军战机和防空火力的打击。

　　为谨慎起见，美军调来空军第581空中补给和通讯联队，承担这项心战任务。

　　581联队的前身，是大名鼎鼎的“飞鹰中队”。它与亚洲的“飞虎队”齐名，二战期间，“飞鹰中队”飞行员以志愿人员身份，参与欧洲的对德空战，取得令人瞩目的战绩。

　　二战之后，“飞鹰中队”于1951年2月23日正式加入美国空军，驻扎爱达荷州的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952年底升级成第13航空队第581空中补给和通讯联队。

　　按照美军远东司令部的行动计划3-52，581联队的任务是进行前沿侦察，除了实施心理战之外，还要对“铁幕”之后的渗透破坏活动提供各种支援，包括空投间谍和器材。

　　581联队下辖的12架B-29“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专门改装成RB-29侦察机，机身进行了特殊处理，全机被涂成黑色，以便在夜间渗透时可以和夜空融为一体，降低被地面防空火力发现的概率。

　　同时，为了尽可能地增加空投载重量，并提升航程，以便更深入后方区域，这批B-29轰炸机还拆除了绝大部分武器，只保留一门尾炮。

　　581联队的4架RB-29驻扎在日本横田空军基地，每60天进行一次任务轮换。

　　每架RB-29的机组成员里，都安插了一名中情局秘密特工，称为“跳伞指导官”。这些人的身份严格保密，即使是联队指挥官阿诺德上校，也不知道他们的真正身份。此外，581联队还有一名中情局的联络员乔治·皮特曼中校，只有极少数美军将领才知道他的底细。

　　1953年1月12日夜，第581联队指挥官阿诺德上校、第91战略侦察中队飞行教官威廉·鲍墨少校、机长韦迪上尉，和其余11名机组成员一起，登上了一架呼号“星尘40”的RB-29侦察机（美国空军序列号44-62217）。

　　这是581联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一次出任务，事关重大，阿诺德上校亲自坐镇指挥。

　　按照原定的计划，这只是一次常规的夜间空投传单任务。

　　RB-29奉命在博川、龟城、北镇、宣川、东林驿和铁山等六个地区投下传单，耗时约28分钟。然后，RB-29掉转航向飞向公海，折回日本横田基地。

　　从横田基地起飞后，RB-29侦察机完全无视我方的防空力量，一路大摇大摆，招摇过市。

　　顺利完成对前5个目标的空投后，RB-29接近最后一个空投点，也就是铁山郡，此时飞行高度约22000英尺（6705米）。

　　在抵达鸭绿江以南约15公里的铁山郡上空时，突然从地面上射出了十数道粗大而雪亮的防空探照灯光柱！

　　光柱在夜空中搜索，迅速向RB-29侦察机的方位汇聚。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机组成员大吃一惊，浑身的血液仿佛凝固了一样。

　　他们的感觉，就好像是一个趁着夜幕掩护入室盗窃的小偷，突然被十几道手电筒光罩住一样。

　　实际上，隶属苏联空军第64航空军的雷达部队，早就发现了RB-29的动向，一直紧紧咬着它的航线。

　　当RB-29飞临宣川上空时，驻安东（辽宁省丹东市的旧称）浪头机场的苏联空军第535歼击机团奉命起飞，12架米格-15前往拦截RB-29。

　　苏军战机分成3个4机编队，向这架孤军深入的侦察机包抄过来。

　　为了防止敌机逃脱，一个中队截断了RB-29逃往公海的通道，另外一个中队则堵住了RB-29南逃的路线。

　　当RB-29飞到铁山上空时，535团第1中队的米格-15已经靠近了它，但是由于夜色太黑，又没有月光，飞行员们很难目视发现在夜空中飞行的侦察机。

　　这时，按照雷达指示的信号，地面的苏军第10独立探照灯团突然打开探照灯，灯柱很快就汇聚在RB-29的机身上。

　　飞行员布朗·华莱士中尉操纵着机身庞大的侦察机，拼命机动飞行，试图摆脱灯柱，但未能得逞。

　　灯柱死死地咬住了侦察机，第1中队的米格一拥而上，展开了猛烈攻击。

　　在规避攻击的慌乱之中，RB-29逐渐偏离了原定的航线，径直向安东飞来。

　　因为之前拆掉了大部分的武器，RB-29只能靠着尾炮手阿尔文·戴尔操纵机尾的双联装机炮，拼命地向米格-15射击，试图挡住一轮比一轮更加凶猛的攻击。

　　22时16分，苏军哈贝耶夫上尉驾驶的米格-15连续命中敌机，RB-29的4个引擎有3个被击中起火，飞机开始失去控制。

　　见势不妙的飞行员华莱士中尉，发出最后的求救信号“Mayday”。

　　阿诺德上校下达弃机的命令，机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跳出机舱。

　　阿诺德是最后一个跳出飞机的，在跳伞前，他还特意查看了一下尾炮塔，发觉炮手阿尔文倒在血泊之中，在米格大口径机关炮的集火射击下，他早已中弹身亡。

　　降落伞飘落在安东

　　1月12日深夜，正值三九隆冬，天寒地冻，失去控制的RB-29侦察机拖着浓烟和火舌，摇晃着栽在安东的五龙背地区，一朵朵降落伞在夜空中徐徐飘落。

　　安东市公安局干警吕令勇正走行回家，目睹了RB-29坠落的场景，他立即跑步返回局里，报告敌情。

　　五龙背区（现五龙背镇）区长王春荣刚刚开完会，一迈出会议室，忽然听到头顶传来的飞机轰鸣声，目击到一架飞机呼啸着向五龙背方向坠落。

　　王春荣立即同区公安股长于心田等3名干警和7名区干部，徒步朝飞机坠落方向追去。

　　在酷寒和暗夜中，他们心急如焚，一路小跑十余华里后，赶到与五龙背交界的凤城县边门区（现汤山城乡）榆树林村，发现村南的山沟里火光冲天，便直扑过去。

　　侦察机已经被摔成了一堆残骸，还在熊熊燃烧。

　　王春荣等上前记下了飞机的型号和编号——B29型、44-62217，步量了机翼的尺寸，随后撤离了现场。

　　几乎同时，五龙背区的民兵接到了区武装部的电话，得知美机坠落的情况，民兵立即投入搜捕战斗，控制路口，排查可疑人员。

　　1月13日凌晨5时许，五龙背山脚下的新康村民兵曾英范正在搜山，突然听到村里的另外一个民兵何连贵大喊：“抓特务！”他急忙朝空中开了3枪，通知全村民兵和群众出来围捕特务。

　　何连贵告诉他，有一个美军飞行员躲在他家的柴火垛子里，正在烤火取暖，被他老婆发现了。

　　那名美军飞行员，被曾英范当场抓获。

　　这时，曾英范又听见了枪声。

　　天还未亮，弹道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显得特别醒目，他立即蹲下观察情况，发现枪声来自距离他家后面约200米的山坡上。

　　不一会，在东坡，北坡和河沟边，也陆续传来枪声，他立即判断，这是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试图相互联络。

　　他立即大喊：“抓特务！快出来抓特务！”

　　在东山坡一处沟沿，民兵排长王吉生看到一名腿部负伤的飞行员，降落伞堆在身后的一片小松林里。他带领20多名民兵绕到对方身后，干净利落地将其俘虏。

　　生产队长王风山，带领村民分几路往山顶方向搜寻，行至一处山沟，发现一柴草垛微微颤动。他和村民们警觉起来，扒开几捆柴草，发现一个美军躲在柴垛里，冻得瑟瑟发抖。

　　这名美军呜哩哇啦说了一通，谁也没听懂，又磕头求饶。

　　就在押着美军往回走的路上，王风山又发现一具白色的降落伞，挂在一棵大树上，只见伞未见人。

　　他赶紧和几个村民到山脚下搜索，在附近草丛里又抓到一名美军。

　　8时许，安东市公安局派出9名干警和1名翻译，赶往新康村，将4名俘虏押回五龙背区。

　　在审讯中，俘虏承认，12日被击落的飞机中有14人，13人已跳伞。

　　安东市公安局迅速调整部署，调集各地民兵4300人，赶往新康村方圆大约10公里的区域，布下天罗地网。

　　上午11时，我公安人员抵达坠机现场，布置了警戒线，并将机舱内和树上发现的2具美军尸体也看护起来。

　　随着天色大亮，搜捕工作进展顺利：荒沟村民兵捕获美军3人、老古沟村民兵也捕获2名美军，并且发现1具飞行员的尸体。

　　到下午3时左右，五龙背区里已经先后拘押10名美军，俘虏供称，指挥官阿诺德上校尚未被抓。

　　下午4时，老古沟村民兵队长蔡喜厚带着4名民兵，搜索到村北的窑沟地带，民兵于振权突然发现，在一颗松树下，蹲着一个身材魁梧、穿着飞行皮服的美军——无需多说，此人正是阿诺德上校！

　　民兵们毫不迟疑、立刻猛扑过去。蔡喜厚抢先拦腰抱住阿诺德，但是身高体壮的美国人拼命挣扎，差点把他摔到沟里。

　　其他几个民兵一拥而上，奋力死死抱住阿诺德，下了他的枪，这最后一名俘虏才乖乖就范。

　　至此，除1人机上中弹身亡、1人坠亡、1人伤痛和酷寒难忍自尽外，其余11名美军全部被抓获。

　　1月13日下午6点，11名美军和他们携带的14支武器、3部大小电台、8张绢质地图、13具降落伞等物品，被一并移交给驻安东空军司令部。

　　由于阿诺德等人是在中国境内被俘的，因此他们没有被送往碧潼郡战俘营，而是被押往沈阳。

　　半年之后，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中国开始遣返美军战俘。除了21人主动要求留下来，其余5600余人都及时遣返了。

　　但是，581联队的11人却是例外。

　　志愿军在审讯过程中得知，他们不是普通的美国空军人员，而是专门从事心理战、空投特工和器材的特殊任务成员，每架飞机上都有一名中情局特工。因此，他们不能算作战俘，应定性为间谍。

　　而间谍是不受日内瓦公约保护的。

　　1954年10月9日，11名RB-29机组乘员在京被提起公诉，罪名是侵入中国境内，从事间谍侦察活动。

　　1954年11月23日，阿诺德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鲍墨被判有期徒刑8年，其余人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5年、4年。

　　12月10日，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大会通过提案，让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出面，“采取决定性行动，使11名官兵尽快获得释放”。

　　中方答复，美国间谍案与战俘问题无关，但为了缓和局势，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家属来华探视。

　　换回钱学森的关键筹码

　　1955年，这11人的命运发生了转变。

　　当时，美国扣留了一批侨民，中美在这个问题上交涉多时，双方针锋相对，互不让步。

　　从两国解密的外交档案来看，美方竭尽全力施压，想使中方释放在华的美国间谍，而火箭专家钱学森的回国问题，成为当时中美博弈的焦点。

　　谈判异常艰苦，双方针锋相对，互不让步。由于美方缺乏诚意，会谈成效甚微。

　　早在1950年，钱学森一家准备坐船回国时，就被美国移民局逮捕，关进特米那岛上14天，移民局还没收了他的行李，包括800公斤书籍和笔记本，甚至抄了他的家。直到加州理工学院交纳1.5万美元巨额保释金后，钱学森才被释放，但被限制人身自由，不准离开美国。

　　美国海军次长丹尼·金布尔声称：钱学森抵得上3至5个海军陆战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

　　为了打破僵局，1955年7月30日，中方表示，因为服刑期间表现良好，将在适当时候提前释放11名美军间谍。

　　之前态度强硬的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压力，在钱学森放与不放之间难以抉择。

　　面对被俘人员家属的多次上门哀求，中情局负责人艾伦·杜勒斯最先顶不住了，便向哥哥约翰·杜勒斯提出：“放钱学森回国的风险已经降低，要采取任何可能的步骤，寻求在华军事人员获释，没有什么比这更紧迫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美有了达成协议的意向。

　　1955年7月31日，在中美新一轮会谈即将举行之际，阿诺德等11人被提前释放。

　　上午，狱方特意安排犯人们洗澡、理发。他们预感到，有什么大事情要发生。

　　当法官宣布，他们提前获释时，11人顿时欢呼起来，有的痛哭流涕，有的连连伸出大拇指，表示感谢。

　　当晚10点50分，在8名干警的押解下，阿诺德等一行人登上汽车，前往北京前门火车站。

　　从那里，他们搭乘火车前往广东。

　　1955年8月4日中午，火车抵达深圳。在办理完相关手续后，我方将他们带到罗湖桥头，转交给等候在那里的美国空军联络官德雷克·辛普森中校。

　　上图中，前排左三的下蹲者是哈里，1998年3月，他临终之际，向阿诺德坦白了自己的另外一个身份：CIA安插在581联队的内线。

　　中国释放11名美军的举动，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曾参与斡旋的印缅等国，都对中方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作出的努力表示高度赞赏。

　　8月1日，中美会谈正式举行。中方代表王炳南直截了当地向美国代表约翰逊提出，立即释放被美方扣押的钱学森，并且出示了钱学森亲笔写的要求回国的信件。

　　在铁证面前，约翰逊无言以对。再加上中方主动释放美军飞行员的举动，使得美方在谈判中极为被动。

　　最终，在11名美军飞行员抵达香港的当天——也就是1955年8月4日，美国移民局通知钱学森一家，允许他们离境。

　　9月17日，钱学森一家从洛杉矶登上“克利夫兰号”轮船，踏上了回归祖国的旅途。

　　1960年4月18日~27日，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在京召开。安东市五龙背公社老古沟大队民兵队长蔡喜厚、新康大队民兵队长王吉生，因抓捕美军间谍有功，获邀出席大会，还各自获奖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枪。

　　回顾历史，在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中，坚如磐石的军民团结，凝聚了无往不胜的伟力。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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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1954年14000名志愿军战俘去台湾真相

来源：人民网

11/24/2021

　　许多战俘仍记得那些人在1952年4月7日-8日间的疯狂。冉宏图说，那一夜之间，仅他所知就有99人惨遭杀害，有300被割肉挖心。最终美方得到的甄别结果是，14000名战俘声称自愿去台湾。

　　1954年1月20日，早晨9点，前志愿军67军200师600团战俘冉宏图，混杂在14220名挥舞着青天白日旗、高喊“回台湾”的战俘中，离开了朝鲜板门店附近的联合国军战俘营。

　　扛着孙中山、蒋介石巨幅照片的台湾代表团迎上来，向战俘们表示热烈欢迎。有资料说，战俘们纷纷向孙和蒋的照片致敬。

　　在美军陆军第八军的护送下，530辆卡车把战俘送到仁川。在这里，他们转乘15艘美军运输船去台湾，美第七舰队和美空军第五军则一路随行保护。

　　在海上漂泊了88个小时后，他们才到达目的地—台湾基隆港，另有142名重伤病员，已先由军机直接送往台北接受治疗。

　　细心的人们留意到，领着欢迎人群站在岸边的蒋经国，正在擦拭眼中的泪水。作为国民党事实上的军情系统主管，他完成了一项影响台湾命运的任务。

　　同样心情激动的还有蒋介石。1月23日，接到伤病战俘先期乘军机平安抵台的报告后，这位败退台北后，饱受失眠症困扰的67岁老人安睡了9小时。

　　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实为今年来最安眠之一夜也。”在日记中，蒋介石把此事称为“五年以来精神上对俄斗争之重大胜利。”

赵大夫话室：志愿军战俘的悲惨遭遇
Oct 14, 2021

看着视频中战俘们无助、凄苦的表情让人终身难忘，难怪有些镜头被作为绝密资料尘封数十年。

这些前辈真的不易！

　　命运的转折时刻

　　志愿军战俘问题专家、美国芝加哥大学加州分校历史系博士常诚认为，若蒋介石在朝鲜战争中袖手旁观，那么正如他在北京及华盛顿的敌对者们所预料及希望的，台湾国民党政权很可能已在1950年代崩溃。

　　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式宣布，美国对中国内战采取不干涉政策，不会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和军事顾问。同日，坚持认为“台湾从来不具有非常重要战略意义”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强调“美国将会继续供应台湾岛上所需要的化肥，并推进农村重建项目，但是……任何进一步增加军事援助和军事顾问的方式，都是不必要的。”

　　国民党政权失去大陆后，台湾沦为中美博弈中的弃子，正面临崩溃出局的绝境。蒋介石甚至已绝望地公开声称：“我政府代表必将被驱逐于国际社会之外，此乃成为已定之局。”

　　1950年5月17日，美国大使馆代办师枢安称，“台湾的命运乃已定之局。中共将于6月15至7月间攻台”。5天后，美国政府发布撤侨令：“所有美国人应当尽快撤离台湾”。

【香港故事】抗美援朝老戰士憶當年：現實比《長津湖》慘得多
Nov 12, 2021

71年過去了，現居香港的抗美援朝老戰士楊抗生至今仍無法忘懷自己長眠於上甘嶺戰場的戰友，就像那瀰漫在朝鮮半島上長達三年的砲火硝煙，在歷史長河中亦久久無法消散。1952年，未滿16歲的少年楊抗生，偷偷將年齡改為19歲，加入中國人民志願軍第四十四軍。幾乎同一時間，土生土長的20歲香港青年蕭伯，也滿懷報國熱情，從香港來到廣東，加入了中國人民志願軍第三十八軍，兩位少年的命運由此刻開始改變。

　　这之前，艾奇逊在3月7日写信给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试图阻止25辆M – 4谢尔曼坦克和25架F- 80战斗机运往台湾，尽管这批军火是国民党自己掏钱买的，但是—“这批装备可能落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手中。”没有人怀疑新生的红色政权攻打台湾的速度。

　　“美国人相信北京会在1950年底以前取得台湾，北京将成为唯一代表中国的政府，美国随后将会承认北京的中共政权。”佛罗里达大学教授约翰W斯帕尼尔说。而美国与国民党蒋介石多年的关系，也将随着台湾易手画上句号。

　　偏居东南一隅的国民党政权看上去已朝不保夕，转瞬覆亡的命运似已不可逆转。然而，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

　　绝望的蒋介石看到了一线希望。次日，蒋介石就向麦克阿瑟表示，愿意提供3.3万名军人赴南朝鲜作战。

　　远东局势骤变。美国的远东战略也随之转变。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表示，“共产党部队可能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以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而必要任务的美国部队的安全”，决定派遣第七舰队横亘于台湾海峡。

　　蒋介石又派顾维钧和何世礼，再三去向麦克阿瑟请战。不久，蒋介石又提出，可以派1.5万名志愿兵参战，并完全归麦克阿瑟指挥。

　　在“1950.12.31日记”中，蒋介石写道：“天赐韩战，最应感谢上帝，……使美国仗义抗共,不放弃远东,以转移整个局势也。”

　　虽然直接派兵最终未果，但台湾还是向联合国军提供了他们迫切需要的翻译、中文教师、记者等文职人员。正是这数百名伪装成文职人员的国民党特工，在向台湾提供大量情报的同时，成功策反了14000余名志愿军战俘。

　　策反暗战

　　最早提出“策反共产党战俘来台”设想的，是台湾“国防部”第二厅厅长赖名汤。1951年7月7日该设想提出后，台湾“国防部”于1951年8月9日召开了各厅局会议，认可了这一方案。

　　冉宏图们并不知道，从那一刻起，他们不再是打完仗就能被放回家的普通战俘，他们已经被摆上了远东各股政治势力博弈的棋盘，成为至关重要的棋子。

　　1951年7月11日开始的第一次停战谈判中，朝鲜代表南日就提出了交换战俘的要求。而7月25日，台湾驻韩“大使馆”则发回密电称，“匪俘集体跪求译员”。

　　常诚博士曾就此事访问多位战俘，所了解到的实际情形是：由于战争爆发之初美国也是仓促出兵，对与中国军队作战一事毫无心理准备，直到与志愿军交上了火，才临时找来一些曾在中国生活过、会讲中国话的日本人和韩国人充当翻译，这造成了中国战俘与美韩军人间严重的沟通障碍。

　　此事恰恰成为台湾派出大批特工介入朝鲜战争进程的契机。

　　11月6日，台湾驻韩“大使馆”发往台北的密电，证实台湾特工当时已进入战俘营，并向后方传递情报。该密电转述了“译员某”的报告称，九月下旬，巨济岛战俘营72、86联队张思波等96人“自动组织反共抗俄同盟会，并请求于臂上刺‘反共抗俄’四字”。战俘赵英魁回忆，在进入济州岛战俘营之前，总数一万多人的志愿军战俘中，已经悄悄混进了一批台湾渗透来的假俘虏，约400多人，国民党军战死将领黄百韬的儿子黄效先也在其中。他们很快被任命为联队长、大队长、小队长、班长等职衔，成了战俘管理者。

　　常诚说，最早转变立场的，应该是部分国民党旧军人。台湾政工人员给战俘们讲三民主义、反苏反共理论，他们则在私下串联、鼓动，软硬兼施，在不肯转变立场的战俘胸口、手臂等处强行刺上“反共抗俄”字样等等。

　　“这是要断我们回国的路。”战后回到大陆的战俘张泽石说。被刺字后，很多人就绝望了。这之后，一批中共政工干部转变了立场。而且，这批变节政工干部，策反战俘 “比台湾人更卖力”。常诚分析，他们“对中共严厉的组织、军事纪律熟稔无比”，作为以往组织纪律的执行者、政策的宣讲者，他们非常清楚，带着“反共抗俄”刺字回国后会有什么结局。

　　然而，按照日内瓦公约118条，“实际战事停止后，战俘应即予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他们最终仍应被遣返中国大陆。

　　变节者们若想改变自己的命运，除非是能裹挟更多人造成浩大声势，迫使美方改变政策。为此，他们不惜对坚持拒绝转化的战友暴力相向，甚至残酷杀戮。

　　1952年春，赵英魁曾亲眼目睹，两名不肯接受刺字的战俘被人用固定帐蓬的钉钻子活活打死。冉宏图则说，有些拒绝合作的战俘，一到天黑就被人“嘴巴一捂塞到厕所里，下了毒手”。

　　“搅局者”

　　最初，美国政府并不愿意把战俘送往台湾。

　　1951年8月27日，艾奇逊称“压倒一切的考虑，应当是尽快地让所有联合国和韩国俘虏回来。美国的利益要求我们严格地遵守日内瓦公约。”

　　11月15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李奇微发出指令，“为了使得全部或者尽可能多的联合国与韩国战俘返回，或者为了避免不可接受的拖延，或者出于防止停战谈判的破裂，如果有必要，你有权同意全部交换战俘。”

　　当时，中苏的态度明确而一致。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反对按一对一的原则交换，我们建议按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交换。”斯大林回电：“您的立场完全正确，敌人很难提出异议”。

　　谈判双方立场接近，按照日内瓦公约遣返战俘，似乎顺理成章。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小小的台湾随即成为“搅局者”。

　　1951年12月18日，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发表谈话称，“目前在韩境联军所掌握之中国战俘，已有多人强烈表示不愿回到铁幕之中…… 将此辈刚领悟自由意义之中共及北韩战俘强迫遣送至共产暴政巨掌之下，既不民主，复背基督教义……”

　　从1952年1月15日美国参联会重新发给李奇微的指令来看，台湾当局的表态，无疑已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态度：“作为最后的立场，你获得授权同意全部交换战俘，但是不能使用武力强制遣返。”

　　此后数月内，美方立场在“自愿遣返”和“全部遣返”间摇摆不定。

　　1952年2月14日，联合国军首席谈判代表乔伊海军上将致电参联会称，“联合国军的任何单边的甄别、以期制造既成事实来解决强制遣返问题的做法，都将构成美国方面的背信行为，而且必然会引发共方对我方战俘的报复。”

　　叶公超随即于2月25日通知美联社，“‘中华民国政府’对凡自愿来台参加反共抗俄工作，并经盟军考察属实之投诚‘匪俘’，均可接收来台。”

　　2月27日，参联会又致电李奇微，表达了“最后的最后立场”：美国政府不会强制遣返战俘。同日，美国驻韩大使MUCCIO致电称，“我们知道我们的军方带来了很多的中国人，他们的团队分布在翻译和公民教育学校人员中……我个人有个感觉：中国人已经影响了巨济岛和板门店的事态发展。”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罗伯特阿奇奈利指出，“尽管对华盛顿的支持绝对依赖，但国民党政府远不是顺从的冷战代理人，并且对美国政治的理念和运作都能产生自己的影响。”

　　“扳道工”蒋介石

　　此后两月内，台湾仍不断在各种场合强调：“可接受自愿来台的战俘”。

　　前有中苏强硬要求按日内瓦公约遣返全部战俘，后有台湾不断制造舆论压力，夹缝中的美国政府，只得在两种立场间不断摇摆、反复辩论。

　　艾奇逊在1951年2月8日意识到，“战俘问题将成停战谈判唯一悬而未决问题”。美国政府急于甩脱战俘包袱。

　　中国方面，由于战争初期出奇不意的战略优势渐渐消失，在战俘问题立场上也一度有所松动。1951年4月17日，台湾驻韩“大使馆”报告：“中共代表暗示能接受遣返俘虏80%以上。”

　　于是，美方于4月8日开始在巨济岛战俘营中重新调查、甄别俘虏意愿。美方希望既无强迫意愿、又能顺利达成80%之数，从而尽早达成谈判协议、结束战争。

　　这次决定战俘们最终命运的甄别开始前一天，台湾特工和变节者也积极行动起来了。几十年后，许多战俘仍记得那些人在1952年4月7日-8日间的疯狂。

　　冉宏图说，那一夜之间，仅他所知就有99人惨遭杀害，有300被割肉挖心。张泽石在其《战俘手记》一书中，提到了一个叫李大安的战俘，此人带着一批台湾特务、变节分子“疯狂残杀”，李大安用匕首亲手剖开了同袍林学逋、阳文华的胸膛，把尚在跳动的心脏挑在匕首上，到处去恐吓战俘。

　　最终美方得到的甄别结果是，14000名战俘声称自愿去台湾。

　　1952年5月7日，杜鲁门宣布：“强制遣俘与我们在韩国行动的基本道义和人道原则相背。我们不会为了买一个停战协定，而置人于被屠宰或者奴役的境地。” 美国摇摆不定的战俘立场由此终结。

　　中朝方面不能接受美方这一立场，板门店停战谈判再次陷入僵局。然而，当1951年5月下旬，中国志愿军180师受到重创后，形势发生了变化。

　　“并未直接参战的台湾，却在暗中有效地绑架了停战谈判议程。”常诚博士认为，正是由于国民党特务在近21000名中国战俘中产生的影响，为期三年的朝鲜战争，后两年一直受政治争论所左右。

　　“如果我们把两个超级大国和中国看作是驱动战争的火车头，那么蒋介石就是关键时刻的扳道工，有效地改变了战争与和谈的进程。”

　　不曾参战的最大赢家

　　当朝鲜南北分治已成定局，首先是急于结束战争状态的金日成立场松动，只剩有斯大林支持的中方坚持按日内瓦公约遣返战俘。

　　然而，当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苏联方面不再坚持此前的立场，使得中方孤掌难鸣。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签字，确定战俘按照自愿原则遣返。至此，志愿军战俘去台一事最终尘埃落定。

　　此后，台湾国民党代表团屡屡向联合国提及战俘赴台一事，以此证明“中国人只要有选择就一定会拒绝共产主义”，进而证明其政治主张的正当性。

　　战俘赴台一事赢得政治主动后，台湾当局进而于1952年签署《台北条约》，正式从日本手中将台湾主权收归中国。1952年11月，艾森豪威尔任美国总统后，采取了更为激进、强硬的远东政策，与台湾当局于1954年签署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这标志着台湾重新被纳入美国军事同盟体系，台湾也因此得到了此后20多年的生存空间保证。

　　“台湾不曾参战，却因此成为朝鲜战争的最大赢家。”常诚认为。

　　棋子与弃子

　　台湾国民党政权摆脱了弃子的命运。而志愿军战俘，协助台湾完成命运转变的关键棋子，却在实现利用价值后成了弃子。

　　冉宏图们上岸后，又分乘225辆军用大卡车，分成5个支队，由摩托车队前导，救护车、通讯车随行，另外还有国民党安排的广播车沿途播放歌曲散发传单。车队到达台北后，沿主要街道行进，沿途不断有人燃放鞭炮，一派喜庆气氛。

　　然而喜庆过后，台湾方面“战俘去台湾后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不肯去台湾的，可以选择前往中立国”等承诺，并没有兑现。

　　战俘们被交由蒋经国领导下的一个辅导组织负责，逐个审查后，补入国民党军基层。

　　冉宏图回忆，其实许多人内心并不愿意去台湾，在从韩国到台湾的船上，就有战友说：“我去到台湾也是死，我刺了一身字回到大陆去也是死。”“不听劝，他头一低就跳海了。”

　　1958年8月28日，金门炮战爆发。冉宏图等前志愿军战俘也上了前线，有的就“带着美国鬼子的步枪、自动步枪，连枪浮水游走，浮到厦门跑掉了”。冉宏图也想逃跑，但由于企图早被发现而未果。

　　频繁出现的逃跑事件，使国民党当局意识到，这批志愿军战俘大部分还是“人在曹营心在汉”，于是又针对战俘开始了新的政治攻势。冉宏图就曾被要求参加国民党，但他拒绝了。

　　“好人”、“坏人”、“中国人”，这些概念一直在冉宏图内心纠缠，他再也无法给自己下一个定义。这个被强抽壮丁入伍的百战老兵，此后再不关心政治，只是每年清明节前后，他总要面对着大海。

　　“在台湾烧纸，晚上做梦都想到母亲，想到弟弟……”

　　“那个时候往床上一躺，脚就把扳机扳着，枪抵着胸口。我跟他们讲了好多次，我都没有自杀，只能够晚上掉眼泪。我说我还要活下来，回来看一下，对家里有一个交待。”

　　1942年春节，他被保长一根绳索捆着送进军营，就此身不由己，卷入时代风浪一生流离辗转，60多年再没回过故乡。他觉得自己这辈子从来没有机会选择自己的人生。农民、国民党军、解放军、战俘、国民党军……似乎就是抓壮丁的那一个下午，就改变了他所有的命运。他说，他不知道应该怨谁。

　　1975年退役的时候，他已经五十开外，仍然是个军衔中士的小兵，孤身一人。他在家订下的那个娃娃亲，早已经杳无音信，可是他依然日思夜想着那个他只见过一面的女人，因为父母死后，这个女人成了冉宏图对家乡最真切的具象。

　　1987年底，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长达38年的两岸同胞隔绝状态打破了。然而冉宏图囊中羞涩，也没有亲人和朋友资助，只能去洗胶袋赚钱，他没有家，晚上就睡在楼梯的角落里。

　　冉宏图终究还是回到了故乡。

　　2008年3月29日，他在成都下机，一路问老乡：老屋门口的柿子树和橙子树相当好吃，树还在不在？老乡说橙子树不在了，柿子树和桃子树还在。“结果我去看，那个柿子树和我一样，也已经老了。”

　　冉宏图把暮年的归宿选在宜昌，这是当年抗日时他打过仗的地方。

　　如今，冉宏图和侄子一家养了十几头奶牛，在一个很僻静的小山村里深居简出。对他来说，这或许是种慰籍，不用再向别人解释自己复杂的身份，也不用再争辩那段岁月的是是非非。他说，“在宜昌，如果有人问起来，还可以简单回答说当年我在这儿打过日本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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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志愿军战俘去台湾后，过得好吗？

来源：千里博客

11/24/2021

　　志愿军战俘是一个与“冰雕连”一样沉重的话题，关于这些战俘在战俘营的遭遇，战俘们的遭遇及无助、凄苦的表情让人终身难忘，难怪有些镜头被作为绝密资料尘封数十年。然而这些前辈毕竟为国殊死奋战过，他们不应该被遗忘。

　　据统计，志愿军战俘中有6673人回到了大陆，14334人到了台湾，另有12人到了印度。

　　这些战俘回到大陆后，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待遇，后又给予平反。鉴于这方面的资料较多，就不赘述了。那么去台湾的这14000多人，又过得如何呢？

　　1.　赴台过程

　　1954年1月20日，早晨9点， 14000多名战俘挥舞着青天白日旗、高喊“回台湾”的口号，离开了朝鲜板门店附近的联合国军战俘营。扛着孙中山、蒋介石巨幅照片的台湾代表团迎上来，向战俘们表示热烈欢迎。不少战俘纷纷向孙和蒋的照片致敬。在美军陆军第八军的护送下，530辆卡车把战俘送到仁川。在这里，他们转乘15艘美军运输船去台湾，美第七舰队和美空军第五军则一路随行保护。

　　在海上漂泊了88个小时后，他们到达目的地 — 台湾基隆港，另有142名重伤病员，已先由军机直接送往台北接受治疗。

　　2.　回台伊始

　　台湾方面动用了极高的规格来欢迎志愿军战俘抵达台湾。蒋介石派了蒋经国、张其昀、谷正纲等到码头欢迎。站在岸边的蒋经国，甚至流下了泪水。欢迎场面之宏大，媒体报道之热烈，自不必说。上岸后，又分乘225辆军用大卡车，分成5个支队，由摩托车队前导，救护车、通讯车随行；另外还有国民党安排的广播车沿途播放歌曲散发传单。车队到达台北后，沿主要街道行进，沿途不断有人燃放鞭炮，一派喜庆气氛。

　　1月23日，心情激动的蒋介石接到伤病战俘先期乘军机平安抵台的报告后，这位败退台北后，饱受失眠症困扰的67岁老人安睡了9小时。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实为今年来最安眠之一夜也。”在日记中，蒋介石把此事称为“五年以来精神上对俄斗争之重大胜利。”

　　台湾还举行了盛大的欢迎集会，“行政院长”陈诚在会上致词。不久，蒋介石还派“总统府参军长”桂永清代表他前往各“义士新村”及各医院宣慰战俘们。2月4日，他又出面接见战俘代表三十余人，对他们“慰问勉励”。他说：“你们这次回到自由祖国的怀抱，就犹如被匪绑票日久的子弟，经过了漫长的挣扎和斗争，终于获致了今日，比父兄子弟团圆欢欣更为有意义，有价值，无比快乐和胜利。”他要求全体战俘“为三民主义而奋斗”。1955年1月23日，台湾当局为纪念战俘们到台一周年，又将该日定名为“自由日”，发起“条条大路通自由运动”。

　　3.　台湾的承诺及安置情况

　　然而喜庆过后，台湾方面“战俘去台湾后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不肯去台湾的，可以选择前往中立国”等承诺，并没有兑现。“行政院长”陈诚在视察大湖、杨梅等地志愿军战俘驻地时，曾虚弱地解释道：“国家的自由和个人的自由是分不开的，要争取个人的自由，必须争取国家的自由”。

　　欢迎活动结束后，战俘们立刻丧失了做“自由平民”的权利，失去自由，并被迫接受国民党方面所授予的“义士”的“荣誉”，被集体送往台北市郊的苦苓岭接受洗脑。台湾国军“总政治部”在这里设有一个叫做“心战总队”的部门。还施以密集课程，强迫‘义士’上课，灌输党国思想教育。台当局又发起所谓‘请缨从军运动’，强迫战俘签名附和。两个月的“思想训导”之后，台湾当局于1954年4月5日公开宣布：全体志愿军战俘“宣誓加入国军部队”。在编入之前，蒋经国领导下的“义士就业辅导处”曾对全体战俘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其比较关键的几项数据如下：战俘总数14334人，其中21-35岁年龄段者12229人；文化程度为大学者仅4人，无学历者6986人；军官、士兵比例为1：10。这些调查资料，直接影响到了台湾方面对战俘们的分配调拨。

　　“就业辅导处”制定的志愿军战俘“志愿加入国军”的门槛是：16岁以上40岁以下；体检合格；政治考察合格。结果，大约有12300人被编入国军，占战俘总数的86%；其余2000余人，有1000余人因为年龄不合标准而被淘汰，以平民身份另行安置；此外还有1000余人，究竟因何原因未被编入国军，则不得而知；其具体去向，也尚无统计资料披露。

　　为便于消化，每个军事单位只分配一个战俘。他们先是被编入新兵营接受基本的军事、政治训练，然后被“个个击破”式地分散分配到各个具体单位，原则是每个单位只分配一个战俘，如此来保证战俘们被孤立后能够迅速“融入”国军。至于部分被分配到军事单位，但始终心怀不满的战俘，则多被送往特设的“反共义士感训团”接受二次洗脑，待政治思想合格后再返回军队；仍不合格者则有可能被送往“火烧岛”监禁关押。

　　至于战俘们参军后的具体待遇，受自身文化程度的影响比较大。陈诚在台湾担任“行政院长”期间，很重视专门技术人员，为这类公职人员制定的薪酬比普通公职人员高出许多；军队系统也不例外。战俘们进入新兵营后，经常被鼓励去考取各种技术类的特训班以及各兵种的专业学校，有一定文化的战俘因此受益颇多。至于那些文盲、半文盲战俘，则大多被分配去当列兵、伙夫、马夫、勤务兵，虽然有按“年资加俸”的优待，但境遇与有文化的战俘比起来，就相差甚远了。尤其是退伍后，许多人只能干些底层的粗活，生活大都比较困苦。当然，最实际的，还是1954年10月5日通过的为国军士兵制定的《授田条例》，按照这个条例，每个退伍的战俘将被授予年产两千斤稻谷的田地。只是台湾田地本就很少，等轮到这批“义士”们授田时，已经无田可授，最后当局选择以发放与田地价值相当的现金作为补偿。

　　4. 　战俘们的国际活动

　　1954年2月到11月，台湾当局组织各种“义士访问团”在岛内外到处活动。台湾当局非常看重这些战俘们所带来的宣传效应。所以，一方面战俘们被强迫参加国军，另一方面，台湾当局还组织了各种各样的“义士访问团”，到处“出访”。1954年2月到3月这段时间，“义士访问团”主要局限于访问台湾本地各县、市以及各部队；从4月份开始，“义士访问团”开始被陆续派往海外。参加访问团的战俘，主要是原战俘营里会英语的亲国民党骨干；这些骨干分子，部分是原国民党干部或士兵，部分则是台湾派遣进入战俘营的特务；而且各访问团均配备有台湾当局的情报人员作为“顾问”，以便监督。菲律宾、泰国、日本、越南、美国、古巴、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均曾多次留下“义士访问团”的足迹。

　　5.　战俘们的晚景

　　随着战俘们的宣传价值与日俱减，他们与普通国军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小。战俘们从军队退役后的境遇，与普通国军退伍军人，也就是所谓的“荣民”们中晚年的遭遇，大致相同。一方面是外省人语言不通、习俗不同，本就难以融入台湾本土社会；另一方面，50年代出于“反攻大陆”的需要，台湾当局又针对他们制定了一系列苛刻的特殊限制，如延长服役期限、限制结婚条件等等，导致“荣民”们的成家、就业、医保、养老全都成了问题，甚至激发为社会事件。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台湾当局于1954年11月设立了由蒋经国全盘主持的“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蒋经国主持“退辅会”不到半年，为“荣民”们先后建立了屏东隘寮农场、嘉义大埔农场、宜兰三星农场、花莲寿丰农场、彰化二水农场等，让“荣民”们得以在此通过务农自食其力。后来又在屏东、花莲、台南、新竹等地修建“荣民之家”，解决年老“荣民”的养老问题。1956年6月6日，台北“荣民总医院”也在蒋经国的推动下开始兴建，三年后建成投入使用，该医院成为许多“荣民”看病的地方，因其设施先进、专家阵容强大，许多国民党高层人物诊疗的首选。

　　婚姻是战俘们最大的痛。或许是顾及到赴台战俘们的特殊性，一开始在台湾的桃园县曾特别修建有一所“义士之家”，专门收容那些退役后无力自谋生路又无处投靠的“义士”。后来，“义士之家”更名为“荣民之家”，战俘们和普通国军之间的区别，也就消失了。与普通“荣民”一样，战俘们最大的痛不是养老与医保，这些问题随着台湾当局的政策已渐渐解决，台湾当局解决不了的，是他们的婚姻问题，如桃园的“义士之家”所收容的光棍“义士”，就曾一度达3000余人。

　　1988年，台湾当局正式允许志愿军战俘返回大陆探亲，免费为其去除身上敏感的政治刺青。

　　1989年1月3日，大陆出台《关于我军被俘去台人员要求回大陆定居的处理意见》，由此，战俘们不但可以返乡探亲，也可以选择回大陆定居了。该处理意见规定：

　　“我军在战斗中被俘去台人员，不同于一般台胞和在台湾的国民党老兵。他们要求回大陆定居，经说明大陆生活条件等情况后仍要求定居的，原则上应予批准，并予以妥善安置。……对批准定居的被俘去台人员的政治历史不审查、不追究。对他们被俘前参加我军的一般历史应予承认，但不补办复员、转业和离休、退休手续。……”

　　这些前辈们真的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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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讲述真正的长津湖战役

10/31/2021

长津湖战役，是一场在极其恶劣自然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战役。新华社记者采访了抗美援朝老兵刘石安，他所在的部队，为抗美援朝首批入朝作战部队。这位亲历者，将为我们讲述真正的长津湖战役。

亲历者讲述真正的长津湖战役
Sep 30, 2021

长津湖战役亲历者周全弟讲述真实的战场

10/31/2021

长津湖战役亲历者周全弟讲述真实的战场
Oct 1, 2021

周全弟在1950年10月，穿着薄棉衣、背着38式步枪入朝参战。作为原中国人民志愿军26军77师231团一营二连战士，他和战友们为阻击美军，曾在冰天雪地里埋伏了三天三夜。

历史远比电影残酷，长津湖3个冰雕连仅2人生还…

历史远比电影残酷，长津湖3个冰雕连仅2人生还…
Oct 6, 2021

真实的长津湖战役有多惨烈？长津湖战役中，由于入朝仓促，各部队3天没吃到粮，弹药不能及时供给，冬季物资也不能及时补充。大量战士冻死冻伤，3个冰雕连仅有两人生还。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战士们依然重挫美军王牌师。

志愿军回忆：美战机来袭，副营长喊“逗老美去”

来源：网络博客

10/31/2021

　　40军过江入朝第二天，刚蒙蒙亮，就听南边天上轰轰隆隆越响越近。118师353团3营营长李德章，命令部队上山坡树林里防空，准备宿营。他转着圈儿望着从头上掠过的飞机，自言自语：“这美国鬼子还挺勤快，这么早就起床了。”

　　不得不说，美国鬼子的飞机的确飞得勤。据统计，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军共出动各类型飞机两万架次，其中B—29轰炸机投下了两万吨炸弹和凝固汽油弹。朝鲜人民军在南进作战中装备的150辆T—34坦克，被美军飞机炸毁79辆。

　　因此，人民军见到行军途中的志愿军，问得最多的就是你们有飞机吗？听说没有，都很失望，说没有飞机不行，美国鬼子的飞机太厉害了。人民军北撤的时候，还用十几头老黄牛拉一架小飞机——那时中朝军队一架飞机真是宝贵呀。

　　倘是个别人这么说，可能是吓破胆了，都这么说就不能不重视了。只是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要有个过程，就难免吃亏。

　　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兵、老干部跨过鸭绿江，见识了美军飞机，就知道日本和国民党那点飞机不算什么了：

　　日本的飞机撑死就一两架，注意防空躲一躲就行了，国民党的飞机比日本多，但技术差远了，也怕死，解放军组织地面对空扫射一阵，甭管打不打得着，国民党飞机打死也不敢飞来轰炸了。

　　美国飞机就不同了，有的部队把汽车开到路边地里，用地里的玉米秸子盖上，就像一堆堆玉米秸子似的。在国内常这样对付国民党飞机。

　　这招对付美军飞机不行了。美国的飞机多，而且太猖狂，飞得低，卷起的风把老乡房顶上苫的稻草都刮跑了，那汽车立刻就露馅了，一顿机关炮、炸弹，烧成铁骷髅。

　　到了晚上美军飞机就没辙了吧？还是高兴太早了，志愿军黑夜隐蔽在玉米地里，月亮好的话还能看到夜航机的影子。打仗的时候，地面发射照明弹，夜航机根据照明弹指引对志愿军狂轰滥炸。不少战士纳闷：“美国鬼子和我们一样，晚上不睡觉呀？”

　　美军飞行员技术也厉害，战斗机白天钻山沟，说贴着地皮飞是夸张，在山上能看到飞行员，飞机栽歪着膀子，像查户口，路上有只个黄牛也追着打。

　　一来几架、十几架，这批走了那批来，老鸹似的。朝鲜地名，大部分都是面呀里呀洞的，志愿军南下的时候，开头还能看到些村镇，后来几乎都黑乎乎的，就剩些房框子了。到了平壤，发现被炸得一塌糊涂，真成“平壤”了。

　　型号不一样，官兵都给起个外号。F80喷气式战斗机，两侧各有一个副油箱，叫它“油挑子”。野马式战斗机叫声特别刺耳，鬼哭狼嚎似的，叫它“黑寡归”。P51侦察机的头是红色的，叫“红头苍蝇”。炮兵校正机飞得慢，成天在头上哼哼，就成了“老病号”。

　　对志愿军威胁最大的还是B—29轰炸机，这种飞机喜欢在万米高空投放凝固汽油弹，到地面后窜起一团火苗，像干不干、稀不稀的小米饭似的，溅哪哪着。溅到身上，不能扑打，也不能用水浇，在地上滚，用被子、毯子把人裹起来。

　　而志愿军的八五高炮射程仅有8000米，打上去的炮弹只能一股烟一股烟在它下面爆炸，连挠痒痒都算不上。

　　因为美军飞机活动十分猖獗，因此朝鲜战争的最大特点，是难说前方后方。

　　部队行军，设营的先走。在国内是号房子，看中哪个房子，让地方干部跟老乡做做工作，一般都能住上。在朝鲜就不同了，得把防空考虑进去，不能住房子，必须得看山沟。看山势、地形，选林子密、便于隐蔽的沟沟岔岔，划分区段，这个连在这条山沟，那个营在那几条山沟。

　　部队到了，放下装具，挥锹抡镐挖防空洞，掘进式，半掘进式。冬天，山野冰冻如铁，一镐下去一个白点，那也得挖，起码要挖个能容身的坑，睡觉、防空。有时刚挖完，来命令又走了。

　　有志愿军老人说，枪响打仗，枪不响挖坑。在前线是挖工事，在后方挖防空洞。入朝大半年，打了五次战役，平均一天挖一个吧。

　　志愿军挖防空洞。敌人在飞机上广播，听纯正的汉语，搞心理战。连长向118师师长邓岳汇报，邓师长以为连长忽悠他玩：“不可能，老美还会说汉语？飞机上还能喊话？”后来习以为常了。

　　当然，志愿军也不是吃干饭的，坐等着被老美飞机炸，你炸我，我就算武器不好，也要想办法教训你。

　　“来了！来了！”步枪、冲锋枪和轻重机枪的枪口，就冲着飞机飞来的方向仰起来。“跑了！跑了！”一阵急射后，这声音既有庆幸，也有失落、遗憾。“打着了！打着了！跳伞了！”大家就呼喊着，向着降落伞飘落的地方跑去抓俘虏了。

　　40军在各次战役中，都有用轻武器击落击伤飞机的战例。无论美军怎样报复，那飞机再也不敢表演“空中杂技”了。有时枪一响，飞行员一慌，一团火光，一声巨响，飞机撞山头了。

　　第三次战役后，部队在逍遥洞、议政府地区休整。354团3营副营长徐忠海，对机炮连82炮排副排长李德福大喊：“走，咱俩逗老美去。”

　　两个人砍些木头、树枝，在山坡上搭个棚子。两人刚到对面坡上坐定，两架“油挑子”——F80来了。第一架俯冲下来，机关炮打得烟尘冲天，棚子没倒。第二架咣咣咣又是一阵机关炮，拔高后在空中转了一圈，“得胜”回朝了。

　　两个人看得这个乐啊，李德福差点笑岔气儿，说咱们再弄一个。徐忠海说天色不早了，明天咱们再来陪老美玩。

　　352团3营机枪连，在阵地周围设置一些假目标。几架飞机见了，鱼贯式俯冲下来。机枪连10余挺重机枪一齐开火，飞机立刻炸了营，有的立即爬高，有的拖着黑烟逃之夭夭。

　　志愿军首批入朝部队是秘密出国，为了保密，志司开头不让打飞机，后来底下有人片面理解“防空”，担心敌人报复，过于强调“藏”了。敌人也真报复，你打他一下，一会儿飞来一群，把一条山沟炸得乌烟瘴气。

　　那也得打，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你越不打，他就越猖狂。在地上跟天上斗，天然地被动，明显吃亏。可当年红军和八路拉队伍时，长矛、大刀和一些破烂枪支，对鬼子和国民党的飞机、大炮、机枪、坦克，不一样是明摆着吃亏吗？

　　等咱们有了机枪、大炮，那敌人除了人又都成美国货了。如果怕吃亏、怕牺牲，这仗就不能打了，就没有这支军队了。

　　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陆地、天空、海洋，后两者都是对手的，志愿军只占有三分之一的空间陆地。时间不到一半，白天美军飞机到处炸，夜间也不好说全部是志愿军的，只有飞机难以出动的风雪天，志愿军才占天时优势。

　　世上没有千年老大。有朝一日，美军没了海空优势，不知将会怎样作战。而从建军之日起，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就是在这种不对称的战争中成长壮大的。

　　解放战争后期，地面上的武器装备与对手对称了，四野甚至优于对手了，空中、海上仍是国民党的天下。那又怎么了？飞毛腿飞不到天上，木船把兵舰冲打得稀里哗啦。

　　如果对称的话，美军还会来朝鲜，中国军队还用过江吗？

　　一些老人甚至说：“不用对称，只要有美军一半的海空实力，过江就往南推，就把联合国军，也就是美军，推到巨济岛，推到大海里了。”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

　　中国军事辞书编撰专家、离休前为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的李英，当年是40军汽车营1连副指导员、党支部书记，虽说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可却敢手握方向盘，在崇山峻岭的山路上，与美军飞机打游击。

　　李英有个绝活——不用眼晴，一听声音，就知道来的是“油挑子”“黑寡妇”，还是“红头苍蝇”“吊死鬼”，是高空，还是低空，是路过，还是要发起攻击。也就明白应该隐蔽，还是坐在驾驶室里安然不动，或者不理它，继续开进。

　　飞机白天钻山沟，晚上瞄灯光，还能把黑夜变白昼。几颗照明弹下来，山野瞬间通明，山路上有时会形成两三公里的照明线。

　　飞机在头上盘旋，照明弹挂在前面，这时要立即停车，或调转车头寻地方隐蔽。照明弹正在头上，刻不容缓，全速通过。

　　照明弹在后面，也要全速向前，隐入黑喑。照明弹多，照射时间长，必须隐蔽。汽车被击中起火，要不顾一切救火，把车开到路边，或者推到沟里，以免堵塞道路。

　　开灯驾驶，引来飞机，闭灯行驶，惊心动魄。山路崎岖，七拐八绕，一些路段下面就是悬崖、深渊。白天上路都让人提心吊胆，更不用说夜间，还要闭灯驾驶了。

　　汽车营另一位老司机崔景廷，没啥文化，可本事挺多，在朝鲜开汽车从不闭灯驾驶，受到的攻击自然就多，却安然无恙。1连出国时的50辆大道奇卡车，就他那辆开回来了。

　　请他谈经验，他说飞机追着俺打，有时炮弹、炸弹前后左右爆炸，也挺害怕的。它在天上飞，俺在地上跑，俺跑不过它，跟它斗心眼。它不是看到俺了吗，俺突然关灯了，它就抓瞎了。估摸着它要动手了，俺一个急刹车，就把它甩前边去了，俺再加大油门猛跑。等它转过身来，俺已经找个地方藏起来了。

　　没读过书的老崔不善言谈，师范毕业的学生官李英，从中悟出个最普通、直白的真理：美军飞机每分钟可以飞16公里，而且可以任意驰骋。我们汽车每分钟只能开1公里，而且只能在一条道上跑，这天上地上的差距实在太大了。可只要抓住几个关节点，就有空子可钻，长处与短板就能互换。

　　之前，老崔不想连累别人，别人也不愿跟他出车，老崔一直跑单车。推广他的经验，1连先后出现10多个像老崔一样的功臣、英雄。

　　天上杂技，地上绝技，这场战争培养、锻炼了一批世界顶尖的汽车驾驶员。

　　一次在山上防空，李英看到飞机在打公路上的坏车。第一次攻击，未见车起火，第二次还是一样，飞机抖抖翅膀，怏怏地飞走了。李英觉得有门儿。

　　之后，空旷地带，无处藏身，就把油箱汽油放出来，电瓶卸下来，再把车厢板拆掉，车头盖揭开，明晃晃停在公路上。飞机见了，以为是坏车，不理睬。有的扫一梭子机关炮，见没反应，也走了。

　　第三次战役，部队在1951年元旦突破三八线，汽车营直接随部队行动，不能开灯驾驶。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刻，滴水成冰，呵气成霜，挡风玻璃一律支起来，司机就那么坐在驾驶室里，一半人冻伤，一些人致残，一些人在炮火下牺牲。

　　天地斗，汽车兵与飞机过招的频率，远远高于步兵。汽车目标大，笨重，飞机来了，不能像步兵那样随即隐蔽防空，伤亡率也大大高于步兵。汽车兵成为志愿军中最危险的兵种，据说平均战斗寿命只有一年。

　　第四次战役，1连装上10车弹药，为插入敌后的118师进行补给。50多公里，天黑出发，午夜前必须赶到，如今高速公路用不上半小时。

　　李英带首车，听到防空哨枪响，立即熄灯隐蔽。越着急，枪声越响，不理它了，闭灯开进。眼看就要完成任务了，或者就是完成任务了，因为首车已到前沿阵地了，司机小范牺牲了。这回不是天地斗，而是来自对面美军阵地上的子弹。

　　1951年7月，朝鲜北部特大洪水，铁路、公路桥梁多被冲毁，美军又发起“绞杀战”，空中力量主要用于封锁志愿军后方交通线，前送物资更加困难。可要想志愿军陷于无粮无弹的境地，又怎么可能呢？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40军的先行官是李英，率一个排18辆满载高粱米的汽车，先于部队过江，去熙川建一个屯粮点。汽车司机的儿子李英，驾驶技术是一流的，勇敢和智慧也是一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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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文献：宋时轮就长津湖战役的检讨书

来源：夜雨疏风

10/31/2021

第9兵团对东线作战的检讨

宋时轮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这次作战打得很不好，不仅未能全歼美陆一师及第七师，反遭巨大减员，严重缩小战力、主要原因是:

(1)对朝境作战情况调查研究不够。小白山系朝境最高最寒冷的地方温度现已降至零下二十几度，遍地积雪数尺，山高路滑，咫尺天涯。人烟稀少，一切粮草均须负担，国内运输线延长数百里遥，经常供不应求。部队入朝后，即日夜生活于野外，战时即是有米亦无法煮熟(白天防空，晚上作战)，偶面煮熟运上火线均成冰冻，无法破碎，更无法吃，便造成严重的、普遍的饥饿现象。体力日益制弱，战力随之降低，加上冬装未补齐(部队入朝后，发的东西都无法前运)，仅靠棉衣服应付零下二十几度的寒冷，特别此地最近每夜下雪，衣服普遍湿透，无法烤干，形成大批冻病冻僵，直至不少数量已经冻死的严重现象。例：(某师×团第×连，除一个掉队与—个通讯员外，全连攻击新兴里敌时，受敌火力压制即卧倒冰地上，但最后打扫战场时，发现全连成战斗队形，死于该处，细查尸体大半无任何伤痕与血迹)。担架民夫少，且系临时动员的老百姓，未经必须的教育，大批逃亡，战场伤员无人抬运或抬的不及时，致有大批伤员冻死的极端严重情况。由于敌人沿公路及两侧行动，我围歼敌人时，必须翻山越岭，山上路少甚至无路，各种炮火无法前运参战，弹药运送亦困难，本来我们的火力就较弱于敌，如此则更加压不倒敌人，增加解决战斗的困难。再由于敌机滥炸，作战地区群众逃跑一空，道路生疏，盲目前进，部队经常错路，了解情况少，拖来拖去疲劳更甚，因而影响作战不少。这些情况战前虽有笼统概念，但没有细致的调查研究，深刻的认识，以致事前没有足够准备，临时则处置困难。（防失联请复制加微信：fengylye注明读者）

(2)由于仓促进入战斗，准备不充分，对地形、道路侦察不清楚,特别是敌情不明，以致盲目性的吃亏太大。

(3)第26军南调时间过迟，对第二梯队军使用得不及时。

(4)部队较注意政治动员教育，是完全正确的，因此才能熬过这极端困难情况，尚不不十分馁气，但缺乏必要的经验与应用军事教育，致造成几次攻击未能凑效的恶果。

(5)对后勤工作组织不良,虽然现有后勤力量特别运输工具，是不能适应目前作战情况之需要，但如能组织好一点(原有×百余辆车, 已损坏三分之二以上)，是可以减少许多困难的。

(6)此次未能彻底完成上级给予任务，应由职负主要责任，拟在战斗结束后，召集各军以上总结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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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战长津湖

内容介绍：1950年11月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第18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的协同下，取得了第一次战役的胜利，共歼敌15000余人，粉粹了”联合国军”，于11月23日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在此之后，美军迅速集中其全部侵朝部队兵力，开始发动了一次能”结束朝鲜战争总攻势”，企图将志愿军赶过鸭绿江，占领全朝鲜，并要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前结束朝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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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3,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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